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述奇之从马赛到波尔多

崇厚一行在马赛时听说法国政府“移会堂与外部于巴里西南之波尔多海口,各国驻扎公使亦多因而移去焉”,毕竟有递交国书的重任在身,他们也决定去波尔多。从土伦回马赛两天后,中国使团也启程了。

(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三日甲戌(1871年2月2日),晴。辰初起身,乘火轮车西行,巳正微阴。到达啦斯村,停车片时小食。后过倭呐江七孔铁桥。午初雨,未正止。申初,至赛达庄,住车半时晚餐……亥正抵都鲁斯城,改乘马车,行四五里入店。店名“艾达芋呢”,不甚宽阔,尚属洁净。

马赛的第一座火车站建成于1848年,即圣查尔斯车站(Gare de St Charles)1893-1896年间改建,其外立面基本保存到现在。“达啦斯村”即塔拉斯孔(Tarascon),那时候的火车没有餐车,所以遇到吃饭时间会在中途某一站短暂停车,吃完再走,崇厚一行在塔拉斯孔站吃的早饭。这座车站紧邻“倭呐江”,即罗纳河(Le Rhône),经过这座河的铁路桥1852年通车,即德彝所说的“七孔铁桥”。这座桥在1944年被盟军炸断,战后重建。“赛达庄”即赛特(Sète),德彝称这些城市为“庄”、“村”并非贬义,而是因为这些车站的名字后面多加“Ville”,德彝在游记里经常会用音译和意译结合的方式翻译地名。“都鲁斯城”即图卢兹。

在Google Earth里看马赛的圣查尔斯火车站
马赛的圣查尔斯火车站,1900年代,上面那张卫星图里中间靠下就是这个大楼梯
马赛的圣查尔斯火车站出站口,1890年代
马赛的圣查尔斯火车站进站口,1880年代
在Google Earth里看塔拉斯孔火车站
在Google Earth里看过罗纳河的七孔铁路桥
罗纳河上的铁路桥,1883年。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图书馆藏
罗纳河上的铁路桥局部,1865年左右,Stephen White收藏
在Google Earth里看赛特火车站

记:来时过山洞五,中一大者,长十二三里。过村镇四十六,其名无须繁述……又,一路左海右山,后则右海左山,忽又左右海汊,当中铁路,两岸鸥鸭戏水,碧绿盈眸。又,方的阳城外,盐积如山。又,酿酒一种,甚甘,名与城同。

德彝所说的“大者”山洞,应该是离开马赛不远的一段,用Google Earth的测距功能直线距离4.54公里。“忽又左右海汊,当中铁路,两岸鸥鸭戏水,碧绿盈眸”应该是指过了赛达的一段,以他们的前进方向来说,铁路左边是地中海,右边是陶湖(Etang de Thau)。“方的阳城”即弗龙蒂尼昂(Frontignan),这座城市在二十世纪以前的经济支柱就是晒盐业和酿酒业,所以德彝说城外“盐积如山”和产“名与城同”的“酿酒”。这里酿酒的葡萄品种主要是麝香葡萄(Muscat),所以酒味的水果香重,德彝评价“甚甘”,现在仍是A.O.C产区的一支名品。

德彝所说的大山洞可能就是图中这处,白线是我连接的两个山洞口
铁路从这块狭长的陆地经过,“两岸鸥鸭戏水,碧绿盈眸”。自Google Earth截图

十四日乙亥,晴。早起,见店前正对官廨,日中为市。男女百人,各来一车,支棚挂帐,俨成屋宇。所售器皿针黹,以及糕果肉菜等类,往来瞻望者甚夥。惟见妇女多长胡须者。

德彝早上起来才发现所住的酒店对面是“公廨”,即市政厅,根据他的描述,这家“艾达芋呢”应该在市政厅广场(Place du Capitole)的边上,这里仍然保留着市场变集市的传统。至于德彝说“惟见妇女多长胡须者”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外族女子。

图卢兹市政厅,前面就是市政厅广场,1870年代。图卢兹档案馆收藏
图卢兹市政厅广场上的集市“往来瞻望者甚夥”,1880年代。图卢兹档案馆收藏

午初起身,登火轮车即开,西行少北。先见左临运河,右傍山田。未初,过大铁桥,又度二小山洞。未正则左田右河,继而左右皆河。又过一铁链长桥,运河仍右,即时在艾根城少住午酌。申初,左河右山,又过三小山洞,共过庄村十四。酉初,抵波尔多。乘马车行十余里,至贤真詹街第二百八十号法人赖斯举之别墅。楼高二层,房屋不多,装饰朴素。前有马厩车棚,后有园亭,花树葱茏,景致优雅,亦有玻璃暖窖、望街楼等。

图卢兹的火车站称作马塔比奥(Gare de Matabiau),1856年建成,1903-1905年因原建筑不敷使用而扩建,保留到现在。德彝所说的“运河”是法国的加龙运河(Canal de Garonne),修建于十九世纪,联络图卢兹和卡斯泰特(Castets-en-Dorthe),与米迪运河(Canal du Midi)相连,最终勾连大西洋和地中海。“艾根”即阿让(Agen),崇厚一行在这里停车午餐。波尔多有两座火车站,崇厚他们从马赛来是在圣让车站(Gare de Saint-Jean),建于1855年,1889年开始扩建,直到1898年才完成,保留至今。崇厚一行在波尔多住在法国人赖斯举的别墅,位于“贤真詹街280号”,即圣让街(Rue Saint Jean),现在的280号位于这条街最南端东侧的一户,屋后倒是有小院子,不知是不是德彝说的那座。

扩建中的图卢兹马塔比奥火车站,1904年。图卢兹档案馆收藏
扩建后的图卢兹马塔比奥火车站,1900年代
阿让火车站,1890年代
扩建后的波尔多圣让火车站,1890年代
在Google Earth里看波尔多的圣让火车站
波尔多圣让火车站和贤真詹街280号(白点)的位置关系

*除注明外,所有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三述奇之在土伦

崇厚一行在马赛停留五天后,决定去土伦一转。土伦在马赛东南,是拿破仑的发家之地,历史上一直是法国重要的军港,所以在Google Earth里港口这块区域都被打了码。我猜测崇厚一行去土伦主要还是为了考察,或者是在哥士奇等人“推销式”的介绍后决定去土伦看看军舰和兵工厂,他们在那里没有游览什么名胜古迹,去的都是和军事、工业有关的地方。

初十日辛未,晴。辰初,随星使同哥士奇、殷伯尔、薄郎等乘车至南海轮车客厅,少坐登车,东行少南。过山洞七,村镇九,行二百一十里,巳正一刻抵杜隆庄。改乘马车,行半里,有本地水师提督之委员迎入都龙店内早餐。楼高五层,亦属华美。午初,往拜提督贰狄娄。入门有兵十名鼓吹相迎,见毕,排对护送。行五六里入机器局,登小轮舟。其地临海,与庄右喇赛安村合而成口,兵船密列,两岸多设炮位。凡机器局与造炮局中作工者,皆系罪犯,兼有德兵,共万余人,着红衣黄裤。其戴红帽者,在此一年或半年;戴绿帽者一世;兵有以铁锁链于一处而作工者。

“杜隆庄”即土伦(Toulon),崇厚一行坐火车两个多小时就从马赛到了土伦,下火车被马车接至都龙店,与当地水师提督共进早餐。这个“都龙店”即土伦大饭店(Grand Hotel),位于自由广场的北面,是土伦老城最中心的位置,始建于1870年,也就是崇厚他们去的时候落成还不到一年,后来这座酒店在顶部加建了一层,1889年还在广场中央添建了一座喷泉。“喇赛安村”即拉赛尼(La Seyne)的音译,从地图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德彝说的“合而成口”。德彝说的在军工厂做工的囚犯也是过去土伦的特色,自十五世纪,法国的一些囚犯被判在军舰上服役,这些军舰独立于海军。1749年这支囚犯舰队从马赛移往土伦,船上的囚犯自1814年逐渐被转移到岸上关押,并在工厂、兵工厂、码头等强制劳动。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形象就诞生在他参观了土伦的这座监狱后。

