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 第 16 页 – 研究和讨论老照片及中国早期摄影史

百贾和伯驾

1886年4月29日，张荫桓在白宫向时任美总统克利夫兰递交的了国书，自此算是正式上任大清国驻美公使了。这一天对张荫桓来说是大日子，他在日记里写道：“未初偕希九、仲兰、震东、洋员柏立赍国书至美外部，晤该部大臣叭夏，同往美宫。于是始与叭夏相见，词色甚和，谓太平洋滨商务从此可以展拓。旋诣美宫，荔秋日记所谓蔚蓝宫也，坐候片刻，美总统企俚扶轮出见，免冠植立点首，外部叭夏旁侍，余率从官点首答之。行稍近乃宣颂词，震东翻译一遍，随将国书敬递，总统接收后即交叭夏捧持，自探夹囊取颂词宣读一遍，彼此握手而退。”外部大臣叭夏即国务卿托马斯·巴雅徳（Thomas Francis Bayard, 1828-1898），“企俚扶轮”即克利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 1837 -1908）。“蔚蓝宫”即白宫的蓝厅（blue room），是白宫中承担接待工作的房间，正如张荫桓在日记中所写的，1878年陈兰彬（荔秋）也是在这里向美国总统递交了国书。顺便一说，网上说蓝厅的称呼来自肯尼迪夫人杰奎琳的装修，此说谬，早在1837年蓝厅就定名了。

时任美国务卿叭夏

时任美国总统克利夫兰

十九世纪末的白宫蓝厅，上色立体照片

在抵达华盛顿后递交国书之前，所有的商务活动张荫桓都以“未谒总统不便与会”为由推掉了，而在此之后便接连是各种工作上的会晤，应接不暇。然而，他在工作之余以个人身份抽空去拜访了一个美国人，可见这个美国人的重要，他也和中国有很深的渊源。

张荫桓在光绪十二年丙戌四月初二日（1886年5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申初答拜百贾，年八十一矣，客粤最久，以医为业，叶崑臣之役确在行间。此时归老故乡，不谈往事。座中悬前粤抚黄石琴小照，又什藏故粤督耆介春画像，陈设器物多粤中佳制，厅外悬陈副宪映像，亦旧识云。”这位“百贾”现在一般译作伯驾，即彼得·帕克（Peter Parker, 1804-1888），对你没看错，蜘蛛侠和他同名同姓。伯驾在1834年获得耶鲁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后，随即进入神学院并得到去往中国传教的委派，担任一名医疗传教士。 1835年11月，他先在外国人驻地开了一间药房，开始为中国病人看病，他主治的大部分是眼疾和肿瘤。后来他的药房扩展而成一家眼科医院，名博济医院，即广州眼科医院的前身。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伯驾曾短暂回美，1842年返华后继续行医，并在1844年参与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和签订，1847年被委任为美国驻华代办，1855年转为美国驻华公使。1857年伯驾因健康原因辞职回国，定居华盛顿，1888年去世。伯驾回国后，在1860年搬到拉斐特广场西南角的一座红砖楼中，与白宫斜对角，这座楼依然健在。

伯驾肖像，马修·布莱迪摄，约1860-1865年间

伯驾在广州指导自己的助手为中国人看眼疾，布面油画，林呱绘，1840年代

伯驾在华盛顿居所的现状

张荫桓在日记中说的“叶崑臣”即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和下场大家都耳熟能详。“前粤抚黄石琴”即时任广东巡抚黄恩彤（1801-1883），字石琴，山东宁阳人。1842年黄恩彤任江苏按察使期间，奉耆英、伊里布之命偕同侍卫咸龄登上停靠在江宁的英舰谈判，并随同签订《南京条约》；1843年升广东布政使，因成功阻止美国公使顾盛前往北京而获得朝廷嘉奖；1845年升广东巡抚，1849年乞养归里，1883年病逝。在中美《望厦条约》谈判期间，黄恩彤和伯驾分别是双方的谈判小组专门成员，两人有很多交往，所以伯驾会有黄恩彤的照片，并将其悬挂在家中。目前已知黄恩彤的照片是法国人于勒·埃及尔所摄，是他与两外两名官员合影的银版照片。不过埃及尔拍摄的银版照片并不适合悬挂，因为这种工艺的照片太娇气，挂不了多久可能图像就会消失了。因此说明黄恩彤在1857年伯驾回国之前肯定还拍过其他的肖像照，而且应该是湿版工艺，可惜我还没能见过实物。

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谈判期间于勒·埃及尔为黄恩彤拍摄的肖像，银版照片

张荫桓日记中提到的“陈副宪”即大清国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他在1870年以太常寺正卿衔被任命为留美学生委员，于1872年率3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次年受命前往古巴调查华工情况，迫使西班牙当局于1877年签订《会订古巴华工条款》，对华工进行保护；1878年以宗人府丞衔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1881年奉诏回国。因此他与伯驾也有交集，赠送照片也很正常。

