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曼尼（Donald Mennie,1899-1941）1899年到达中国，先入北京Mactavish Lehman公司，后任上海A.S. Watson & co公司总经理，是1920-1941年中国沿海最有势力的企业家之一，他虽为商人，却极爱摄影，喜欢用影写纸轻柔的阴影和特殊的质感与层次烘托他眼中的古老中国。他关注老北京风土人情，透过灰尘漫天的篷车队、晨雾、湖泊、桥梁、街市、胡同和有国画情趣古意盎然之地方，来表达帝王之都的荣耀。《北京盛观》收录了曼尼的66张作品，都是先印刷在影写纸上，再粘贴在书里，是曼尼的匠心杰作。本书用宝石兰织纹绸缎轧花烫金字封面，由普特姆•维尔（Putnam Weale）撰写序言，塞缪尔•科林（S. Couling）为每张照片写说明。
这本书1922年出版，29×38cm
这本日文画册是岩田秀则编辑，东京的中村写真馆印刷的，收录了照片121张北京的民俗、建筑等照片。我目前见过两个版本，1917年版和1918年版，两个版本的封面都一样，仅仅是中间有几张照片被替换。这两个版本的书相对不是很少见，在国内的拍卖会上都出现过。
封面
1917年版的新华门
1918年版本的新华门，和1917年版本收录的照片不一样
1900年，八国联军中的法军，在北京和天津首次使用了热气球进行侦查，并留下一批航拍的照片。法国军队回国后，为了纪念他们的这次远征，从这些航拍照片中挑选了一部分，结合一部分在陆地拍摄的照片，1902年小范围的出版了一本《LA CHINE A TERRE ET EN BALLON》，这本书有个包袱皮式的封套，打开后是目录和说明文字，最后是散页形式的内页，共41页。这本书的内容和视角很少见，因此很珍贵，我曾经有四篇从这本书延伸出来的博文：
中国最早的航拍照片一
中国最早的航拍照片二
一件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受损的清宫藏珍品
一对铜狮子来历的考证
这本书即使在欧美也不好找，我目前已知香港有位研究中国早期铁路史的藏家有一本，香港某书店有一本重新装钉的，国内某拍卖公司卖过一本缺两页的，和另外三套完整的。此书售价都很贵，在1.6-2.5万元之间。
全书26*34.5cm。
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在日本被称为“北清事变”，作为这一事件的巨大获益者，日本在1901年后出版了很多种类似的写真帖，有偏重风光的有偏重人文的，还有偏重军事的，这本天津山本写真馆的儿岛鹭麿编辑，东京印刷株式会社印刷的《北清纪念写真帖》就是偏重军事的，前十五页都是介绍联军中各个国家的军衔、制服和装备的，并且是彩色印刷，这些内容对考证老照片很有帮助。
全书15*21厘米，共收录照片97张。
袁世凯部分子女合影
天津的山本赞七郎写真馆，顺便给自己作了广告
长安街上的牌楼
20世纪初，很多得到官方资助的日本摄影师来到中国拍摄建筑、风俗、物产等方面的照片，回国辑成图录出版。无论当时这些摄影师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书在今天看来都是珍贵的史料。1920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这本《极东大观》就是这样以介绍中国的建筑、风光和物产方面的“巨册”。全书共拍摄了157个主题，每个主题中的照片都以珂罗版的方式印在铜版纸上，护页上是照片的背景介绍。其中一些主题的照片采用拼接的方式折叠在书内，可展开成1米左右的全景照，如本溪煤矿、大连码头、北京太和门、沙市港、岳麓山、长沙江岸、武汉、庐山、西湖等。
这本书26.5×37cm，可惜品相不佳，封面封底包的布破了。
阿方斯•穆默•冯•施瓦茨恩斯坦茵（Alfons Mumm von Schwarzenstein,1859-1924），德国贵族，1900年6月来华任德国驻中国大使，接替在崇文门内大街被杀的克林德，1902年7月回国。穆默在1902年回国后整理了他在华期间的行程和照片，出版了《照片日记》（Ein Tagebuch in Bildern），限量500本，没有公开发行，仅赠与朋友或同事，在市场上非常少见。穆默还从这本相册中精选了100张北京建筑方面的照片另外出版了《北京》(Peking)一书，更是少见。书中每张照片都有德、中、英三国文字的注释，其中很多照片都非常珍贵，如目前已知的北海大佛殿仅存两张照片，其中一张就收录在这本书中，使得这本书成为研究北京城及北京皇家建筑变迁的重要史料。