土伦火车站,1880年代
土伦大饭店,1880年代
Google Earth看土伦火车站和土伦大饭店,两处离得非常近
在Google Earth里看土伦和滨海拉赛纳合而成口
土伦港做苦力的囚犯,上色插图,这两人应该是终生监禁:戴着绿帽子

行里许,先登兵船,名曰“马兰沟”。纯以铁铸,长四十丈,阔四丈,深八丈,重七千吨,有一千二百马力。登岸入造炮局,铜铁大炮、炸炮、喷炮、长圆炮子,院内罗列成山。楼上四壁布满枪刀,列成类难尽述……又有一种法邦新出之枪,名“沙斯坡欧”者,稍亚于德义志之巧针枪,一分之时之工可放十子。又入一楼,系以旧炮改造螺狮枪处。

“纯以铁铸”的兵船“马兰沟”即“马伦哥”号(Marengo)铁甲舰,属海洋级(Océan class),1865年在布雷斯特港开始建造,1868年10曰15日下水,普法战争结束后停驶,1872年加入地中海舰队重新服役,1895年3曰7日被出售。这艘船长86.2米,宽17.52米,吃水9.09米,和德彝描述的尺寸有出入,而且德彝说这艘军舰“纯以铁铸”也不对,实际上主体还是木质,只是外面包有铁质装甲而已。“沙斯坡欧”是夏赛波步枪(Chassepot)的音译。“德义志之巧针枪”是指约翰·尼古劳斯·冯·德莱塞(Johann Nikolaus von Dreyse 1787- 1876)发明的M1841德莱塞步枪,这种步枪采用后膛装弹,撞针击发的方式,影响了后世步枪的发展,但与现代步枪不同的是,德莱塞这款步枪的子弹底火装在弹丸后部,也就是击针要穿过装满火药的弹壳(纸质)去撞击底火,然后引燃炸药将弹丸推出去,现在的子弹是撞针击发底火,将弹壳内的火药引燃再将弹丸推出去。将德莱塞这款步枪改进为更接近现代步枪结构的就是法国人安东尼·阿方索·夏塞波(Antoine Alphonse Chassepot, 1833-1905),他改进的这款步枪就是德彝提到的MLE1871,他认为不如德莱塞步枪可能是因为法国这款“一分时之工可放十子”,略低于德国的版本,且当时德国刚赢得普法战争。

“马伦哥“号铁甲舰在斯皮特黑德,1870年代
“马伦哥“号铁甲舰,1870年代
“沙斯坡欧“的结构图

出门,临岸立一铁造曳物机,形如仄字,高约十丈。无论何等重物,皆可曳之登舟上岸。又一物名“木勺甫”,乃中土所谓之水雷,系以铁造,形若扁炉,可装火药三千斤。沉入海心,上飘小物,中连电线。无论大小兵船,触即轰碎……岸边有修船池四五,各作斗形,前横铁闸,后三面以石砌,上下石磴四十一级。其小者宽七丈,长三十丈,深三丈。

“曳物机”即起重机,这从行文中很容易看出来,当时法国的几个重要港口,如布雷斯特、土伦等都设有这样的起重机。“修船池”即船坞,现在土伦还有几处历史遗存。

土伦港,右边远处可见“曳物机”,1870年
沙俄军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在土伦的船坞内,1868年

旋驾小轮舟出石墙,曰内门口,行六七里,登大兵船名曰“呐满的”,系前四日由呢泗地方来者。长三十丈,宽三丈,高四丈,兵六百名,皆列队鸣钟以待。铁炮二十二尊,长皆六尺,亦由顶上下药者……复乘轮舟至对岸,风平浪静,四壁皆山。哥士奇云:“此口水甚深广。”帆樯之集于此者,往来不绝。

“呢泗”即尼斯。“呐满的”应该是法国军舰“诺曼底”号(Normandie),属光荣级(Gloire class)铁甲舰,1858年在瑟堡开始建造,1860年3月10日下水。这艘船长77.8米,宽17米,吃水8.4米,排水量5630吨,1871年被拆除,也就是说德彝参观这艘船后不久就被拆除了。

“诺曼底“号在土伦港,1870年
土伦港,1870年代。图片来源:法国国家图书馆
土伦港“帆樯集于此者,往来不绝”,1870年代。图片来源:法国国家图书馆

上岸看一楼,系犯人卧室,小屋鳞次,皆置木床毡被,以便犯人栖止。所作各种器皿,排列出售,游人多给钱而不取物。楼上有火机磨面,满屋长箱,一人可作百人之工。又一存酒楼,酒箱大于小屋,运动皆有关键,无须人力。下楼见一修船处,系一高台,形如门字,甚属坚固,无论何船,可以水机曳上,其力可知矣。又一新造兵船名曰“法邦”者,长逾三十丈,阔三丈余,高数丈,重四千吨,有五百马力,本价二百二十万方,合银二十八万六千两。又有数处,皆以火机铸铁锯木之所,式与他处同。又有跑车若许,土人一一与看。谢别后,乘双马车行十余里,申正,上火轮车即开,戌初一刻抵寓。

1821年,一部分在土伦强迫劳动的囚犯因表现良好,开始接受泥瓦匠、石匠、木匠、金属工人等职业培训,他们被允许制作一些手工艺品在集市上出售,部分收入用于改善伙食,另一部分则被存储起来在其被释放后才能领取,德彝所说的“排列出售”的“各种器皿”即是这种。

“犯人卧室“,1870年代
描写市民购买犯人制作的手工艺品的版画,1870年代

*除注明外,所有图像均来自互联网,文字部分参考维基百科。

三述奇之在马赛

重读《三述奇》,时隔多年,换了关注的方向会有新的感受。所谓“三述奇”,是因为还有“一述奇”和“二述奇”,当然后面还跟着四、五、六一直到八,都是张德彝(1847-1918)赴海外公干时的日记体游记。张德彝是辽宁铁岭人(对,就是那个大城市铁岭),15岁时考入京师同文馆学习法文。1866年他加入斌椿使团出访欧洲各国及美国,写成《航海述奇》,这是“一述奇”;第二次是1868年参加蒲安臣使团出访欧洲各国和美国,这次的游记是“二述奇”;1870-1871年随崇厚去法国(还有英国和美国,但时间都非常短),这次是“三述奇”。崇厚一行主要是为了平息“天津教案”而去法国的,结果正赶上普法战争结束后巴黎公社的革命,张德彝的游记中有很多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录。以前我看这些游记大多没有走心,这次想尽量贴近作者的视角,穿越回去,用图像去拼凑他的所见所闻,顺便可以“云”游法国。他这次去了马赛、土伦、图卢兹、波尔多、凡尔赛和巴黎等法国的几个城市,书中他提到的地名大部分都是音译,我花了些时间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地图上一个个寻找,配合现在的电子地图,结合上下文以确定他提到的那些地点。我计划按这几座城市分几篇来写,先从他的第一站马赛开始。

(同治九年十二月)初四日乙丑(1871年1月24日),细雨。早,见东面二岛,不大,一名艾拉巴,一名莽代克里斯兜。西面大岛,长二百余里,上铺白雪,下满绿树,山高故也。地属于法,名曰阔尔赛戛,系前法君拿破仑第一生产之地。旁一小岛,名戛布雷喇。临过时,见岛上海灯楼出花旗问话,船主取书核对其所问者,系“愿以电线往马赛送信否?”与“乘船者何人?”本穿亦系花旗,对云:“愿送电信”、“乘是船者系中国钦差”等语。入夜船摇,大雨如注。

崇厚一行所乘的船经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经墨西拿进入第勒尼安海往马赛方向驶去。张德彝笔下的东面的两座岛“艾拉巴”即厄尔巴(Isola d’Elba)和“莽代克里斯兜”即蒙泰克里斯托(Isola Di Montectisto),西面的大岛“阔尔赛戛”即科西嘉岛(Corsica),拿破仑一世的出生地。“戛布雷喇”即卡普拉亚岛(Capraia Isola)。“海灯楼”即灯塔,可能是指卡普利亚岛最南端峭壁上的那座,现在已经废弃。

Google Earth截图,可以清楚地理解德彝的这段描写
卡普拉亚岛南端的灯塔遗迹,图片来源:www.visittuscany.com
初五日丙寅,晴。辰初,抵法国马赛海口住船,有前驻中国之法国使臣哥士奇来接。下船,乘车行八九里,仍入前二次所住之得露大店。

