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因为这几天在考证的一张清末南京官员合影照片，我买了本《金陵杂志》，由徐寿卿1908年编成，1910年首印，是一本类似旅行指南的书。其中一张非常非常模糊的插图帮我确认了以前经手的一张老照片里是清代南京清凉山翠微亭。

《金陵杂志》中“清凉山”词条下说：“清凉山在石城门内。山半有清凉寺，寺后有暑风亭。山巅有翠微亭，即南唐清凉台故址。”清凉山，古名石头山。虽然称作“山”，但实际上并不高。但其一侧石壁紧邻长江，势险，一直被视为阻北敌南渡的天然屏障，是战略要地。而且此山确为南京城内的制高点，登高四望，“帆穿万里江心过，云傍六峰山顶来”。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在山中兴建避暑行宫，后改清凉寺，辟为清凉道场，从此山随寺名，改称清凉山。翠微亭就建在清凉山巅。

清末的南京清凉山颠翠微亭

据南宋景定年间编撰的《景定建康志》载，翠微亭南唐始建，至南宋乾道（1165-1173）年间已不存，南宋绍熙（1190-1194）年间复建，淳祐庚戌年（1250）由地方官陈绮主持，“新而大之”。清初，石涛曾有一幅描绘清凉台的作品，山巅并无建筑，因此推测在清初翠微亭再次不存。清乾隆十六年（1751）版的《上元县志·卷二》中有一幅“清凉山图”，山巅之上已经有了一座亭子，并注：“清凉山在石头城内，南唐名石城。清凉寺山顶有翠微亭俯眺江城，山插青天，舟横白鹭，金陵佳丽如目前，亦南唐时建。乾隆十五年九月重建。”我说的这张南京清凉山翠微亭照片摄于1870年代，可能照片中的亭子就是乾隆十五年重建的版本：四角攒尖重檐，亭内一侧在四根柱子间有个U形木质屏风，上悬“翠微亭”三字匾。亭中间还有一通石碑，据《建康志》、《重刊江宁府志》应该是南宋吴渊撰写的“建亭记”。这里的“建”即南宋淳祐已酉年地方官陈绮主持的扩建，扩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吴渊提出“景大而亭小，不可纵目而骋，怀景四面而亭一面，不可以总观而并览。”但是看清末翠微亭的布置，加了一面屏风，又不能“纵目而骋”了。

石涛绘“清凉台”，红框处清凉山上没有亭子。南京博物院藏

乾隆十六年《上元县志》中的“清凉山图”，山巅红框中有一座重檐亭

清末的翠微亭匾

清末翠微亭内石碑，据载刻的是吴渊撰《建亭记》

民国19年，清凉山被辟为公园，由鼓楼公园办事处兼管。看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清凉山的老照片，似乎亭又不存了，朱偰先生著的《金陵古迹名胜影集》有清凉山的照片但没有收录翠微亭的照片，如此知名的古迹，若非不是被毁肯定会被收入影集中的。1970年代，南京开辟的城西干道（虎踞路）将清凉山切为两半，道路以东部分恢复为清凉山公园，道路以西为石头城。

现在清凉山的卫星图，虎踞路将其切为两半

自此，江移山改，景亡亭也不存。最后附上《钦定四库全书·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二》中吴渊所撰“建亭记”：

