一个键盘引发的故事

前阵子去某单位,临时要改个文件,对方指了一个空的工位给我,21英寸的iMac,挺好,我喜欢Apple的产品。不过,看了眼那键盘,我实在不想下手。倒不是我有洁癖或强迫症,只是作为一名前IT民工,计算机对我来说是生产工具,只有平时做好维护保养,关键的时候才不会掉链子,就像战士对待他们手里的枪,我不会让自己使用的键盘脏成这个样子。于是我给这个键盘拍了张照片。

就是这个键盘

回头重看这张照片,虽然键盘上满是污垢,但却能大概勾勒出使用者的工作习惯,甚至使用者的形象。其实就看细节,和看老照片一样,所以发在这里也不违和。

先看数字键盘部分。只有1-6这几个键有使用的痕迹,明显“1”键的使用频率最高,其它几个键差不多。说明这台计算机的开机密码很可能就是一个数字“1”,而其它类似内部办公系统软件的登录密码很可能就是“123456”,如果有的话。

数字键盘部分

再看大键盘。两个control键几乎没有使用过的痕迹,说明这台iMac里只有Mac OS,没有安装双系统。26个字母键中,按照拼音字母的词频,i、u、n、a、e都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但在这个键盘的使用情况上没有体现,反而是s、d键使用频率较高。说明使用者并没有经常用这台计算机进行文字录入。如果使用者是用五笔字型输入法的话按说几个字母键的使用频率应该差不多,但看键盘的脏污情况应该是没有用五笔字型输入法。

大键盘部分

command键那么干净,加上s、d几个键的高使用频率,说明使用者经常用到的是几款常用软件里的快捷键,比如command+A是全选,command+S是保存,command+F是搜索,这几个组合在大部分软件里都是通用的。说到command+S,很容易注意到s键磨损的非常严重,看来这个键真的使用频率很高,说明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隔一会儿就会保存一次,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使用者很有可能以前吃过没来得及保存然后损失惨重的亏。此外,大键盘上的delete键使用率也很高,大体上可以推测出使用者也许比较毛躁,容易出错,不断要删除然后重新开始。f、j两个键也很光亮,说明使用者应该早期接受过正规的打字训练,知道手放到键盘上的时候左手食指放在f上,右手食指放在j上。键盘上三个控制音量的按键几乎没用过说明使用者没有用这台计算机听音乐或看视频,从侧面反映出这个单位平时的管理制度可能挺严。还有数字3上面的窗口平铺键也几乎没用过,我大胆猜测使用者并不是一个很好学的人,没有花时间去深挖Mac OS里更多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功能。ESC键的磨损很靠外,说明使用者的手指比较长,也就是说身高应该超过1.6米。空格键一般是两个拇指去按,使用的痕迹相互靠近,说明使用者要么肩窄,要么操作键盘的时候两臂会夹紧身体。从功能键左边磨损大于右边说明使用者不是左撇子,熟练的右手去操作鼠标了。

以上就是我从这个键盘上解读到的,接下来你是不是想低头看看自己的键盘?

被挂上墙的慈禧

慈禧太后拍照的事情,随着新材料的披露以及许多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大体上清楚了,比如摄影师是谁,拍摄地点在哪里,拍摄时间是什么时候等等。当然,单就拍照这个物理过程来说,还有很多细节值得展开,这是另外一条分支。对于慈禧太后拍照片的这个行为的意义,也有很多文章讨论,比如认为这是她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向西方示好的信号;或者是批判一个“祸国殃民”的老太太不理朝政只知道在镜头前“搔首弄姿”;也有的说老人家爱美,一百多年前拍照片就会“磨皮”了。总之,从慈禧太后的这些照片,无论专业学者还是民间爱好者都能延展出来很多内容。不过,也许历史根本没有那么复杂,慈禧太后就是某天早上醒来突然想拍照片了,拍了那些个照片也没有考虑过这意义那意义,解读都是现代人的事儿。这些慈禧太后照片的用途,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作为外交礼物由各国公使转交其最高领导人,这一点有文献支持,比如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日(1904年5月5日)《大公报》“太后照相传闻”载:“传闻,某公使夫人觐见时,言及各国君主之肖像皆许民间供奉以表其爱戴之忱云云。皇太后颇以为然……”此外《那桐日记》里也有相关记载。那桐(1856-1925)清末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琴轩,举人出身。1899年任鸿胪寺卿、内阁学士,1900年任总理衙门大臣。他历经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要的历史事件,日记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参考性。他在光绪三十六年十月六日(1904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初六日,早进内,皇太后、皇上升皇极殿,奥、美、德、俄、比公使呈递贺万寿国书,赏桐饭吃,巳刻礼毕。皇太后赠五国国主、五国公使照相各一张,用黄亭,由内务府送至外务部,桐同联侍郎送至五馆。桐复进内复命,申正归。”故宫里也留存有这样的实物,如《圣容账》里就曾记录了所有慈禧照片的保存数量。可是鲜有资料记载这些外交礼物被转交给外国国君之后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勋龄为慈禧太后拍摄的其中一张肖像局部,美国弗利尔和赛克勒美术馆收藏

依据现在某些博物馆的收藏及市场上流通的情况,存在经多次翻拍且多次洗印的大约6寸的慈禧照片版本。由于没有文献支持,我只能提出一个猜测:慈禧太后的照片在使馆停留期间被这些外交官翻拍然后流向市场。对于当时处在中国最高权利机构中的人来说,慈禧的这张照片是“圣容”,见照片就等于见真人。过去大家族的祠堂里都会悬挂祖先的容像,祭祀的时候要对这些容像行礼跪拜,就是把这些画像当真人来对待的。网上曾经流传一张沙皇尼古拉二世坐在马上手持一张“照片”,士兵们脱帽向这张“照片”下跪的照片,被解读为众人向沙皇的照片下跪,实际上那是耶稣基督的一张小画像,大家在向耶稣跪拜而已。