陈兰彬肖像，1870年代

张荫桓在拜访伯驾家时提到的另一个人是“粤督耆介春”，即两广总督耆英（1787-1858）。耆英是宗室，属正蓝旗。生前几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瑞《广州条约》。但这些外交“成就”在实现过程中充斥着小手段，最后他也栽到了这件事上。1858年英军占领广州期间在两广总督衙门搜获大量档案文件，内有耆英对英国的不恭言辞，导致中英谈判无法进行下去，最后咸丰帝大怒，赐其自尽了。耆英送给伯驾的画像在日记中没有描述，但是在中法《黄埔条约》谈判期间他也曾送给法使拉萼尼一幅画像，据法方参与谈判的伽利略在日记中说：“两位官员早上八点来到我家，他们带来一个长条盒子，里面有一张巨大的耆英肖像。这是一张画在白纸上的水彩画像，画被装裱在一幅巨大的黄色绸缎上，它被卷在一个小圆筒形的木轴上，然后被套在一个长长的黄色锦缎袋子里。画上的钦差大臣是坐着的，身披咖啡色的貂皮长袍，头戴一顶同样皮质的帽子，上面拖着只能般配补服的红色顶珠，肖像的背后写着耆英的各种头衔。”耆英算是最早和洋人深入打交道的宗室了，在“留影”这件事上很时髦，不仅有传统的设色纸本肖像，还是中国最早拍摄照片的人之一，此外还有定制的油画肖像。1851年，东印度海洋协会（East India Marine Society），也就是现在的美国迪美博物馆前身，在波士顿图书馆（Boston Athenæum）展出了5幅从广州带回的林呱绘制的油画肖像，其中一张标注为“Ke Yaing”，即耆英。

耆英画像，1840年代

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谈判期间于勒·埃及尔为耆英（前排右一）、拉萼尼（前排右二）、伽利略（后排右一）等人拍摄的合影，银版照片

林呱绘制的耆英油画像，1840年代

在张荫桓旅美期间的日记中，后来还几次提到伯驾。“老人百贾来晤，年八十六岁（此处误，应为八十二岁），尚能操华语，步履涩甚，少坐即辞，令震东（即梁诚，1903-1908年任驻美公使）掖之登车。”“午后答拜百贾……”“旋访老人百贾寓楼，出观前在粤中所治杂症各图约五六十幅，刊诸卷帙者又百十图，皆举极其难而撮刊之，得其医治而痊者尽五万馀人。现在行年八十二岁，步履少涩，上下楼其子绝不理会，余虑其蹉跌，屡语以扶侍，其子谓乃翁不乐相扶，西人父子之谊盖如是也。”这里所说的“在粤中所治杂症各图约五六十幅”即伯驾委托广州画家林呱绘制的一批他在华期间病人的油画，目前已知有110幅，86幅藏于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23幅藏于伦敦盖伊医院的戈登博物馆，1幅藏于波士顿的康威图书馆。

林呱为伯驾绘制的病患油画像之一，1840年代

1888年1月10日，伯驾在家中病逝，张荫桓送花吊唁，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美医百贾，年九十矣（此处误，应该是八十四），病殁于家，以其游最久，唁以鲜花。”

1886年中美之间的一次外交事件

1886年4月6日，也就是131年前，大清国驻美公使张荫桓乘坐东西方轮船公司的“盖尔人”号（Gaelic）抵达旧金山赴任，没想到还没下船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一下子就让美国人都知道了这位新来的中国大使。

张荫桓肖像

张荫桓在1886年4月7日[注1]的日记中写道：“晨起抵金山口。领事欧阳明偕洋员傅烈秘、翻译欧阳赓、随员王国逊、郑鹏程来见。因约领事官至房舱，询金山近事，坐谈逾时。旋登柁楼晤傅烈秘各员。少顷，船亦泊岸。正在搬运行李，而税司黑假以索阅国书为词，阻碍登岸。当诘以税关无接阅国书之权，若欲展阅，须予我以能阅凭据，令傅烈秘与之辩论。适中华、三邑、冈州、阳和、合和、人和、昭一各会馆绅董来迎，遂下楼与晤，周旋甚久，而税司之见仍未销融。复告以迟迟不登岸，或原船回华，未尝不可，国书则断难给阅。税司知理不可夺，其总查官天年遂婉请登岸。即驱车就馆舍，寄榻九层楼。锦堂、傅烈秘仍来照料，因喻以税关如此无状，当往诘之。”旧金山海关的税司黑假不让张荫桓一行上岸，要看中国皇帝给美国大统领的国书来证明其身份。在张荫桓看来这是严重的外交事件，国书是给花旗国大统领看的，随便先展阅给一普通税司实在不平等，有损大清国的国体，自然怒了，要求旧金山领事馆的美国雇员傅烈秘和黑假“辩论”，结果好半天之后“税司之见仍未销融”，张荫桓更生气了，撂下一句话：大不了我原船回去，国书肯定不能给你看！最后总查官天年来打圆场，张荫桓一行才下船。即使到了酒店“九层楼”（the Palace Hotel，1875年落成，当时旧金山最豪华的酒店）仍然没消气，要领馆人员“往诘之”。