六朝以石头为重，戍府库，甲兵萃马。至南唐始为离宫，此天所以开混一也。然而翠微之景实甲于天下。林和靖隐居西湖，得得来游，见之赋咏则其称绝可之矣。中兴以来剏总领所，亭隶之，岂以金谷之冗琐易生烦厌，非江山之清绝不足陶写耶。又不然，则中间必有名人骚客、名辈清流以是人而居。是官故能为皇官而有是景邪？淳祐已酉春，余自当涂来，故人少司农大台陈绮伯奇实护饷事，尝因暇日相与，徜徉其上。余举酒嘱伯奇曰：“是亭之址居山之巅，无所障碍，故无非景物，夫其南为方山，则秦皇之所以凿而为渎，以厌东南天子气者也；其北为环滁，则欧阳公之所以与客遨游，作亭其上，而名为醉翁者也；其西为三山，则元晖之所登，以望京邑，太白之所眺以怀长安者也；其东为钟阜为鸡笼，则雷次宗、周颙、阮孝绪、韦渠年辈之所以隐居求志遁世无闷者也，乃若长江自西亘北，银涛雪澜，汹涌湍疾，烟帆风席，杳霭灭没，朝宗于海画夜不息，与夫遥岑近岫，危峰断岭，如列画图，如植屏障，或云霭之出入，或烟霞之明晦，或晴霁而日月朗，或风雨而雷电暝，朝暮四时而千变万态不可名状者，无非此亭之景也。然景大而亭小，不可纵目而骋，怀景四面而亭一面，不可以总观而并览。坡翁有曰登临不得要万象，觉偃蹇子盍图之。伯奇曰诺。会其以忧于职而召，夫忧于职而病，则所丞者，药囊最于职而召，则所趣者，行装其于游眺，之所必不暇，过而问是不惟人意之难。余亦意之也。居无可忽，折东告曰：亭已成矣。昔亭一面而今亭四面矣。余惊喜。冗未能造，丞命工绘图取而观，则自西自东自南自北凡景之所在，亭皆延之。亭之所在，景皆赴之。余之所以举酒而嘱者，无一不酬，而土木之壮，丹雘之工，营缮之巧则又其次也。夫金陵六朝旧都，故其形势周遭迴环其江，山雄伟壮，非偏州小垒，可望万分一前人登览之地，如赏心如凤凰，如雨华如青溪，皆最佳处，不独翠微而已也。而大景物每无大栋宇以弹压之，不惟无大栋宇而其小，小者亦皆将仆马。余虽有志于此，而力未暇，及今，伯奇当财赋正赤，病疾未疗，命召将行之际，而能鼎新之，使三百年之景物一旦轩豁，呈露无余，则其丘壑之襟，楚楚不凡，鞭筭之才，绰绰有余，盖非余子之所能及，而尤余之所甚愧焉者也。夫翠微之为景，一绝也；伯奇之为亭，二绝也；又以鹤山魏公了翁旧扁而揭之，人与斯亭斯景俱称三绝也，故书。亭为屋二十四楹，落成于庚戌之十一月旦。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沿江制置使充江南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营田使兼知建康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兼行宫留守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兼三郡屯田使金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一百户  吴渊记。

自从2008年19世纪老照片开始大量从国外回流，到现在已经不太容易找到那种可以引爆眼球的资料了。但是对于“旧”中国的影像再现，动态影片有取代（或者说补充更合适）静态影像的趋势。这些动态影像主要是当时的新闻电影，时长较短，有点儿类似《新闻联播》或者网上的小视频，多由新闻机构／图片代理商发行；也有一些专题性的节目，类似电影长片的概念，其素材主要靠那些新闻短片，再辅以动画演示，来表达一个主题。现在市场上这两种电影胶片都能看到，都是16毫米，价格也在1万元上下。

在中国大地上最早拍摄电影（为了简化，以下就不再用动态影像这个说法了）可以追溯到1899年去云南的法国人方苏雅（我以前写过，可搜索“小电影”），他拍摄的短片至少还有13段存世，且已经被数字化，网上都能看到。还有一位比较有名的摄影师是曾任职万国通讯社的黄海升，这是他的本名，更多的人听说过他的“笔名”——王小亭。上世纪20年代王小亭就开始拍摄新闻影片了，最为人熟知的一段就是1937年日军轰炸上海北站时，一个小男孩儿在站台上哭泣。其实现在能看到的1937年上海的大多数影片都出自王小亭之手；之后比较出名的还有卡帕、伊文思、鲍斯哈德和福尔曼，他们都拍摄了很多战争里的中国城市以及中国军民的抗战，都是我们从小就在电视里看过的，只是从来没有人把他们的名字写上去。