沙皇手持耶稣的画像坐在马上,士兵们向画像行礼

文献至多能追踪这些被送出去的照片到使馆,那这些照片被送到他国后会发生什么什么事,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呢?最近我看到一张照片,算是为这个问题提供一点谈资。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西部有座叫查普尔特佩克的小山,也叫“蝗虫山”,曾是阿兹台克人的圣地。1785年,新西班牙总督在其上建了一座宅邸,后来经过数次产权变以及改扩建,形成了一个建筑群,称“查普尔佩特克堡垒”(Castillo de Chapultepec),历史上先后作过军校、皇帝居所、总统官邸和观象台,现在是墨西哥国家历史博物馆。这座宫殿里曾有一个房间被称为Chinese Room,满堂中式实木嵌螺钿家具、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据官方资料说这些家具陈设主要来自中国政府1910年9月20日的赠送,当时大清国驻墨西哥大使张荫棠代表国家出席庆祝墨西哥独立一百周年的活动,以此为礼。结果就在同年底爆发了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Ignacio Madero)反对时任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的墨西哥革命,这场“革命”引发了严重的暴力事件,导致了次年5月13-15日专门针对华人的“托雷翁大屠杀”,三百多名华人被当场杀死,被劫掠和摧毁的华人财产更是无法统计。为此,清政府向墨西哥提出严正抗议,并提出三千万比索的赔偿,当时还一度有传言说前往参加英皇乔治五世加冕礼的大清国海军“海圻”号巡洋舰,也就是当时清政府重建北洋舰队的核心战舰将前往墨西哥沿海以起威慑作用,但最后该舰只到访美国和古巴,并未去墨西哥,而且途中国内爆发辛亥革命,舰长程璧光率全舰支持革命,剪了辫子换了五色旗。清政府向墨西哥要求的赔偿最后也不了了之,这个展开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查普尔佩特克堡垒,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爱尼维,在1921年的一张查普尔佩特克堡垒Chinese Room的照片里,可以看见墙上挂着一张慈禧太后的照片,看尺寸和故宫收藏的经过放大上色装裱专门送给外国元首的一样,也就是1903-1908年间由清政府送给时任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的。有趣的是,这张照片上还有一对帘子,看样式应该是国内原装,也就是送给外国元首的慈禧照片当时可能都有这样的帘子(故宫收藏的慈禧太后照片也有配这样帘子的版本)。这让我联想起中国的佛龛,有些是设有帘子或门的,平时关着(遮挡起来),只有诵经或祈祷的时候才会打开,真佛不易见。而对于慈禧太后的照片,就是容像的性质,见照片如同见真人。老佛爷哪能随便见,即使在宫里上班的高级官员,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见。但,这只是在中国,出国以后老外就不管你这个了。这样带帘子半遮半掩的照片挂在墙上,多了许多想象的空间:老佛爷是不是躲在帘子后面暗中观察这屋子里人的活动?是不是会像法国经典动画片《国王与小鸟》里牧羊女那样,到了晚上就从照片里走出来?

查普尔佩特克堡垒Chinese Room里挂着慈禧太后的照片
故宫收藏的慈禧太后的带帘子的照片,翻拍自《故宫藏影》

真是让人浮想联翩。

摄影师岩田秀则

大概前年的时候,浪客兄发给我一些资料,都是庚子前后同一个摄影师的作品。这些信息和我之前自己存档的“未解之谜”就像两块拼图,正好可以合在一起。为了挖出这个摄影师的身世,我满世(网)界(络)找资料。有些资料国内没有,网上也没有,于是我把线索给了朋友本田先生,请他帮我在日本的图书馆找一找。没想到发现另一个宝:反馈回来的资料里有另一位摄影师岩田秀则的信息。

第一次见这个名字是在《北京写真帖》,在后面的版权页上写着“编辑兼发行者 岩田秀则”,其地址是“北京前门外大李沙帽胡同”。第二次见到这个名字是在日本学者日向康三郎研究山本赞七郎的专著里,提到山本赞七郎大正五年(1916)回国养老,照相馆交给了长子山本明打理,昭和五年(1930)山本明回国,照相馆的一切又交给了山本赞七郎曾经的徒弟岩田秀则。

1917年版《北京写真帖》的版权页

这次本田先生帮我找到的资料丰富了岩田秀则的身世:他明治十八年(1885)12月6日出生于日本山形县最上郡新庄町沼田三二七番地,明治三十九年(1906)一月来到北京,进入山本赞七郎的照相馆学徒,经过四年的学习后出师独立经营照相馆,馆址在前面提到的《北京写真帖》版权页上的那个地址“前门外大李沙帽胡同”,这条胡同有些资料上也写作“大礼纱帽胡同”,现在已改名为“大力胡同”,据说在某大门口还能看到照相馆的遗迹,不知是不是岩田秀则曾经的工作场所。在独立经营照相馆的时间里,岩田秀则住在前门外的松尾家旅馆内。在接手师傅山本赞七郎的照相馆后,他关闭了自己的经营场所,至晚经营山本照相馆到1938年,因为在这一年日文版的“北京旅行指南”里还刊载了他的广告,除拍照外还经营照相器材,特别注明“廉价”。后来他在抗战期间离京,照相馆交给了山本赞七郎孙女婿的哥哥,昭和三十七年(1962)在日本病逝。

岩田秀则肖像,1936年

岩田秀则独立经营照相馆后拍摄的作品,除了照相馆的室内人像和1917年/1918年两版北京的风光外,再就是陪着从日本来华考察的历史及建筑学学者了,比如日本建筑史学家、东京大学教授关野贞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国历史帝陵的研究》里就讲到:昭和六年(1931)5月29日,他与竹岛卓一、荒木清三以及摄影师岩田秀则一起骑自行车去清东陵考察(从北京骑自行车去清东陵,真是非常佩服!),路过蓟县的时候,关野贞注意到路左边墙内有一组建筑很特别,就把自行车停到一边准备进去看看,看到山门上赫然写着“独乐寺”。经考察后确定为辽构,于是把准备考察清东陵的30打底片全用来拍了独乐寺!岩田秀则参与考察的这些北京周边地区的古迹作品,大多被收入由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合编的十二卷本《中国文化史迹》,这套书近年有机构翻译影印再版。

此前我只看过岩田秀则作品的印刷品,前不久因缘巧合,在朋友处看到一本影集,里面有多张北京周边及云冈石窟的照片,照片右下角都有“©️”加他的名字缩写“H. Iwata”和照相馆所在地“Peking”的组合签名,并且在照片左下角还有照片编号。

岩田秀则作品的签名样式

这样,大体上就可以捋清岩田秀则在北京摄影活动的情况了,只是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可以展开讨论,期待发现更多的拼图。

婚礼合影考

接到一个任务,要考证下面这张合影里的人到底是谁。

清末一对新人的合影

好吧,先来看看手头有什么。

首先,这张照片的作者是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1841-1898),这是他编号为182的作品。[1]查尔德是大清海关雇佣的英籍洋员,在中国,确切的说在北京从事拍摄活动的时间是1870-1889年,也就是说这张照片应该摄于这一时期。从照片的状态来看,应该用的是玻璃干版,拍摄时间大体上可以缩短到1880-1889年之间。从照片中新郎新娘的衣服来看,应该是春夏之交或夏秋之交。

再说说“传闻”。照片里的新娘和新郎是谁,大体上有三种说法:一,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1852-1942)和聂缉椝(1855-1911);二,曾国藩的孙女,也就是曾纪泽的女儿曾广璇和李鹤章的儿子李经馥;三,曾纪泽的女儿曾广珣和吴永(1865-1936)。在没有更多材料的情况下只能先用排除法。都是曾家的人,于是我去买了一套最新的《曾纪泽日记》,花了两天时间一目十行看了一遍,找到一些线索。

