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西部影像记：初至西部（二）

1873年福赛思组织了第二次前往莎车/喀什噶尔的远征，这一次是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全员约三百人。远征队于1873年7月从旁遮普的穆里分两拔出发，路线与上一次略有不同。到列城后，队伍向北进入努布拉河（Nubra River）河谷，从莎瑟峰北面的支流莎瑟河谷（Saser River）穿行到什约克河谷（Shyok River），往北翻越喀喇昆仑山口，沿阿克塔河（Ak Tagh）、喀拉喀什河至赛图拉，后面的路线就与第一次远征一样了。他们于11月7日到达莎车，次年5月启程返回。

上一次负责拍照的亨德森没有参与这一次的行动，博物学方面的任务由已在印度工作多年的摩拉维亚（今属捷克）古生物学家费迪南德·斯托利卡博士（Dr. Ferdinand Stolička）负责，他带了一组人沿途采集制作动物标本。使团原本打算雇一个专门的摄影师来拍照，但是没找到合适的人选，于是就派使团中的两名成员特罗特上尉（Capt. Henry Trotter）和爱德华·查普曼上尉（Capt. Edward Francis Chapman）去西姆拉的伯恩和谢泼德照相馆（Messrs. Bourne and Shepherd）学习摄影技术。在使团出发前的五月和六月，特罗特和查普曼师从谢泼德很好地掌握了摄影技术，并听从伯恩和谢泼德的建议从英国本土购买了照相设备，包括两台使用7¼×4½英寸底片的照相机、药品以及约400张玻璃底片。有了上一次在高海拔地区拍摄照片的各种失败经验，这一次他们做了更精心的准备，包括使用较小的箱子来分装设备，购置了两种不同的火棉胶，选用纯度更高、性质更稳定的硝酸银结晶等等。此外为了确保得到高品质的照片他们决定不在途中洗印，最后得到的110张底片直到次年八月返回后才交给伯恩和谢泼德照相馆洗印出来。

行程中的照片主要由查普曼拍摄。特罗特负责地形勘测和整体行程安排，与一小队人先走了；被指派为使团秘书的查普曼和大部队一起晚四天启程，又在斯利那加停留了几天，两队人马一直到列城才汇合。从现存的底片来看他们可能刻意避免在高海拔地区拍照，或是进行了尝试最后也还是不太成功，所以除了一张拍摄于莎瑟峰附近营地的照片标注海拔高度4900多米（16300英尺），其他照片从拍摄地点来看都在海拔4000米以下。相比上一次的旅行报告里占大多数的自然风光，接受了一点专业训练又有任务在身的查普曼和特罗特显然更偏向于抓取人文主题。

英国人将这次远征视为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动”，福赛思代表英国政府送给阿古柏几千支英属印度兵工厂制造的旧式滑膛枪，次年2月双方签署了一份通商条约。查普曼和特罗特也获准进入城市拍照，甚至可以近距离拍摄军队和卫兵。查普曼的职责之一是沿途收集贸易和手工业情报，于是在叶城、莎车、喀什噶尔以及附近几个主要市集，他拍摄了街头小贩、铜匠、手工纺织业、烟草店、锡克族商人这样的商业活动，也拍摄了准备中的宴会、当地居民、柯尔克孜族人的帐篷、路过的托钵僧、抽鸦片的人、乐手、小孩子和他们的玩具等各种日常生活场景。此外使团驻留期间开设了一间小型医院，有几张照片记录了当地人包括妇女来医院就诊的情形。

从1873年12月开始，特罗特和斯托利卡博士带领一个小队继续向周边探索，他们往西北方向行进到今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恰特尔克尔湖（Chatyr kul），再转向东北到达乌什县；另一名军官毕道夫上尉（Capt. Biddulph）带领一个小队去了今巴楚县。查普曼大致上跟福赛思一起在喀什噶尔附近活动。1874年3月使团开始准备返回印度，但是直到5月初才正式启程。返回时走的路线与之前又不一样，从叶城开始他们选择了西南线，也就是跟现在219国道几乎一致的路线，到达叶尔羌河后沿河走到阿克塔，就回到了他们去时的路线，然后还是经喀喇昆仑山口返回。

回到英国后，使团中的几名主要成员合作书写了此次行动的详细报告A Mission to Yankund in 1873，于1875年出版，并且当年就出了两个版本，其中一版收录照片45张，都是查普曼的作品，另一版收录照片102张，查普曼和特罗特的作品都有，已经十分接近底片的数量。

叶城的一群当地人

莎车，使团驻地外面院子里的小贩

莎车卖筛子和油的小贩

莎车的烟草摊

街头音乐家，莎车

鞋匠，卖烤馕的人，弹棉花的人

占卜师

铁匠

莎车的一队士兵

位于阿图什的苏图克·博格拉汗墓

阿图什峡谷附近的一个堡垒，今阿图什市吐古买提乡境内

1873年从列城到莎车的大致路线

清末西部影像记：初至西部（一）

前段时间看到一篇介绍岷江百合（Lilium regale）的文章，这种在西方被称为“帝王百合”的美丽植物，原产于四川西部的岷江河谷，1911年由英国植物猎人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1876-1930）成功引种到波士顿，从此进入西方人的花园。

威尔逊曾四次深入中国内陆，在他采集到的约4500种植物、65000份标本中，有三种曝光率特别高，几乎所有关于“植物猎人威尔逊”的搜索结果都会谈及，其一是前面提到的岷江百合，其二是小学就已听闻其名的“活化石”珙桐，第三种叫“全缘叶绿绒蒿”，这个看起来很有学问的名字让我去做了进一步的搜索，由此发现了另外一个名字，A. E. Pratt。

安特卫普·埃德加·普拉特（Antwerp Edgar Pratt，1852-1924）是一名英国博物学家，他于1887年4月至1890年10月在中国内陆考察收集动植物，期间两次进入川西高原地区。一篇文章说是他发现了全缘叶绿绒蒿并将之介绍到西方，于是有威尔逊这样的植物猎人前来采集引种——我后来发现这里有误，当然这不是重点。普拉特回到英国后，于1892年出版了他在中国的旅行经历To the Snows of Tibet through China，书中包含24张照片，展示了他行程中的一些主要地点：宜昌、三峡、嘉定府（今乐山）、大瓦山、峨眉山、打箭炉（今康定），以及打箭炉周边的壮丽山景。照片都很普通，只是那个时期常见的旅行照片，取景的角度与现在去到那些地方的游客都基本一致；但是在他的文字记述中包含了一个跟摄影有关的很重要的细节：1889年7月8日，他在打箭炉为在此传教已有二十五年的法国神甫Félix Biet（中文名毕天荣）拍摄了照片，并答应将洗印出来的照片寄给神甫的朋友和家人，神甫很开心，因为“毫无疑问地，这是照相机第一次来到这里”。这一记述部分地补全了一个我们一直想弄清楚的问题：在1871年约翰·汤姆逊拍摄长江三峡之后，谁是一下个把照相机带进三峡、以及进一步地带入西部腹地的人（汤姆逊只上行到夔州，今奉节县）。

在那之后我尝试着继续在19世纪后期活动在川滇藏地区的外国人的出版作品里寻找线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不过这一段时间的资料收集已经足够整理出一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照相机在中国西部地区行走的路线图，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就凑几篇文章将之发布出来。这些记录肯定还不完整，所以普拉特有可能是川江–岷江这一线路上拍照的先驱，也有可能不是，从1871到1889年之间有十八年，从宜昌到康定直线距离也有九百公里，在这不算小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上，也许还有尚未被发现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将来如果出现了，随便填上一块空白都很好。