“哥士奇”一译哥士耆(Count 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i, 1818-1886),出生于今波兰的克拉科夫(Kleczkow),不过那时他的家乡应该算奥地利的领土。他1847年来华,最初在上海、宁波等地的法国领事馆作翻译,1850年获得法国国籍,1857年派驻法国驻澳门领事馆,1862年6月2日到1863年4月17日临时署理法国驻大清国公使代办使事,1870年回国,后在巴黎现代东方语大学教授中文。虽然他只当了一年的代办,却对大清国的外交政策影响很深。本来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失利后,被迫同意外国公使驻京,但只有英、法、俄、美四国,别的国家按总理衙门的想法最好都是在上海由薛焕,不行的话再交给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反正就是不要换约不要来北京。1861年才上任两个月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接待了布鲁西亚国(普鲁士)帮办班德,说他们国家的迂爱伦布要带来公文换约,而且不会在上海与薛焕对接,必须要和英法等国一样在北京换约。崇厚赶紧通知了总理衙门,回复说“该夷不在换约之列,不得以英、法为比一律换约。若仅止为通商而来,亦须请旨另派大员办理。其公文即行接收拆阅转呈,以凭办理。”是哥士奇劝说奕訢:“布鲁西亚原系大国……如与之换约,则可令其稽查漏税,严查滋事,颇与中国有裨。”不能说哥士奇这番话起决定性作用,但肯定对奕訢是有影响的。1862年葡萄牙要来建立外交关系,没通知三口通商大臣而是直接跑去了北京,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赶紧通知总理衙门拦阻,结果哥士奇说葡萄牙来换约的公使是他的朋友,愿作来京的担保,并说可以住在法国使馆里。恭亲王回复说:“外洋五约之国,例不准擅至京师,况该使此来,又不在天津呈递照会,将来此端一开,从此外洋不论何国均可照行,必至漫无稽考。”哥士奇就说,那好吧,请总理衙门给个照会,介绍一下各口领事帮他国代办的流程,这样他们就不用来北京了。但实际上葡萄牙公使是作为法国公使的“客人”在此暂住,立约条款商量好了以后还是去天津画押。哥士奇的办法巧妙的绕过了总理衙门的担心,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因为这些工作上的接触,哥士奇和崇厚结交,此次崇厚的法国之旅也有哥士奇的襄助。

马赛老港,1870年代
马赛老港,1870年代,远处的山上能看到贾尔德圣母院
初六日丁卯,阴。午正,哥士奇请星使游。同乘马车出店,行十余里,绕至山顶。上有礼拜堂,高约十二三丈,广数丈,深十余丈,纯以白石建造。顶立一金人,抱一幼孩,即天主母也。堂前临大海,后依村城,名曰那欧塔达木得喇戛,译言救人圣母也。下车,步石木梯共百八十级,入其门内。其式与他堂大同小异,惟上悬小船数十,长皆一二尺,左右画轴千张,绘海船遭风颠沛之状,皆水手之遇险得脱者所献,与中土之供奉天后娘娘同。

这座“那欧塔达木得喇戛”即贾尔德圣母院(Notre-Dame de la Garde),是马赛的著名旅游景点,坐落在离旧港码头不远的小山上,始建于1214年,后经过多次改扩建,于1864年受封为圣母院。张德彝笔下的“小船”是祈祷航行平安的模型船,是这座教堂的重要收藏,所以他联想到中国的天后娘娘也是很正常。

贾尔德圣母院,1870年代
在贾尔德圣母院向北看,可见马赛老港和部分城区,1870年代
去此登车,行二三里下车,复步行数武,入一大园,园名“高立巴那巴”,花木颇多,虽属隆冬,依然繁盛,枝叶被雨,清洁如秋。右有育瞽所,亦高大壮观。后步石磴四十二级而下,左右两行,式如拱手。中一瀑布,下流而成水法。上下铁阑石路,平坦整齐。

“高立巴那巴”即波拿巴山花园(Jardin de la Colline Bonaparte)的音译,这座小花园在老港南边,建在一个山坡上,有落差所以有“瀑布”。“育瞽所”即照顾盲人的地方,仍在原址,现在称作“Institut des Jeunes Aveugles et Amblyopes l’Arc en Ciel”。

波拿巴山花园,1880年代
Google Earth截图,上面那张照片是在右上角水池前拍摄的
初七日戊辰,阴。……折回十余里,抵一栈房。房系民建,纯以石铁造成。楼七层,宽约六丈,长逾里,以气机上下货物,灵便异常。看其气机,系二大铁轮,前一水箱作目字形。铁轮旋转,速而力猛,不知吃若干马力也。

德彝一行看到的上下货物气机即蒸汽动力的“电梯”,并非直上直下,而是借助一斜坡,形制类似香港那种爬山的小缆车。

德彝看到的气机,1870年代
去此,绕行十数里,至其新炮台。极长,不甚高阔,却极坚固。直伸入海,左右皆水。下有巨石百方,皆盈丈。

所谓“新炮台”即圣约翰堡垒(Fort Saint-Jean),位于马赛老港的入口处,1660年由路易十四监督建造完成。

圣约翰堡垒,1890年代
圣约翰堡垒近景,1860年代
Google Earth中的圣约翰炮台

初八日己巳,微晴,冷。这一天张德彝与哥士奇乘火车去了“拉薛村”,又改乘马车去参观那里的造船厂,而且偶遇“数粤人”在彼处充当仆役。“拉薛村”即拉西奥塔(La Ciotat),现在那里还有造船厂。值得一提的是,世界电影史上著名的由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就是在拉西奥塔拍摄的。

拉西奥塔造船厂内景,1890年代
初九日庚午,晴。未初,随星使与哥士奇乘车行八九里至一处,名曰“巴雷朗商”,系为通城集水处。下车入铁阑门,左右四石台,上卧石狮,扬爪纵身,作奔驰状。左右各楼三层,当中石牌以四十柱联之,通身白石建造。前有瀑布,后倚山冈,面如山字。正中牌上立三女,皆赤臂跣足,手持玩物。下有碎石崚嶒,水由中出,涌落小池,暗入铁筒,分流各处。石上立水牛四头,左右大鱼各四,摇尾决蹯,悠扬腾跃,皆作奔出之状。
游人先登土冈,行数武,后步石梯八十级,至牌下右阑,入左楼门,再步石梯四十八级,则四壁悬碎石攒成大画百张,皆系千古野兽新奇形像,笔墨难描。又箱柜百余,外有玻璃罩,内放各种鸟兽,装饰得体,跃跃如生。下列长隔,罗列古鱼奇鸟,彩羽锦麟,笔难细述。中列玻璃罩匣数十,内系昆虫万种。第二层所列者,系人兽禽鱼之骨,式与巴里之白骨楼同。每层楼高四丈,宽十八丈,长逾七丈。出此,入右楼门。其头层,四壁悬油工大画三百余幅。二层,中间悬百余幅。左右二间,列白石人像二十余。门外两壁二石画,系马赛二千年前与现今之景致,江流山峙,妙手通神。去此至瀑布后,登梯四十六步,至石牌顶四望,通城毕见。此后花园,红紫芬芳,亦颇幽雅。西一水槽,下流入冈而为瀑布。外有石墙,顶作石槽,高与冈齐。土人云,其长二百余里,西北直抵他村。

“巴雷朗商”即隆尚宫(Palais Longchamp)的音译,现在也是马赛的著名旅游景点,1869年落成。正如张德彝所说的,这是一座“集水处”,为了解决马赛的用水问题,1839年人们开凿了一条马赛运河(Canal de Marseille)从杜朗斯河(The Durance)引水过来,加上城内供水管道的铺设,直到1869年这项工程才竣工,隆尚宫及为庆祝此工程而修建。至于立于正中牌上的赤臂跣足三女,中间的是河神,两边的女神手持也并非“玩物”,她们分别拿着稻穗和葡萄,象征农业和酿酒;四头“水牛”象征这一地区的畜牧业和斗牛传统;水在这里“暗入铁筒”就是流向地下的供水管道。正对“石牌”左侧的是艺术博物馆,右侧的是自然历史博物馆。