黑假肖像

1870年代的旧金山“九层楼”，即Palace Hotel，1906年着火后重建。张荫桓当时住在三楼

张荫桓说的“往诘之”并不只是让洋雇员去和黑假吵吵嘴罢了，他还为此函告负责外交的国务卿叭夏（Thomas Francis Bayard, 1828-1898），告了黑假和旧金山海关一状。这个黑假并不是一位普通的海关员工，他的经历也颇传奇。黑假（John Sharpenstein Hager, 1818-1890）出生于新泽西州的莫里斯敦，毕业于新泽西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加州金矿热的时候他也跑去开矿，参与制定了1849年版的加州宪法；1852-1854年间在加州参议院任职；1855年被选为旧金山区的法官，直到到1861年去职；1865-1871年任职民主党参议员，是加州大学的校董，1885-1889年在旧金山海关担任负责征收关税的官员，直到1890年去世。有这样的经历，黑假自然不会以沉默应对诘问，他在报纸上公开为自己辩护。同时敏锐的美国媒体也注意到这一事件的炒作空间，除了事件发生地的加州，东海岸的《纽约时报》也隔空加入讨论。综合税司黑假、总查官天年（Wiley Jame Tinnin, 1829-1910）以及东西方轮船公司的负责人布莱恩（W.J. Bryan）的证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886年3月20日，美国财政部收到国务院发来的一封信，通知说大清国新任公使张荫桓一行将于4月8日乘“盖尔人”号抵达旧金山，请海关免税放行，并给予照顾。3月23日，财政部将这封信的内容以电报的形式发给旧金山海关，税司黑假和总查官天年都看到了这份电报。但是没曾想，张荫桓一行乘坐的轮船比预计提前，4月6日凌晨3点就到了旧金山，停靠在恶魔岛（Alcatraz Island）附近。领事馆第一时间获悉张荫桓提前到的消息，但是没有人通知海关。上午7点检疫人员和船东登船，由于潮汐的原因，船未靠岸；上午9点，总查官天年和旧金山领事馆的洋员傅烈秘乘坐拖轮登船，与张荫桓相见；船在中午12点30分靠岸，傅烈秘要船东找人帮忙卸行李，同时码头这边也用电话通知黑假，说有一条船靠岸，乘客中有大清国的新任公使，黑假于是通过电话指示要先查验证件确定身份，再照相关规定入关，于是码头这边就要张荫桓出示能证明其身份的证件，比如护照。张荫桓说我们一行人的证件都已经提前发往美京华盛顿了。那有别的凭据吗？张荫桓说有我大清国皇帝给你们大统领的国书，不过锁在一个有封漆的盒子里，没到华盛顿不能拆，而且只能给你们大统领看，别人没资格拆阅。于是码头上的人又去给黑假打电话请示，黑假说护照都没有怎么证明你们的身份？不行！根据美国法律入关必须出示证件。黑假这话再传给张荫桓的时候他就怒了，国书断不可看，大不了我原船回去，大概拖了30多分钟，最后还是总查官天年拍板，同意张荫桓将乘客名单上的随行人员一一圈出，免检过关，张荫桓要了一张天年的名片，并邀请他去将下榻的酒店。在这次交涉中，与张荫桓同行的通判衔刘玉麟和候补县丞梁诚参与了翻译。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张荫桓一行众人竟然都没有随身携带护照实在是匪夷所思，黑假在报纸上为自己辩护时也提到这点，并说德、俄、意大利等国的大使过关也是要出示护照的，只有中国人搞特殊。甚至有媒体批评张荫桓傲慢，揶揄他得在码头铺红毯才满意，后来这件事还上升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争论，民主党说中国人都玻璃心，办事不守规矩，共和党说民主党排华故意制造外交事端（黑假属民主党，当年排华法案的出台也是民主党最积极）。张荫桓从此也和黑假结了梁子，他在4月11日（美国时间4月10日）的日记中说：“返寓则税司黑假、总查官天年、铸银行商三人来见。黑假寒暄后，自言前日登岸时并无索阅国书之事，当系传话之讹，因船来甚速，未及迎迓，以致失礼，乞函致外部为之解铃。”尽管黑假一再“力言断无索阅（国书）之意”，但张荫桓仍然认为他“絮聒不休”，还刻薄地对黑假说“国书非尔所能阅，尔有命运当总统时接阅不迟”。后来张荫桓还五次提到黑假，都没好话。

当年美国媒体上关于此次事件的漫画：张荫桓拿着一张写有“抱怨”的厂清单，列了A、B、C、D、E等等好多条，正生气的逐条“抱怨”，跪在地上的是国务卿叭夏，他负责和张荫桓工作接口，中间是时任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左边是时任财政部长曼宁。左上角是当年下船时税司黑假“要看”国书的情形。

就这样，张荫桓作为大清国的公使，还没正式上任就已经引起了美国两党的大争论，成了美国的名人了。

注1:张荫桓在日记中解释了为什么自己的日记时间没有按照日期变更线减去一天。

合影里的大员

这张版画里的大员是谁？不止一位朋友问过我，之前我一直说不上来。很偶然的，看到几张照片，这个疑问大体有眉目了。

那张未知大员合影的版画

这张木刻版画应该出自一份西文画报，具体的出处我没有查到。大家之所以关心照片里的大员是谁，是因为照片的背景脱自约翰·汤姆逊1871年为总理衙门三位大臣（从左至右）沈桂芬、董恂、毛昶熙拍摄的合影。那次拍摄活动中，除了这三位大臣，汤姆逊还为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文祥、宝鋆、成林等人拍了照片，也就是说，当时总理衙门的大员们都拍照了，所有的照片都和版画里的两人不合。从以上推测，版画里这两个人应该也是很重要官员吧，否则怎么会有这么一张“相”？

汤姆逊1871年秋拍摄的恭亲王奕訢

那一次汤姆逊为恭王拍的另一张照片

汤姆逊为沈桂芬、董恂、毛昶熙（从左至右）拍摄的合影

汤姆逊拍摄的沈桂芬单人照

汤姆逊拍摄的董恂单人照

汤姆逊拍摄的毛昶熙单人照

汤姆逊为成林、文祥、宝鋆（从左至右）拍摄的合影

汤姆逊拍摄的成林单人照

汤姆逊拍摄的文祥单人照

汤姆逊拍摄的宝鋆单人照

虽然摄影术在1839年就向世人公布，但是把照片准确、快速并低成本地印刷到纸上却还是个不好解决的技术难题，直到1873年汤姆逊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使用照相制版凹版印刷，才使得“印刷图片”这件事变得容易了（虽然印刷成本还是高）。在此之前（其实之后也持续了很久很久），特别是画报，印刷有时效性的问题，于是专业的画师们会根据照片制成比较精确的木刻版画，这样比较快捷，成本也低，只是不如照片那么逼真罢了。从这张版画的一些细节来看，素材一定是根据照片绘制的，只是没看到照片，也没有别的材料，不知道是谁。