这些“旧”中国电影胶片的拍卖，早已有之，不过都比较零散，每场数量也不多，今年算是最多的一次，如中国书店西文典籍影像专场Lot217日军轰炸南京及郊外美军舰船、Lot218日军空袭上海、Lot220日本侵华纪实、Lot221天津纪实、Lot225日军轰炸昆明、Lot226中印公路通车典礼、Lot227二战纪实、Lot228中国之战事、Lot229烽火里的中国、Lot230日本投降仪式、Lot231瓦解日本堡垒、Lot232珍珠港事件（这个里面没有中国的画面）、Lot233二战美国海军重大战役（里面中国有关的是开罗会议）；泰和嘉成影像手迹档案专场有Lot2025陈纳德指挥中缅印战区作战、Lot2026飞虎队、Lot2027中缅印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Lot2028中国抗战与中缅印战区、Lot2029史迪威公路通车、Lot2030飞虎队与柳州、Lot2031柳州修建机场、Lot2032昆明大轰炸、Lot2033美军登陆马绍尔群岛战役、Lot2034中缅印战区美空军的战况报告、Lot2035抗战纪实、Lot2036飞虎队、Lot2037密苏里号上的日军受降仪式、Lot2045中国 世纪的革命、Lot2046中国告急、Lot2047美军拍摄的朝鲜战争、Lot2048清代的北京和天津、Lot2049北京1934年、Lot2050四十年代北京的彩色纪录片、Lot2051天津水灾、Lot2052中国1910-1940年代重大事件、Lot2053上海、Lot2054日军入侵上海、Lot2055国民党撤离前的伤害、Lot2056中国的水灾、Lot2057淞沪会战、Lot2058二战纪录片、Lot2059中国的门户香港、Lot2060七十年代的香港彩色纪录片、Lot 2061Who is Number One、Lot2062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军民互助彩色纪录片、Lot2063China The Year of the Counting彩色电影、Lot2064The Roots of Madness。以上这些标的的名称我没有完全按照拍卖图录录入，因为原说明有些不准确，我做了修改。

相较照片，玩儿这些胶片的门槛可能高些，至少得有一台能放16毫米胶片的机器，当然，现在全球贸易这么发达，淘换一台不错的也并非难事，只是需要一点投入罢了。当然，数字化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原理上很简单：把每帧画面单独扫描，再通过视频编辑软件串起来，只是实际操作上会复杂专业的多，比如在扫描前应该先清洗和修复胶片，扫描后还有单帧修复，最后还有色调的统一渲染，这样专业的事情当然挑费是少不来了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电视台、资料馆或图片社是这些胶片的最理想归宿，一次投入后的产出会非常丰厚。要知道这些胶片原本就是为了在大屏幕上播放的，所以画面质量都非常好，比以前那些拷来拷去的模糊画面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而且从国外的代理机构买使用权还要付高额的费用。当年我们去美国的档案馆复制这类影片，路费、食宿费用、时间成本远远超过在国内买这些胶片，省下的钱做修复和数字化多好，大金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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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写过一篇《被抹掉的冀朝铸》，是说1972年尼克松访华刚下空军一号和周恩来握手，常被国内媒体引用的那张照片中站在周恩来身后负责翻译的冀朝铸被“抹”掉了（通过暗房修改底片），当时很为冀抱不平。但后来发现国外的图片代理机构卖的这张照片也是修改过的，同样都是抹掉了冀朝铸的版本，应该是同一来源（我猜是新华社）。（几乎）是同一时刻但是不同角度，还有外国记者也拍了照片，但是国内媒体几乎不会选用，国外媒体也选用的少。因为前段时间在做的一个项目，我查阅了很多历年来记录中美交往的照片，发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出席的一些重大外交场合，都能看到冀朝铸的身影，他根本抹不掉。

最常见的那张尼克松和周恩来握手照片，即使是国外图片社在卖的也是这个抹掉冀朝铸的版本，不过，仔细看的话还是能看到一点修改的痕迹，我顺着阴影描了一下，摄影师按快门那一刻冀应该正弯腰。

外媒常用的一个版本，也有把两边裁掉只保留尼、周二人的

握手镜头的第三个版本，在飞机上的美国记者拍摄，这个瞬间两位主角的位置不好，尼克松的头偏到一边去了

冀朝铸1929年出生于山西汾阳，其父冀贡泉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法科，回国后历任山西省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1947年应胡适之邀出任北大法律系主任。1938年，九岁的冀朝铸随父母去了美国纽约。1940年，冀贡泉与徐永英、唐明照（唐闻生之父）在纽约共同创办《华侨日报》，宣传抗战，冀贡泉任总编辑。冀朝铸在纽约的小学和中学读书，1948年，高中毕业后的他考入哈佛大学化学系。大二时因朝鲜战争爆发，冀朝铸放弃了在哈佛的学业，回国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入物理系。1952年4月他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辍学参战，后加入中国和谈代表团，负责英文打字和记录。1954年回国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参加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亲历了中美建交和谈、尼克松1972年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1996年，67岁的冀朝铸退休，他的两个儿子冀小坦和冀小斌均曾留美学习，一个学财经一个学历史，现在也长居美国。