隆尚宫正面,可看到入口处德彝所说的四只狮子,1870年代
游人如织的隆尚宫门口,1900年代

*未注明来源图片均引自互联网

从照片的修版说起

有位朋友发来一张照片,民国时候的外交官王宠惠,但照片上的王博士被人为地“描眉画眼”了一番,他问我照片上的涂抹痕迹是什么,上一位收藏者家里有熊孩子?(误)在二十世纪二十到八十年代这种在照片上“涂抹”的情况很常见,这些照片都是要发表在报纸、杂志等需要印刷的媒体上的。这种涂抹有对局部的遮挡(比如简化背景)、画框(确定印刷时选定的范围)、涂黑或涂白以增加对比度,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方便制作能有更好印刷效果的印版。涂抹以简化背景、画框以圈定出版范围都很好理解,加深暗部或提高亮部都是为了增加印版图像的反差,在PS里类似的操作就是调曲线。这种方法在使用珂罗版印刷照片的技术诞生之初就已经有了,最早采用照相制版凹版印刷的摄影集,约翰·汤姆逊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1]中就在用于制版的底片上进行了尝试。有一张在南京拍摄的底片,上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天空的位置写着“Block out”,意即“遮挡”,而且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天空与山峰交界处的“遮挡”痕迹。很可能是整个画面的影调太平,只好将天空提亮,以突出地面的部分。类似这样的修正在汤姆逊的底片上还能看到很多例,从侧面也反映出汤姆逊对自己作品所呈现质量的追求,当然,这也要求出版商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支持。

朋友发来的那张王宠惠照片局部,眉毛、眼睛、胡子、嘴唇,甚至眼镜都被描过
宋美龄在重庆看望伤员的照片局部,背景(病房的墙)被涂抹过了,只突出了人物
淞沪会战期间上海街头的日军照片局部,人物边缘描了黑线
尼克松访问台湾期间照片局部,他的头部用白色描过提高了亮度
汤姆逊底片上的“Block out“字样
汤姆逊底片局部(上)和最后印刷出来(下)局部对比,能看到山和天空连接处的涂抹痕迹

说起这套画册的出版商,似乎在讨论汤姆逊的学术文章中鲜有提及,我觉得作为有能力有魄力第一个使用照相制版凹版印刷技术的出版商真是值得钦佩!1800年,英国伦敦苏荷区一家小出版商的老板桑普森·洛(Sampson Low)去世了,虽然他的事务所已经小有成绩,但壮志未酬身先死,没办法,他只有一个三岁的儿子桑普森(Sampson Low,对,你没看错,父子同名,接下来这种状况在他们家族还会延续)无法继承父亲的产业。小桑普森长大后也进入印刷出版行业,先是在朗文出版社(Longmans House)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伦敦的“羊管胡同”(我开玩笑的翻译,原文Lambs Conduit street,实际上Lamb来自都铎王朝时期的一个有钱人William Lambs的名字,他在这里修了一条为伦敦供水的管道)重建了“桑普森·洛”公司,这个桑普森“异常的热情,有着不屈的精力和出色的商业素质”[2],用现在的标准来看不仅扮演印刷厂的角色,同时还是一家出版社。他创建了一个以书为核心的印刷、出版和营销的跨国网络,吸引了很多作家、政治家和艺术家在他那里印书,汤姆逊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就是在这位桑普森执掌期间制作的,在全世界都有读者的《简氏舰船年鉴》一直都是由这家公司印刷出版的。在找资料时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1894年12月1日的《出版人圈》(the Publisher Circular)里有一条桑普森公司的广告,称他们从日本进口了一批印刷精美的摄影集,其中就包括日本珂罗版先驱、著名摄影师小川一真负责制版印刷的日本风光集(并不是他本人的作品)。遗憾的是,桑普森的三个儿子(桑普森、威廉和沃尔特)都在1886年他去世前先离世了,公司由他的编辑马斯顿(Edward Maston)此后继续维持。1950年桑普森公司被英国印刷公司(BPC)收购。1981年媒体大亨罗伯特·麦克斯韦(Robert Maxwell)收购了BPC,但随着他1991年意外身亡,这个媒体帝国也崩塌了,桑普森公司被清盘、注销。1997年,桑普森家族的乔治·洛(George Low)重新注册了桑普森公司,现在主要由他的四个儿子桑普森(仍然叫桑普森)、奥尔本、约书亚和雅各布共同打理。也就是说这家成立于1793年的公司虽然中间有六年的中断,但桑普森家族仍然在延续这份血脉。

所谓“照相制版凹版印刷”简单理解就是珂罗版印刷的其中一种方式,单就印刷照片来说,印版是用照片的负片经光化学反应制作的凹版,凹进去的地方越深就可以存留更多的油墨,印出来的地方也就越深,反之则浅,形成连续影调的图像,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留原照的细节。在照片可以洗印在纸基上以后,摄影技术先锋们就在寻找新的方法可以更快捷廉价且高品质地将照片“印”(不管是印刷还是洗印)出来以发表在出版物上,来替代用贴照片作插图的高成本低效的方式。很快碳转印和伍德伯里法被发明,虽然这样制作出来的成品保持了照片连续的影调,但都需要一个转印的过程,成本高且工艺复杂。1855年法国工程师波伊特文(Alphonse-Louis Poitevin, 1819-1882)发明了一种新的印刷图片的方法,在平滑的石板上涂重铬酸盐(当时主要是重铬酸钾)和明胶,干燥后制成可感光的印版,利用负片在其上感光成像后,将未感光的重铬酸盐洗掉,就制成了印版,这样就可以用一张印版连续印多张有连续影调的图像,这就是珂罗版印刷法。当然这个方法也有缺点,比如石板很容易就在多次印刷后被压碎,1865年有人改用铜版代替石板,虽然不会碎,但铜和明胶的接触并不牢固,到了1868年,奥地利摄影师约瑟夫·阿尔伯特(Joseph Albert, 1825-1886)和雅各布·哈斯尼克(Jakub Husník, 1837-1916)采用厚玻璃版为基,大大改善了印刷效果和单张印版的使用寿命,1873年阿尔伯特又申请了轮转凹版印刷技术的专利,更大地提高了印刷效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874年还申请了三色珂罗版印刷的专利。

桑普森公司出版汤姆逊这套摄影集很不容易,除了要将底片转为印版,还要把多张图像拼到一张印版上,甚至在每张图像上还要再过一遍油,这在当时都是前沿的技术应用。1873年2月22日的《印刷人周刊》(The Publisher Weekly)称桑普森公司印的这套书是“宏伟的作品”[3],甚至还引起了英国女王的注意[4]。能获得女王的青睐,应该和珂罗版印刷的惊艳效果不无关系,当然首先还是汤姆逊的照片拍摄的好,其次印版是由玻璃原底制成,可以最大限度保留原照的细节。因为这套书的印刷质量太好,网上也有人把书里的图版裁成单页当照片来卖,对此我比较同意一位前辈的观点:虽然这个珂罗版印刷过程中有光化学反应参与,但最后的成品不是靠光化学反应获得的,因此应当算作印刷品而不是照片。

注释及参考资料:
[1]Denis Defibaugh, The Collotype: History, process & photographic documentaion,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5-1-1997, P17
[2]桑普森公司网站(https://sampsonlow.co/about/)
[3] The Publisher Weekly, 1873.2.22 No.58
[4] The Photographic News, 1874.5.29 P253
[5]Dusan C. Stulik, The Atlas of Analytical Signatures of Photographic Processes: Collotype,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2013

厦门水仙宫遗迹

2013年6月我第一次去厦门,虽然在此之前看过很多这座城市的老照片和地图,但只有实地走一趟才能把历史和现实在空间上联系起来。我们当时住在鹭江边的一家酒店,正对鼓浪屿。在去酒店的路上我注意到路边一块巨石上雕刻的红字“水天一?”,矮油,这个地方的老照片我见过!当时带着家人在出租车上不方便停车考察,好在这里离酒店不到300米,于是去酒店丢下行李我们就直奔这块巨石。