我今天在整理保罗·尚皮翁的照片时，注意到记在他名下还有一组五张中国官员的照片。尚皮翁1864-1865年曾来华，拍摄了一些照片回去，风光照是比较常见的，偶有几张人物照也都是底层百姓（轿夫、乞丐、剃头匠），而这几张官员照我是第一次见，其中年轻的，没有蓄须的恭亲王奕訢最好认，另有文祥，他和恭王的这版照片都上过出版物，确认无误，再有就是董恂，看起来和七年后汤姆逊拍的照片没什么变化。最后两个人的照片就是用来绘制那张版画的素材。根据注释，版画中右边那位正脸的是恒祺，左边那位没有写，但是根据当时任职总理衙门的大员名单，结合其它照片，我觉得比较像宝鋆。虽然我对这个判断比较自信，但如果有文字档案佐证就算板上钉钉了。

尚皮翁1864年（左）和汤姆逊1871年（右）拍摄的恭王

尚皮翁1864年（左）和汤姆逊1871年（右）拍摄的文祥

尚皮翁1864年（左）和汤姆逊1871年（右）拍摄的董恂

尚皮翁1864年（左）和汤姆逊1871年（右）拍摄的宝鋆，我认为

开头那张版画和素材：1871年的背景和1864年的人像

都怪这位不知名的画师，把1864年拍摄的两张照片里的人物合成到1871年的背景里去，把观众都带到沟里去了，顺着1871年这个线索一辈子也认不出来这两个人是谁！

三家菜市场

在靠近北京三环东北角的顺源街有个三源里菜市场，网友戏称其为“网红菜市场”。这个菜市场看起来和普通的菜市场无异，普通的禽蛋果菜肉在那里买得到，而且还能买到很多别处买不到的食材，特别是用来制作异域风情餐食的香料、奶酪、海产等，甚至有人形容这里是“世界食材展览会”。喜欢做饭是热爱生活的最具体表现，新潮的年轻人都喜欢去那里买食材。北京那么大，为什么独三源里市场这么有名，我想异域文化是这个市场成为“网红”的直接切入点，市场的位置毗邻亮马桥使馆区，客户中不乏在京洋人、星级酒店和外国餐厅。其实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中国也有那么几家“洋范儿”的菜市场。

说起“洋范儿”，那一定要从上海说起。上海的宁海东路最初叫“宁兴街”，曾经还有一个名字叫“菜场街”。据上海地方志：1864年，法租界公董局批准在洋泾浜南岸，宁兴街河边的空地上搭建大棚作为室内菜市场，由外商波尔德里和汉伯里出资，并且以通告的形式要求法租界的所有菜贩必须进场集中经营，这就是上海最早的有管理的现代菜市场—— 中央菜市场，因此宁兴街也被称为菜市街。但好景不长，仅不到一年的时间，摊贩们因为不愿交进场费而导致市场关闭。

除了短寿的中央菜市场，上海更为人所知的现代菜市场是三角地菜市场。三角地是指虹口文监师路（今塘沽路）、汉璧礼路（今汉阳路）、密勒路（今峨嵋路）围起的一块三角形土地。最初这是是英国商人开的游乐场，中国最早的过山车就出现在这里，后来游乐场倒闭。189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在这里搭起了木结构大棚作为菜市场使用。吸取了法租界公董局失败的教训，三角地菜市场没有强行要求菜贩进入，只作出租，当然每个摊位还是要交管理费和纳税，但经营环境已经好多了，生意很好。1916年又改木结构为两层水泥结构，局部三层。底层售卖蔬菜，二层卖副食品及罐头等包装食品，三层是小吃点心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三角地菜市场仍然是上海最大的室内菜市场。

三角地菜市场最初的模样

与上一张相近的角度拍摄，注意屋脊，大棚经过了改造，生意依然好得不行！

1900年左右的三角地菜市场，和上两张比是从另一个方向看，大棚再次改造

1959年的三角地菜市场内部

1898年，中德签订《胶澳租借条约》，青岛成为德国租借地。在胶澳总督对青岛的城市规划中，大鲍岛被作为华人居住区，也修建了一座现代意义的集中式的市场，位于德县路和潍县路交界处，室（棚）内摊位面积很大，货物分门别类，集中贸易，秩序井然；棚外的区域是露天的集市，可供商贩们自由设摊。1918年，占领青岛的日本方面将市场迁至今市场三路，并扩建为两层，楼下是生鲜，楼上是日用杂货。这个市场一直是青岛最重要的菜市场。

青岛大鲍岛的菜市场，红框内是放大的市场门牌

北京虽然没有租界，但作为帝都，也有不少驻华机构和洋人，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菜市场也少不了，1902年法国人建成的“东菜市”（East Market）即为其一。东菜市即后来的东单菜市场，位于东单北大街南口的西北角，也就是现在东方新天地的东半部分。那时候长安街还没有打通，从东长街到东单路口再往东就是小胡同了，转北走东单北大街才是大路，东菜市就位于这个把角，可见地理位置之优越，自然也生意兴隆。而且那里离东交民巷使馆区、御河（今正义路）边上的六国饭店、长安街边上的北京饭店都很近，为满足去采买的外国人，市场里还有专门卖洋酒、奶酪、巧克力等进口食品食材的摊位。1937年北京沦陷后，日伪政府对市场进行了整修，改成后来拱顶的样式，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东单菜市场也变成了国营菜市场。作为北京最老的菜市场，东单菜市场早已成为无数北京人的生活记忆。