先说曾纪芬。曾纪泽在光绪元年(1875)九月廿四日的日记里写道:“卯正起,至广隆典,料理赏封诸事。饭后料理发亲应办之事,陆续齐备。巳初媒人陈舫仙、陶少云至,少顷聂仲芳来,亲迎下马。宴毕,簪花披红。巳正三刻季妹妆竟,登舆而归于聂氏。”[2]其中“季妹”就是曾纪芬,聂仲芳即聂缉椝(字仲芳)。当时曾纪泽还在湖南老家,而查尔德在华的活动轨迹没有超出北京;除此之外,季节也不相符,因此可以断定照片中的新娘不是曾国藩的女儿,曾纪泽的妹妹曾纪芬。

再说曾广璇。曾广璇是曾纪泽的长女,他的丈夫李经馥是李鸿章的侄子,算是门当户对了。我没有在曾纪泽的日记里看到关于曾广璇出嫁的确切记载,不过在光绪三年(1877)他离开湖南前往北京的路上在安庆停留,在五月十四日的日记里写道:“申初舟泊安庆,立见之客一次,入城,拜李季荃亲家,谈极久。女婿幼仙来见,清品也。”[3]其中“李季荃”即李鹤章,“幼仙”是李经馥的字。这是在日记里第一次称其为“女婿”,想必两人已经完婚,那这个时间点也在查尔德的活动轨迹之外,可以排除这对夫妇的可能。

最后说曾广珣。光绪十二年(1886)曾纪泽出使欧洲回国后定居在北京台基厂,他在光绪十四年(1888)二月初一日的日记写道:“料理本日订庚之事,次女广珣字归安吴永也。”[4]三月廿六日的日记里写道:“午正三刻,女儿广珣妆竟登舆。”[5]其实这个女儿没嫁多远,就在曾纪泽宅邸的西院,新娘回门的第二天还给她父亲“鼓琴两次”来着,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还有一个重要信息“见德贞二次,翟尔德一次(影照院中陈设)。”[6]其中“德贞”自不必说,而这个 “翟尔德”就是查尔德,他所“影照”的“院中陈设”也能找到实物,即下面这张。

查尔德拍摄的曾广珣、吴永婚礼“院中陈设”

放大观看,可见有一幅喜幛的抬头是“劼刚少司农大人 令媛于归大吉”。曾纪泽字劼刚,“司农”是管钱管开支的职位,即指他当时是户部右侍郎。“于归”出自《诗经·国风·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是女子出嫁的意思。很明显这是曾纪泽嫁女时的照片,又是“院中陈设”,这就是查尔德拍摄的那张。

但日记里只说了拍摄“院中陈设”,那有没有为这对新人拍摄合影呢?我只能说很有可能,至少直觉告诉我认同这个观点,毕竟时间、地点、摄影师都对得上。

没有文字证据,最后还要回到图像上来。说吴永,他的经历也很传奇的。据《吴渔川先生年谱》,吴永字渔川,籍贯浙江吴兴,出生在宁远府西昌县县署,光绪四年丧父,光绪十一年在湖南被郭嵩焘聘为记室,十三年随郭嵩焘进京,被推荐给曾纪泽,二十一年被罗丰禄推荐给李鸿章,二十四年任怀来知县。两年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的时候路过怀来县,又饿又累,老百姓已经逃光了,吴永还在留守,给太后等人呈上了被劫掠剩下的一锅“小米绿豆粥”,被“争饮”,后来李莲英又传话说太后想吃鸡蛋,吴永在一“空肆”的抽屉里找到五个鸡蛋,亲自生火烧水煮蛋,不忘“佐以食盐一撮”,“老佛爷很受用”,李莲英又传话说太后想抽烟,吴永又用“粗纸数帖”卷了五根纸烟,慈禧太后才“神态似觉稍闲整”。关键时刻为一把手提供了关键的服务,给了吴永职场上的重要机会,可是他人太耿直,在官场混不开,没有走太远,在北京去世时“仅图书四壁、笔砚数笥而已”。吴永有照片留下来,较常见的是他三十八岁时的肖像,收录在民国时候出版的《庚子西狩丛谈》里。虽然相差十几年,一个没胡子一个有胡子,但是放大比较细节:单眼皮、略宽的鼻翼、脸型,特别是露出的右耳耳廓,可以断定这两张照片里的男子是同一个人。

两个吴永的对比,注意看右耳耳廓

至此,对于开头那张新娘和新郎的合影可以得出结论了:那是光绪十四年三月廿八或廿九日,即1888年5月9或10日,曾纪泽的次女曾广珣和吴永在北京的家中,由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合影。

结束前还有几个彩蛋。首先,当时查尔德为这个场景拍摄了至少两张照片,只有细微的差别:其中一张里新娘没有看镜头,而是眼睛向照片右边望去,同时右手动了一下,袖子的褶皱发生了变化。其次,这张照片还有一些小细节颇可观。

两张照片眼睛看的地方不一样
两张照片拍摄间隙新娘右手动了一下

一,后面喜幛上两个分开的“喜”字。“囍”似乎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符号,甚至国内有很多商品以此为商标,人们已经习惯了两个“喜”字连在一起的写法,在国家标准扩展字符集里这个字有对应代码87D6。而至晚在清末,“双喜”真的就是两个“喜”字,而不是两个字合而为一。传说中“囍”是宋代名臣王安石发明的,他在洞房花烛那天被通知金榜题名,“便挥笔写下两个连体的喜字”,显然,这可能是一个臆造的说法。

二,新娘的妆扮。“凤冠霞帔”在汉语里已经是个固定的成语,指旧时富家女子出嫁时的装束,以示荣耀。当然,这个词取自真实的服装搭配。“凤冠”好理解,但“霞帔”又是什么呢?帔最早是一种女性服饰,指搭于肩的彩色披帛,主要以轻薄透明的五色纱罗为之;到了唐代演变为丝带;到了宋代则定型为两条终端收尖的窄带,上面绣有吉祥图案,下端坠着金银或玉的帔坠,佩挂于颈,由领后绕至胸前,下垂至膝;而到了清代,霞帔逐渐发展成无领无袖,胸部缀有补子,下端坠有流苏的类似马甲的样式,也就是照片中新娘套在最外面那件。“凤冠”也不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以绒球为主体来装饰。

三,花。两人中间的茶几上放着一盆花:圆形叶片,叶缘有齿,比叶子长的花梗,伞形花序,说明这是一盆天竺葵。这种花原产自非洲南部,在进入十五世纪前由停靠在好望角的商船带至荷兰莱顿的植物园,1631年英国园艺家约翰·垂德斯坎特从法国将这种花带到了英国。而在中国,自晚明起,传教士成了西方植物向中国传播的主要推动者。康熙四十二年(1703)北京的蚕池口教堂落成,在其内部设立的图书馆便收录了多本西方植物学的著作,也有身为植物学家的传教士来华。雍正元年(1723)传教士杜德美和巴多明在写给法国科学院的信中汇报了在北京培植鼠尾草、牛至、欧芹等西方植物的情况;乾隆十七年(1742)传教士汤执中给法国植物学家伯纳德·朱西厄的信中曾开列了一个希望对方邮寄的植物种子清单。[7]天竺葵的花期是5-7月,说明照片中那盆花刚开花不久,无言地讲述了西方植物在东方生根发芽的故事。巧合的是,天竺葵的花语是:偶然的相遇,你就是我的幸福。

