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19世纪末尝试进入藏区的西方人，肯定都是把前往拉萨当作终极目标的，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愿望有多强烈，每组人还是有不同，从他们跟藏人谈判时候的强硬程度和改道之前滞留的时间就能大概比较出来。前面写过的鲍尔和柔克义，在被要求离开的时候都坚持绝不原路返回，当藏人表示愿意提供物资和向导带他们往北、东方向去四川，两人都在几天之内就动身了；柔克义1889年第一次尝试进藏的时候，在玉树甚至都没有跟当地官方有正式的交涉，听了旁人几句劝就改道往四川去了。再前面一篇的亨利王子和邦瓦洛特，虽然滞留的时间长一点但双方相处还挺愉快的。但是在西方人尝试进藏的过程中也不乏暴力冲突，普热瓦尔斯基的队伍就曾在藏北枪杀藏民，1895年从新疆入藏的英国人利特戴尔（George Littledale）也多次与藏人持枪对峙。利特戴尔最终走到距离拉萨约48英里的念青唐古拉山南麓，因同行的妻子生病才放弃继续前行的打算；比他早一年多，1893年底，法国探险家吕推和李默德在纳木错东岸被拦下，僵持一个多月后改道青海。几个月后这两个法国人考察完三江源地区行至玉树，在通天河边的Tumbumdo（今玉树县仲达乡）附近因马匹失窃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吕推中枪身亡。这两组人都是进藏的外国人中态度强硬的类型，他们的路线有一大段重合，能找到的照片也都不是很理想，所以就放到一起来写。

先说这组法国人。领队的吕推（Jules-Léon Dutreuil de Rhins，1846-1894）是一名地理学家、探险家，1891年6月带领一个由法国政府资助的科学考察队到达新疆，李默德（Fernand Grenard，1866-1942）是他的助手。1891年下半年他们主要在和田一带考察地理和维吾尔族文化，1892年先探索了克里雅河的源头，然后去了一趟列城，1893年回到于田后，就开始为进藏做准备。9月3日他们离开且末，沿车尔臣河往南，翻越托库孜达坂和昆仑山，在高原上走了两个月，12月1日到达纳木错岸边。在这里他们不出意外地受到藏人的阻拦，吕推自然也是拒不回头，坚持要去拉萨并打算在拉萨休整一个月之后继续南行去英属印度——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在他之前以及之后的十年里都没人实现过。藏人头领和驻藏官员也还是一样的态度：一开始要求原路返回，然后做出让步表示只要你愿意离开，我们提供一切协助，到最后出藏的线路也是可以商量的。吕推他们这时食物已经严重短缺，却还是寄希望于藏人能为他开一个近五十年都没开过的先例，因为他们“只是一个科学考察队，没有政治和宗教目的”。但藏人并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表示“是的你们是朋友，但律法如此”以及“你们也懂的，这是别人家，主人让你走你就得走”。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最终吕推他们耗不过坐在自家门口谈个三五年也没有损失的本地人，答应北上去西宁，并争取到了经那曲的大路，这样就不用像鲍尔和柔克义那样再一次穿越无人区了。1894年1月20日考察队启程离开，3月中旬过唐古拉山后，吕推决定走经玉树的东线去西宁，经扎曲河谷，5月22日到达结古镇（今玉树市）。他们在这里休整了十几天，当地的一个通事“蒲老爷”给他们提供了不少帮助，蒲老爷跟柔克义也打过交道，还陪柔克义走过一段。6月1日他们离开结古镇北上，3日行至今仲达乡境内，因下雨，欲找一处房舍过夜，结果全村关门闭户都不愿接待他们。吕推强行敲开一户人家的门，付了两个卢比过了一夜，但第二天天气还是不好，就决定多停留一天，然后这天晚上他们有两匹马被人牵走了。他们察看足迹后认定是藏人干的，然后商议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去藏人那里抢两匹马回来，或者按李默德记述，至少先扣住藏人两匹马，然后等官方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蒲老爷早就跟他们说过这里有很多小村寨不受官方辖制，根本不理会外国人自持的任何特权，所以结果就是，在接下来几个小时的对峙中双方都开了枪，吕推腹部中弹身亡（后来得知被匪人找到时还有气息，官方报告为“被番屯枪伤，捆投通天河淹毙”），其余人被赶出村子的边界，落下的牲畜和物品包括全部的考察资料，后来由地方官员帮他们找回来了。