虽然我没当过摄影记者，但是我想，如果我是负责政治题材的摄影记者，肯定希望拍摄到主题明确，构图简单明了的照片。作为图片编辑，肯定也希望照片上的元素不要有过多明显的分支以免影响到主线。比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下飞机和周恩来握手的照片，根据现在能看到的三个版本，我可能也会选新华社那版，因为另外两张都不能同时看到两位主角，也就是尼克松和周恩来的正脸，作为一名翻译，并不是这条新闻的主角，所以在没法选择未抹掉冀朝铸的原始版本的情况下，有些境外媒体把这张照片的两边都裁了，横片变竖片，只保留尼、周二人。我是坚决反对篡改照片的，但是如果让我来编一本画册，裁剪图片是我能接受的下限。在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外事活动中，冀朝铸大都站得太近了，让摄影记者很难躲，比如下面这些照片：

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草坪举行欢迎邓小平的仪式，1979年1月29日，Gilbert UZA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美国总统卡特欢迎邓小平的仪式另一个角度，Don Carl STEFFE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在欢迎仪式上，邓小平为卡特的讲话鼓掌，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IG via Getty Images

邓小平和卡特在白宫二楼向民众挥手，能看到冀朝铸的半个头，Bettmann/Getty Images

在白宫阳台挥手的另一张照片，两对夫妇+冀朝铸，Bettmann/Getty Images

在白宫阳台挥手，邓、卡二人身后站着冀，Gilbert UZA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邓小平和尼克松在边走边交谈，Gilbert UZA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在欢迎邓小平访美的餐会上，科特和邓小平相谈甚欢，虽然这个“甚欢”有冀朝铸的功劳，但他在这张照片里实在太突出，Sovfoto/UIG via Getty Images

左起：卡特、尼克松、冀朝铸、邓小平，看起来好像冀正在侃侃而谈，CORB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同一事件的另一个瞬间，CORB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邓小平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与美国总统卡特一起向观众致意，这个角度看过去冀朝铸太显眼了

1979年2月2日在休斯顿，冀朝铸帮邓小平戴帽子，忍不住地想起李安在美国拍的一部电影，Bettmann/Getty Images

不过换位思考一下，作为重大外事场合国家领导人的主要翻译，肯定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翻译任务，如果为了躲摄影师的镜头而耽误了翻译，也是对自己工作的不负责，所以作为冀朝铸想两全也是挺难的。作为翻译，冀朝铸的成绩有目共睹，1979年他陪同邓小平访美，在卡特总统于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欢迎国宾典礼上所作的翻译，享誉全美。《纽约时报》甚至发表《不可或缺的冀先生》(The Indispensable Mr. Chi)，盛赞他的口译才能。2008年，美国蓝灯书屋出版社出版了冀朝铸的英文回忆录《毛的得力助手》，副标题“从哈佛校园到天安门广场：我在中国外交部的生涯”（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有趣的是，封面选用的照片原本是1970年10月1日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的合影，编辑把斯诺裁掉只保留了冀、毛二人，以应题“The Man on Mao’s Right”。

冀朝铸英文自传的封面

冀朝铸英文自传的封面出自这张照片，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和斯诺交谈

今天中秋节，晚上能看到满月，不知怎么的，我满脑子都是天狗吃月亮的事儿。

一般来说，吃掉月亮的那只天狗，是指二郎神身边的哮天犬，在沉香救母的故事里阻挠过沉香，在西游记的故事里咬过齐天大圣，应该算是中国神话故事中知名度最高的狗狗了。北京也有一尊“哮天犬”的塑像，位于史家胡同西口往北不远，东四南大街东侧一家商铺的门前，本是二郎庙的遗物。二郎庙在明清时的文献里，诸如《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日下旧闻考》都有记载。据庙前曾立重修庙碑记，“京师朝阳门内灯市口有二郎神庙，神即清源真君也。相传建于唐贞观三年，于元延佑二年重修，明万历甲寅复修。祠宇庄严，由来已久。清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初八日，里邻不戒于火，焚毁靡遗。黄冠拮据艰苦，善信为之乐输，越十载而方成。”可见这是历史悠久的一座小庙，供奉二郎神，其中自然也会有他忠实的小跟班——哮天犬。马芷痒1935年著的《北平旅行指南》中还讲到此庙与狗的一段传说：“东城灯市口东口外路北，旧有二郎庙一座，……清光绪年间，一日忽有饿狗一头，入殿在神像前供桌上卧伏，附近居民以为二郎神犬显圣，于是焚香膜拜，昼夜不绝。经总兵文秀亲挥鞭驱走，其事始息。后修马路，全部拆毁。另在路东改建神殿一间，其石碑，亦由南向改为西向。”可见曾经有老百姓深信哮天犬的附身。如今寺已拆毁，仅剩一头面目全非的石蹲兽坐在街旁，被好事者认定为哮天犬，当作狗狗的守护神。那果真是狗吗？