中间茶几上的天竺葵

[1]Bennett, Terry,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Western Photographers 1861-1879, London: Quaritch, 2010, P.73
[2]刘志惠整理,《曾纪泽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P.540
[3]刘志惠整理,《曾纪泽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P.697
[4]刘志惠整理,《曾纪泽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P.1754
[5]刘志惠整理,《曾纪泽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P.1770
[6]刘志惠整理,《曾纪泽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P.1771
[7]参考了王廉明发表在2018年十月号《紫禁城》上的“十八世纪中国园艺学交流的一则轶事”。

感谢“浪客剑心”兄提供资料。

华北交通写真想到的之二

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

这几天出门见朋友,交谈中都谈到日本京都大学上线不久的“华北交通写真”,几乎每位朋友都对这批档案赞叹不已,盛赞当时的摄影师以及主持这个项目的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可见这批照片最近在我的圈子里有多火。我同意这批档案中的一部分照片于今天的我们确实视觉化了当时北平的城市风貌和社会风俗,但这每一帧被赞叹的图像之下都展示着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彼时中国的华北、上海、南京等地都已经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了。

日军派出坦克攻打南京中华门,1937年

我不喜欢煽动民族仇恨那套手段,也不喜欢为侵略者洗地的行为。历史就是历史,发生了就是发生了,这是如何也改变不了的。不管是读描写过去的书,还是看记录过去的照片,完全沉浸在过去会让人变得偏激狭隘,带着经验和教训向前看才能走上救赎之路。对华北交通写真这批档案应该正视其有价值的一面,但也不能一叶障目,以此种价值忽略这是侵略者当时用来美化侵华战争的宣传照片之事实。

“华北交通”的前身是1937年8月在天津设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北支事务局。1938年1月迁至北京,同年11月被纳入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管理,1939年4月正式成立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在形式上是“中日合资”,注册资本4亿元,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出2.35亿元,满铁出1.2亿元,伪华北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出4千5百万元。[1]满铁的背景不用多说了,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于1938年10月30日成立。在其成立的前一年,即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推出《事变处理大纲》,明确指出要把华北的一些重要的工矿、交通运输业作为“统制事业”,由日本专门成立“国策会社”独占。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就是在华北的“国策会社”,其成立的目的在《事变处理大纲》中表明:“负责发展、经营和调整有关主要交通运输事业(包括港湾及道路)、主要通讯事业,主要发电事业、主要矿产事业、盐业及化学工业等”。同时,满铁也是日本的“国策会社”,实际上日本的“国策会社”控制着华北交通株式会社87.5%的股份。此外,伪华北政府的4千5百万元股金是以华北铁路器材设备作为”现物出资“的形式体现的,而华北铁路工厂和铁路车辆的最低折价也将近1.5亿元。也就是说民众只要乘用“华北交通”旗下的交通系统,消费的一部分就会进入日本政府控制的“国策会社”,进而变成下一场战斗的子弹和刺刀。

北平南郊,一名中国士兵和他的马倒毙在挂有第132师司令部车牌的汽车前,1937年

热闹的庙会、繁荣的市场、悠闲的茶客,当时的北平生活当真如照片中那么平和吗?这就是完整的北平吗?这组档案中有几张照片是几个人在看街头布告栏里的广告,很显眼的位置贴着“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广告。这家银行由北平伪政府于1938年2月12日成立,3月10日正式开业后便发行了没有准备金的“联银券”,并强制北平市民使用。从1938年3月伪中联开业至1939年底,发行“联银券”45600万元,到1942年1月底,突破十亿元,到1942年底又猛增至40亿元。伪”联银券“的迅猛发行引起物价飞涨,最初伪”联银券“只有壹元、伍元、拾元三种面额,后来随着发行量的增大,只好增发伍拾元和壹佰元,刚过两个月又增发壹仟元大钞,最后到日本投降时竟出现伍仟元大钞。据一直任伪中联总裁的汪时璟供认,在他职内共发行伪钞1238亿元!“联银券”的滥发导致物价飞涨,在北平以玉米面的价格为例,1939年每斤1角钱左右,1942年12月涨到每斤1元零5分,1944年8月中旬每斤涨到5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每斤涨到1000元至1400元,在将近五、六年的时间里玉米面的价格上涨了一万多倍。[2]

两个人正在看布告栏,“华北交通写真”档案
“华北交通写真”档案中另外一张“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广告特写

说到粮食,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的描写过日伪时期北平的“共和面”,这种“共和面”是很多种能吃不能吃的烂七八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的“粮食”。其成分也并不固定,年景好的时候,里面多数是陈康烂谷和一些谷壳麦秆之类的东西。如果年景不好,则更多的是掺进了石子、虫子甚至煤渣。祁家的小妞子最后就是因为吃杂质过多的“共和面”,里面的杂物卡在阑尾,引起了急性阑尾炎,最后在胜利日那天痛苦地死在妈妈的怀里。因为粮食要供给日军前线,老百姓根本找不到卖粮食的地方。1942年底,日军计划三个月内运往日本3000万担粮,而北平市民在1943年就已经连“共和面”也难以买到了。这些北平市民的真实生活都不会进入“华北交通”摄影师的镜头,在这批照片里我们看到的只有风与月,没有血与沙。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所有的照片都要经过层层审查,这也是说明“华北交通”组织的拍摄活动是为了宣传的另一个证据,从档案卡上的“检阅济”印章和“不许可”说明就能看出来。作为“华北交通”的官方出版物《北支》,刊登了大量这批档案的照片,而这本日文杂志的主要面向也是日本国内,宣传北平的“岁月静好”,以吸引更多的日本平民来华。彼时日本政府实行“奖励移民”政策,宣称“要向河北各省地移日籍10万户至30万户”,之后又将该计划增至“5年移民华北200万户”。1937年12月,北平日侨计有1584户,4647人;1938年3月末时为9546人,4月份又增加2998人,到5月末日侨人数就增加到了16387人。至1942年5月,据日本商工会议所调查统计,北平市的日侨人口已有38519户,106487人。[3]移民华北的日本平民相信了这些宣传,以为能拓殖新的生活,没想到的是在战后被遣返,竹篮打水一场空。

有“军报道课检阅济”印章的“华北交通写真”档案卡
写有“检阅不许可”的“华北交通写真”档案卡

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的宣传上花了很多心血,摄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用讲究的光影和构图,刻意突出日军的英勇和辛劳,影响了读者的关注点,很难让日本国民发问这场战争的合法性。七十几年后当我们重看这批照片的时候,如果也只能看到照片表面呈现的那些用来宣传的内容,就太可悲了。