这一事件没有演化为严重的外交事件，事后四名歹徒被擒，为首的斩首示众。李默德经西宁至北京，返回欧洲后根据这几年的考察所得编写了《亚洲高地科考记》（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1898），排除鲁莽行事造成悲剧的个人行为因素，从专业上来说这两人都是很有成就的探险家，他们带回去的不止是地理方面的大量实测数据，还详细地描述了疆、蒙、藏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他们拍摄的照片数量应该不小，前述考察报告的第一卷最后附有大量图版，正文中也穿插着很多明显是由照片绘制的插图，不过照片的内容主要是新疆和田，跟藏族有关的照片都拍摄于拉达克。

接下来说说英国人利特戴尔。利特戴尔简单描述一下就是“超有钱的贵族+满世界采集动物标本的猎人”，他做了一件之前所有进藏的西方人都没有做到的事：组织了一支由250头牲畜组成的庞大驼运队伍，装载了多达25000磅（约11吨）的生活物资，所以最后在与藏人交涉的过程中，藏人就没法以物资供给为条件来挟制他了。他入藏的路线与吕推基本相同，1895年4月12日从且末出发，在木孜塔格附近过昆仑山进入高原无人区。6月26日他们在嘎措附近第一次见到牧民，为了不被发现便改在夜间行进，之后也一路小心躲避，一直到过了扎加藏布江，在一个很窄的山谷里，才终于跟藏人正面遭遇。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外国人都会停下来，等待出来一个头领协商安排，但利特戴尔没有，他们甚至专门为这种情况准备了一份粮草，把牲畜喂得饱饱的，一路全速前进，藏人就只好在附近不紧不慢地跟着。有藏人上来拽他的缰绳，他掏枪将之吓退，后来又有七八个人带着枪上来警告，他们也举枪对峙。就这样一直翻过念青唐古拉山，拉萨就在前方两天路程的地方，他们这种强行闯关的方式终于到头了——藏人派出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前来拦截他们，至此他们也是这一时期进藏的西方人中最靠近拉萨的一拨。接下来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一根筋讨人嫌的谈判过程：“我们要拜访XX”。“XX的命令是让你们马上离开”。“我们想去拉萨呆几天然后走锡金那条路回印度”。“那是不可能的”。其间相互还有一些语言上的威胁，而且利特戴尔明明知道由于锡金成为英国的被保护国，经锡金至印度大吉岭的通路已经关闭了。利特戴尔一行这时还有几个月的食物储备，他们原本打算耗到秋天，等到开始降雪后背后的山口无法通行，藏人就没法让他们原路回去了。但是到8月里，利特戴尔的夫人（大概是第二个到达西藏的白人女性）病倒了，他们只好放弃去拉萨的打算。原路回去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是藏人也坚决不允许他们往南再走一步，最后他们得到最短的路线，是回到纳木错以北，走尼玛、改则、日土这条线去拉达克。他们又买了50匹马、三个月的食物，8月29日动身，11月2日到达列城。

这次进藏是利特戴尔的第二次中国之行，1893年1月他跟妻子一起从英国出发，经俄罗斯到达喀什噶尔，然后一路向东横穿新疆、甘肃、内蒙，9月底到达北京。这两次旅行有都拍摄照片，但能看到的数量不多，画质也很感人，因为他并不是考察–著书那一类型的探险家，每次回来只是在皇家地理学会会刊上发表一篇短文而已。他去过很多地方，北美、西伯利亚、帕米尔高原、中国西北，主要目标是打猎、采集动物标本，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有他提供的很多藏品。