近日整理赵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街头拍的照片，看到一张标注为灯市东口向东的照片，远远可以看见对面街边有座小庙，门前一个石香炉座，偏南还有一座高大的石碑。这是哪里？我一时竟没想起来，更要命的是我竟然去翻《乾隆京城全图》，最后在第八排东八页的最上端看到“二郎庙”的标注，这圈子绕的！二郎庙的位置在民国初年属内一区，正好民国时候的北平寺庙调查的内一区卷已经出版。翻开一看，当时还给这座小庙拍了两张照片，一张外景和赵先生的角度几乎一样，另一张是内景。外景那张照片，明显可以看出庙门两侧曾经有一对小石狮子，并非狗，即现在普遍流传的“哮天犬”。看当时的登记文字更详细：“二郎庙，东四南大街一七三号。山门向西，对灯市口。……门前有宝鼎一，石狮二。”更佐证那是石狮子的判断。至于哮天犬，并非没有，庙内的供奉情况是这样：“内供二郎泥像，金面黄袍。天兵天将四，童二。又犬神在下面盖被内，有小犬无数。”哮天犬还带着小犬无数呢，只是这些狗狗都在后来拆庙的行动中灰飞烟灭了。

《乾隆京城全图》中的东四南大街二郎庙（红框中）

民国北平寺庙调查时拍摄的二郎庙正门，可见两头小石狮

二郎庙内供奉的犬神，周围是小犬无数

山门北侧的石狮

山门南侧的石狮

至此，东四南大街上二郎庙唯一的遗存，那只面目全非的蹲兽，是狮子还是狗，应该很明了了。

很多三线工厂都体量巨大，功能完备的像个小社会，医院、学校、幼儿园、派出所等一应俱全，我度过人生头十八年的那家工厂也是这样，厂子里我最钟情的部分就是工人俱乐部，因为电影在那里放，我们都管工人俱乐部叫电影院。据说我还没出生就已经跟着爸爸妈妈出入电影院了，应该算得上起步很早的影迷。那时候我看电影有优势：对面邻居王叔叔在工会，专门负责去市里取电影胶片，楼下的阿姨也在工会，负责卖票，电影院距我们家走路也就十分钟路程，打我记事起，厂里放的电影几乎一场没落。后来厂里还自建了“电视台”，就是闭路电视，每天晚上都放录像，在家就能看。直到现在，看电影也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么多年下来，所看电影的承载媒介一直在变化，从最初在电影院看胶片，到后来的VHS、LD、VCD、DVD、BD，再回到电影院看数字电影，技术一直在进步，那更早的时候是怎么看电影呢？有朋友可能会说有8毫米胶片，的确，这个我也摆弄过，这两年拍卖市场上比较常见，不新鲜。今天说说更早的，我称之为“小电影”。