[1]诵唐:《华北开发公司之伟绩》,《中联银行月刊》第7卷第3期,1944年3月,第48页。
[2]荣国章:《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北平的经济掠夺和压榨》,《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第138页。
[3]米卫娜:《日伪时期北平市日侨职业问题探析》,《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94页。

总督的肖像——闽浙总督

桂良,字燕山。满洲正红旗,瓜尔佳氏。任礼部主事,员外郎,四川顺庆府知府,四川建昌道。道光七年授河南按察使,迁四川布政使历广东、江苏、江西布政使。十四年迁河南巡抚,十九年授湖广总督六月改闽浙,十二月调云贵总督。二十五年任正白旗汉军都统,二十八年授镶红旗汉军都统。咸丰元年任福州将军,二年四月授兵部尚书,三年九月调直隶总督,五年授协办大学士,六年十二月迁东阁大学士,八年改文华殿大学士。十年二月加太子太保,七月赴天津与英法联军议和。十一年入直军机大臣。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卒。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文端”。

桂良

邓廷桢(暂缺)

颜伯焘(暂缺)

杨国祯(暂缺)

怡良(暂缺)

刘韵珂(暂缺)

裕泰(暂缺)

季芝昌(暂缺)

吴文镕(暂缺)

慧成(暂缺)

王懿德(暂缺)

庆端(暂缺)

耆龄(暂缺)

左宗棠,字朴存,号季高。湖南湘阴人。嘉庆十七年(1812)十月初七日生。道光十二年举人。任兵部郎中。咸丰十一年五月授太常寺卿襄办江南军务,十二月授浙江巡抚。同治二年授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三年三月以克复杭州加太子少保。十月以浙江全省肃清太平军,封一等果威伯。五年八月改陕甘总督,六年以钦差大臣督军务。七年晋太子太保。十二年授协办大学士。十三年八月迁东阁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时新疆为帕夏占据,光绪元年再授钦差大臣督师进军新疆,光绪四年收复天山南北晋二等侯。六年入阁办事,七年九月授两江总督。十年正月以病卸两江总督任。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于福州军次,享年七十四。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文襄”。

左宗棠

吴棠(暂缺)

马新贻(暂缺)

英桂(暂缺)

张之万(暂缺)

李鹤年(暂缺)

何璟(暂缺)

杨昌濬(暂缺)

卞宝第(暂缺)

谭锺麟(暂缺)

边宝泉(暂缺)

许应骙,字昌德,号筠庵。广东番禹人。道光十年(1830)三月二十二日生。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三甲进士。任检讨,少詹事。光绪四年授内阁学士迁兵部侍郎,改户部、吏部侍郎。十七年调仓场侍郎,二十一年迁左都御史,改工部尚书。二十三年七月调礼部尚书,二十四年七月革职,九月授闽浙总督,二十九年三月解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初二日卒,年七十七。

许应骙

锡良,字清弼。蒙古镶蓝旗,巴岳特氏。咸丰三年(1853)生。同治十三年甲戌科三甲进士。任山西知县,山东沂州知府,兖沂曹济道,山西冀宁道。光绪二十四年授山西按察使,迁湖南布政使。二十六年闰八月迁山西巡抚改湖北巡抚,二十七年四月授东河总督,二十八年正月裁撤东河总督任河南巡抚。二十八年四月调热河都统,二十九年三月授闽浙总督(未任)改四川总督。三十三年正月调云贵总督,宣统元年正月改东三省总督,三年三月以病免。民国七年(1918)正月卒,年六十六。

锡良

李兴锐,字勉林。湖南浏阳人。道光七年(1827)十一月二十日生。任李鸿章文牍,署永定河道,天津海关道。光绪十四年授直隶按察使,二十一年病免。二十四年授四川布政使改直隶布政使。二十八年迁山东巡抚,三十年九月迁两江总督。三十二年七月调闽浙总督未任,改授两广总督。三十四年告归,民国十年九月卒,年八十五。

李兴锐

魏光焘,字午庄。湖南邵阳人。监生。任甘肃平庆泾固化道。光绪七年授甘肃按察使迁布政使,十年改新疆布政使。十四年护新疆巡抚,二十一年授江西布政使迁云南巡抚,改陕西巡抚。二十六年迁陕甘总督十月改云贵总督,二十八年十一月改两江总督二十九年二月抵任。三十年七月调闽浙总督。三十一年解职。

魏光焘

升允,字吉甫,号素庵。蒙古镶蓝旗。咸丰八年(1858)生。光绪八年举人。任陕西储粮道。光绪二十六年四月授山西按察使迁甘肃布政使,改山西、陕西布政使。二十七年四月迁陕西巡抚,三十年十一月改察哈尔都统,三十一年正月授闽浙总督未任,三月改陕甘总督。宣统元年五月免职。民国二十年(1931)七月卒,年七十四。

升允

菘蕃(暂缺)

端方,字陶斋,号午桥。满洲正白旗,托忒克氏。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十一日生。光绪八年举人。历任工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直隶霸昌道。光绪二十四年授陕西按察使,迁布政使,改河南布政使。二十七年授湖北巡抚,三十一年迁闽浙总督,三十二年七月调两江总督。宣统元年五月改直隶总督十月革,三年以侍郎衔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十月初七日于四川资州遇害,年五十一,赠太子太保。

周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道光十七年(1837)十一月二十日生。任李鸿章文牍,署永定河道,天津海关道。光绪十四年授直隶按察使,二十一年病免。二十四年授四川布政使改直隶布政使。二十八年迁山东巡抚,三十年九月迁两江总督。三十二年七月调闽浙总督未任,改授两广总督。三十四年告归,民国十年九月卒,年八十五。

周馥

丁振铎(暂缺)

松寿,字鹤龄。满洲正白旗,佟佳氏。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十二日生。以荫生任工部笔帖式,郎中,陕西督粮道。光绪二十一年授山东按察使改江西按察使,迁江宁布政使。二十四年授江西巡抚改江苏巡抚、河南巡抚。二十八年改工部侍郎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调热河都统。三十一年十一月授兵部尚书,改工部尚书。三十二年调察哈尔都统,三十三年正月授闽浙总督。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九日自尽,年六十三。赠太子少保,谥“忠节”。

松寿

总督的肖像——四川总督

崇实(暂缺)

骆秉章(暂缺)

吴棠(暂缺)

李瀚章,字敏旃,号小筌、筱泉。安徽合肥人。道光元年(1821)七月二十七日生。大学士李鸿章兄。拔贡生。任湖南知县,江西吉南赣宁道,广东督粮道。同治二年授广东按察使迁布政使,四年授湖南巡抚改江苏、浙江巡抚。八年十二月署湖广总督九年八月实授,光绪元年十二月改四川总督,二年九月复任湖广总督,八年三月丁忧。十四年九月授漕运总督,十五年七月改两广总督,二十年正月加太子少保,二十一年三月以病免职。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卒,年七十九,谥“勤恪”。