吕推/李默德，和田街头

吕推/李默德，和田男子

吕推/李默德，和田女子

吕推/李默德，和田女子

吕推/李默德，和田

吕推/李默德，和田

吕推/李默德，藏族妇女和孩童（Rou-tog地区）

吕推/李默德，藏族女子（拉达克）

吕推/李默德，藏族男子和他的女儿（拉达克，Tangtse）

利特戴尔，黄河上的水车（1893）

利特戴尔，西宁附近的一座桥（1893）

利特戴尔，两名向导（1893）

利特戴尔，青海湖与西宁之间的牦牛驼队（1893）

利特戴尔，色林错附近（1895）

利特戴尔，一群藏民（色林错附近，1895）

到1891年我们这个列表里终于出现了一个美国人。前文提到的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54-1914），先前是美国公使馆秘书，1888到1892年间他有两次西部之行，目标都是西藏，但第一次在青海境内就改道往四川去了。在西藏这一题目上他这时的身份并不是外交官，而是藏学学者。他对西藏的兴趣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了，1870年代初他住在法国，跟东方学家Léon Feer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进入法国圣西尔特别军事学校学习藏语。法国人在藏学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也比较全面，这其中传教士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除了前面提到的1846年进入拉萨的Huc和Gabet，1847年罗勒努(Charles René Renou）来到打箭炉开始学习藏语，随后不断有法国传教士被派到这一区域。在传教士们对藏语的掌握和实地收集到的各种资料的基础上，法国国内学者对西藏的研究也更加深入。柔克义的老师Léon Feer师从福科 (Philippe-Edouard Foucaux)，后者是欧洲第一位藏语教师，而在1870年代美国跟西藏还没什么交集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藏语的柔克义，就成为了美国第一个懂藏语的人。

1884年柔克义在美国驻北京公使馆获得了一个职位，在这之前他已经出版或与人合作了几部藏文–法文的译作，还花了几年来学习梵文和汉语。来到北京后，他又跟一个藏族喇嘛学了四年藏语并继续学习中文，然后到1888年，他的中文和藏语都能说得很好了，就开始执行他期待已久的藏区考察计划。史密森尼学会向他提供了一份津贴，用于购置设备和仪器，不过他本身也是相当有钱的，为了这次藏区之行，公使馆的工作也辞掉了。1888年12月17日，他穿着中式服装，带着简单的行李，在一个中国随从的陪同下从北京出发前往西宁。他的计划是“像中国人一样旅行”，一路坐大车、住旅店，经保定、太原、临汾、潼关、西安、平凉、兰州，1889年2月9日到达西宁。在离西宁不远的鲁沙尔（湟中）有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尔寺，这里有他几个熟人，他在这里呆到2月底，然后绕到青海湖的北岸和西岸考察了一圈，继续南行到达玉树。这里离昌都只有十天的路程，柔克义原计划就是去那里，几年前他在北京认识了一个昌都过去的喇嘛， 对方很诚挚地邀请过他。但是现在玉树地方上不让他通过，权衡之下，他转向东南，走官道到达打箭炉，在这里遇到了第一次来川西的A·E·普拉特，然后7月10日从打箭炉出发，8月20日到达上海。

柔克义这第一次西部之行有没有带照相机不好确定。一方面，在他1891年出版的The Land of the Lamas里面有很多配图，一些看起来确实是以照片为蓝本绘制的；但是在书里他没有提到跟拍照有关的事，也特别强调这一趟不带贵重累赘的物品（各种测量工具不在此列）。另有一条线索是，他到打箭炉的时间是1889年6月24日，比A·E·普拉特早十天，如果他也带着照相机，普拉特就不会从传教士那里得到“这是照相机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信息了。这个疑案暂且放到一边，反正在他1891-1892年第二次藏区之行的日记里，是明明白白地有“我的柯达如何如何”的文字的。

柔克义的第二次西部之行始于1891年12月1日，每次都选在冬天出行，是为了能在第二年秋天之前通过那些高海拔的山口。这一次他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定远营（巴彦浩特）、银川、兰州，2月10日到达西宁。跟上次一样他又在西宁和鲁沙尔停留了一段时间，雇人、买骡马、等汇票换成银钱，这期间还到西宁东南的撒拉族聚居地考察了一番。准备周全之后，3月14日一行人离开西宁，从青海湖南面的沙珠玉河谷一路往西翻山到达都兰附近，这里就进入柴达木盆地了。然后沿着现在109国道差不多的线路一直走到格尔木，往南进入格尔木河、奈齐河谷，翻越唐格乌拉山后朝西南方向行进，穿过大片无人区，跨过长江源头的几条河流，经乌兰乌拉山、其布张错，过唐古拉山，往东南方向到达扎加藏布江岸边。渡河后他们就见到了牧民的帐蓬，两天后，7月8日，他们看见一个大湖，“南北约两到三英里，东西约八英里”，柔克义说他被告知这个湖叫Namru ts’o，看位置应该是安多县强玛镇附近的兹格塘错，这里距离拉萨还有三四百公里的路程，比大半年前鲍尔被拦下的地方还远一些。