民国初年彩色明信片里的东菜市

1953年东单菜市场东侧的早点摊，张祖道摄

《生活》杂志摄影师拍摄的东长安街，背景左侧的是东单菜市场，右边写着“东单食堂”的里边就是上面那张张祖道老师拍照的地方

虽然我是做饭很一般的穷人，但是我喜欢逛菜市场，看着那些琳琅满目、摆放整齐的新鲜蔬菜，即使什么都不买也觉得满心欢喜。前几年去美国，逛Whole Foods Market、Giant、Costaco最满足，看着堆到屋顶的摆满商品的货架，看着一间专门用来摆放牛奶的“冷屋”（我起的名字，国内超市的乳制品都是摆在保鲜柜里，阿灵顿五角城时尚中心旁的Costaco里整个一间低温的屋子专门用来摆各种牛奶），我当时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物质极大丰富”，小学时学到的形容共产主义的一句话，没想到在“灯塔国”体会到了（当然，兜里没钱物质再丰富也看不到自己嘴里）。扯远了，说回中国早期的那些现代意义上的菜市场，其实，这种规范管理的新菜市场的出现是城市发展和商业繁荣的必然结果，是中国走进世界的必然结果，是开放的结果（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不管我们怎么定性1840年、1860年、1883年、1894年、1900年发生在中国与中国人身上的悲剧，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也是藉由这些事件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作为“墙国人”，我们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墙的，其实墙根本没用，相信“堵”能起作用的一定会吃“闭关锁国”的亏。订阅的“谷歌黑板报”今天推送说TensorFlow发布1.0了。这是Google发布并开源的第二代人工智能学习系统，是具有人工智能的数据处理工具，特别是在语音和图像识别方面的应用非常有力。可在我们这儿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说过Google为何物，就好像邻居已经发明了一种可以改变世界的工具，并告诉全世界的人怎样使用，只有我们把家里人耳朵眼睛都堵起来，还特别嘱咐“撸起袖子加油干”！

阿灵顿五角城购物中心旁的Costaco内摆放牛奶的房间

上面那家Costaco内部的货架，其实国内的山姆店也是这样的

我家附近菜市场里的四种蔬菜

拔剑四顾心茫然

“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是我看到下面这张照片后想到的第一句话。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就会对这样的话题格外敏感，奔波暴走的时候，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常会问自己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拔剑四顾心茫然”

喜欢这张照片还有一个原因是照片里这个人的装束，我曾经过手一张照片，虽然照片里的不是同一个人，但两个人的装束很接近，都是头戴风帽、身披风衣、腰佩宝剑。这种风帽在樊国樑（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Duperron C.M. 1837-1905）的《北京：历史与记述》（Pe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也有提到，法文里这种帽子叫做“Bonnet contre le vent”。这种风帽从外形上看很像现在帽衫上的帽子，而且额前可折叠，另有护耳和护脖，可比现在帽衫上的帽子要保暖多了，特别是天冷的时候骑马应该很有帮助。这种形式的帽子也有很多清代原物留存下来。宝剑是清代老照片里较少见的存在，挎着腰刀拍照的官弁不少，可挎着剑的着实少见。也许是入关的清军在马上用刀更有效，不怎么用剑吧。武侠小说看多了，也会留下宝剑配君子的印象，比如青冥宝剑和李慕白。《说文》里记载：“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则带剑，无事不得带剑。”也就是说宝剑不是小老百姓用的，说明照片里这位先生，应该也不是一般人。从照片上看，这把剑挺素的，剑镡和剑格都光素无纹，剑茎貌似木质，剑鞘上有暗纹，护环上有镂空的云纹，用一根细绳挂在腰间，总的来说，这把剑很低调。剑在军事战斗中的优势是除了劈砍还可以刺，能有效地对付轻护甲，对付重甲和速度快的骑兵就派不上用场了，因此自两宋时便只有将官装饰性地佩剑，士兵都不用，就好像某些电影电视剧里部队领导都是配个巴掌大的小手枪，威力和士兵用的武器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当然，他们在军队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使用武器的目的也不完全一样，用不同的武器也正常）。元以后剑成了显贵们的玩物，到了明清更是登峰造极，因为这么个物件在装饰上可动脑筋的地方太多了。去年大英博物馆的特展“Ming”就曾展过皇家军械博物馆收藏的一把永乐年间皇室宝剑，剑格是一只龙子睚眦，口吞宝剑，通体鎏金，镶嵌了两颗红宝石作为眼睛，另一面则是睚眦可爱的尾巴，光看照片就觉得爱不释手。

我曾经过手的另一张头戴风帽、身披风衣、腰悬宝剑的清国人照片

红圈中是樊国樑书中介绍的风帽

清代风帽实物，图片来自微博用户“三横一杠子”

英国皇家军械博物馆收藏的一柄永乐年间的中国皇室宝剑，剑格正反面是一只睚眦

仔细观察照片，光是从相中人左前上方打来的，不同于室外的散射光，这必定是在开有玻璃天窗的室内拍摄，也就是说是在照相馆内拍摄的。相中人半拔宝剑的姿势我想很有可能出自内心，并不来自摄影师的要求，毕竟他就是一名佩剑的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纵观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的室内人像照，最初的布景主要就是一椅一几，最多还摆着桌布、盆（瓶）花、茶碗、水烟、书，被摄者大都正襟危坐，要么就是捏个汗巾、书、烟什么的，再到后来对室外生活化场景的再现，虽然布景的内容有变化，但对被摄者的表现始终表面化，最多表现下被摄者的容貌、职业、社会身份等，很难让观者有代入感。而这张照片的形式却对被摄者的内心有深入地挖掘，似乎能令观看照片的人读出类似“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台词，也使这张照片的层次提高了不少，不是一张普通的人像照片，而是有创作有表达的艺术品。相中人的表现，眼睛我给高分，空洞地盯着远处，写满了无可奈何。倒是拔剑的手出卖了他，长指甲就不说了，拔剑怎么可以这样握剑茎呢？拔不出来不说，还显得有气无力，这姿势像极了街上露出兜里l一截手机小声问你要吗的那些人。不管怎么样，这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十九世纪中国人室内肖像之一了，谁得着谁就偷着乐吧！