2013年6月我在巨石下面拍的照片,右边的建筑是新领荟广场
2013年6月我在新领荟的楼上拍的夜景,能看到“色”字的下半部分只隐约有些痕迹

这块巨石上本来刻着的字是“水天一色”,但“色”字已经湮没大半,难以辨认了。这块两层楼高的巨石紧邻鹭江,登其顶,往西看则鼓浪屿尽收眼底,古时候这“水天一色”倒是很贴切。除了这四个字,石头这一面上还有很多大小不一的孔洞。其中小孔是用来固定建筑构件的,大孔我认为是一个佛龛,因为“水天一色”四字之下巨石之前曾有一座规模不大但颇有香火的庙宇“水仙宫”。书里说这座水仙宫建于明代,内中供奉大禹、伍子胥、屈原、楚霸王、公输子等水仙 [1]。这五位神仙的组合挺有意思,虽然都和水有关,但潮汕、台湾一代的水仙宫似乎独祀治水的大禹为多见,伍子胥和屈原与水的关系好理解,这楚霸王和公输子似乎牵强了些吧……

从约翰·汤姆逊1870年拍摄的照片中可以一窥这座水仙宫的旧貌:排布紧密的房屋簇拥在一块巨石周围,一座小巧的庙宇嵌在上面,后面的四个字仅可见“水天”二字。这么密集的建筑中除了民宅,主要是货栈。水仙宫所在的鹭江边本是一座码头(今和平码头),厦门开埠后这座码头周围盖起了很多货栈,加之北面是市场,因此人口密度较大,按现在的标准来说这一带有严重的安全隐患。道光十二年的《厦门志》里有一首陈迈伦的诗《水仙宫》:鹭门禹庙落成初,胜影层开接太虚。斜磴人来悬壁上,危亭极目大荒余。近城烟雨千家市,绕岸风樯百货居。泽国久无烽火警,一声长啸海天舒。首句中“禹庙”即指水仙宫,说明道光年间曾重建。近日我在1895年发行的第28编《日清交战录》看到一张标注为“宁波火药库”的照片,虽然图片模糊,但图中巨石上的“水天”二字却非常显眼,说明照片实际拍摄的是厦门水仙宫,只不过已经是遗迹了。

汤姆逊拍摄的水仙宫,1870年
汤姆逊拍摄的水仙宫照片局部,可见乾隆乙丑年的石刻和小庙

这张照片是在一座建筑的露台上拍摄,左边的建筑已经是断壁残垣,右边的还基本完好。从巨石上“色”的位置那一片中间发白外圈发黑的颜色看来,这应该是过火的痕迹。如果火是从下面着起来的,按说右边紧邻的建筑,甚至拍摄者所在的高楼都很难幸免,但如果火是从水仙宫开始着再向下蔓延的话,似乎能有更多时间阻断火势来保全周围的建筑,且过去有香火的寺庙本来也是最容易着火的。这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巨石上四个字中目前唯有“色”最不清楚:应该是这里烧的时间最长,高温的烤炙让这部分石面崩裂了。网上有种说法认为水仙宫毁于民国时候,但从这张照片看应该在1895年以前就被烧毁了。此后水仙宫有没有重建?也许有,因为有书里说其中供奉的五位神仙塑像在水仙宫废后移寄东岳庙[2],看这照片里遗迹的情况,神像断不可能幸存,只可能是重建后新塑的。结合现在巨石上仅有一个大洞(疑似佛龛)和陈迈伦的诗,也许水仙宫最初也是仅祀大禹一位,后来重建才加了四位有了奇怪的组合。以上纯属瞎猜,没有文献支持。五行讲究水克火,没想到火反过来把可以治水的小庙克了。

我新发现的水仙宫被毁后的照片,摄于1895年以前
水仙宫遗迹照片局部,可以看到火烧的痕迹

引用文献:
[1]高令印:厦门宗教/厦门文化丛书. 鹭江出版社, 1999.第216页。
[2] 《厦门采风》编辑部, 福建省厦门市地名学研究会. 厦门地名叢譚. 福建省厦门市地名学研究会《厦门采风》编辑部, 1985.第24页

别发书局在北京

别发书局,更正式的名称是别发洋行,英文名Kelly & Walsh Limited,是一家曾经以上海为基地的英资出版公司,喜欢老照片的朋友对这家出版公司都不会陌生,关于这家公司的论文也很多,其来龙去脉身世经历,就我能看到的,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黄海涛的《清末民初上海的西书店别发洋行》[1]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孙轶旻博士的《别发印书馆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2]两篇文章讲得最清楚。简单说来,就是书商Kelly & Co.和印刷公司F. & C. Walsh Co.在1876年合并而来。其中Kelly & Co.是John M. Kelly1868年在上海广东路创立,售卖西洋书籍、文具、报纸、烟草、彩票等为业;F. & C. Walsh & Co.是1862年Frederick George Walsh和Charles Frederick Walsh两兄弟在上海福州路创办,主营印刷及售卖外国文具。别发书局先后在日本长崎、神户、横滨、香港、新加坡、汉口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899年左右还在伦敦有了代理。这家公司不仅出版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不仅赏心悦目,也是辨识照片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北京美观》(The Pageant of Peking)、《今日之上海》(Shanghai of Today)等精美的画册,还在汉学传播的出版上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如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中国文学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se, & Gems of Chinese Literture: Verse)、《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别发书局的档案损失严重,目前只有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1947年以后原上海是社会局档案的档案以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保存的1947年以后原上海经济部的档案,因为别发书局最初注册在香港,因此香港还保存有其注册、股权等信息的档案,在我看来最宝贵的20世纪20年代那些出版精品的原稿则荡然无存。别发书局的横滨支店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被毁,汉口支店因1927年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而关店,上海总部在1949年3月开始营业清淡,至5月已完全停顿,1951年开始出售房屋,1953年彻底歇业,新加坡支店在1955年结业,香港支店在1960年代被辰冲书店收购,目前这个品牌仍在辰冲书店旗下运作。

关于这家出版公司的背景研究已经非常详细了,不再赘述,我只想在这家店的图像上略作补充,以及因此引出的别发书局在北京的问题。

据孙轶旻和黄海涛二人的文章可知,1876年别发书局从最初Kelly & Co.所在的广东路1号及3号迁到了外滩11号;次年外滩12号,也就是别发书局的北侧建成了汇丰银行新楼;1921年别发书局迁往南京路12号的别发洋行大楼,印刷部分迁到小沙渡路30号,1934年这部分因扩建又迁至西康路400号。最常见的这家店的照片是刊登在《今日之上海》上的一张,即南京路上的别发洋行大楼。从照片看这是一栋四层的楼房,一层的正立面几乎都是落地玻璃窗,上面正中是英文的行名,两侧是“别发”二字的中文行名,大门开在一侧,上面也是英文行名的全称及“SHANGHAI”字样。但这张1928年刊载的照片中可看到二楼挂着“Kellogo Switchboard & Supply C0.”的牌子,这是一家由美国工程师凯洛格(Milo G. Kellogo)1897年在芝加哥创办的电信设备公司,简单说来就是电话交换机。这座楼主体结构还在,只是已经被改建。

《上海之今日》里刊载的位于南京路12号的别发洋行大楼
别发洋行大楼现状,虽然已经被改建,但一些细节还能看出当年的影子。截图自百度街景地图。

近日,我在一张1890年的上海外滩照片中看到了别发书局的招牌。这张照片的拍摄背景是1890年4月3日,为欢迎英国诺克公爵和夫人(Duke and Duchess of Connaught)访问上海,工部局在外滩上张灯结彩,照片中最左边的建筑是汇丰银行,这是一个常见的版本,但是我新看到另一个版本,镜头略往左移,正好能看到别发书局的招牌,虽然有遮挡,但可确认无误。这处在外滩的馆址,连同其南侧的外滩10号美丰洋行后来都被汇丰银行买下,历经25个月的时间,在1923年6月23日建成了新的汇丰银行大楼,也就是现在外滩上海浦发银行的所在。

常见的那张为欢迎诺克公爵夫妇来沪汇丰银行外的场景,1890年4月3日。
另一张镜头略往左的版本,可见别发书局的招牌
合并了外滩10-12号地皮雄踞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1920年代。