李瀚章

丁宝桢(暂缺)

刘秉章(暂缺)

谭锺麟(暂缺)

鹿传霖(暂缺)

李秉衡(暂缺)

裕禄,字寿山。满洲正白旗,喜塔腊氏。任刑部笔帖式,郎中,热河兵备道。同治七年授安徽按察使,十一年迁安徽布政使。十三年授安徽巡抚,光绪十一年二月调湖广总督,十三年七月署两江总督,九月回任。十五年改盛京将军。二十三年十一月授四川总督,二十四年授军机大臣,七月改礼部尚书,八月授直隶总督。二十六年七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清军不敌,退至杨村自尽身亡,追夺原官。

裕禄

奎俊,字乐峰。满洲正白旗。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生。任福建兴泉永道。光绪十四年授福建按察使,迁陕西布政使。十七年迁山西巡抚调江苏、陕西巡抚。二十四年五月迁四川总督,二十八年七月解职,二十九年授理藩院尚书,改刑部尚书。三十一年调吏部尚书,三十二年九月改内务府大臣。民国四年(1915)卒,年七十四。

岑春煊,字烱堂,号云阶。广西西林任。咸丰十一年(1861)生。光绪十一年举人。任工部员外郎,太仆寺少卿。光绪二十四年授广东布政使,改甘肃布政使。二十六年迁陕西巡抚改山西、广东巡抚。二十八年七月迁四川总督,二十九年三月署两广总督,加太子少保,三十二年七月改云贵总督。三十三年正月调四川总督未任,三月改邮传部尚书,四月授两广总督,七月以病免职。

岑春煊

锡良,字清弼。蒙古镶蓝旗,巴岳特氏。咸丰三年(1853)生。同治十三年甲戌科三甲进士。任山西知县,山东沂州知府,兖沂曹济道,山西冀宁道。光绪二十四年授山西按察使,迁湖南布政使。二十六年闰八月迁山西巡抚改湖北巡抚,二十七年四月授东河总督,二十八年正月裁撤东河总督任河南巡抚。二十八年四月调热河都统,二十九年三月授闽浙总督(未任)改四川总督。三十三年正月调云贵总督,宣统元年正月改东三省总督,三年三月以病免。民国七年(1918)正月卒,年六十六。

锡良

赵尔巽,字次珊。汉军正蓝旗。道光二十四年(1844)生。同治十三年甲戌科二甲进士。任翰林院编修,贵州贵东道。光绪二十一年授安徽按察使改陕西按察使,迁新疆布政使,改山西布政使。二十八年前湖南巡抚,三十年授户部尚书,改盛京将军。三十三年四月改四川总督(未任),七月调湖广总督,三十四年二月复改四川总督。宣统三年三月调东三省总督。民国十六年(1927)八月卒,年八十四。

赵尔巽

陈夔龙,字让于,号小石。贵州开州人。咸丰七年(1857)五月初三日生。光绪十二年丙戌科三甲进士。任兵部主事,顺天府丞。光绪二十六年授顺天府尹,改河南布政使,二十七年十月迁漕运总督。二十九年任河南巡抚,三十二年 改江苏巡抚,三十三年七月授四川总督。三十四年二月调湖广总督。宣统元年十月调直隶总督,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去职。

陈夔龙

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户部尚书赵尔巽弟。任山西知县,四川永宁道。光绪三十一年任川滇边务大臣,三十三年正月护四川总督。宣统元年专任川滇边务大臣,三年三月署四川总督。十月武昌起义后四川独立,十二月初五日被杀。

赵尔丰

总督的肖像——陕甘总督

左宗棠,字朴存,号季高。湖南湘阴人。嘉庆十七年(1812)十月初七日生。道光十二年举人。任兵部郎中。咸丰十一年五月授太常寺卿襄办江南军务,十二月授浙江巡抚。同治二年授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三年三月以克复杭州加太子少保。十月以浙江全省肃清太平军,封一等果威伯。五年八月改陕甘总督,六年以钦差大臣督军务。七年晋太子太保。十二年授协办大学士。十三年八月迁东阁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时新疆为帕夏占据,光绪元年再授钦差大臣督师进军新疆,光绪四年收复天山南北晋二等侯。六年入阁办事,七年九月授两江总督。十年正月以病卸两江总督任。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于福州军次,享年七十四。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文襄”。

左宗棠

曾国荃,字沅甫,号叔纯。湖南湘乡人。道光四年(1824)八月二十日生。咸丰七年优贡生。任军功知县,领湘军协助其兄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以战功擢知府,道员。同治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二年迁浙江巡抚未任,留办江宁军务,三年以攻占太平天国天京江宁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五年调湖北巡抚,六年病免。光绪元年二月授东河总督,二年改任山西巡抚,七年授陕甘总督,八年改两广总督。十年署吏部尚书正月改署两江总督,十五年加太子太保。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二日卒,年六十七。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忠襄”。

曾国荃

谭锺麟

杨昌濬

陶模

魏光焘,字午庄。湖南邵阳人。监生。任甘肃平庆泾固化道。光绪七年授甘肃按察使迁布政使,十年改新疆布政使。十四年护新疆巡抚,二十一年授江西布政使迁云南巡抚,改陕西巡抚。二十六年迁陕甘总督十月改云贵总督,二十八年十一月改两江总督二十九年二月抵任。三十年七月调闽浙总督。三十一年解职。

魏光焘

崧蕃

升允,字吉甫,号素庵。蒙古镶蓝旗。咸丰八年(1858)生。光绪八年举人。任陕西储粮道。光绪二十六年四月授山西按察使迁甘肃布政使,改山西、陕西布政使。二十七年四月迁陕西巡抚,三十年十一月改察哈尔都统,三十一年正月授闽浙总督未任,三月改陕甘总督。宣统元年五月免职。民国二十年(1931)七月卒,年七十四。

升允

长庚

总督的肖像——两江总督

耆英,字介春。正蓝旗宗室。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初三日生。东阁大学士禄康子。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太仆寺少卿,嘉庆二十五年授内阁学士,迁理藩院侍郎,历兵部、工部、户部侍郎兼步军统领。道光九年迁礼部尚书,历工部、户部、吏部尚书。十六年降兵部侍郎,改热河都统。十八年授盛京将军,二十年改广州将军,七月以清政府首席代表与英方签订《南京条约》。同年九月调两江总督,二十四年二月改两广总督,又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二十五年三月授协办大学士。二十七年召京,二十八年十一月迁文渊阁大学士。三十年十月咸丰即位革职,将员外郎。咸丰八年英法联军犯天津予侍郎衔随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赴天津协议,因英人不见私回通州,五月以“欺谩”罪令自尽,年七十二。