蚕池口教堂

八年多前（真的很久，和抗战差不多了），我年少无知，少见多怪，网上看到张照片于是便写了篇博文“老照片里的蚕池口教堂”，其实里面就一张照片。虽然在那张1870年代早期的照片里的确能看到蚕池口教堂（实际上就是远远看到一个房顶），但现在看来时实在low。上一篇博文笔记了1878年蚕池口教堂内部的为教宗庇护九世举行的安魂弥撒，我正好借机整理了一下这些年看到的有关蚕池口教堂的照片，今天做个小总结，那些远远看到个教堂屋顶的照片就不选了。

关于蚕池口教堂的历史，被引用最多的史料就是樊国樑（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Duperron C.M. 1837-1905）撰写的《燕京开教略》，1905年救世堂印。这本书是根据其1897年出版（首版限量版，后多次再版）的《北京：历史与记述》（Pe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的中译铅字线装本。樊国樑1862年7月14日抵京，即在蚕池口教堂传教，因此他的记述应该比较可靠。蚕池口教堂的建立，是康熙皇帝因耶稣会士洪若、刘应“进金鸡纳”治好了自己的疟疾，“酬西士钟爱，于降生后一千六百九十三年，洋历七月初四日，召吾等（指洪若等人）觐见，特于皇城西安门内，赐广厦一所。此月十一日，地面官将房院交清。然杂乱芜荒，不堪居住。皇上饬工部鸠工修葺，颇称惬志。至洋历十二月十九日，一律完竣。即将新建小堂，献为恭敬吾主死于十字架、救赎普世之用，名之为救世堂。此即北堂之来历也。”传教士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此，“法国耶稣会士等，即思再恳皇恩，另赏隙地，建盖大堂。康熙三十八年，张诚、洪若、刘应奏承其事，皇上命予所请隙地之半，又助银两物料甚多，越四年而大堂告成。”“祝圣大堂时，仍名为救世堂。”幸好当时有“传教士寄西洋信函，述其大堂局格甚详”，又有“中国老铎德名柯儒望者”，据他描述，“大堂前有院落一所，围以游廊，壁上绘有圣教各等圣像。大堂两旁，有宽敞房屋十间，左五间，为保守者学习要理之处；右五间，为道长聚会之所，兼充客厅，厅内悬有法国王类思第十四位（即路易十四），与西班牙国王，及英吉利王之写真。堂长七丈五尺，宽三丈三尺，高三丈。堂内无明柱，贴墙有半圆柱十六楹，彩以绿色，柱顶雕有花草，柱顶之上，复有半圆柱十六楹，每柱各高一丈二尺。壁间俱绘圣像，圣像旁，俱有诗词对联。堂之窗牖，左右各六，皆系圆顶。堂内北墙之上，仍绘真堂之形，户牖玲珑，无不肖形。”“堂之前面，镌有’敕建天主堂’五字匾额一方。”“正祭台后，建有观象台一座，较堂脊略高数尺，为窥测天象，及藏书之用。正台左右，尚有小祭台若干座，其更衣所，则在堂外正台之旁，有门相通。大堂东院，乃铎德修士之住宅，皆依中国式样建成。院之南首，有园圃数亩，内建宅舍。此时奉教妇女，不得随意进堂，即于此处诵经敬礼。”

乾隆京城全图中的蚕池口教堂，也是第一代蚕池口教堂

樊国樑绘制的康熙年间蚕池口教堂平面示意图

至于“蚕池口教堂”名称的来历，樊国樑在书中说“（救世堂）园之城垣，与皇后亲蚕之宫殿相接，地名蚕池口，即此故也。”众所周知，先蚕坛位于现在北海公园的东北角，怎么跑到西安门内紧挨救世堂去了呢？据刘文峰等人著，学苑出版社的《北京先蚕坛》，亲蚕是中国农业社会统治阶级的重要祭祀仪式，明代定都北京后，嘉靖帝决定在安定门外稍西建亲蚕坛，让皇后率公主及内外命妇前去采桑叶，同时在西苑的西北角空地建织造堂，用来最终完成织造郊庙祭服的任务。嘉靖十年（1531）三月，新的蚕坛建在西苑万寿宫东侧。清雍正时，虽然将明的蚕坛改建为祭祀雨神龙王的时应宫，但蚕坛西墙外明末清初形成的地名蚕池口却保留下来。老北堂，即救世堂因此也被称为蚕池口教堂。

康熙末年的“礼仪之争”导致康熙皇帝在全国禁教，“京都之北堂，亦改为病院矣，其各堂之圣像圣龛，尽遭焚毁。”这只是蚕池口教堂悲惨命运的开始，雍正八年（1730），“京师地震，南北二堂，亦被损伤”。“降生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皇上降旨，惟令籍没北堂，将地基卖与某官于姓为业，价银五千两，较所值不过十分之一。其大堂则令拆毁，大堂前悬有’敕建天主堂’五字匾额，至是以黄缎包裹，交内务府，收寄于库。于姓殁无后嗣，堂院转售于宗室某人。宗室于大堂故址之上，复建房屋，令眷属婢妾，寓居其内，清洁之区，几成牢苙矣。至咸丰十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年，法国与中国互订合约，归还其堂，传教士等，扫除荒秽，惟见法国皇上，类思第十五位，所赠之铁栏杆，与堂前之石座铁球两架，依然尚在，即以大堂旧基上之屋舍，权为小堂而祷祀焉。”