就是在这里柔克义也遇到了前来阻拦的藏人头领。其实他这一趟本来也没打算去拉萨，因为前面的失败案例实在太多了。他原本的计划是找一条路去日喀则，那里离南边的英国属地已经不远，而且有很成熟的通路，所以按他的想像，再有几个星期这趟旅行就可以结束了。渡过扎加藏布江后他本来已经找到一个藏人愿意带他去日喀则，但是头领们不许他往南再走一步，他必须退回到扎加藏布江以北，否则就不卖给他食物和马匹——这在那个时代那种地方是很要命的。至于后面是掉头回青海还是往东经昌都去四川，头领们并不在意，所以商议了几天之后，柔克义选择了东线，然后也是沿着唐古拉山南麓一路往东，到索县附近就跟前面鲍尔的路线重合了，又不紧不慢地走了将近两个月，10月2日到达打箭炉。

与前面那些科学或军队背景的探险家相比，柔克义这两趟旅行在博物学方面涉足不多，他一路上更偏重于地理和人文观察，记录经济、文化、民俗、语言，收集了几百件青藏高原地区的日用物品（也顺手收获了一种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植物，Gentiana rockhillii 钻叶龙胆）。语言可以说是他拥有的最出众的技能，在每一个有人地方，都有跟当地人的互动，甚至方言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一路上他接触过的中国人很多都有名有姓，这在19世纪外国人的游记里是很少见的，多数人旅途中的同伴都只是“我的翻译”或者“my boy”而已。他拍的照片数量不少，1895年下半年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在介绍他这组照片的时候说有121张，不过现在能看到的都是收录在他自己书里的部分（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 1894）。照片里的一些地方跟现在并没有太大分别，比如大部分的自然风光、西宁白马寺；也有地名尚在但实物已不存的地点，比如雅江县的八角楼。

在这两次西部之行后柔克义还是回归政界，先后担任助理国务卿，驻希腊、罗马利亚、土耳其等国大使，1905-1909年任驻华大使。

西宁白马寺

湟中某寺院（Hsi Kung Miao）

青海海西州香加乡附近，蒙古族妇女

香加附近，蒙古族男子

青海海西州巴隆，蒙古族男子

扎加藏布江附近，一个藏族人

安多附近，妇女头饰

类乌奇

类乌奇与昌都之间，紫曲上的桥

（亨利王子一行也拍过这座桥）

察雅

巴塘，一间寺院

理塘，一个村子

雅江，八角楼

从北京到打箭炉的路线

1891-1892年有两组人分别从西、北两个方向上进入西藏，他们有不少共同点，比如都考察了大片的无人区，都是离拉萨老远就被劝离，都从那曲北边绕过、花了两个月左右经昌都到巴塘，再沿外国人探索扬子江的常规路线回到上海。他们也都携带了照相机，并且根据他们各自书中的记述，他们使用的应该都是1888年开始推出的柯达相机（the Kodak）。这一划时代的产品可以称作史上第一代傻瓜相机，它的尺寸已经缩减到单手可以握持的大小，使用胶卷，操作简单，使用者也无需掌握洗印技术，预装的底片拍完后，只要把相机寄回给柯达公司，剩下的工作就交给他们来做了。这系列的相机在当时的售价从25到50美元不等，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中高级单反的价格，虽然拍出来的照片画质远比不上玻璃底板精细，但对于一般的旅行者来说是很好的选择，毕竟出门在外，便携性是很重要的。

在这两个带着新款柯达走西藏的外国人里面，稍早一点的是来自英属印度第17孟加拉骑兵团的鲍尔上尉（Capt. Hamilton Bower）。鲍尔这时是一名情报官，1889到1890年他去了一趟新疆，回来后就开始筹划一次横穿藏北无人区的探险之旅。英属印度殖民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并给予了资金和人员上的支持，于是鲍尔的这支探险队里照例有一名医务官、一名测量员、一名绘图员，目标就是探索这一片地图上的空白区域。鲍尔1891年4月4日从印度北部城市西姆拉出发，在斯利那加跟队员汇合后，6月1日到达列城。这里跟新疆和西藏自古有商贸往来，他们沿着去新疆于田的路线走到接近克里雅山口的地方，往东进入藏北高原。几天后向导开始说不上地名，又走了几天，在阿鲁错附近遇到几个牧民，对方答应担任向导带他们往东走十天，不过五天之后，7月23日一大早，探险队就发现他们的新向导已经连夜消失了。从这时一直到8月22日，除了自己一行十余人之外他们没见到一个人影，再看见牧民的帐篷的时候，已经到了现在那曲地区的尼玛县境内。游牧的藏民普遍都愿意跟他们派出去的拉达克随从交易，卖给他们羊、糌粑、酥油，但是都不愿意带路，而且会很警觉地到他们的营地来查看有没有欧洲人，所以他们到来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9月3日，在达则错附近，前来商议的藏族头领提出一个临时性的路线安排，他们将在藏人的陪同下继续往东走三天，然后停留十五天以等待拉萨的决定。鲍尔他们就跟随藏人来到巴林错的东南角上扎营，这里距离拉萨还有两百多公里。到9月底，藏人还是坚持不让他们往前走，他们可以得到足够的物资补给、几个向导，条件是先原路回撤八天的路程，再从北边绕到连接昌都方向的大路上，而且也不能去那曲。鲍尔答应了这个协议，于是他们再一次进入无人区，沿着唐古拉山南麓，经过安多、夏曲，12月1日到达索县，到这里就跟前篇亨利王子一行的路线大体一致了，然后经昌都、芒康、巴塘、理塘、打箭炉，3月3日到达雅安，3月29日到达上海。