接下来的内容会分成好几个章节，考虑到网络文章适宜的长度，大概需要一些时间来连载完成。部分配图画质很渣，渣到只有放在供手机阅读的文章里才勉强算张照片；还有一些照片即使放大到印刷尺寸也平淡无味，因为它们原本是探险家、考察队、各种驻华机构人员在一个未经探索的地区旅行见闻的一部分，很多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新鲜了。概括来说在1870年到1910年代这四五十年间，那些带着照相机在西部游走的外国人，几乎都属于前述那几种职业构成。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威廉·桑德斯或托马斯·查尔德这样能以商业手法拍摄地理和人文景观的职业摄影师进入西部，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西部地区早期的摄影作品，大多只是一些会玩并玩得起照相设备的人顺手带出来的福利。照相机在当时探路西部的外国人那里也不是标配，毕竟山高路远，激流险滩，我巍巍大西部，在今天走个穿越也要费点力气的。

初至西部（一）

首先确定一下本文即将展开的“西部”所指的范围。从摄影术在中国的传播方向以及1920年代以前外国摄影师总体的活动范围来看（此处省去复制粘贴两万字），“西部”在这里就简单地指宜昌以西的中国领土。外国人一直想打开通路的“扬子江上游”的几个省份，川、黔真的是道路艰难；滇、藏虽然在边界上，但由于地方上并不怎么理会《天津条约》后清政府给予英法两国人的进入内地游历传教的特权，想要进入和通过也很不容易。西北这一片，虽然陕西、甘肃、新疆处在通往中亚和俄罗斯的传统路线上，但在六七十年代时常有动乱发生，并且这片地区距离通商口岸路途也相当遥远，因而也不是那些主要活动在沿海一带的商业摄影师和业余玩相机的摄影爱好者特别想要去的地方。

不过正如前面提到的，早期带着照相机去西部的外国人主要是探险家和各种驻外派遣人员，这些人前往中国西部的旅行，大多都带着某种任务，不管是出于科学、商业还是政治军事上的目的，这些精心组织起来的探险队在路线的选择上比一般的旅行者大胆得多，很多队伍的目标就是探索地图上的未知区域，为此他们在人力和财力上都有充分的准备。已知最早几组带着照相机拍摄西部地区的人都是1870年代初某支有政府或军队背景的远征队的成员，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是队中都有至少一个科学方面的专业人士，沿途考察地理地质环境，收集动植物标本，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也观察当地人的生活，描述各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些行为在过去现在都很不受欢迎，但资料本身对于正逐渐发展起来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是极好的。

1870年，英属印度殖民官员福赛思（Thomas Douglas Forsyth）受当时的印度总督伯克（Richard Bourke，“Lord Mayo”）的指派组织了一个探险队，从印度旁遮普邦的贾朗达尔出发前往新疆莎车，目的是与当时控制喀什噶尔的阿古柏建立联系。探险队的另外两名主要成员是1868年就走过这条路线的茶叶商人罗伯特·肖（Robert. B. Shaw）和医务官乔治·亨德森（Dr. George Henderson），后者也是加尔各答植物园的主事。福赛思的队伍先行，亨德森于5月12日从拉合尔出发，在巴尼霍与福赛思会合后，经斯利那加、格尔吉尔到达列城，这时刚从英国赶过来的肖追上了他们。然后经班公湖，过空喀山口后进入阿克赛钦盆地，沿喀拉喀什河行至赛图拉，向北翻越昆仑山，经桑株、叶城，于8月23日到达莎车。他们在这里逗留了14天，于9月5日启程返回。

亨德森是这次探险活动的旅行日志的作者，即1873年出版的Lahore to Yarkand. Incidents of the route, and natrual history of the countries traversed的第一部分，沿途的照片也由他拍摄。他携带的拍摄设备是两台立体照相机，也可以拍摄4½×7¼的普通照片。书中收录的26张照片大部分是沿途的风景，其中拍摄于穆尔别克的强巴大佛十分令人瞩目。过了赛图拉，进入桑株绿洲之前，前来接应的喀什噶尔使者要求他们此后未经许可不得拍摄照片，因而从昆仑山上下来以后，只有两张拍摄于探险队在莎车的驻地的照片，拍摄对象就是他们自己。

实际上亨德森在桑株偷偷拍了几张照片，怕被人发现就躲在帐篷里点着蜡烛进行操作，然后把玻璃底板和相纸放到帐篷顶上去显影，但他的这番尝试失败了。此外沿途高海拔地区的气候环境也让拍摄变得十分困难，硝酸银溶液有时会失效，用来冲洗照片的水很快就结冰，到海拔4500米附近的地方火棉胶在塞子拔开的一瞬间就汽化了。尽管如此亨德森还是努力挑战极限，其中两张扎营的照片注释拍摄于海拔5600米（18500英尺）左右的Lak Zung和Lingzi Thang，不过从书中的叙述和照片的内容来看，实际的拍摄地点应该是阿克塞钦盆地里较低的地方，但这片地区海拔几乎都在4000米以上，所以亨德森应该算是早期进入中国的外国摄影师里面拍得最高的人之一。

空喀山口附近的温泉

阿克塞钦盆地，Lingzi Thang

阿克塞钦盆地，Lak Zung

喀拉喀什河

柯尔克孜人

柯尔克孜人的帐篷

赛图拉的堡垒

福赛思、罗伯特·肖和亨德森在莎车（抱歉我也看不出谁是谁）

班公湖附近

 

从列城至莎车的大致路线

洋员柏立

去一个未曾踏足过的地方，有当地的人襄助，肯定会省却很多烦恼。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也是这样，雇佣当地人是传统，外国驻华使馆会雇佣中国员工，中国驻外使馆也会雇佣当地员工。晚清时候中国政府雇佣的洋员挺多的，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洋枪队的华尔、福建船政局的日意格等，大都集中在军事、工业、语言培训等方面，外交口大家都知道蒲安臣，实际上大清国第一任驻美使馆就曾雇佣了一位英文秘书，洋员柏立。驻美国公使馆的洋员应该具备了解美国风俗、熟悉美国政界、得体可靠的素质，柏立又是如何被选中的呢？学界似乎少有人关注柏立，鲜有他的资料，我根据能找到的史料简单梳理一下。