1860-1864年之间，在蚕池口教堂原址南侧的屋顶上向南偏东拍摄，可见原教堂区域入口大门，这张照片的局部被转刻为版画登在1864年的Le Tour Du Monde上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政府在中法合约中特意写明清政府应保证传教士的传教权利，不应没收其教堂，已经荡然无存的蚕池口教堂终于迎来了春天。“同治三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洋历正月初九日，北堂甫经修完，忽而被火，住屋即焚，延及书库，赖有修道学生等，极力扑救，始得保存……不数月后，即新建洋楼一所，规模宏敞。其修道院等屋，亦陆续修迄。院落落成，孟主教复欲于旧北堂地基，起建主教座位之大堂。有法人布里耶者，晓于工料，画堵为式，钟楼之上，亦有双塔高耸。奈恐总署指摘，将图承验总署。总署大臣，请减低其塔，而钟楼之高，犹得九丈焉。同治四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洋历五月初一日，孟主教大开磐础之典，法使白尔德米，与总署大臣崇厚等，皆行亲镘涂灰之礼，以示协力赞助之意。此堂虽未建于原址，而堂之名称，仍照康熙四十二年，降生后一千七百三年所建之北堂，名为救世堂。堂之局格乃照圣教第十三世之时样建成，计长十五丈，栏杆内宽九丈二尺，堂深宽六丈四尺。同治五年岁杪，即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洋历正月初一日，大堂落成，孟（振生）主教祝圣大堂，而祀祷焉。”

重建第二代蚕池口教堂的大功臣孟振生主教

1871年约翰·汤姆逊在游览北京期间拍摄的1866年落成的蚕池口教堂正立面

1873年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蚕池口教堂正立面，门口可见第一代蚕池口教堂遗存的路易十五所赠石座铁球

1878年的蚕池口教堂内景。还有多张教堂内景，其中一张可很清楚地看到堂内的巨大管风琴，只是照片授权的原因无法放出。

从蚕池口教堂西侧的院落向东看，远处是大堂，左边的二层建筑即1864年“新建成洋楼一所”

蚕池口教堂的重建，其中还有一件趣事，即中国第一座动植物“博物馆”的建立。孟振声主教从法国带回一位传教士，“有达味德，华姓谭（即法国遣使会教士谭微道，又译达维德，Jean Pierre Armand David, 1826-1900），邃于博物之学。抵华后，遍游名山大川，收聚各种花卉鸟兽等物，以备格致，即于北堂创设博物馆一所，内储奇禽计八百余种，虫豸蛱蝶，计三千余种，异兽若干种，植物金石之类，不计其数，皆博物家罕见者。馆开后，王公巨卿，率带眷属，日来玩赏者，随肩结辙，不久名传宫禁。有言皇太后亦曾微服来观者。”

博物学家谭微道

就这样，蚕池口教堂一直挨到光绪十一年（1885），慈禧太后提出用西什库一块地交换蚕池口教堂，于是在1887年蚕池口教堂完成搬迁，至1902年，蚕池口教堂及附属建筑始拆。

1901年时任德国公使穆莫相册中的一张蚕池口教堂照片，当拍摄于1900年夏末庚子事变结束之后不久

1901年法军摄影师拍摄的蚕池口教堂

1901年法军摄影师在热气球上航拍的蚕池口教堂全景

1878年的一次安魂弥撒

在网上看过一张老照片，西式教堂内部的一个祭坛，祭坛中央是一枚纹章，纹章两边有一副中文“对联”，最下面的横幅写着“教宗必约第九位”，周围都是骷髅和“血滴”的装饰。很显然，这座教堂位于中国，据图片来源称照片摄于北京。“教宗必约第九位”即真福教宗庇护九世（Pope Blessed Pius IX, 1792年5月13日－1878年2月7日），“必约”也有译作“比约”、“碧岳”。他本名乔凡尼·玛利亚·马斯塔伊·费雷提（Giovanni Maria Mastai-Ferretti），1846年6月16日至1878年任罗马天主教会教宗，是天主教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教宗。那枚纹章即庇护九世的教宗牧徽。我对西方的纹章没有研究，不过最上面的“王冠”应该是三重冕，即主教冠上套了三个王冠；两边的两把钥匙应该是耶稣基督交给彼得的天国的钥匙；中间的部分可能是他的族徽。不过，为什么有这样和庇护九世有关的陈设摆在教堂的祭坛上我还是不知道。在请教过王可萌同学后，才知道周围装饰上的并不是“血滴”，而是火焰，与骷髅图案一起在19世纪常用在安魂弥撒上，也就是用在葬礼上。天主教徒相信，为在炼狱中的逝者举行弥撒，可缩短他们在炼狱的日子、令他们更早进入天国，这个火焰图案应该就是表示炼狱。至此，可以确定这张照片拍摄的内容是在为庇护九世举行安魂弥撒，也说明这张照片拍摄于1878年。