“小电影”是我起的名字（想歪的面壁去！），英文写作“Mutoscope”，一般翻译作“早期电影放映机”（好直接的翻译！）。我说“小电影”，是因为观看方式是通过一面狭小的观察窗来看，并且同时只能一个人看。最早拍摄连续影像的是英国人麦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 1830-1904），他在1877年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令运动的被摄对象（一匹奔跑的马）触动多台照相机的快门，从而拍摄了连续影像，快速播放这些连续影像就能看到动态的图像，这和我们小时候利用书角画小漫画，再快速的翻书原理一样。注意，在那时用的还是硬底片（玻璃底片），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拍摄动态影像的条件。后来经过法国人马利（Etienne-Jules Marey, 1830-1904）等人的努力，以及1880年代柯达公司发明的感光纸，爱迪生实验室的迪克逊（William Kennedy Dickson, 1860-1935）在1889年改进了摄像机，并发明了对应的观看设备，命名为“Kinetoscope”，其中“Kineto”和“scope”都源自希腊语，分别是“动态”和“观看”之意。1894年爱迪生在百老汇摆了十台Kinetoscope，每台放一部电影，时长20秒，每人25美分可看5部，结果大赚！但是这样的机器还是太笨重太贵，不适合推广。1895年法国的卢米埃兄弟设计了简单的，手动的电影观看设备，并授权英国的Kinora公司生产。这种装置非常简单便携，外观类似立体照片的观片器，只是装透镜的观察窗合成为一个，和底片的画面比例一致。底片的样式不像爱迪生用的那种长条状（即后来电影胶片的样子），而是裁成一帧一帧的，装订成一个圆盘。观看时将这个正片装订成的“圆盘”插在观看器上，摇动一个把手转动蜗杆，蜗杆带动齿轮，齿轮上的杆就会转动，带动“圆盘”转动。装“圆盘”的底盘侧面还有一个铁片做的突起，正好可以轻轻挡住一帧影像，这样就可以保证每次只有一张胶片出现在透镜后，转动摇杆的速度控制好就能看到很好的动态效果。这种设计非常利于推广，在欧美，坐在家里看“电影”（严格来说是动态影像，因为既没用电也没声音）成为时尚。

爱迪生实验室的Kinetoscope内部结构

美国旧金山的一处Kinetoscope“电影院”，约1895年

一名男子正在使用有声版的Kinetoscope，约1895年

卢米埃兄弟，左边是路易斯，右边是奥古斯特

Getty收藏的Kinora观看器和影片，©getty

英国国家媒体博物馆收藏的Kinora和影片

从这张专利图上能看出Kinora的原理

中国最早的“电影”也是Kinora这种“法标”的。1895年，也就是卢米埃兄弟提交他们发明的观看设备后不久，他们的一位朋友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 1857-1935）被任命为法国驻广西龙州领事，他将卢米埃兄弟发明的摄影机带到了中国，并拍摄了数段影片，1899年转任法国驻昆明领事后又在昆明拍摄了数段，目前存世至少13部，网上前几年流传的那段清末官员会面场景就是方苏雅在昆明拍摄的。

方苏雅的肖像

方苏雅收藏的Kinora和他拍摄的影片，盒子一侧的镜子是为影片增加亮度而设

方苏雅用的那种Kinora内部图，原理都是一样的，由卢米埃兄弟发明

方苏雅在昆明拍摄的一段影片截图

另一段方苏雅在昆明拍摄的影片截图

最后还要感谢卢米埃兄弟，他们改进了放映设备，终于使“小电影”成为“大电影”，令观看影片成为众乐乐的事情。

看《中国古代官制》，里面有一段关于廷杖的介绍：廷杖始于元代，明代则使用的更为普遍，无论高官巨卿，将相王侯，只要触怒皇帝或者有过失，就可以拖下去痛打，打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臂戴袖套，手执木棍。监杖的司礼太监宣读完命令后，旗校就用麻布兜将犯人的肩脊以下部分束起来。用绳子捆住两脚，四面牵曳，犯人俯卧，让大腿受杖。这时，左右厉声高喝“搁棍”，就有一个执棍搁在犯人的大腿上；喝声“打”，就开始用刑。每打五棍，就换一个人打。如果要置犯人于死地，监杖人就喝令“着实打”或“用心打”，受杖人就无生还的希望了。正德以前，凡受杖的不必剥去衣裤。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时，把犯人的衣裤剥去受刑。