清政府最初对设立驻外使馆是排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有外国使馆驻扎北京，按照对等条约，清政府也应该向这些已经有驻华使馆的国家派驻公使，但迟至1875年“马嘉理事件”后，郭嵩焘才因赴英国道歉而成为大清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向美国派驻公使，则是因为在古巴（当时是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尼亚”的殖民地，即后文之“日国”）和秘鲁都发生虐待华工的事件，为此总理衙门上书说“臣等参考各国情形，必须照约于各国就地设领事等官，方能保护华工，既欲设领事等官，必先简派大臣，出使彼国，方能呼应。古巴境地暨秘鲁国之地，均与美国相近，秘鲁凌虐华工情事，曾经美国使臣据词代向臣等申诉，其对于日国招工事件，亦持公论。且近年奏选学生出洋肆习西学，所驻哈富，即系美国境地，亦有交涉应办之件。此事欲遣使日国、秘国必先遣使美国，方能取程前进，逐层开办，是美国及日国、秘鲁遣使一层，均难稍缓，而三国同时遣使不易骤得多人，似以请派使臣二员，合办三国事宜为较便。”于是，同时兼任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就成了清政府的传统，一直持续到民国肇建。大清国的外交人才捉襟见肘，总理衙门说“熟谙美日秘等国情事者惟陈兰彬一员”，说他熟谙，是因为陈兰彬是第一任留美幼童监督，并曾亲赴古巴考察华工被虐情事。身兼三国公使，一个人肯定是干不来的，于是总理衙门又推荐了留美幼童副监督，三品衔同知容闳作副使，他不仅“熟于洋语洋律办事奋勉”，而且曾奉命前往秘鲁考察华工被虐情事。陈兰彬到美国后发现“交涉事几于无日无之，臣等呈递国书后应即知照该外部派设中国领事，妥为保护将来美都使署一切事务亦必纷繁”，自己又“不日仍须前赴日国秘国”，于是“商酌必须在此添用人员常驻料理”，他推荐了已经在美国七年的留美学生监督五品衔花翎保升主事容增祥为参赞，“并用美国人柏立一员帮同照料”。这是陈兰彬在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上的折子，实际上他是先斩后奏，据他自己的日记，光绪四年九月初三日去白宫向美总统呈递国书的时候就提到洋员柏立，“巳正三刻，兰彬与副使闳率同参赞容增祥，翻译陈善言、蔡锡勇，俱用行装，并洋员柏立，乘马车先到外部衙门……”

柏立（David W. Bartlett, 1828年4月16日-1912年6月25日）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文顿伯里（Wintonbury），这个拗口的拼写源自其周边三个小镇名称，温莎（Winsor）、法明顿（Farmington）和希姆斯伯里（Simsbury）各取一部分的组合。1835年5月，文顿伯里合并到布鲁姆菲尔德（Bloomfield）直到现在。柏立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受尊敬的牧师约翰·巴特里特（Rev. John Bartlett），1866年病逝于东阿旺（East Avon），他的母亲珍（Jane）是沃伦镇（Warren）法官大卫·戈登（David Golden）的女儿。用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名字组合成新生儿的名字在欧美国家是种传统，比如柏立父亲的名字“John”就源自他奶奶（Deacon John）家的姓，柏立名字中的“David”可能是源自他外祖父的名字。不过很遗憾，我没能查到柏立中间名的“W”全称是什么，无论是他在文件上的签名，或是他墓碑上的刻字，中间名都只有一个孤零零的“W”，不禁让我开脑洞：要么是他真的非常不喜欢这个中间名，要么他的中间名就是只有一个字母“W”！

柏立给美外交部函件上的签名

不清楚柏立早年的教育情况，但是他应该花了很多时间在欧洲游历，并密集地出版了几本著作，比如《伦敦见闻》（What I saw in London, 1852）、《简·格雷女士的生活》（Life of Lady Jane Grey, 1853）、《煽动者的肖像》（Pen-Portraits of Modern Agitators, 1855）、《笔下的巴黎》（Paris with Pen and Pencil, 1858）。柏立不仅写书，还长期担任纽约《独立报》（Independent）、《晚报》（Evening Post）和春田市《共和报》（Republican）的通讯记者，并在1860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林肯的传记（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Hon. Abraham Lincoln, 1860)）。从这段经历看得出来，柏立的文笔应该不错，对欧洲有一定了解，对美国的媒体业很熟悉。大概在1865年左右，柏立成为美国众议院选举委员会的书记员，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几年，这样的经历让他近距离接触了美国的政治圈，熟悉了当时美国的政治生态，也积累了一定的人脉。柏立之前的这些工作经历和人脉资源都使他成为适合为中国服务的人选，当清政府向美国派驻公使之后，他被聘为大清国驻美国公使馆的英文秘书。

柏立又是如何与新到美国的中国公使团建立联系的呢？实际上这里边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在陈兰彬和容闳的带领下，第一批共30名留美幼童抵达美国，最后落脚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为了让这批幼童能尽快进入学习状态并感受家庭的温暖，他们被分为3-5人一组入住当地人家庭，在这批幼童抵达康州的时候，已经有122个家庭表达了愿意接收幼童的意愿，其中接收蔡绍基、吴仰曾、梁敦彦和黄开甲四人的是大卫·巴特利特家。不过这个大卫·巴特利特不是柏立的那个“大卫·巴特利特”，他的中间名是“E”，是柏立的堂弟。也就是说在陈兰彬和容闳，这两位后来大清国驻美国的正、副公使在1872年初抵美国时就已经认识了柏立家。1873年第二批幼童中的张祥和与1874年第三批幼童中的康庚龄、沈嘉树都入住在威廉·凯罗克（William H. Kellogg）家，威廉同时兼任出洋肆业局的英文秘书。1874年容闳与威廉的姐姐玛丽（Mary Kellogg）结识，两人一见钟情，并在次年结婚。尽管相差24岁，但是容闳夫妇非常恩爱，他们婚后育有两个儿子。巴特利特家和凯罗克家关系很近，柏立的父亲和玛丽的祖父贝拉牧师（Rev. Bela Kellogg）都服务于东阿旺的教堂，而且柏立是玛丽的舅舅。1886年6月28日玛丽因肾病不幸去世。容闳对妻子娘家人都很好，据张荫桓在日记中记述，容闳在哈特福德买了两套相邻的房子，其中一套是他们夫妇自住，另一套是送给威廉住。这些复杂的关系加上容闳对娘家人的态度，我猜测很有可能是在容闳的举荐下，陈兰彬同意聘请柏立担任中国驻美国公使馆的英文秘书。