1894年鲍尔出版了这一次横穿西藏的旅行日记Diary of a Journey Across Tibet，书中有一些照片，也有由照片复制的绘画和手绘图。如果把前两类图片都算作照相机的产出物，可以看出拍照的活动都发生在旅程的前半段，过了巴塘就没有照片了。这里当然有几种可能：a. 有照片但书中没有收录；b. 巴塘以东已经有很多欧洲人到访，没有拍照的必要；c. 底片用完了。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我个人觉得c的可能性比较大），至少鲍尔这一队人都不算摄影爱好者应该是没错的，除了远远地拍了一张索县赞丹寺全景，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道的内容了。此外鲍尔在书的前言里说比他稍晚一点探访西藏的柔克义（W. Woodville Rockhill）给他提供了图片，书中并没有标明是哪一张或哪几张，两人的路线在那曲以东的地方开始重叠，但两人的书里并没有相同的照片，只有两把水壶的手绘图与柔克义从藏区带回的收藏品很接近，所以鲍尔从柔克义那里借用的可能就是这一类器物的图片。

与书中画质欠佳内容也比较乏味的照片相比，鲍尔的文字叙述包含了很多有趣的细节，比如他写下了这样一支探险队出发前要携带哪些仪器，什么样的牲畜才经受得住高寒高海拔的长途跋涉。找到一个管用的向导大概是最困难的事，有的是打了包票走到半道就不认识路，有的已经谈好价钱但是隔天就被头领阻止，更别提还有那种悄然夜遁的。不过鲍尔这一组人的专业水准很不错，他们有时候会找不到路，不知道哪里才有牲畜可以饮用的淡水湖和泉眼，但是他们的方向一直很准确，途中对动植物的观察和识别也很用心。鲍尔后来一直在军中服役，1910年代官至少将并受封爵士，庚子前后他在中国呆了几年，先是在威海卫中国人团，参加过庚子年间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斗，后来是北京英国公使馆卫队的指挥官。

班公湖

几个藏民

帐篷外围观的人群

西藏盘羊

舞蹈

索县赞丹寺

从班公湖到巴塘的路线

普拉特的书虽然名叫To the Snows of Tibet through China，但实际上他只到达了藏区的边缘，他甚至都没有走到巴塘，也就是前面几组来到打箭炉又继续往前走的西方人——古柏、吉尔、匈牙利伯爵Béla Széchenyi等人被迫改道或折返的地方。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藏都保持着一种西人勿近的姿态，自1846年法国传教士Évariste Régis Huc和Joseph Gabet不到一个月的短暂停留之后，直到1904年再没有西方人踏足拉萨。所有从四川方向上过去的外国人都会在巴塘被拦下，从青海、新疆或南边英国属地进入藏区的几组人在穿过人烟稀少的高原地区后，走到离拉萨不远的地方就会被发现并驱离。所以现在能看到的跟西藏有关较早的照片基本上属于两种来源，一是藏人在英属印度那边的照相馆里拍摄的人像，二是1904年英国人武力入侵西藏期间John Claude White的作品。但其实1904年之前进入藏区的探险家也有不少带着照相机，只不过照片或底片的实物去向不明或未见公开，游记或报告里的插图画质又很差，因而在以照片或影像本身为讨论对象的情景里常常就被忽略了。不过在本文这个题目里图像的质量可以不予考虑，只要能证明有照片存在过就行。