像我这样年纪的孩子，小时候没挨过父母打是极少见的，其中打屁股又是最常见的“刑罚”。据我了解，在我周围的小朋友，打屁股的刑具都是常见的家庭用具，比如痒痒挠、苕帚疙瘩、竹尺等等，“受刑”的时候多趴在床上，褪去裤子露出屁股，一下一下还是挺让人难忘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看书涨姿势，这打屁股在过去衙门里、朝堂上就叫廷杖了。廷杖的老照片并不鲜见，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猎奇的心态，令外国摄影师爱拍这个，当然基本上都是摆拍。除了廷杖的照片，外国摄影师们还热衷拍摄其他中国的酷刑，比如枷刑、站笼、蹲笼、斩首、凌迟等等。但毕竟这些外国摄影师接触的中国酷刑还是少，能见到拍到的都是公开的部分，还有很多逼供的恶刑是摄影师们看不见拍不着的，于是这部分市场真空就由外销绘画来填充了，《刑罚图》是中国外销画的一个重要品种。广州是知名的外销画产地，因为那里曾经是中国对外交流的唯一窗口；除此之外，上海的土山湾油画学校也是一个外销工艺品的基地，只是其内容皆是宗教相关，并无《刑罚图》这样的内容；再有就是北京了。说来北京并不像广州、上海那样靠海，对外贸易的需求几乎是零，但是北京是天子脚下一国之都，鸦片战争后外国使臣咸来驻扎（产生需求），加上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具备生产能力），北京也诞生了外销画家，有据可查的有周培春、周其亮两位，其中又以周培春的影响力大。周培春画的那套《刑罚图》共32页，每种刑罚还配有一段文字说明。外销画的制作谈不上艺术创作，大都是作坊里流水线式的加工，每个品种都有固定的模版，是一种线描稿，周培春的画师们会将宣纸或丝绢（广州的外销画还很流行用通草纸）蒙在线描稿模版上临出轮廓，再自行上色。周培春那套《刑罚图》里有三幅“打板子”的图，分别是“打问板之图”，刑具是短板，是刑部衙门刑讯逼供时所用；“打黑鞭子之图”，刑具是长鞭子，是“杖在旗之兵弁或误差使或因不法”；“打板子之图”就是较常见的那种打屁股，“其人犯杖责之罪，罚落时，令其伏于地，脱去其裤，露臀，一人坐于脊背，一皂按住两腿，一人持毛竹大板向其臀杖之，或六十、八十、一百不等，其犯臀肉飞烂，血流于地。”文字读着都疼！与明朝记述的不同，清代不再用麻布裹身，而是用两人按住，是人力成本低了吗？

明显地摆拍，裤子都没脱，回到明正德以前了吗？好在那根毛竹大板应该是真的

1901年德国人拍的，戴帽子的三位是八国联军占领区内的“警察”。虽然这次人犯裤子被脱，但是看行刑者和人犯之间的距离，很不适合挥杖，摆拍的可能性非常大！

周培春所绘的“打问板之图”，这么短小的板子能让人犯招供吗？

周培春所绘“打黑鞭子之图”

周培春所绘“打板子之图”

从这两张图可看出当时外销画的模版作业，人犯和压脚压脊背的皂吏出自一个模子

新加坡是现在还将“打屁股”入刑的文明国家之一，刑具是短鞭，人犯要脱光，绑在斜立着的A字形架上，用特殊的护具挡住腰及大腿，只露出屁股，真的是两下就皮开肉绽，绝对能让人犯铭记于心，网上有视频，想感受的可以去搜来看看……

前阵子重新总结了下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遗址的照片，有两个好哥们都在下面留言提到寺前那支种着小树的仰莲座。这在我的朋友圈里是个历史久远的话题，最初被提出来到现在差不多得有十年了，这些年不断又有新材料被发现，真相也越来越近。

先说那棵小树。其实说是“小”树不合适，因为树一直在长，到后来（1880年以前）也能遮出一大片荫凉呢。我认为那棵树不是种在那个仰莲座内的。从现在发现的照片看，1860年代早期德贞（我认为是他）拍摄的两张照片中，树还很小，有可能生长在那么个局促的空间，但是到后来1878年查尔德拍摄的照片中，树冠直径大概有7-8米，如果是生长在那个仰莲座中一定会倾倒。此外，有个说法，如果把树木的根系展开，其直径和树冠直径大体接近。按照这个说法，这棵树在1878年时树根体积大概是（按直径7米算）179.5立方米，即使压缩20倍也要接近9立方米，那个仰莲座完全盛不下。最有可能的是由于视角的原因，小树生长在仰莲座后面。