十九世纪北京一座西式教堂内部的祭坛

教宗庇护九世

教宗庇护九世的牧徽，最上正中是三重冕，后面交叉着耶稣基督给彼得的两把天国钥匙

1903年冬，一个客死中国的德国人的灵柩正通过东交民巷使馆区，棺罩四周的图案貌似也是火焰

福州鹅峰禅寺

注意到这组照片的关联性已经很久了。很明显，拍摄于1870年代，分别出自约翰·汤姆逊和福州同兴照相馆的这组照片拍摄的是同一个地方。2014年在灯塔国某图书馆有幸看到同兴照相馆拍摄的原作，这座建筑的匾额可以看得很清楚，不过因为拍摄角度的原因，只能看到匾额的下半部分，容易辨认（猜测）的是后三个字：“峰禅寺”，说明这是一座小寺庙，结合卡纸上的手写说明这座寺应位于福州北岭（Pe ling）附近。匾额上的第一个字隐约可见下半部分是个“鸟”字，我第一个联想到的是“鹫”，“鹫峰”也是和佛教胜地有联系的一个词。上网搜了搜，福州闽清县坂东镇北部山区恰巧有座“鹫峰禅寺”。遗憾的是在卫星图中看周围山势并不像。更重要的是，闽清和北岭隔着一条闽江呢，一东一西，不可能。这个下半部分是“鸟”的字，我还考虑过“鹭”，可惜福州附近并没有这样的地名，也没有这样名字的寺庙。

汤姆逊拍摄的鹅峰禅寺，一位茶农正在采摘

另一个角度，同一位茶农在鹅峰禅寺前的茶园采摘，汤姆逊摄

同兴照相馆拍摄的鹅峰禅寺及前面的茶园

鹅峰禅寺附近的茶园，同兴照相馆摄

同兴照相馆拍摄的照片局部：鹅峰禅寺匾，其中“峰禅寺”比较好确认，第一个字只能看清下半部分的“鸟”字

就这样过了几年，我并没有刻意地寻找线索，但这始终是个存在我脑子里的问题。2016年11月13日，我又想起这件事情，心血来潮问了Gioacchino，一位兴趣广泛的福州土著，才发了图还没来得及敲完问题，他就已经回复了我是鹅峰寺。真是应了“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对当地史地的了解，一个生活在千里之外的外乡人是完全没有优势的。

鹅峰禅寺位于福州宦溪镇创新村北，鹅峰南麓。该寺始建于明万历年间，重建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从老照片上看，鹅峰禅寺占地面积并不大，横向分三个院落，西为禅师殿，中为大雄宝殿，东为斋堂，三部分各有天井。除了正中的山门，西侧的禅师殿外墙上也有一座小门。寺前低矮的植物是茶树，事实上汤姆逊在书中引用这几张照片正是为了介绍福建的茶树，时至今日，这一代仍然遍布茶园。说到现在，从卫星图和当地旅游拍摄的照片来看，寺仍在，不过老建筑都没了。还有，寺中的住持很新潮，鹅峰禅寺还有自己的公众号。

GE里看现在的鹅峰禅寺，老照片中的寺庙已经看不出来了

以后书写这个博客的一个决定

关于这个博客，以前我会比较排斥那种非原发现性的文字，觉得别人写过的东西自己不愿意写。但事实上我并非精通各地历史风物的全才，最多只是比多数人花在老照片上的时间多一些而已。全国各地都有研究当地老照片的团体，高手如云，对于当地的了解，我远没有什么优势，所以完全没必要给自己画那么多框框，哪些写哪些不写。这个博客空间，我权当作是自己看过照片后的笔记，记录发现和心得，以备日后检索，即使是别人已经发现、识别、注意到的内容也没关系，只要不是原封不动抄袭别人的文字就好。

十九世纪的江南风光

天气预报说“京津冀将遭跨年雾霾”。看着窗外灰蒙蒙一片，让我想起去年底借朋友的光在杭州虚度的一周光阴，那儿的红花绿树在这儿看不到，湖面上荡漾的点点游船在这儿看不到，即使赶上大雾，也是水墨画的既视感，搁这儿，我想到的是寂静岭。“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此刻，我想念江南。

2016年12月20日凌晨00:21，我家窗外的样子。原照无PS

2015年12月25日上午07:19，我拍摄自西湖边。原照无PS

江南到底好在哪里？不只是空气好，以前没有PM2.5的时候“人间天堂”也在那里，这个问题我儿子也许能回答。虽然他们才五岁，但去过一次就天天跟我念叨三潭印月、小瀛洲、断桥和灵隐寺。虽然两个小屁孩儿认识的字没几个，但是他们无师自通地认识“杭州”两个字，幼儿园里在走廊里布置了中国各地的名胜风景墙报，他们也一眼认出杭州的那些著名景点。包括杭州在内的江南城市，最美的就是几千年来积淀下的人文景观，对成年人来说，在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江南的人文气息愈发显得珍贵，是逃避办公室政治的天堂，是无数中国人的精神故乡。

说到“积淀”，我想起前几天发现在景星麟凤拍卖公司最近一场拍卖会里“藏着”的一件标的，恰恰就是“十九世纪的江南风光”。这件标的包含一本1860-1880年代杭州、慈溪、兰溪、镇海、宁波等地风景的相册；一本1870年代宁波的相册；以及一组1880-1890年代普陀岛的风光照片。其实这里的两本相册都曾分别出现在拍卖市场上，不过这次的组合倒让我心有戚戚，其中杭州的天水堂、西湖的风光、兰溪的城墙和城隍庙、镇海的炮台、宁波的鄞江桥、温州的江心屿等等，都呈现着这些江南城市旧有的静谧和美。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清末江南百姓的生活就是美的，而是这些城市所呈现的面貌背后的深层原因，即这正是中华文明数千年下来的积淀。摄影术作为深刻影响中国人的西方文化代表性符号，其在中国的传播紧踩近代史的鼓点，因此照片中的十九世纪中国形象，上海、广州、和香港占了相当大的数量，这些照片中的大多数都体现着当时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能让我眼前一亮的越来越少了，反倒是那时期的杭州、苏州、无锡、宁波、温州这些地方，尽管照片都是外国摄影师所摄，但都反映着未受深受西方影响的城市面貌，也就是最中国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纪这些城市的照片屈指可数，张张显得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