全书21.5×30cm，其中的图片有一小部分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但似乎没有人提到是出自这本书的。
封面
1900年6月，庚子国变，义和团和清军围攻英国驻华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赴京解救被困的西方人和教民，慈禧携光绪帝出逃西安。8月，北京城被联军占领。北京沦陷不久，日本天皇特命侍从武官冈泽精带领摄影师山本诚阳来华慰问日军。山本诚阳在大沽、天津、北京拍摄了大量照片，从中选出108张编成《北清事变写真帖》，用日、英文对照说明，于1901年在东京出版。书中序言写道，所以出版此图册，“一以发扬我军之光彩于四表，一以资军事参照与尚武的教育”。在北京被占领后有很多国家的摄影师都拍摄记录了当时的天津和北京，但是山本诚阳的照片拍摄非常早，包含的信息更丰富。比如中海被德军作为总部后，慈禧寝宫仪鸾殿于1901年4月17日被焚，藏有功臣像的紫光阁也遭到洗劫和破坏，而山本诚阳镜头中的仪鸾殿和紫光阁都还保持着被占领前的原始状态，非常少见。
全书26.5×39cm。我目前见过两个版本，封面略有不同（骑兵的位置和背景不同），里面收录的照片顺序也有调整。
另一个版本的封面
紫光阁，应该是联军进驻中南海不久拍摄的照片
这是约翰•汤姆逊另外一部有关中国的老照片书。其实对这本书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游记，只是游记中配了很多他拍摄的照片，其中不少照片都没有在《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收录。这本书出版于1898年，32开，我个人觉得其中记载北京和台湾两处的文字最为珍贵，特别是台湾部分，是有关台湾较早的文字影像资料。
这本书有中译本，中国摄影家协会出版，书名即《镜头前的旧中国》。书很好，我不仅给自己和公司各买了一本，还买了好几本送朋友，有兴趣可以看看，当然，书中也有一些翻译错误，网络上能找到英文版的电子版，对照看更有收获。
除了老照片原照，一些老照片书也内容精彩，时不时能发现一些精彩的内容。我一直很喜欢1900年以前的老西文书，那个时候由于印刷术的限制，用的纸都很厚重，油墨深入纸中，有种香味儿，不像现在的书都是油墨味。我想从今天起介绍几本有关中国的老照片书，一些在拍卖会上经常能见到，一些则很少见。今天先说说约翰·汤姆逊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全书一套四册，36×48cm，深褐色皮面包裹，热压烫金封面。
约翰·汤姆逊（John Thomason,1837-1921），苏格兰摄影家、地理学家、旅行家，是最早去远东旅行的摄影师之一，用照片记录了当地的人文风俗和自然景观。汤姆逊出身于一个烟草商人家庭，在家里九个孩子中排行第八。1850左右从学校毕业后，他进入当地一家生产光学仪器的工厂成为学徒，在那里汤姆逊学习了摄影术并能熟练掌握湿版照相法。1858年学徒期满后他在当地一所学院的艺术系上了两年的夜校。1862年决定追随他哥哥威廉去新加坡旅行，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远东之旅。他游历了新加坡，穿越马来西亚来到苏门答腊岛，去了锡兰和印度后搬去了泰国，1866年回到英国。这期间他一直没有停止拍照，不仅拍摄了大量民俗方面的照片，还拍摄了泰国国王及其家庭成员的肖像。1867年汤姆逊再次回到远东，7月到达新加坡，10月到达香港，并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商业照相馆，在四年的经营中，他拍摄了大量中国人肖像，并记录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汤姆逊游历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从最南边的贸易口岸香港和广州到上海再到北京，不仅去了北方的长城，还深入中国内陆。1870-1871年他游览了福州地区，同美国传教士Justus Doolittle乘船沿闽江游览了厦门和汕头。