耆英

璧昌

李星沅

陆建瀛

怡良

何桂清,字丛山,号根云、香云。云南昆明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四月二十六日生。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二甲进士。任编修,詹事府赞善,太仆寺少卿。道光二十五年授光禄寺卿改太常寺卿,山东学政。二十七年迁内阁学士,二十八年授兵部侍郎历户部、礼部、吏部、仓场侍郎。咸丰四年授浙江巡抚,六年因病去职。七年四月授两江总督,十二月以克复镇江城加太子少保,十年晋太子太保。后因常州失守辗转逃生,四月革职就逮下狱。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处斩,年四十七。

何桂清

曾国藩,字伯涵、小南,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嘉庆十六年戊戌科三甲进士。任翰林院检讨,侍读,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迁礼部侍郎。咸丰二年丁忧,三年奉旨于长沙办团练,四年九月署湖北巡抚,五年授兵部侍郎,十年以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并授钦差大臣统辖四省军务围剿太平军。十一年八月克复安庆城加太子少保。同治元年授协办大学士,三年六月攻陷太平天国天京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五年回两江总督任。六年五月迁体仁阁大学士,留任两江总督。七年四月改武英殿大学士,七月改直隶总督,九年八月复改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卒,年六十二。赠太傅,入祀贤良寺,谥“文正”。

曾国藩

李鸿章,字渐甫、子黻,号少荃、少泉、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五日生。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二甲进士。任翰林院编修,福建延建邵道。同治元年授江苏巡抚,二年以克复苏州城加太子太保衔。三年克复太平天国天京江宁城封一等肃毅伯。四年四月署两江总督,六年调湖广总督,七年授协办大学士。九年八月调直隶总督,十一年六月迁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光绪五年晋太子太傅,九年署北洋大臣。十一年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十二年共同重修《畿辅通志》二百卷成。光绪二十一年卸直隶总督入阁办事,以全权大臣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二十五年十一月署两广总督,二十六年六月回直隶总督任,充议和全权大臣与奕劻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师,享年七十九岁。赠太傅,晋一等侯。入祀贤良祠。谥“文忠”。

李鸿章

马新贻

何璟

张树声

李宗羲

刘坤一,字复庵,号岘庄、小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31.2)生。任知州,江西临江府知府。咸丰十一年授广东按察使迁广西布政使。同治四年授江西巡抚,十三年十二月署两江总督。光绪元年八月调两广总督,五年十一月复任两江总督,七年召京,十六年十月再授两江总督。二十年十二月授钦差大臣,督关内外诸军防范日军,二十一年十一月和议成回任两江总督。二十六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七年晋太子太保。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五日卒,享年七十三。追封一等男,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忠诚”。

刘坤一

沈葆桢

彭玉麟

左宗棠,字朴存,号季高。湖南湘阴人。嘉庆十七年(1812)十月初七日生。道光十二年举人。任兵部郎中。咸丰十一年五月授太常寺卿襄办江南军务,十二月授浙江巡抚。同治二年授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三年三月以克复杭州加太子少保。十月以浙江全省肃清太平军,封一等果威伯。五年八月改陕甘总督,六年以钦差大臣督军务。七年晋太子太保。十二年授协办大学士。十三年八月迁东阁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时新疆为帕夏占据,光绪元年再授钦差大臣督师进军新疆,光绪四年收复天山南北晋二等侯。六年入阁办事,七年九月授两江总督。十年正月以病卸两江总督任。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于福州军次,享年七十四。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文襄”。

左宗棠

曾国荃,字沅甫,号叔纯。湖南湘乡人。道光四年(1824)八月二十日生。咸丰七年优贡生。任军功知县,领湘军协助其兄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以战功擢知府,道员。同治元年授浙江按察使迁江苏布政使。二年迁浙江巡抚未任,留办江宁军务,三年以攻占太平天国天京江宁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五年调湖北巡抚,六年病免。光绪元年二月授东河总督,二年改任山西巡抚,七年授陕甘总督,八年改两广总督。十年署吏部尚书正月改署两江总督,十五年加太子太保。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二日卒,年六十七。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忠襄”。

曾国荃

裕禄,字寿山。满洲正白旗,喜塔腊氏。任刑部笔帖式,郎中,热河兵备道。同治七年授安徽按察使,十一年迁安徽布政使。十三年授安徽巡抚,光绪十一年二月调湖广总督,十三年七月署两江总督,九月回任。十五年改盛京将军。二十三年十一月授四川总督,二十四年授军机大臣,七月改礼部尚书,八月授直隶总督。二十六年七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清军不敌,退至杨村自尽身亡,追夺原官。

裕禄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初三日生。同治二年癸亥科探花。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洗马,侍讲,侍讲学士。光绪七年授内阁学士,改山西巡抚。十年授两广总督。十五年改湖广总督,二十年十月署两江总督,二十一年十一月回任湖广总督,二十七年十月加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九月再署两江总督,二十九年二月召京,三十年回湖督任,三十三年五月授协办大学士,六月迁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三十四年十一月晋太子太保。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三。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襄”。

张之洞

魏光焘,字午庄。湖南邵阳人。监生。任甘肃平庆泾固化道。光绪七年授甘肃按察使迁布政使,十年改新疆布政使。十四年护新疆巡抚,二十一年授江西布政使迁云南巡抚,改陕西巡抚。二十六年迁陕甘总督十月改云贵总督,二十八年十一月改两江总督二十九年二月抵任。三十年七月调闽浙总督。三十一年解职。

魏光焘

李兴锐,字勉林。湖南浏阳人。道光七年(1827)十一月二十日生。任李鸿章文牍,署永定河道,天津海关道。光绪十四年授直隶按察使,二十一年病免。二十四年授四川布政使改直隶布政使。二十八年迁山东巡抚,三十年九月迁两江总督。三十二年七月调闽浙总督未任,改授两广总督。三十四年告归,民国十年九月卒,年八十五。

李兴锐

周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道光十七年(1837)十一月二十日生。任李鸿章文牍,署永定河道,天津海关道。光绪十四年授直隶按察使,二十一年病免。二十四年授四川布政使改直隶布政使。二十八年迁山东巡抚,三十年九月迁两江总督。三十二年七月调闽浙总督未任,改授两广总督。三十四年告归,民国十年九月卒,年八十五。

周馥

端方,字陶斋,号午桥。满洲正白旗,托忒克氏。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十一日生。光绪八年举人。历任工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直隶霸昌道。光绪二十四年授陕西按察使,迁布政使,改河南布政使。二十七年授湖北巡抚,三十一年迁闽浙总督,三十二年七月调两江总督。宣统元年五月改直隶总督十月革,三年以侍郎衔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十月初七日于四川资州遇害,年五十一,赠太子太保。