最早一组带着照相机进入青藏高原地区的人很可能是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的队伍。普热瓦尔斯基在中国西部的四次考察中，第一次（1870-1874）、第四次（1883-1885）都到达了青海南部的高原地区，第三次（1879-1880）最远走到拉萨北边270公里的那曲附近。1889年出版的第四次考察的报告中包含一些由照片转制的插图，其中一张是德曲的河口，位于现青海省玉树地区称多县境内。这一片地区现在被称做三江源，北边的黄河源头和中间的通天河流域一直是普热瓦尔斯基考察的重点，他一、三、四次的考察都到过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不过德曲这张照片是书中唯一一张拍摄于青藏高原地区的照片，时间大约是1884年6月上旬，余下的就是1885年在新疆拍摄的照片，内容主要是罗布泊（喀拉库顺）和民丰（尼雅绿洲）附近的居民。

继普热瓦尔斯基之后，下一组带着照相机进入藏区的外国人应该是1889-1890年法国探险家邦瓦洛特（Gabriel Bonvalot）和亨利王子（Prince Henri d’Orléans）的考察队。一般资料里提到这支考察队的时候都将之归于亨利王子名下，但实际上在这个二人组里邦瓦洛特是更有经验的探险家，他从1880年代早期就开始研究中亚，1886-1887年在帕米尔高原一带考察；时年22岁的亨利王子此前只有两次在孟加拉和尼泊尔的狩猎旅行。亨利王子的父亲，1830-1848年在位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之孙罗伯特亲王资助了这次跨越欧亚大陆的旅行。他们1889年7月从巴黎出发，经莫斯科、伏尔加河、卡马河、乌拉尔山、鄂木斯克，进入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在塞米伊补充了接下来可能再买不到的欧洲产品后，往南到达扎尔肯特，这里距离新疆伊宁只有大约100公里了。9月6日他们到达伊宁，在这里遇到了比利时神父De’Deken，后者正打算回欧洲，得知他们的计划后，就决定跟他们一起南下走海路返回。神父中文很流利，随行还有一个中国仆人，此外他们找的翻译曾经为普热瓦尔斯基工作过，所以这支队伍接下来的路线十分明确，他们几乎没有走任何弯路，离开伊宁后，经库尔勒、若羌，翻越阿尔金山之后，就直奔西藏而去了。

亨利王子一行选择的进藏路线稍微有点不寻常。他们翻过阿尔金山之后，基本上就到了青海境内，一般从青海这边去拉萨，为主的路线是进入柴达木盆地走到格尔木，然后沿着跟现在109国道以及青藏铁路差不多一致的路线往西南方向行进，这也是之前普热瓦尔斯基走过的路线。亨利王子一行没有这样走，他们过了阿尔金山就直接往南了，这条路线确实很直，但是很不好走，中间要穿过可可西里的荒原，从海拔5000多米的山口翻越唐古拉山，然后经过湖区到达之前普热瓦尔斯基被迫止步的那曲附近。他们1889年11月20日左右离开通往格尔木的大路，1890年2月13日到达距拉萨已经不远的纳木错，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走完了这段直线距离大约800公里的路程。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收集到一些青藏高原上特有的动物标本，但是这一路线的选择和如此慢的行程很可能不是出于科学考察的需要，而是为了避开汉藏官民的视线。如前所述，当时藏人在西藏境内发现西方人一定会将之驱逐，那些从上海或北京过来的外国人能一路走到巴塘，手上至少也是有一张清政府颁发的护照，上面写明此人到内地旅行的目的，要求“大清各处地方文武员弁验照放行”等等，而这个东西，据邦瓦洛特在书里说，他们是没有的。

2月15日他们在当雄附近的山上被官方拦下，这里距离拉萨只有60公里了。接下来就是询问和协商的过程。几乎所有被拦下的外国人都表示无论如何都不回头，有些靠搬弄强权，有些靠卖惨，亨利王子这一行人比较偏后者。他们跟喇嘛和驻藏官员说宁死也不原路返回，因为前面走过的这段路实在是“糟糕透顶”，几个月下来全员又病又乏，用来驮运的牲畜大量折损，还死了两个仆人。他们现在的诉求只是去巴塘，计划经云南到越南然后回国。在反复确认了他们真的既不是俄国人也不是英国人之后，到3月18日，他们终于得到了需要的物资补给，获准继续前行去巴塘。在滞留当雄的一个多月里当地的喇嘛和驻藏官员对他们都很友好，因为当时西藏地方上严防的主要是英国人和俄国人。按照邦瓦洛特的说法，当地官员这时已经知道彼夫佐夫接替1888年去世的普热瓦尔斯基，带了一支三十人的考察队在西部地区活动，如果被拦下的是彼夫佐夫，地方上的反应将是“拘禁”，因为1879年普热瓦尔斯基进藏的途中曾与藏民发生冲突，开枪打死了几十人。除了坚决不接受原路返回的提议，其他场合下考察队跟当地官民相处也都挺愉快的，他们在这期间拍了不少照片，还给前来与他们沟通的一队官员拍了合影。