1860年代初德贞拍摄的照片，看得出来树还很小

同样摄于1860年代初，应该也是德贞所摄

查尔德1875年所摄，这么大的树应该没法在那个仰莲座生长

查尔德1878年所摄，枝叶茂盛

再说那个仰莲座的用途。根据故宫藏的《万寿庆典图》中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的描绘，照片中摆放仰莲座的位置，也就是大雄宝殿前曾经是六座铜香炉。虽然这幅长卷很写实，但经众多专家的研究和考证，与现实不符的地方也挺多，至少，看1860年以后的遗址照片，水池以北上台阶过牌楼后，种了一排共六棵大树，这些树都在1860年的大火中烧死了。所以，那里是不是原来有六座铜香炉还不能下断言，或者最初的确摆了六座铜香炉，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又改变陈设，换成了一个带仰莲座（根据照片中的色调应该是铜制仰莲座）的摆设。与仰莲座较常见的搭配是佛像，但是大雄宝殿内一般供奉的都是三尊佛像（无论是横三世佛还是纵三世佛），不会只供一尊。如果真的是佛像的底座，并且曾经有三个，那这个铜仰莲座得是从别处移来才能解释照片中那样只有摆在中间的一个，但是，像这种体量和尺寸的铜铸件，想来移动是非常困难的，也完全没有移动的必要，毕竟别的东西也都没移动位置。这样看来似乎可能性最大的是与此仰莲座配套的并不是某座佛像，而是别的某个象征。雍和宫里有座铜须弥山，不算大，虽然不是置于铜仰莲座上，但毕竟是另一种形式。我认为比较可能的是在大雄宝殿前正中的位置，也就是通常会摆放香炉的位置，原有一件嵌插（造型复杂的铜件往往会采用分铸再拼插的组合方式）在仰莲座上的铜件，后来在大报恩延寿寺被烧毁后，贼人潜入园子把上半部分易于盗走的部分窃去了，剩下一个太大太重搬不走的仰莲座。偷盗这些皇家园林遗迹中的金属件在档案里有很多记载，照片中的两座小房子就是看守人防盗时的居所。

《万寿庆典图》中的大报恩延寿寺，可见大雄宝殿前的六支香炉

真实准确的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被烧毁之前的样子已经无缘得见了，以上这些都只能是依据现存遗迹照片的猜测，或许能在宫中档案查到变更陈设的记录，亦或样式雷的设计图样，这只能留给那些有条件查档的人了。

过眼的老照片多了，总是会发现一些有相似的细节，比如马车下的小瓶子。

在过去北京，马车是重要的长途交通工具之一，去个南口、长城什么的必须得雇辆马车，但其局促的内部空间以及简陋的减震设施（甚至可以说没有）都被十九世纪来华的外国人诟病。在摄于十九世纪众多北京马车的照片中，我注意到车身下，大概就是赶车人正下方的位置一般都悬着一个小瓶子。瓶子样式不同，撇口瓶的样式居多，瓶口有塞子，塞子上还插着一根细管。虽然没有找到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我猜测这些小瓶子应该是用来装润滑油的。

马车下悬着的小瓶，能看见瓶子上有塞子，塞子上有细管

另一种样式的小瓶，看起来是金属材质

小撇口瓶

又是一支小撇口瓶

说到十九世纪的润滑油可能会让人有错乱感，脑海中会有什么壳牌、长城穿越到清代的影像，其实，至少在周朝的时候中国就有润滑油了，《诗经·邶风·泉水》中有一句：“载脂载辖，还车言迈。遄臻于卫，不瑕有害？”其中“辖”为车轴上的金属销；“脂”就是润滑油，意思是：抹好车油上好轴，回转车头向卫（国）走。赶到卫国疾又快，大概不会有妨害。不过那时候的润滑油是提炼的动物油脂。有润滑油就有轴承，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轴承的国家。说到轴承，像我这种在三线工厂长大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小时后在工厂里见过各种各样的轴承，上初中后我就能单独拆下自行车轴，用干布擦干净每颗滚珠，再抹上新的润滑油装回去，车子骑起来就会重新变得又轻快又安静。文献说大约至少在夏代，中国就出现了车。战国时期在车上应用了木材与金属组合而成的滑动轴承，即车轴在车轮的轴孔中（轴承）转动。为减少轴与轴承间的摩擦，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用动物脂肪对车上的滑动轴承进行润滑。元代至元年间，郭守敬为减少新制的浑仪山百刻环与游旋的赤道环之间的摩擦阻力，他在两环之间安装了4个小圆柱体，这是最早的滚柱轴承。1974年在河南渑池汉魏窖藏出土了480件铁质轴承，其中六角承445件。六角承的径长不同，外面铸有子榫用来连接。从十九世纪那些北京马车的照片上也看得出来用的是六角承。

照片放大后能看到大多北京的马车都用的是六角承

再开个脑洞：会不会国内拍卖会上出现的某支小撇口瓶就曾经一位赶车人用来装润滑油的呢？［捂嘴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