1877年哈特福德的地图（局部）

从柏立的几任老板留下的日记来看，柏立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用英文誊写给美外交部的文书、去国会聆听有关中国政策的讨论并向公使汇报，以及一些外交场合的协助工作。柏立的工作情况，除了张荫桓（有39天的日记提到柏立）以外其他几个人都很少提及，比如陈兰彬《使美纪略》里只提到一次（随陈兰彬去白宫递交国书），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里只提到两次。尽管张荫桓多次在日记中提到柏立，但也多数是一句话代过，比如请其他使节柏立作陪、陪同张荫桓出席政府公宴、代张荫桓写英文函件、送张荫桓去白宫等等。柏立当时住在华盛顿特区K街NW的1705号，和中国使馆离得不远，张荫桓经常“随到柏立寓”。尽管可用的资料不多，但还是大体可以侧写出张荫桓眼中的柏立形象。柏立不喜欢吃中餐：光绪十二年五月初四日（1886年6月5日）张荫桓“晚约日本公使九鬼、前日斯巴弥亚公使科士达、本署洋员柏立宴会中华食品，二客皆欢，惟柏立甚以为苦。”柏立会奉承张荫桓：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887年2月11日）柏立去参议院旁听“洛士丙冷案”（“洛士丙冷”及Rock Springs音译，此案系1885年9月2日发生在怀俄明州石泉煤矿的白人矿工虐杀华人矿工案，有28人死亡，15人重伤，是美国排华期间的重案。）赔偿一事，大多数议员认为应该向死伤华人赔偿，同时“柏立又言近日美人皆有加敬中国之意，非复从前狂悖，颇归美余之耐烦应酬”，这话说到张荫桓心坎里了，他在日记中说自己“忝持使节，自以邦交为重”。而且主要的中国节日，柏立也不忘给张荫桓送礼，比如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1888年2月11日）“柏立以英制磁瓶馈岁，取华语平安之意。”但有几件事让张荫桓对柏立的信任度下降。张荫桓的牙不好，柏立给他推荐了一位牙医，尽管“颇精细，器具亦良”，但“试以药，齿痛仍尔。”当然这个应该怪不到柏立，张荫桓的牙病已经很多年了，怎么可能用一次药就立竿见影。但张荫桓并不了解西医，他第一反应就是柏立推荐的不行。还有一次张荫桓去白宫“赴总统宴，不带翻译”，按张荫桓的说法是柏立曾经跟他说过前任郑藻如参加这种宴会的时候都是“伊送至宫门，属门者指明道路即返”，到张荫桓这里就变成了不再交代门者指明道路了，当张荫桓立刻指出这点时，柏立“愧悚，坚请随往，余却之，柏立益惭”，然后柏立又向负责接待的布朗说让张荫桓带个仆人进去“以代问答”，也被张荫桓拒绝了。更重要的是后来张荫桓发现所有的客人都是单独来的，没人带翻译或仆人，觉得“幸不为所诳”，这让张荫桓更不信任这位下属了。此外，张荫桓还觉得柏立的工作态度不认真。使馆的律师科士达总是第一时间把重要的信息传达给张荫桓，哪怕是很晚或是度假期间，“视柏立之急思携家避暑，用意自别”。还有一次张荫桓要在新年前宴请其他几位驻美公使，“柏立以公宴分两日，后请者不怿，未请之公使亦不怿，殆不亮客多不能并坐，而各国驻使无甚往还，又岂能遍约之乎？今春德使以德王生日宴客，亦未遍邀驻使，是岂余独矫异哉？叩以不怿者为谁，柏立又不能指出，是其师心自用，总以不预陪外部，为此妄言耳。”这都让张荫桓很生气，甚至在日记中写道：“洋员难共处，不悟前任何以耐之也。”对于张荫桓的不满，柏立应该也有所察觉，就在张即将卸任回国，新使崔国因将要到来的时候，柏立“虑新使不予蝉联，来函求荐，委婉之甚。”反正张荫桓要回国了，也没必要当那个砸人饭碗的坏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柏立的继任老板崔国因是个尚俭的人，他在日记里经常吐槽辖下三个使馆的各种浪费，对于“洋员柏立病重，久不到馆盖半年矣”的事情当然无法容忍，他当即决定“当与律师商酌设法裁之。”到了光绪十五年年底，崔国因终于下定辞退柏立的决心，他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十二月。与代办蔡函商辞退洋员柏立以为宜，彼此和平计议以全初终为合体，给以考语字据，俾其为转示于人之用，若以洋例，须先三个月告知，则与妥商办法或再留一年云。（崔国）因查雇用洋员每受其挟制，秘之德里安尤为荒唐。（崔国）因至此已久，柏立尚未来见，闻诸参赞盖久未到署矣。”此后崔国因在日记再未提起过柏立，想来当年十二月一定是把他辞退了。

柏立比他的好几任老板都活得长（陈兰彬1895年病逝、郑藻如1894年病逝、张荫桓1900年被杀、崔国因死亡时间不祥），一直到了民国元年才病逝，最后葬在华盛顿特区的橡树山墓园（the Oak Hill Cemetery）的218E。

宁波六面塔碑记

最近看了一本1863年的相册，内容有中国也有日本，其中有一张宁波六面塔的细节照片，看得清塔底座上的两块纪事碑，分别是英文和对应的中文。关于六面塔的历史，简略来说就是1862年5月10日英法两国舰队配合清军击退太平军收复宁波后，为战死的病死的英法两国官兵在新江桥南岸修建了一座纪念石塔，取材自拆毁的太平军炮台。1906年该塔曾重修，1932年迁移至英国驻甬领事馆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拆除。

英文碑记细节

根据照片碑记内容兹照录如下：

THIS MONUMENT WAS ERECTED ON THE SITE & FROM THE STONE OF A REBEL BATTERY & IS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THOSE OFFICERS & MEN OF HER BRITANNIC MAJESTY’S SHIPS
ENCOUNTER RINGDOVE, HARDY AND KESTREL
WHO EELL IN THE ATTACK ON NINGPO ON THE 10 MAY 1862.
OR WHO SUBSEQUENTLY DIED OF DISEASE IN THE RIVER

中文碑记细节

六面塔纪事碑记

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五月初十，克复宁郡将逆匪驱除，我大英、法两国有死事之官及兵，恐久而湮没无闻，因将逆贼炮台拆毁，以其石筑六面塔一座，以纪事宁波死事者之名姓永垂不朽，相继在宁病故者亦附于后，共二十人，各书其姓名（以昭）示后世，因为之（记）。

耶稣降世一千八百六十二年（……）

六面塔建成在1862年，照片不晚于1863年拍摄，可能是此塔最早的照片，反映的是此塔最早的状态，但后来县志中记载的碑记却与照片中的内容不一致。1933-1937年修的《鄞县通志·文献志》，那时六面塔应该已经迁移至英国领事馆外，里面的六面塔碑记是这样的：“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五月初十之役宁波□□吏至驱除我大英法两国有死事之官及兵恐久后湮没无闻因□□□□台拆毁以其石筑六面塔之座以纪事耳及死事者之姓名永垂不朽二十八人各书其姓名以昭示后世因为之记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八月”。县志中的碑记与1863年照片中的完全是两个版本，此塔曾在1906年重修，后又迁移，碑记的个别字眼变动能理解，可能找人重写了碑记。但死亡人数差很多：1863年照片里英法两国战死和病死共“二十人”，而这版县志里是“二十八人”，据1906年重修时的碑记，上面列出死亡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清单，其中法国人如下：

F. De Kenney, Lient de Vais (Captain “L’Etoile”)
Le Manach, Matelat
Ashworth, 3rd Maitre Mechanicien
Daniel, Matelat
Duowesne
Delauney
Bewetto Ouatre, Maitre

其中英国人如下：

W. N. Cornwall,  Senior Lieut
T. Abbott, Capt’s Coxn
W. M. Halland, Engineer
A. Smith Capt, R. M. L. I
J. Mathews, Engineer
R. Bartlett, Gunner, R. M. L. I
A. Camron, Gunner, R. M. A
J. Right, Private. R. M. L. I
J. Whitcomb, 3rd Seaman
J. Hacker, 3rd Seaman
J. Yurr Bos’N on
S. Mate
D. Glass
J. Dunnegan, Private R. M. L. I
T. Thorn, Ship Cook
T. Dauernder, Cal. Sgt. R. M. L. I
D. Davis, Leading Seaman

民国《鄞县通志》里关于六面塔碑记的记载

需要说明的是，1930年代县志中的这份“照录”的名单错字很多，比如“Cornwall”写成“Gornwall”、“3rd”写成“Ord”、“Gunner”写成“Yunner”、“Confucius”写成“Yonfugius”等等，县志里也说了“英法文碑记则剥蚀尽不能辩矣”，上面的名单我已经根据外文资料尽量做了修正，但肯定还有偏差的地方。抛开写的不对的地方不说，数下来法国有7人，英国有17人，加起来既不是20也不是28人。查同治十三年（1874）修，光绪三年（1877）刻的《鄞县志》（一般称作《光绪鄞县志》）卷七十“外国·佛兰西”载：“文宗咸丰十一年，伪戴王黄呈忠据郡，外国人恶之，增设戍兵，其参将勒伯勒东自上海至，统轮船泊三江口，明年从克府城，建石塔于桃花渡，制法文以纪功绩，列阵亾者七人……”，说明法军当时的确死亡七人，与民国鄞县志里转录碑记中的法军人数合，其中排在第一位的“Kenney”即中文史料里的“耿呢”，系法舰“星号”（L’Etoile）的舰长，据英国人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1868年出版的《常胜军史》（The Ever-Victorious Army: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ampaign under LT-COL C.G. Gordon and of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说，耿呢身先士卒率队攀上城墙时被太平军的子弹洞穿肺部当场死亡。英军方面，多份史料都称在5月10日的战斗中有三人阵亡，第一位是英国海军“会战号”（Encounter）的中尉科诺华（William Cornwall），也是第一批攀上城墙时被击中心脏，后不治身亡；第二位是德大卫（David Davis），也是第一批攀上城墙的，被子弹击中头部当场身亡；第三位，根据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是甘蒙（Camron），这个说法引自严中平译的《怡和书简》。英军这三个人的名字在上述名单中都能找到。