然后他又跟随传教士James Laidlaw Maxwell去了台湾。1871年4月，他们在打狗（今高雄）登岸，游览了台湾府和台湾西部的村寨。在离开台湾后的三个月里，他又沿长江而上到达湖北和四川，于1872年回到英国。他回到英国后整理了自己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按照行程的顺序写了文字说明，出版了至今有关中国及中国人影像最重要的著作——《中国及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这部书分四卷，封面用皮革包裹，热压烫金书名和北京辟雍的影像。书中共收录福州、厦门、广州、台湾、上海、北京、长江、四川等地照片200幅，均采用珂罗版印刷，是第一本有关在中国及中国人的影像书。在1873年的英国，制作珂罗版影像书是非常先锋的，工艺复杂而且成本非常高，这部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在1873年印刷，共印刷了600份，第三卷和第四卷在1874年印刷，多印了150份。
历经一百多年，完整的四卷本《中国及中国人影像》已经不多见，基本上都作为珍本收藏在欧美公私图书馆中。在中国，台湾各图书馆无藏，香港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套（原汉口俱乐部旧藏），大陆公私图书馆、博物馆无藏，这套是市面上唯一在流通的一套。
雪上加霜，本来已经被推迟的拍卖会又被撤走三件拍品，很无奈很不爽……其中有一组很精彩的老照片，让我想起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好的一本老照片册，当时应朋友之邀写了段说明文字，2009上半年在某拍卖公司以一个足够解决我房子问题的价格拍出。这本相册既然已经易手，相信原持有人和现持有人应该都不会反对我把当初那段文字放出来。我给这本相册取名《中国旧影录》，朋友觉得不够拉风，换了一个名字。
中国旧影录
1844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两年后，诞生仅5年的摄影术随着前来换约的法国军舰进入中国，但那时使用的是工艺复杂的银版照相法。待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对西方世界进一步敞开，不仅在广州、上海等地有外国人居住，甚至作为都城的北京也可以任由驻京的外国人随意走动（除皇宫内苑外），同时，摄影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相对简便的湿版和干版技术被普遍使用，使得摄影在1870年代的中国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期间产生了几位知名的国内外摄影师，他们也都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影像作品。其中的佼佼者如约翰•汤姆森、托马斯•查尔德、约翰•德贞、威廉•桑德斯、米尔顿•米勒，再如中国的赖阿芳（一译黎阿芳）。
在这本名为《CHINA》的相册中，收录了上述著名摄影师中多数人的作品共计71张，既有中国北方的风景（北京、天津），也有中国南方的见闻（上海、广州、厦门、福州、香港、澳门）；既有通过外国摄影师眼睛看到的中国，又有通过中国摄影师看到的中国，品相完美。这些作品中不但很多都是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每张照片所包含的历史信息都非常丰富非常重要。如托马斯•查尔德的《北京天主教南堂》，是他于1873年在宣武门城楼东侧的城墙上拍摄的，记录了1900年南堂被毁之前的样子；1875年拍摄的《未经修复的清漪园（今颐和园）大报恩延寿寺遗址》、1877年拍摄的未遭到大规模破坏的《圆明园西洋楼遗迹》、其所雇佣中国仆人的合影；德贞拍摄的《圆明园西洋楼遗迹》；威廉•桑德斯在摄影棚内拍摄的《上海苦力》、《拿雨具的中国人》，还有《两个戴枷的囚犯》；特别是早期在广州和香港开设照相馆的华人摄影师赖阿芳，拍摄了大量1870年代广州、福建和香港的影像。这些摄影师和他们的这些摄影作品不仅在当时向西方介绍中国起到重要作用，还为今天的我们了解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