除了这两张在上海的馆址照片外,前几年我在法国某拍卖会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个年轻人坐在一座建筑的前廊下,背后的门旁挂着一盏汽灯,灯上挂着个牌子,写着“Kelly & Walsh Limited. Shanghai Hongkong Yokohoma Singapore”。以我有限的建筑方面的知识,觉得这房子不像是在上海,也就是说这张照片不是摄于上海。虽然门、窗、墙的处理都不是传统中式,但这根廊柱似木质,而且是很中式的处理方式,柱础很矮,我推断这座房子是一座中式建筑改造的,或者是中国工匠按照外国设计师的图纸建造,过程中使用了中式建筑的工艺。柱础的实际用途之一是隔绝柱子和地面,通过防潮来延长柱子的寿命,因此在少雨干燥的北方,柱础相对较矮,而在多雨潮湿的南方,柱础则相对较高,还可以变化出各种造型,德国建筑史学家柏石曼就曾在他研究中国建筑的著作《中国建筑》(Chinesische Architektur)里专门总结过。这柱础真的很北京。巧合的是,在北京当官的曾纪泽在光绪十四年九月初一(1888年10月5日)这天的日记里提到一家外国商店,他写道:”观英商凯连瓦施货物“[3],很明显,这里的“凯连瓦施”是“Kelley & Walsh”的音译。那么问题来了,刚才那张不似在上海的别发书局照片是在北京拍摄的吗?北京有别发书局的分号吗?

法国拍卖会上那张有别发书局招牌的照片
柏石曼《中国建筑》一书中总结的柱础样式

我相信别发书局在北京没有设立过有隶属关系的分支机构,最多是存在一家分销商,也就是说在北京的某洋行代理别发洋行的书(可能也有进口文具)。如果有分支机构,贵在天子脚下,肯定会在公司的宣传上比较重视,除了上海、香港、横滨和新加坡还会加上北京。即使在北京没有别发书局的分支机构,我相信光顾“凯连瓦施”的中国人肯定不止曾纪泽一个人,生活在北京能阅读外文的人不用花太长时间不用太多手续就能买到相对最新的西文书。具体是哪家洋行在经手别发洋行的书还需要更多资料去落实,但其存在在北京的意义不言而喻:在1888年这样“同光中兴”的大背景下,“凯连瓦施”的出现大大拉近了北京与世界的距离。

注释:
[1]《文史知识》2011年第12期
[2]《学术月刊》2008年07期
[3]曾纪泽著,刘志惠整理:《曾纪泽日记》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14页。

福州船政官员合影考

前阵子在某网站上看到一张清末官员的合影照片。这张照片我在11年前写福州船政局造“建威”号下水照的考证时在网上见过一个版本,是福建省档案局的收藏,注明照片是“建威”号下水仪式上的福州船政局官员和来宾合影,非常非常模糊。这次发现了原照(虽然图片也不是很大),正好可以考证下照片里的主要人物都有谁。

待考证的福州官员合影

先说这张照片上的文字信息,卡纸上用法文写着前排每个人的名字(或职称),从左到右分别是Ouei-Han、S. Ex. Chen、Maréchal Tcheng-Ki、Tcheng(ex Vice-Roi)、 Tcheng、Soen(caissier)、Colouel Pang;中排4个人有标注,从左到右分别是Li(Hai-Chin)、Comm? Yé、Lian(Hai-Yong)、Li(ef de Hai Chew)。老照片上原有的文字标注在考证过程中一般不能全信,但有两个原因我认为这些文字信息比较可信:一是因为这张照片上还有一个蓝色的法文印章“ne publier cette photo que sous reserves *des droits de l’auteur”(发表此照片必须获得作者授权),说明这是一张用于发表的新闻照片,上面的信息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二是因为在网上还能检索到这张照片的一个副本(http://finance.youth.cn/finance_cyxfgsxw/201812/t20181225_11825041.htm),其中提到中排左四是福建船政“建威”号的设计师之一叶殿铄,这与照片中的标注“Yé”相吻合,所以大体上可以相信里面标注的人名和职务都是准确的,事件背景也应该和福州船政局新船的建造有关,可以据此展开下一步考证。

船台上的“建威”号,1899年1月20日

这一众人物里,我只认得出前排左五是陈璧,因为曾经帮陈璧的后人找过他的照片,所以比较熟。陈璧(1852-1928)字玉苍,号雨苍,是福建闽县人。查他的简历,光绪二十二年六月,时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充会典馆详校官的陈璧曾回闽奔丧,期间参与了福州船政局的部分工作,力主发展家乡教育,参与创办苍霞精舍,后来又在福州凤池书院任主讲,光绪二十五年回京销假。说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在陈璧回闽期间,即1896-1899年间。

前排左三,职务“Maréchal”直译过来是“将军”,在那个时间段里福州将军是增祺,与“Tcheng-Ki”相符,且他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八至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担任福州船政监督,时间符合。网上有一张很常见的号称是“增祺”的照片,但是和这张照片比对看着面相差很多,我更偏向于认为这张照片的增祺才是真的增祺。

前排七个人,按说坐在中间的这个应该在这些人里地位最尊崇,根据职务的描述“前总督”(ex Vice-Roi),我一开始认为是边宝泉。边宝泉光绪二十年十月授闽浙总督兼管船政,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免兼,作为时任闽浙总督和前任船政监督,坐在前排中间完全没问题。不过他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卒于任上,和舰船下水的时间(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1899年1月29日)不符。作为福州船政的督办,边宝泉的继任,增祺的前任是裕禄,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在福州将军任上兼福州船政局督办,直到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调任四川总督,从时间上来说裕禄也不符合。如果这个法文标注是指“前闽浙总督”的话,边宝泉之前的谭钟麟,也对不上。在和姜鸣老师讨论后,他点醒了我:如果是前任闽浙总督,标注就不应该写“前总督”,而是应该写当时的职务,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在别处或曾经任高职的闽籍人士,像陈璧一样,回乡期间参加了这次活动。他的姓“Tcheng”与旁边陈璧的写法一样,很可能也姓“陈”。

前排左二,姓“Chen”,考虑到当时船政的主要官员,很有可能是时任船政提调(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至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八)的沈翊清。首先“沈”和“Chen”的发音接近,其次以他的职务来说坐在那里也合适。沈翊清是船政创始人之一沈葆桢的长孙,是甲午战争后福州船政的重要管理人才。沈翊清的照片在网上很少见,目前也没法作比对。

前排左一,从“Ouei-Han”的发音来看应该是魏瀚,福州船政的早期留学生及其中的佼佼者,他当时总司制造,无论座次还是面相都对得上。

魏瀚

前排左六根据职务“caissier”推测可能是位负责财务支出的官员,“Soen”的姓氏发音我猜测可能类似“宋”,不过也没能查到是谁。

前排左七根据职务“Colouel”可能是一位庞(?)姓游击,很遗憾我没能找到合适的文献档案能支持这个推测,也许以后看到更多材料后会有答案。

中排除了叶殿铄以外有标注的三人,应该分别是“海琛”(Hai-Chin)、“海容”(Hai-Yong)、“海筹”(Hai-Chew)三舰的高阶军官。这三艘军舰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从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购的,统称海容级。其中“海容”号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九驶抵大沽,“海筹”号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八驶抵大沽,“海琛”号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驶抵大沽,从时间上来看三舰军官完全有可能出席“建威”号的下水仪式。中排左三看面相应该是年轻时的刘冠雄。据刘传标编撰的《中国近代海军职官表》(本文所涉海军官员的职务变化主要参考此书)刘冠雄光绪二十五年十月被任命为“海天”号的管带,光绪三十年被任命为“海琛”号的管带,我没查到在他之前何人出任“海琛”号管带,但看相貌和照片里的人相符,所以我推测中排左三应该是刘冠雄。

刘冠雄

中排左五标注是“海容”号的“Lian”。萨镇冰是该舰的首任管带,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九任命,但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八就调任北洋海军帮统。萨镇冰各时期的照片很多,照片里的”Lian”肯定不是他,最有可能的是时任该舰帮带的林葆怿。“林”发音接近“Lian”,而且在网上能找到的林葆怿其它的照片(尽管很少很少,且都比较模糊)从五官上看很接近,我认为这很有可能就是林葆怿。