光绪《鄞县志》里关于克复宁波城时法军阵亡人数的记载

英法联合舰队的旗舰，由英国人丢乐德克（Rederick Dew）乘坐的“会战号”在宁波，1862年

克复宁波城之战的版画底稿，远处倒在他人怀中的就是科诺华，近处正在开枪的是德大卫，地点是在宁波城墙上

英国皇家海军博物馆收藏的由“哈代号”（H.M.S. Hardy）在1862年5月10日克复宁波城之战中获得的“陈”字旗，该博物馆认为该旗原属陈玉成，但我觉得风格、工艺都不像太平军的，很有可能属于参与这场战斗的清军四品顶戴把总陈明德。

我相信1863年照片中碑记所载的20人之数，但很遗憾，在我能够找到的资料中只能确定以上这4位阵亡于1862年5月10日克复宁波之战的外国人名，其他的16人无处核查。希望某天能发现六面塔刻着人名的那通碑照片。我相信在英国海军的原始档案里一定有这份名单，只是静静躺在某个文件夹里不为人所知罢了。细想起来也很讽刺：建造六面塔的目的就是“死事之官及兵，恐久而湮没无闻……以纪事宁波死事者之名姓永垂不朽”，但现实是无论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没人在乎这些“死事者”了，他们彻底“湮没”了。也许，越努力想记住的东西越容易被忘却。

上海的雪

昨天和大家分享了两组从苏州河口北岸向南看外滩的照片，其中最后一张是1880年代早期的上海雪景，好几位朋友私信问我是否还有上海雪景的历史照片，当然有，今天的主题就是上海的雪。

虽然上海也算南方城市，是冬天没有集中供暖的城市，但下雪对上海来说并不稀奇。上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天阴冷。我查了下，一般在每年1月下旬到2月初，上海的气温会最低，初雪也一般是在这几天。当然和北方不能比，上海下雪的日子并不长。我见过的最早的上海雪景照片大概摄于1880年代早期，除此以外，值得一提的是1893年上海的一场大雪。

雪后的上海外滩公园南门，1880年代早期

1893年1月12日，上海本来下着的雨突然变成了雪，而且这场雪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学过初中物理的人都知道，下雪的时候并不算冷，雪化的时候才冷。虽然14日是阴天，但雪已经停了，到了16日天气开始转晴，雪也开始融化，最低气温在19日一度降到零下12.1度，当时的人们肯定想不到，这次低温创下了上海迄今为止都没能打破的记录，当然更想不到这是席卷东亚的一次被写进历史的寒潮，被学术界称为“世纪寒潮”。这次寒潮影响了中国南方的很多城市，甚至海南的琼山都下了小雪。面对这场寒潮和大雪，有在上海的摄影师抓住机会拍摄了一组照片，并在同年由别发书局发行，名为《1893年大雪中的上海》（Views of Shanghai During the Great Snowfall of 1893）的画册，285×360mm，收录12张珂罗版印刷的图片，有跑马总会、外滩公园等景，看照片里的雪就能感受到那份寒意，算得上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了。

《1893年大雪中的上海》书影

内页

与外滩隔河相望

上海又被网友戏称为“魔都”。我没有考证过为什么，不过我觉得至少应该有“摩登”的“摩”意吧。上海是座摩登的城市，无论是五口通商之后，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亦或是改革开放以后，即使到今天，我依然觉得无论从城市面貌、城市管理水平，上海都是一座很摩登的城市，我喜欢上海。

老照片有个好处，可以归纳同一地点相近视角不同时间的照片，就好像是电影《星际穿越》的结尾，Cooper进入的那个多维度的空间，拉通时间线来体味变化。下面这组照片都是在苏州河口的北岸向南拍摄的，按时间顺序排列。

这个角度最早的一张照片由美国摄影师查尔斯·韦德于1867年拍摄。值得一提的是他拍摄这张照片所使用的是“猛犸”相机，看到名字就知道，这种相机可以拍摄幅面很大的照片，尺寸达22×18英寸，而当时一般的相机只能拍摄10×12英寸的照片。这张照片已知仅一张，非常珍贵，我曾有幸近距离观察，上万张照片中独与她合了一张影。

紧随韦德其后的是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他在1868年以几乎同样的视角拍摄了这张照片。对比韦德拍摄的那张，照片里景物没有多大变化，常胜军纪念碑安放于外滩公园南端；公园内部还正在施工，别说音乐亭，甚至长椅都还没有安装一个。

佚名摄于1870年代中期，外滩公园内的第一代音乐亭已经建成，看起来非常古朴，沿江的路旁安置了一些长椅；外滩路边的树已经长大不少，丽如银行大楼已经建成，一度被认为是外滩最漂亮的房子。这家银行当时的生意做的很大，看赫德和金登干的通信录，赫德就在丽如银行开了对公账号和私人账号，远在伦敦的金登干可以很方便地通过丽如银行与赫德财务往来。时值退潮期，苏州河口北岸堆着木桩，似乎是要修筑堤岸。

佚名摄于1870年代晚期或1880年代早期，对比上一张照片，外滩公园内的音乐亭已经是第二代了，公园内的树木郁郁葱葱，丽如银行已经没有那么突兀，两边都盖起了新楼。

佚名摄于1890年代。外滩公园内的音乐亭已经是第三代，远没有上一代好看；丽如银行大楼的第一高度已经拱手让给新海关大楼。苏州河口北岸也经过了治理，种着草坪。

接下来这组照片都是在外白渡桥以西向南拍摄的。虽然不甚清楚，但通过外滩公园的状态判断，这张照片大约摄于1860年代。

正值涨潮，小树在风中摇曳，左下角和桥上还可见煤气路灯。根据远处外滩公园的状态，这张照片可能摄于1870年代中期。

外白渡桥上熙熙攘攘，外滩公园内的音乐亭还是第二代，综合来看照片大约摄于1870年代晚期或1880年代早期。

算是比较早的一张上海雪景，看树枝上残雪的状态，这场雪应该很大，天气阴沉沉的，只在桥上有一个人。照片大约拍摄于1880年代早期。

张荫桓的诺尔庄园半日游

光绪十五年三月初六日（1889年4月5日），大清国驻美公使张荫桓在日记中写道：“总署电，初一日奉旨陈钦铭派充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崔国因派充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钦此。当即分电各署，归国有期，自应共慰，行簏久经捡拾，交替便行。”自己的任期将结束，终于可以回国了。张荫桓出洋这三年正赶上多起虐杀华工案的赔偿和美国“排华法案”的出台，可谓心力交瘁，这下终于解脱了。回国之旅没有像来的时候那样直航，而是选择从纽约出关，经欧洲再回国，期间游览了英法两国。他心底里羡慕那些可以游历很多国家的同事，比如在日记里他曾说“洪文卿书言驻洋四月，周历四国，现拟赴俄久驻……余奉使三国，三年不及遍历，文卿则四月之间，四国均到，殊愧之矣。”洪文卿即洪钧，江苏苏州人，同治七年（1868）的状元，光绪十三年至十六年（1887-1890）充任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四国外交大臣。可惜的是知道这位状元大使的人并不多，反而听过他姨太太傅彩云名号的倒大有人在，她曾执业青楼，艺名“赛金花”。洪钧很好学，张荫桓在日记里说“曩在巴黎竹筼曾言文卿日习英语，志在远游，余不之信，不悟有志竟成。”竹筼即时任大清国驻法国大使许景澄。日习英语，志在远游，有志竟成，可见学好外文很重要！