6月7日他们到达巴塘，走的是经那曲、索县到昌都的北线，然后6月16日到达理塘，24日到达打箭炉。他们在打箭炉逗留期间，前文介绍过的英国博物学家A·E·普拉特正好在打箭炉一带采集昆虫，亨利王子便将自己沿途采集到的植物标本交给普拉特，托他带到上海再转运回国。在打箭炉的旅店里他们还遭遇了盗贼，据普拉特的记述，损失了大约三百两银子的财物。由于他们没有护照，地方官员对此不用担责也就不怎么上心，财物自然是没有追回来了。7月16日左右一行人启程南下，经富林（汉源）、宁远（西昌）、昆明、蒙自、老街，9月23日到达越南河内。此时越南已经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河内所在的越南北部地区在法语中的名称是Tonkin，因而考察队返回欧洲后，邦瓦洛特于1892年出版的游记就名为De Paris au Tonkin à Travers le Tibet Inconnu，书中配图相当多，大部分都是由照片转制的版画。

1895年亨利王子组织了第二次亚洲考察，这一次中国境内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云南，他们从越南进，缅甸出，最后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萨地亚，途经的大部分地方都是未经探索的区域，除了收集到大量动植物标本，地理上的一项成就是确定了伊洛瓦底江的源头。

若羌到茫崖之间的一个峡谷

喇嘛们

地方官员的合影

向导

他们雇的赶牦牛的人

索县景观

藏族妇女和孩童

索县赞丹寺

类乌奇附近的民居

昌都附近的桥

巴塘妇女

 

行程地图

19世纪末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总的来说喜欢走水路。长江航道对英法两国开放后，在1858年底就有英国外交官威廉·乔斯林（William Nassau Jocelyn）来到汉口拍摄了照片。过了洞庭湖，大体上就被外国人称为Upper Yangtze，从这里到扼守三峡门户的宜昌坐船还算方便，花的时间也不是太长，1861年欧洲人探路长江上游的先行者布拉克斯顿（Thomas W. Blakiston）从汉口到宜昌走走停停用了20天（1861年3月14日至4月2日），汤姆逊走这一段用了17天（1871年1月20日至2月5日），在那个时代算是轻松愉快的旅行了。再晚几年，1878年英国商人阿奇博德·立德的“彝陵”号轮船第一次驶入宜昌港，同年招商局的“江通”轮首航宜昌，随后即开始在宜昌与汉口之间运营客货航线，自此宜昌这个城市被纳入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现代交通网络。但是过了宜昌，水道就不是那么平顺了，到1909年川江航运正式步入汽船时代之前，绝大多数经宜昌进入西南腹地的外国人都是被纤夫拉上来的。

约翰·汤姆逊毫无疑问是第一个进入长江三峡拍摄照片的人，时间是1871年2月。在他之后，1870年代还有几个有条件携带照相机的西方人穿过三峡进入四川游历，或是继续前行到云南或藏区东部，之后的出版作品中也有一些关于拍照的线索。作为马嘉理事件的后续，1876年9月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以在大理和重庆“驻寓”以“察看通商情形”，并获准前往甘肃、青海，或是由四川入藏探索连接印度的道路。1876年底，曾前往云南调查马嘉理事件的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被派往重庆，在上海他遇到了正准备去中国内陆探险的威廉·吉尔上尉（Capt. William J. Gill，又译吉为哩），便邀之同行。吉尔算是个小有背景的人物，他父亲罗伯特·吉尔是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早年在印度马德拉斯军中服役，后来在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在印度著名的佛教遗迹阿旃陀石窟临摹壁画，1856年左右开始拍摄立体照片并出版了两本关于印度古建筑和自然风光的摄影集，总之颇有名气。威廉·吉尔少年时代随父母在印度生活，成年后加入皇家工兵部队，也在印度驻扎了一段时间，后来从母亲那边的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于是这个家世好、有钱、热爱旅行探险又愿意为军队效力的年轻人先是参加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波斯考察，然后1876年5月他突然起意决定来中国的时候，他直接就去跟几位探险界的传奇人物会面取经了：他先去拜访了著名东方学家亨利·于勒（Henry Yule），于勒把他介绍给1868年探访过川西藏区的托马斯·古柏（Thomas T. Cooper，又译唐古巴），又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去见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七次考察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前往柏林跟李希霍芬学习了一个星期，然后出发去中国。1876年9月11日吉尔到达烟台，这正好是《中英烟台条约》签订的前两天，英国公使威妥玛当时正在烟台。吉尔拜访了威妥玛，然后在条约签订后与英国使团成员一起离开烟台，乘船至天津再至北京。在等待护照办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与公使馆里的一名外交官卡勒斯一起去渤海湾沿线做了一次短期考察，回到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启程南下，11月21日到达上海。