端方

张人骏,字千里,号安圃。直隶丰润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正月二十九日生。同治七年戊辰科二甲进士。任编修,广西平梧道。光绪二十年授广东按察使迁布政使,改山东布政使。二十六年十月迁漕运总督,二十七年调山东巡抚,历河南、广东、山西、河南巡抚。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迁两广总督,宣统元年五月调两江总督。三月辛亥革命去职。民国十六年正月卒,年八十二。

张人骏

谭嗣同与友人合影考订

2月15日早上九点零一分,收到马忠文老师布置的“作业”:考证一张谭嗣同等人合影照片里每个人的名字。

谭嗣同的介绍自不必说,这张合影照片也是比较常见的。关于背景,在孙宝瑄的日记《日益斋日记》里有记载:“(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九日(1896年9月25日)过午,谐谭复生(谭嗣同),与燕生(宋恕)、雁舟(吴嘉瑞)、穰卿(汪康年)、仲巽(胡庸)、卓如(梁启超)及复生七人同映一像,或蚨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著地,或跽两足而坐,状类不一。”[1]后人称此照《七贤图》,常被引用。不过无论实体书还是网文,大多数媒体在引用这张照片的时候只会标注出里面最著名的两个人:谭嗣同和梁启超,不会把其他五个人都是谁标注出来。尽管也有前辈学者曾指出过照片中各人的对应关系,但未明示考证的过程,我想从图像的角度,结合文字档案重新梳理一下,也算还曾经亲身参与那一瞬间的另外五个人一个公平,好吧,Challenge Accepted!

汪康年、孙宝瑄、宋恕、梁启超、胡庸、吴嘉瑞、谭嗣同七人于1896年9月25日拍摄的合影。

首先,这张照片摄于上海的光绘楼照相馆。宋恕在他的日记里也记载过拍摄这张合影的事情:“(丙申八月)十九日,浏(阳,即谭嗣同)约照相光绘楼,共七人。”[2]上海光绘楼照相馆1890年开张,店址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和四川中路的路口,大概在1899年停业。沿着四马路往西走,在第四个大路口,即福建中路路口的南怀仁里,有一家新报馆在这张照片拍摄前一个月刚成立,即《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主编梁启超。也就是说,极大的可能是1896年9月25日的那天下午,孙宝瑄和谭嗣同去探班他们好朋友的这家新报馆,然后七人一同往东走,去了大概七百米外的光绘楼拍下了这张合影。谭嗣同对这张照片应该是很满意的,他在给汪康年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雁菩萨(吴嘉瑞)又带到造像七躯拓本(即指这张七人合影),具种种庄严,种种相,同人咸喜赞叹,说雁是入正定菩萨,嗣同是菩萨旁侍者,抑亦阿那含之亚也。此与嗣同平昔师事雁菩萨之恉正尔微合。前在上海,曾嘱造像之光绘楼造像,若佳,请其将原玻璃片存留,勿遽揩去,以便购回,随时晒印,务恳即为购出。并倩其将雁菩萨与嗣同二躯另晒上一块小磁片,勿填颜色,第将余像暂用纸隔住,则所印止二像矣,亦甚易办耳。所费若干,统希代垫,容后奉缴。嗣同十月中必仍来金陵,彼时再设法互寄此像,异时流落尘寰,后之考据家将曰此大魏太和几年龙门磨崖碑也,岂不亦狡狯矣哉!”[3]谭嗣同觉得自己和吴嘉瑞在合影中的形象类似菩萨和旁侍者,请汪康年去照相馆让摄影师通过暗房技术做一个只有他和吴嘉瑞的合影,说不定后人会以为是北魏的佛像呢!不知汪康年后来有没有代办此事,但存世的谭嗣同照片中确实可见一张从这张合影中抠出,经过暗房处理的单人照。

上海光绘楼照相馆带有店名的卡纸
从那张合影中单抠出来的谭嗣同单人照

这七人中谭嗣同(前排右一)和梁启超(前排左一)最好辨认,没有疑问,可以立即确定。根据上面这封谭嗣同写给汪康年的信,说明照片中前排右二跏趺而坐的很有可能就是吴嘉瑞,但不能百分百确定,暂先存疑。先说这张照片最可靠记录的日记主人孙宝瑄,在能找到的确定是他的照片中,有一张戴眼镜的照片,双眼所在一线和嘴所在一线并不平行,似乎左眼略小右眼略大。这个明显的面部特征和照片中后排左三完全一样,可以确定就是孙宝瑄。

另一张孙宝瑄(左)与合影中孙宝瑄的对比

查汪康年的照片,他两耳前撇,眉骨突出,显得眼窝深,不说话时嘴唇不能完全闭合,这个形象在合影中只有后排左一最符合。

另一张汪康年(左)与合影中汪康年的对比

宋恕四十八岁就去世了,能找到确定是他的照片非常少,但有一张照片里他厚厚的嘴唇,向前鼓起的嘴都和照片里后排左三的那位年轻人一模一样,可以确定就是他。

另一张宋恕的照片(左)与合影中宋恕的对比

最后只剩下胡庸和吴嘉瑞两人没能找到可以比对的照片而不能确认,虽然之前有跏趺而坐的的推理,但这很难作为证据。最后查吴嘉瑞在1889年参加殿试,按过去的科举制度推算,正常人能参加殿试差不多也要三、四十岁了,既然照片摄于1896年,看合影里前排左二和左三,似乎,左三的年龄的年龄和吴嘉瑞更接近。至此,除了胡庸和吴嘉瑞,其他人都可以确定,于是我就把这个结果传给了马老师。 后来,马老师又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贾维老师提供的资料:谭氏友人刘善涵撰有《题谭壮飞太守小像》一文(见刘氏《蛰云雷斋诗文集》),曰:七人“或趺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著地,或跽两足而坐,状类不一。”又曰:“图中左肩偏袒、右膝着地,手合十而气沉肃者,其我壮飞尊者乎;高坐于右方者,曰宋恕燕生,曰孙宝瑄仲瑜,曰汪康年穰卿;结伴跏坐者曰胡庸仲巽;左结伴趺坐者曰吴嘉瑞雁舟;右跪坐者曰梁启超卓如。”说胡庸的左边是梁启超右边是吴嘉瑞,那根据合影中梁启超的位置就完全能确定哪个是胡庸哪个是吴嘉瑞了,贾维老师支持我的判断。最终可以确定合影中后排从左至右分别是:汪康年、孙宝瑄、宋恕;前排:梁启超、胡庸、吴嘉瑞、谭嗣同。

合影中“七贤”的最后确定

遗憾的是,在这张照片拍摄的次年,汪康年与梁启超决裂,《时务报》也不再刊登梁的文章;又一年后,谭嗣同作为“戊戌六君子”之首被斩首于菜市口,这张合影成为七个志同道合好朋友最后的见证。


[1]丁文江,赵丰田编,1983年,《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P57
[2]胡珠生主编,1993年《宋恕集》,中华书局出版社,P937
[3]1954年,《谭嗣同全集》,北京三联书店,P339-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