扯远了，说回张荫桓。他在美国时曾和英使威士交好，往还甚多：小规模的宴请，比如张荫桓生日，所请的客人有英使；张荫桓没带翻译自己去出席白宫的宴会，也有英使帮忙照料；政治立场上，英使也多站在中国一边。不过这位大使在美期间不幸卷入一场政治丑闻而被迫离职回国。在188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有位加州的共和党人乔治·奥兹古德比（George Osgoodby）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用假名查尔斯·默奇森（Charles F. Murchison）写信给时任英国驻美国公使威士，说自己对投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候选人比较迷茫，请威士指点，于是威士在回信中暗示从英国的观点来看民主党的克利夫兰是合适的总统人选。结果这封信在大选前两周被共和党公之于众，很多爱尔兰裔的美国公民认为民主党与英国政府有勾结，遂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最后克利夫兰输掉了选举。此举被认为英国政府干涉美国内政，在美国政府的抗议下，威士被解职回国。作为曾经的朋友，张荫桓逗留英国期间自然会和威士联系，去其家中拜访。在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日（1889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张荫桓写道：“早饭后一点钟四十分乘火车访英使乡居，译言七橡树，英使备车来迓。”威士的这座“乡居”可了不得，“从园道绕至石室，周遭约十里，园中豢鹿八百头，山鸡、孔雀之属游行自在，极苑囿之大观，石屋外式炮垒，中为重门，头门立铜石诸像，二门则其住宅，门洞内有石院子，略如日国王宫之式……园地广五千亩，石屋广二十亩，自建造至今六百六十九年，世代勋旧……穷半日之力，不能遍览室庐……约记其居石院八、楼屋一百五十、楼窗三百六十六、楼梯七十五，英都极古极阔之居，每礼拜五准游人往观，如博物院之例。”威士何许人，趁如此豪宅？

1709年的诺尔庄园

1800年的诺尔庄园大门

威士的全名是莱昂内尔·萨克维尔-威斯特（Lionel Sackville-West, 1827-1908），第二代萨克维尔男爵。他父亲是第五代德拉沃尔伯爵乔治·萨克维尔-威斯特，他母亲是第三代多塞特公爵约翰·萨克维尔的幼女伊丽莎白女爵（Lady Elizabeth）。看过《唐顿庄园》的人都知道，爵位和遗产继承在英国是很厉害的，从威士父母的家世就能看出来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不一般。张荫桓拜访的这座乡居位于肯特郡的“七橡树”，即著名的诺尔庄园（Knole House）。这座庄园始建于1456-1486年间，后不断扩建。1566年，诺尔庄园被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赐给自己的外甥托马斯·萨克维尔（Thomas Sackville），之后的萨克维尔系和多塞特系的各种贵族都出自他的血统。张荫桓说“英爵男女并袭，英使新袭伯爵，系母氏所遗”，威士的这座乡居便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张荫桓还说威士的祖上是“俺麻士得”，我们现在一般翻译作阿美士德，即嘉庆二十一年（1816）曾带团访华的那个阿美士德。阿美士德在1839年迎娶了第三代多塞特公爵的女儿玛丽·萨克维尔女爵（Lady Mary Sackville）为继妻，因此得以诺尔庄园为家，1857年也是在这座庄园去世。需要八卦一下的是，玛丽的继母，第五代普利茅斯伯爵的遗孀莎拉·阿契尔是阿美士德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说莎拉、玛丽“母女”分别是阿美士德的两任妻子，当然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两颗相爱的心。

威士肖像

19世纪诺尔庄园的内景，篮圈中即黄亚东的肖像画

张荫桓是位艺术品爱好者和收藏家，无论走到何处，博物院是一定要去的，而且对油画、雕塑、埃及文物颇有一番见解。他造访诺尔庄园，被其中收藏的各种艺术品所吸引，特意记录在日记中，“楼上四围可通，满壁油画，及极古几榻，有英君主临幸之室，陈设皆银器，桌亦雕银为之，卧榻帐幔刻金线织成，费英金两千镑。有雕镂木橱一架，珊瑚作柱，可云奢矣。楼上最古之物则未制钟表以前测日之器，又吾华五彩磁瓶一，口径五尺，亦非近代物也，其他磁器多可观。”在众多的油画收藏中，他还注意到了很特别的一幅，“所悬油画皆西俗有名望人，中有少年华人一轴，戴无顶帏帽，短衣马褂，赤脚曳番鞋，款署黄亚东，不知何许人，彼族如是重耳。”当时张荫桓不知这位“黄亚东”是何许人，但后来的艺术史学家们已经大体弄清了事实。黄亚东大约出生在1753年，广东人，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贸易口岸，黄亚东有机会接触外国人。当他大约十几岁的时候，听到有关英国的传说，于是决定去英国看看。东印度公司的押运人布莱克（John Bradby Blake）也是位自然学家，他看中黄亚东认识很多草药，决定带他去英国。1775年后，他成为乔凡娜·巴塞利的男侍者，而这位乔凡娜则是诺尔庄园主人，第三代多塞特公爵约翰·萨克维尔的情人，多塞特公爵还安排黄亚东去庄园附近的“七橡树”学校上学。也许是中国人在英国实在太少见，多塞特公爵在1776年付了70个金币（guineas）给大画家雷诺兹（Joshua Reynolds）为黄亚东画了一幅油画肖像，并悬挂在诺尔庄园的雷诺兹厅。1874年，黄亚东回到广东做外贸生意。据信，他是最早前往英国的中国人之一。

雷诺兹画的黄亚东肖像

大半天的时间张荫桓也没能转完诺尔庄园，“晚饭后（英使）仍备车相送返寓”。

长江白鲟最早的照片

约翰·汤姆逊是第一个带着照相机游三峡的人。1871年1月31日，他在经过石首的时候写道：“我们在这里买了两条鱼，一条像鲑鱼，另一条像是白拉克斯顿船长（Captain Blakiston）描述过的那种。在这条鱼宽阔而无牙的大嘴前面有一根长长的尖刺，据说是用来攻击猎物的武器，那张宽阔的大嘴同时用作一个陷阱。从刺的尖端到尾的末端，全长四英尺两英寸，刺有十四英寸长。鱼腹是白色的，鱼尾和鱼鳍白里透红，背和头都是青灰色。”白拉克斯顿船长即托马斯·白拉克斯顿（Thomas Wright Blakiston, 1832-1891），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1862年曾带领一支探险队溯长江而上，著有《长江上的五个月》（Five Months on the Yangtze）一书。