我认为是林葆怿

中排左六标注是“海筹”号的“ef”,即法语“en chef”(大副)的简写,加之姓“Li”,查资料可知是李鼎新,用已经可确认的李鼎新照片比对,面容也对得上。

李鼎新

进行到这里,我仍然感到这个考证结果不踏实。既然福建省档案局言之凿凿地指认这张照片是“建威”号下水仪式船政主要官员和来宾的合影,且照片上有法文的强调版权的说明,那这张照片应该当年在某份印刷品上出现过,最准确最稳妥的方法应该是找到这份出版物,但仅凭在互联网的检索,我没找到想象中的这份“出版物”。这成了压在我心中的一个小石块,带着这个“小石块”我去上海出差,抽空打算去上海图书馆查资料碰碰运气。最初,我计划查《海防档》,希望能有人员任命的记载,但上图没有收藏这套资料,经姜鸣老师帮忙,确认《海防档》里没有我想查的这部分内容。于是我凭直觉在上图调阅了三种出版物:《清末报刊载海军史料汇编》、《船政人物谱》和《福建船政局史稿》。第一种没查到我想要找的;第二种虽然图片质量很差且有明显错误(比如把吕海寰错认成他人),但可以验证我对沈翊清的猜测;第三种刚翻到最前面的插图,就看到福建省档案局那张非常模糊的版本,更重要的是对照片里几个重要人物进行了标注:“前排左起:船政总稽查魏瀚、船政提调沈翊清、船政大臣增祺、山长陈宝琛、山长陈璧。二排左五海天管驾刘冠雄、左九海天轮机陈兆翱、左十一海筹管驾李鼎新”,除了没有标示出叶殿铄外,与我的考证不同的地方是中排左五书中写的是“海天轮机陈兆翱”。首先,和其他陈兆翱的照片比对,我觉得与这张合影里的“陈兆翱”并不像,且陈兆翱和魏瀚是一起留法的同学,在船政担任重要的技术岗位,这样的座次安排不合理,更重要的是陈姓“Tcheng”与合影照片里的“Lian”不符,因此我偏向于认为还是林葆怿。

我翻拍的1986年版《福建船政局史稿》前面的插图

《福建船政局史稿》给出的坐在前排正中的这位重要人物是“山长陈宝琛”,与姜鸣老师的推测相合:曾任高官的闽籍人士。陈宝琛留下的照片比较多,经过比对,我认为书中这个标示是准确的。陈宝琛(1848-1935)出生于福建闽县螺洲,曾祖父是官至刑部尚书的陈若霖,他二十一岁就高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七岁授翰林侍读,与学士张佩纶、通政使黄体芳、侍郎宝廷等四人合称“清流四谏”,光绪八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中法战争后,受他举荐过的官员牵连被降五级,几乎就是一撸到底,政治生命终结,回到了老家。赋闲的这段时间里他在发展家乡教育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光绪二十五年出任鳌峰书院山长。光绪三十一年在张之洞的努力下重新被起用,宣统三年被任命为宣统皇帝的老师,在溥仪退位后仍追随之,民国二十四年病逝,归葬福州。虽然在拍摄这张照片时陈宝琛已经没有官职,但以他曾经的成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以及为家乡教育作出的贡献,又是福州当地的名门望族,坐在前排正中完全可以接受,只是这个“ex Vice-Roi”不太准确。

陈宝琛

尽管在这张合影照片的考证过程中还留有很多遗憾,但是就目前知道的这几位都很有故事,有赞叹也有唏嘘:帝师陈宝琛自不必说,陈璧在这之后去当了“北京市长”,赶上了义和团运动最后收拾烂摊子;增祺从福州将军任上去了东北当盛京将军,发现并提拔了后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沈翊清、魏瀚、叶殿铄都是福州船政局造船的人才,后代们也都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刘冠雄后来当上了海军总长;林葆怿曾率舰拥护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是广州军政府“七总裁”之;李鼎新也是中国海军史上的重要人物,等等。还有海容级的三艘军舰,都在1937年的江阴海战中自沉。照片中诸位那种在甲午之后终于重新抬起头的自信与骄傲,在接下来的四十年中被击得粉碎,直到这几年“下饺子”般的下水052D、055,还有001、002和在建的003,海军舰船装备的自信才重新被积淀下来。

刚回国还未更换大清海军涂装的“海容”号
“海琛“号

北江风光

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逊是我非常喜欢的摄影师,时刻关注着他作品的收藏动态,近期,英国一家拍卖公司上拍了几件他的作品集,最吸引我的是一本名为《北江风光》(Views on the North River)的相册。北江是珠江的干流之一,流经广东南雄、韶关、英德、清远、佛山等市,然后与西江相通后汇入珠三角。约翰·汤姆逊1868年11月19日与伊莎贝尔·彼得里结婚后,选择溯珠江而上蜜月旅行,也许是他被一路上的风光所打动,于是在后来又专程去拍摄,并在1870年出版了这本影集。对于一本出版物,汤姆逊没有选择当时流行的将照片转为版画再印刷的方式,而且采用了照片贴册的形式,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经过他艺术创作的北江风光。缺点就是产量小成本高,据可查的全世界公立机构收藏情况,这本《北江风光》只有三册。相比他后来用碳转印法制作的《福州与岷江》、珂罗版印刷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存世都要少。所以这次这本相册的出现对于真正的收藏家来说真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北江风光》封面
《北江风光》扉页
《北江风光》内页样式,典型的汤姆逊风格

我本来想自己写一段介绍这本相册的文字,但发现1870年10月31日的《德臣西报》曾经有一片对这本相册的评论,我就借花献佛,粗略翻译罗列如下:

中国的河流几乎都以其呈现的野性和浪漫的风光闻名。珠江(包括刚刚由本城摄影师汤姆逊先生出版的画册中所描绘的北方支流)也绝不缺少这些特点。我们多次发表过介绍北江风光的文章,但从未享受过这一系列只有摄影才能忠实再现这些场景的乐趣。

为了使我们了解到周边自然美景的存在,汤姆逊先生为此做了许多工作。现在,他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北江风光的作品集,文字描述严谨。这本相册包括14幅图片,所有图片都经过了细致地处理,可能是由于“持续的恶劣天气”和过去频繁的“雾气蒙蒙”,画面并不是那么明亮。

开头的照片是一张非常精美、清晰的照片,描绘了“通往黄塘村的道路”。一棵壮美的老树伸出双臂穿过前景,村庄依偎在树下,天鹅绒般柔软的竹林和被树木遮护的池塘,这是我在汤姆逊先生的工作室看到的最具艺术感的景观之一。

通往黄塘村的道路

知名的“飞来寺”像树上的青苔一样附在清远峡上,它非常值得一看。就像诸位现在看到的,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被摄对象。精致的灌木丛、树木繁茂的山峦和远处层叠的山峰打动了艺术家。另一张是正殿,被茂盛树木衬托的美丽所在。很显然,这种自然的状态是艺术家想强调的。

飞来寺
飞来寺正殿

“清远峡”景色很美,远处石青色的山峦之间清晰地展现着陡峭的断崖,而前景的草地上长满野花,阳光在江面上跳动,无不诉说着大自然的美丽。

清远峡

作为一张照片,“连州江风光”虽然表现了某种美感,但我们并不会为之着迷,可加上两三艘船就是极好的摄影作品。

连州江风光

“乡村小桥”是这个系列中最好的照片之一,灰色的古桥投下阴影,后面的竹林在柔和的风中摇曳,一幅田园风光。

乡村小桥

“猛子峡”是一张精心选择以表现江景野性一面的照片。“激流”这张中的光影效果让人想起霍拉肖·麦卡洛克(Horatio McCulloch, 1805-1867)[1]的手法,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是此套作品中最成功的一张。透过玻璃板可以看到在宝罗坑庙望见的壮丽景色:稻田和竹林延伸到远处的山脚下,升起的薄雾像是给远处的山峰罩上一层银色,构成了一幅非常漂亮的风景画。用裸眼观看,会因朦胧而失去一些细节。