许多资料对吉尔的描述都说他是情报官，因为他返回英国后在战争部的情报部门获得了一个职位，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当他跟途中遇到的法国传教士说自己只是出于个人爱好要去川西旅行，对方也是笑而不语。不过他来中国这一趟很可能真的是自己掏钱，并且住酒店会选最好的房间，坐船也是最好的舱室。在这种有钱任性、有一个二十年前就专业玩相机的爹的人设之下，当他和贝德禄一起于1877年1月23日离开上海前往重庆时，随行带了一名摄影师的人是贝德禄而不是他，倒是有点让人意外了。

贝德禄1867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北京的英国使馆工作，精通中文。1875年2月马嘉理事件发生后，他随同公使馆二等秘书格罗夫纳（T. G. Grosvenor）、上海领事馆副领事达文波特（Author Davenport）前往云南参与调查马嘉理案。那一次去云南的路线，也是沿长江上行到叙州府（今宜宾），然后走陆路经昭通、昆明、大理、腾越、缅甸八莫，再乘船至仰光，由海路返回北京，时间是1875年11月至1876年7月。四个月后，他又一次踏上扬子江之旅，这次除了随身的两个仆役（其中一个跟过李希霍芬），他还带了一名摄影师一起去重庆。不过贝德禄自己的旅行笔记《中国西部的旅行与研究》（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1882）里没有包含从上海到重庆以及刚到重庆这一段时间的记录，所以关于这名摄影师以及拍照的情况，仅有的一点线索来自吉尔的作品《金沙江》（The River of Golden Sand，1883）。

据吉尔的记述，这名摄影师是一个上海人。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应该还没法弄清这名摄影师的身份，只是假如做一个推测的话，如果贝德禄是在上海雇了这名本地摄影师，那么他很有可能来自当时上海开业的几家照相馆。1870年代，上海已经有苏三兴、宜昌、公泰等几家照相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另一个导致我们没法深挖的原因是，这名摄影师虽然来了一趟重庆，并且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把照相机带过长江三峡的人，但不知道是器材还是技术的原因，根本没有产生任何作品。吉尔在书里记录了两件跟拍照有关的事，首先是他们到重庆后让摄影师出去拍照，一如在那些照相机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受到的“礼遇”一样，围观群众纷纷朝他们扔石头。后来他们找了一个当地的教徒去给摄影师当翻译，因为这名说上海话的摄影师和说重庆话的当地人根本没法沟通。在这个当地人的帮助下摄影师好像终于可以拍照了，但是最后“他能拿给我们看的只有一些灰蒙蒙的玻璃板，而且我后来也没听说有任何照片洗印出来。”

1877年4月26日吉尔离开重庆前往成都，5月18日北上前往松潘，6月20日返回成都，在这里他跟在上海就约好要一起去探索藏东–云南–八莫路线的麦士尼（William Mesny）汇合，经雅安、泸定、康定、理塘、巴塘，在竹巴龙渡过金沙江，翻越芒康山行至澜沧江一侧的阿墩子（德钦），再回到金沙江畔，往南经丽江、大理，1877年11月1日到达八莫然后返回英国。他是第一个前往松潘考察的西方人，也是继古柏之后第二个到达藏区东部的英国人。紧随吉尔之后，1877年7月，贝德禄也从重庆启程开始他的川西南之行，他先是到了成都，然后乘船到乐山，游览峨眉山之后，经雅州（今雅安）、富林（今汉源）、宁远（今西昌）、会理，在巧家渡过金沙江，往北行至靠近宜宾的富官（今绥江），然后从屏山乘船返回重庆。休整三个月之后，1878年1月他又出发去了一趟打箭炉（康定）。他是较早深入探访彝族地区的西方人之一，1883年获得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

插图均摘自吉尔的《金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