白拉克斯顿在《长江上的五个月》中绘制的长江白鲟图片

汤姆逊和白拉克斯顿提到的这种鱼就是长江白鲟。白鲟身体呈梭形，前部稍平扁，中段粗壮，后部略侧扁。头长有吻，吻呈长剑状，由前到后逐渐变宽，前端钝尖，狭而平扁，基部肥厚。歪型尾，上叶长、下叶短，体表光滑无鳞。背鳍起点在腹鳍之后。头、体背部和尾鳍呈青灰色，腹部白色。因其标志性的长吻而划归匙吻鲟科。匙吻鲟科鱼类最早出现于白垩纪，现今存活的匙吻鲟科鱼类仅有两种，分别分布于亚洲的长江和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白鲟生长速度快，因此体型往往巨大，据说国内曾有过捕获7.5米长白鲟的案例。从这种鱼的特点也可看出，是种非常适合被吃掉的鱼……网上经常会引用宜宾市水产渔政局前局长穆天荣的话：“上世纪70年代白鲟数量还很多，后来明显减少，现在几乎看不见了……上世纪70年代时，每年白鲟捕捞量在5吨左右，鱼子被卖到国外去做鱼子酱赚取外汇。鱼肉用板车拖到街上去卖，像卖豆腐一样，要多少，就切一块给你，也不用称。” 白鲟在繁殖季节前有上溯洄游的习性，其产卵场分布于金沙江下游和重庆以上的长江干流，四川屏山县至泸州市江段为其主要的产卵场所。但是1981年建成的葛洲坝切断了白鲟洄游的路线，将其生活区域断为两部分，后来不断建设的长江上游水利工程进一步破坏了白鲟的生存环境，上一次人们见到长江白鲟还是2003年的时候，也许，这种白垩纪就存在的物种终于要被水坝灭绝了。

1994年我国发行的长江白鲟特种邮票

遗憾的是，虽然汤姆逊留下了文字记录，但没有说他是否给这条鱼拍过照片，至少那时候的人肯定没有“拍照验毒”的习惯。那是不是真的就没有这条鱼的照片留下呢？幸运的是，汤姆逊为买来的那条白鲟拍了照片，虽然没用到他自己的书里，却送（或卖）给了法国地理学家何可律一份拷贝，照片和汤姆逊的描述完全吻合。要知道，据一些摄影史学者研究，汤姆逊当时在中国旅摄的时候，如果玻璃版带的不够用了，会把不太满意的底片，比如没拍好，或者内容不够吸引人，用药水抹去制作新的底片拍成新的照片，这样一张“死鱼”的照片能保留下来殊为难得。可谁又能想到，曾经长江常见的这种好吃的鱼会有灭绝的一天呢？只能感谢汤姆逊，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长江白鲟的照片。

法国地理学家何可律

世界上第一张长江白鲟的照片，约翰·汤姆逊1871年1月31日摄于石首。

第一代中国驻美大使馆

张荫桓作为大清国的驻美公使，除了为中国、为在美国的中国人争取权益外，平时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各种应酬，比如拜访各部委、拜访参议员、拜访中国的老朋友等等，他日记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而且很遵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喜爱、感动、厌恶都会记下来，比如一次“午后赴议绅家，其妇年逾五旬，肥硕臃肿……狐臭扑鼻，进斋随答随引酒自熏，良久乃得摆脱。余不谙西语，幸免此窘。”欧美人的体味是要比亚洲人重，张荫桓对徐进斋“引酒自熏”的描写也很有画面感。其实，与这位议绅夫人的谈话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议绅夫人“絮言数十年旧事，谓华盛顿都城为密的力所经营，即陈副宪之旧房东也”。陈副宪即陈兰彬，大清国第一任驻美公使，这里有第一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线索。

中国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

陈兰彬在其记录美国之行的《使美纪略》中有这样的记载：“二十九日（1878年8月27日），容副使偕叶主事源濬往华盛顿，租定耶夫街第二千九百二十五号宅为使署。”美京华盛顿特区的城市边界最初很规整，是个边长10英里的菱形，由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部分土地组成，但是波托马克河南岸的弗吉尼亚部分应弗州民众的要求，在1846年7曰9日立法还给了弗州，这样华盛顿特区的规整菱形便缺了左下角一块儿。法裔美籍设计师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 1754-1825）对华盛顿特区进行了城市规划，东西向的道路自南往北顺序以英文字母命名，南北向的道路自东往西顺序以数字命名，还有一些斜向的道路以州名命名，道路交叉处的一些广场则以名人命名。根据这个命名规则，陈兰彬所说的“耶夫”似乎最接近字母“F”，也就是说容闳帮忙租的第一代中国驻美使馆可能是在F街2925号。不过这个地址不完整，还缺一个方位（如NW/NE/SW/SE），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更多有关这个地址的资料。但是从其他的英文资料，比如1880年11月6日的美国《陆海军周报》（ARMY and NAVY Journal）上曾刊载说：“陈兰彬，已经租下了位于华盛顿K街，前市长谢泼德的公寓，他和他的随员将在那里居住。副使容闳先生和洋员柏立将继续生活在华盛顿。”这个说法符合张荫桓在日记中的记述：“华盛顿都城为密的力所经营……辟草莱，治泥滓，乃有今日之平坦，美国人将为之立碑。”其中“密的力”即华盛顿特区前市长谢泼德。

谢泼德（Alexander Robey Shepherd, 1835-1902）出生在华盛顿西南，因家贫，13岁便辍学去给水管工当助手，经过多年努力有了自己的水管公司，然后投资房地产业致富。美国内战开始后，他加入北军。战争结束后，美京华盛顿也开始了城市建设的高潮。1870年，谢泼德接替了因为经营不善导致特区几乎破产前前任的班，当上了华盛顿特区公共工程建设委员会的头儿。他有房地产建设的经验，又拥有可观的财富，最终说服国会在1871年拨出一笔预算进行华盛顿的公共设施建设。这笔预算为华盛顿特区铺设了柏油马路、煤气管道、自来水管道和6万多棵道旁树，使美京的面貌焕然一新。陈兰彬就在《使美纪略》里这样写道：“四面衢道，或铺红砖白石，或以油煤和土筑成，光洁如拭。隙地则数步一树，间以各色花丛。铁铸长几随在摆设，以供行人歇坐。”正因为这些成就，谢波德也被市民称为“老大”（BOSS）。当然，什么事情都是两面的，主持了这么多工程建设，他被认为有黑箱操作的嫌疑，更重要的是，他城市建设的步子迈得太大，预算跟不上，城市要破产了，谢泼德去职。1876年，谢泼德破产，房产转给自己的律师和嫂子，搬去墨西哥的巴托皮拉斯，在那边开银矿，最后也死在那里。1909年5月3日，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特区立了一尊谢泼德的雕像，几经迁移，现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靠近14街的路旁。

谢泼德

前文所说的谢泼德在K街的公寓非常有名，是徳裔建筑师阿道夫·库鲁斯（Adolf Cluss, 1825-1905）设计，位于K街、17街和康涅狄格大街交汇处的东北角，被称为“谢泼德联排”，南边路对面就是法拉古特广场，设计师本人就住联排中间那座，谢泼德的那座在最西边，也是最大的一座。沿石阶而上便到达公寓大门，连接着装饰华丽的客厅。内部装饰大量使用白色和金色，以及猩红色和蓝色的缎面，窗帘上缀着蕾丝花边；镜子的总面积大到需要一个仆人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擦完；和客厅相连的还有一个巨大的书房，墙上镶嵌着胡桃木的书架。从巨大的螺旋楼梯可以上楼，胡桃木扶手装饰着铜配件，楼梯上方有个椭圆形的天窗；楼上共有十四间卧室；半地下室还有一个台球厅。这是一座典型的豪宅，也曾是华盛顿上流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交场所。1876年2月以后，破产的谢泼德搬离这座豪宅，参议员西蒙·卡梅隆（Simon Cameron, 1799-1899）住了进去，他在1877年退休后便搬走了，接着入住的就是陈兰彬为首的中国公使团。那时候从法拉古特广场到杜邦圆环被称作“使馆区”，尤以K街到L街之间最为密集：中国使馆占据K街把角，法国使馆占据L街把角，中间则是瑞典、俄罗斯、奥匈、土耳其和意大利使馆，英国使馆则位于两个街区外更靠杜邦圆环的位置。