猛子峡
激流
霍拉肖·麦卡洛克的作品
从宝罗坑庙远望

这张照片让人惊叹于巨大的岩石,其底部是著名的“观音岩”,漂亮的小寺院和江上的渔船都极具特色。

观音岩

最后一张名为“打谷场”,这景色本身就是一幅完美的田园风光:新收割下来的庄稼放在打谷场上,远处是可爱的竹林,淳朴的父子俩脸上挂满汗水,一切都那么自然。这张照片的影调一定会影响到每一个仔细欣赏的人,哪怕只是一瞬间。

打谷场

我们在仔细观看了这些作品之后进行了简要的评论,可以认真的说:这些作品非常优秀!乍一看,有几个主题看起来并不是那么让人愉悦,但看的时间越长越能体会艺术家所要表现的这些江景的美。毕竟汤姆逊先生久经考验,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无数次向我们证明过他的能力,这部作品又将是一次极好的证明。

[1] 苏格兰著名风景画家。

上海的银版照片

最近发现的一组照片可能要改写上海的摄影史,甚至中国摄影史。

通常认为,从发现的实物来说,中国最早的照片是法国人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在1844年拍摄的。他作为法国政府前来中国与清政府谈判条约(《黄埔条约》)的拉萼尼使团一员,于1843年12月12日乘船离开法国,次年8月15日抵达澳门,大概到了10月中旬才开始拍照片,11月生了病没有继续随团,最后回国。因此他拍摄照片的地点大都与法国使团1844年8月-10月的轨迹重合,也就是澳门和广州,换句话说,中国最早的照片拍摄于澳门和广州。上海作为第一批五个开放的口岸城市之一,从发现的实物来说,最早的照片是法国人李阁郎(Louis Legrand)于1857年(按他1857年8月15日刊登在《北华捷报》上的广告开始算)拍摄。

而奥地利维也纳的利东画廊最近发现了一组共9张达盖尔法银板照片可能将改变上述已被传播数十年的观点,这还要从法国派到中国与清政府谈判的拉萼尼使团说起:于勒·埃及尔并不是这个使团中唯一携带照相器材的人。这个使团的成员分乘三艘船来华,其中埃及尔和团长拉萼尼同乘最早出发的“西耶纳”号(Syrène),最后出发(1844年2月20日)的“阿基米德”号(l’Archimède),也就是最后中法双方签署《黄埔条约》的地点,的船长帕里斯(François-Edmond Pâris )也带着一套照相器材,当然也是达盖尔法的,由海军部提供,启程后不久他还拍几张照片,后来嫌麻烦就改手绘了。[Géraldine Barron, “Entre tradition et innovation: itinéraire d’un marin, Edmond Pâris (1806–1893),” PhD dissertation (Paris: 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2015), 186-189.]他在航海日记里还提到船上的另一位乘客,同样是使团成员,法国毛纺工业的代表隆铎(Natalis Rondot, 1821-1900)也有达盖尔法照相机,路上就拍了不少,甚至1844年11月15日他还想要给时任两广总督,也是代表清政府的谈判代表耆英拍摄肖像,后来他随使团曾于1845年10月-11月在上海逗留。综合上面的分析,以及这组银板照片中的一张是上海城隍庙,因此利东画廊认为这组照片的作者很有可能是隆铎,拍摄时间在1844-1845年之间(如果这些照片都是隆铎所摄,除去这张上海的照片外,还有几张拍摄时间更早,可能能到1844年)。

利东画廊根据历史资料谨慎地给出了上述推论,严格来说证据链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按说艺术品的收藏都讲究流传有序,特别是像这种以前没怎么露过面的新资料应该能追溯到源头,落实拍摄者和拍摄时间,但是以我的经验,画廊如果从头到尾没有提来源和委托方,倒是增加了上面那段分析的可信性。退一万步,假设以上分析不成立,抛开摄影师是谁这个问题,单从摄影工艺的发展与传播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些照片我认为也是足以改变上海摄影史,甚至中国摄影史的。第一种成熟的,可被商业化并被传播开来的摄影工艺就是达盖尔银板法,但这种工艺还是太复杂,更重要的照片不可复制,传播(分享)的效率大打折扣,直到进入1850年代湿版法的流行,以及负-正系统的出现才改变这一状况。试问,假设你是一个将要去古老神秘的东方旅行的摄影师,会带着复杂的昂贵的没法复制的达盖尔法相机还是容易的廉价的可以大量复制的湿版法相机?从这个角度来说,仅凭这些照片是银版法的工艺就可以推测出其拍摄于1850年以前,即使只是这一个粗略的判断,就已经比已知的李阁郎要早了,也就是说这组照片中的那张城隍庙照片是目前已知上海最早的照片实物。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这组照片中的三张将亮相本届Photo Shanghai的利东画廊展位,有机会近距离观看。

期待更多摄影史研究的新材料面世。

上海城隍庙豫园里的石桥和建筑,10.8×8.1cm,1845年
一艘船上的两个中国男子,10.8×8.1cm,1844-1845年
一名欧洲男子的坐像,推测为隆铎本人,10.8×8.1cm,1844-1845年

以上图片均由利东画廊提供,隆铎的资料引用自利东画廊的考证文章。

以上图片均由利东画廊提供,另外6张分别是两名中国男子、一名中国女性坐像、在甲板上的中国男子、一名外国海军军官、一名外国传教士、一名外国女性坐像,隆铎的资料引用自利东画廊的考证文章。

一个键盘引发的故事

前阵子去某单位,临时要改个文件,对方指了一个空的工位给我,21英寸的iMac,挺好,我喜欢Apple的产品。不过,看了眼那键盘,我实在不想下手。倒不是我有洁癖或强迫症,只是作为一名前IT民工,计算机对我来说是生产工具,只有平时做好维护保养,关键的时候才不会掉链子,就像战士对待他们手里的枪,我不会让自己使用的键盘脏成这个样子。于是我给这个键盘拍了张照片。

就是这个键盘

回头重看这张照片,虽然键盘上满是污垢,但却能大概勾勒出使用者的工作习惯,甚至使用者的形象。其实就看细节,和看老照片一样,所以发在这里也不违和。

先看数字键盘部分。只有1-6这几个键有使用的痕迹,明显“1”键的使用频率最高,其它几个键差不多。说明这台计算机的开机密码很可能就是一个数字“1”,而其它类似内部办公系统软件的登录密码很可能就是“123456”,如果有的话。

数字键盘部分

再看大键盘。两个control键几乎没有使用过的痕迹,说明这台iMac里只有Mac OS,没有安装双系统。26个字母键中,按照拼音字母的词频,i、u、n、a、e都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但在这个键盘的使用情况上没有体现,反而是s、d键使用频率较高。说明使用者并没有经常用这台计算机进行文字录入。如果使用者是用五笔字型输入法的话按说几个字母键的使用频率应该差不多,但看键盘的脏污情况应该是没有用五笔字型输入法。

大键盘部分

command键那么干净,加上s、d几个键的高使用频率,说明使用者经常用到的是几款常用软件里的快捷键,比如command+A是全选,command+S是保存,command+F是搜索,这几个组合在大部分软件里都是通用的。说到command+S,很容易注意到s键磨损的非常严重,看来这个键真的使用频率很高,说明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隔一会儿就会保存一次,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使用者很有可能以前吃过没来得及保存然后损失惨重的亏。此外,大键盘上的delete键使用率也很高,大体上可以推测出使用者也许比较毛躁,容易出错,不断要删除然后重新开始。f、j两个键也很光亮,说明使用者应该早期接受过正规的打字训练,知道手放到键盘上的时候左手食指放在f上,右手食指放在j上。键盘上三个控制音量的按键几乎没用过说明使用者没有用这台计算机听音乐或看视频,从侧面反映出这个单位平时的管理制度可能挺严。还有数字3上面的窗口平铺键也几乎没用过,我大胆猜测使用者并不是一个很好学的人,没有花时间去深挖Mac OS里更多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功能。ESC键的磨损很靠外,说明使用者的手指比较长,也就是说身高应该超过1.6米。空格键一般是两个拇指去按,使用的痕迹相互靠近,说明使用者要么肩窄,要么操作键盘的时候两臂会夹紧身体。从功能键左边磨损大于右边说明使用者不是左撇子,熟练的右手去操作鼠标了。

以上就是我从这个键盘上解读到的,接下来你是不是想低头看看自己的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