1880年代的谢泼德联排，照片中最左边拐角的这部分即曾经的第一代中国驻美使馆

在17街向东北方向看谢泼德联排，1887年左右

谢泼德联排，1903年

谢泼德联排，右下角可见“For Sale”的牌子，1930年代

1883年中国使馆搬去了杜邦圆环西北角的斯图尔特堡，这也是库鲁斯设计的一座豪宅。至于中国使馆为什么搬家，我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不过巧合的是，陈兰彬的继任郑藻如1881年去美国赴任的时候是带着家眷去的，据美国记者报道，1883年夏天郑藻如的女儿在华盛顿降生，也许是为了更方便照顾家人才重新选的房子。1884年，郑藻如的夫人带着刚降生的女儿提前回国，郑藻如1886年回国。

第二任中国驻美公使郑藻如，1881年

1950年末，“谢泼德联排”被拆除，在原址修建了一座12层的写字楼。

张荫桓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1886年6月21日，大清国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大使张荫桓刚抵达秘鲁首都利马的第二天早上便收到一个好消息，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进斋书，言美都使馆房东不加租，可免移寓之烦。”房租不涨，可以避免搬家了。去国万里，没有涨房租和搬家之痛，绝对是好消息，我想，有过北漂经历的朋友应该能够体会张荫桓当时的心情。

其实张荫桓挺喜欢当时的使馆所在，他在抵美后不久的日记里就写道：“使馆在华盛顿，国都西北隅，雕攀园之北，颇高敞，门外馀地间植花木，又为暗机喷水，浅草如茵。门内翻译、会客、餐饭、跳舞、打波诸房均备，且华赡宽整，故西人以此为美都广厦。”美中不足的是“惟楼高三层，绝无院落，吾辈从中国远来，惟深异乡之感而已。”张荫桓说的这座使馆建筑所在即今华盛顿特区杜邦圆环西北角，康涅狄格大道和马萨诸塞大道之间的斯图尔特之堡（Castle Stewart）。所谓“雕攀园”的说法困扰了我一段时间，在使馆旧址南边并没有发现什么“园”的痕迹，后来突然想到：“雕攀”即“Dupont”的发音，“园”可能通“圆”或者即指杜邦圆环中间围成的“园”。张荫桓说使馆是“美都广厦”一点都不夸张，这座（地面以上）三层楼房是在美国西部靠金矿发了财的斯图尔特（William Morris Stewart, 1827-1909）出资修建的，设计师是德籍移民阿道夫·库鲁斯（Adolf Cluss, 1825-1905），工程从1871年持续到1873年，花费了大约8-10万美元。那时候美国刚开始开发杜邦圆环一代，因此这样一座1800平米，“华赡宽整”的高楼自然很惹眼，也一度成为那一片儿的社交中心。斯图尔特一家对自己的这套房产也很用心，室内家具都是斯图尔特的夫人安妮从法国买来的。但不幸的是，1879年12月30日，就在女主人安妮准备新年前夜party的时候，斯图尔特堡不幸失火，尽管消防员很快赶来，但这座木结构的房屋还是受到严重损伤，直到1883年，斯图尔特才花了好大一笔钱将这栋房子修好。他本想将这栋房子卖掉，但是没成功，最后，来自东方的贵人到了。

1890年代的斯图尔特堡

被拆除前的斯图尔特堡

也许是中国人素来相信“火烧旺地”，或者因为着过火租金低（年租金1万美元），大清国第二任驻美国大使郑藻如在任上租下了这座楼房作为中国驻美国使馆。租一个好房子不等于过得舒适，还得要有个好房东才行，恰恰斯图尔特不算是个好房东。斯图尔特出生在纽约州，很小的时候便随父母迁去俄亥俄州。1850年，23岁的他去加州闯荡，通过淘金致富，两年后前往内华达州地区（1864年内华达州才成为独立的州）改行作律师，1865-1875年担任共和党的参议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在华盛顿特区修建了斯图尔特堡。张荫桓称斯图尔特为“士雕鹘”，说他不喜华工，积极推动美国的排华法案。在1889年斯图尔特再次当选参议员后，张荫桓在日记里还写道：“房东士雕鹘充上院议绅，叠与华人作难，近因其妻弟亚狒为卓忌华人作律师，欲索未经报案之损失银物，乃函荐亚狒，诚翻覆无耻之人矣。”

房东士雕鶻

房东本来就不好打交道，因此在维护使馆建筑方面张荫桓也很用心：有人想租使馆用来开办舞会，张荫桓说“闻之房主人，跳舞多则房屋易损，遂却之。”想丰富一下自己的文化生活缓解思乡之情，挑了几幅画准备挂起来，但是“房主人甚不愿墙上缀钉”，他只好“购极小钢钉，无害墙纸而能悬物者，经营数日而妥。”尽管张荫桓尽心维护，但到了他的继任崔国因那里使馆大楼可就惨了。崔国因尚俭，甚至史料上有用“抠”来形容他。崔国因是带着家眷去美国赴任的，为了省钱，使馆内部需要洗涮的都是自己动手，结果方法不当洗坏了不少；做饭用不惯煤气炉，在厨房地板上直接垒了个灶，油烟太大弄的厨房很脏；外媒还曾报道说中国官员在使馆内吸鸦片，结果烧坏地毯和家具……互联网上有句金句：省钱就是多花钱的开始。压缩正当的支出肯定会带来意外的损失。1893年斯图尔特再次当选参议员后欲收回房子，看到斯图尔特堡的内部状况非常生气，甚至把使馆一行人告上法庭，索赔1万5千美元。幸有使馆的律师科士达奋力辩护，最后赔了3千美元结案。张荫桓那时候已经回国，他在日记里说：“未正美署使田夏礼来，面递照会，以美都使馆损失什物索赔两万金元，外部照会杨子通，以未奉总署之令不敢置词，因求设处。与谈逾刻，允令电子通酌办。惠人欲以俭德风示西族，气炉水管岁常搁置，愈搁置愈烦修理，而需费欲多。各寓房衾褥惠人节洋仆浣洗之费而令家人自为之，既不得法，损坏必甚。惠人初到，不准开地窖门，运煤炭亦从大门入，门内地毡岂耐践踏乎？至各厅房陈设，美？之物居多，亦与惠人示俭之意相左，三年之久，散失当意中事耳。房东既索赔偿，必欲清楚数目始收回房子，意若图赖，子通接时别赁新居，而不将此屋说断不租，宜有葛藤也。”杨子通即杨儒，是崔国因的继任，从杨儒起又租了新的房子作使馆。

普遍认为这张中国驻美使馆的内景拍摄于斯图尔特堡，但是坐在书桌后的人既不像郑藻如，也不像张荫桓和崔国因。不过仔细观察会发现左边黄框处是一位中国官员的油画半身像，张荫桓在日记中也曾提到画油画像的事情，我认为应该是他的画像；右边黄框处挂的照片应该是曾纪泽的肖像，张荫桓在日记中也提到过向曾纪泽索映像的事情。

1901年，斯图尔特堡被拆除，那时已是张荫桓在新疆被慈禧下令斩首后一年，人和房子都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