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在东亚

最近看书,突然想到一个题目,好像还没有人去写过论文去讨论过其中的意义,即西方国家向东亚扩张,或者说东亚国家融入世界的过程里中国人所起的作用。

也许,这是一个小题大做,撑不起一篇论文的想法。我之所以想到这个,是因为看到英国外交官萨道义(Sir Ernest Mason Satow, 1843-1929)写的A Diplomat in Japan里有一张照片,是1867年2月,他在英国驻日本大使馆担任翻译期间,与友人米特福德(Algernon Bertram Freeman-Mitford, 1837-1916)等人前往大阪游览时的合影。合影中除了两个日本人、四个英国人外,还有两个中国人,而且这两个人都标注了名字,分别是阿昆(Akum)和林福(Lin Fu)。林福的名字在萨道义的这本书里出现了很多次,他是米特福德的仆人(servant,也许译作“随从”更合适,有时候林福还会给大家做饭,和他们的雇主有些“哲学”交流),阿昆的名字没有在书中出现第二次,想来可能是类似“boys”之类的角色。这些来到东亚国家的西方外交官雇佣中国人并不是孤例,比如萨道义在他的这本书里就提到在日本幕府的排外运动中,曾有一名法国副领事的中国仆人被武士杀死。我猜想,林福和阿昆这样的中国人,如果能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首先应该能懂一些英语,能和他们的雇主交流,其次,他们身在异乡,作为雇主和外界沟通的窗口,比如采买,应该也懂一些日语什么的,或者可以这么说:林福和阿昆这类角色的出现让这些挺进东亚的西方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少了些艰涩多了份从容,继而推导出本文开头的那个结论。

萨道义书中那张合影,从左至右,后排:Yasu、Noguchi、Akum、Mitford、Linfu;前排:Satow、Cardew、Thalbitzer

当然,我知道这个推导过程还很脆弱,不过在图像方面我联想到三个例子,其一是罗森。罗森是广东人,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熟识。卫三畏在1854年美国叩开日本国门的“黑船事件”中担任佩里将军的翻译,他带上了罗森。带上罗森是对的,当时接触的日美双方都不大懂对方的语言,罗森虽然也不懂日语,但是他可以和日本人用汉字笔谈,然后再转译给美方,毕竟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有很紧密的联系。罗森在他后来发表的《日本游记》里虽然没有什么日美双方谈判的细节,但日本和美国的档案里都不止一次提到过他的名字。

日本人笔下的罗森

另一个我没有考证过名字,但在1871年美国和朝鲜的军事冲突(朝鲜称之为“辛未洋扰”)中,美方聘请比托为随军摄影师,在他于美舰上拍的一张照片是两名中国“师爷”和两名美国人在讨论给朝鲜的公文书写。在甲午战争之前汉字在朝鲜的社会地位很高,是知识分子的标志,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当时美国人写给朝鲜官方的文书还要配上中文,而这些中文要由中国人来书写。

1871年“辛未洋扰”事件中美方的中国师爷

最后一个是丁敦龄。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的签署颇费周折,对法国人来说能顺利签署有中文翻译加略利很大的功劳(详见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出版,谢海涛翻译的《1844年法国使华团外交活动日记》)。加略利在1860年前后雇佣了丁敦龄帮他誊写汉语文件,无意间让丁敦龄于中国文化在法国传播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丁敦龄的故事诸位有心人可去搜索刘志侠写的《丁敦龄的法国岁月》,这个人的经历也很传奇。

1869年在巴黎的丁敦龄

可以说,在十九世纪末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在挺进东亚的过程中都需要中国人在其中发挥作用,而这种作用的核心就是中文。当然,这得感谢老祖宗打下的基础,中华文明数千年,深刻影响了周边的一些国家,直到日不落帝国崛起。现如今掌握好英语,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交流都不成问题了。

李鸿章在法兰克福

看到某外国拍卖公司要卖的一本清末相册,其中一张只笼统写着“A group of Chinese Yamen officers” 不过我注意到里面最重要的人物是李鸿章,只不过老外不懂。

即将拍卖的那张照片

其实,这张照片里我第一个认出来的是联芳,我对他的相貌太熟悉了,以前也写过相关的博文。接着认出来的就是李鸿章,老先生好像很委屈的跟一大堆人挤在一起,这种突不出主客的有李鸿章的合影我还是第一次见。要想认出其它的人,得先确定这是什么时间在哪里拍的照片。

合影中大多都是德国军人,一种可能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但季节、军人状态都对不上;那就只剩一种可能是在德国,也就是李鸿章1896年访德期间。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李鸿章在德国有两次观操,第一次是五月初六日(616日),食点既毕,德皇请中堂同至御教场,阅御林军操演阵法。德皇升宝座……制就大红缎凉伞高张于宝座之右;下设虎皮椅,请中堂安坐。这次观操是德皇主持的,之后的合影没有德皇似乎说不过去。第二天上午,李鸿章一行乘火车离开柏林前往馥蓝否得,在那里观看驻华使馆武官李裒德旧部的操演,以广中国名臣之眼界是日,校场中操步兵兜擒炮兵法。天气虽盛暑,中堂衣冠危坐,无惰容也。观完演操,李鸿章一行又乘火车回到柏林。此后至离开德国,李鸿章都没有和大批德国陆军再接触。由此,基本上可以断定这张合影摄于1896617日的馥蓝否得。这个奇怪的中译名困扰了我一会儿,我想既然坐火车不到半日就能到,应该离柏林不远,遂在地图上比对哪个发音接近,最后认定应该是法兰克福(Frankfurt)。

李鸿章一行准备离开俄国前往德国时的合影

李鸿章获德皇颁发的“红鹰大十字头等宝星”勋章后与主要团员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李经述、李经方、德璀琳、李鸿章、汉纳根、罗丰禄、李裒德、联芳

知道时间、地点,人物也就能认个七七八八,可惜网上这张图太小,如果能看到原件,里面所有的中国人都认出来应该是没问题的。稳妥起见,以下只把可以完全确定的人列出来。

4号是曾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Gustav Detring, 1842-1913),在德国期间他一直陪同在李鸿章左右。

5号是时任大清国驻德国大使的许景澄,1900年因反对义和团而被斩首,后平反。

6号是主角李鸿章。

7号也是李鸿章在德国期间随行的德国人李裒德,时任德国驻华使馆武官,曾获得双龙宝星勋章。

8号是李鸿章之子李经方。

10号是联芳联春卿,我一直说他是低调的外交官,不为大众所知,但清末的重大外交场合几乎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李鸿章1896年在德国期间留下的照片不少,比较常见的是他在汉堡拜访俾斯麦以及参观兵工厂的内容。这张没有把大领导凸显出来,感觉许景澄是被最后一刻才塞到那个位置的,旁边的德璀琳不得不侧着身,而且挡住了李鸿章一点儿,用现在的标准来说,这是一张很不合格的大合影。但,正是这种特殊性才看起来有意思。

几张新认出的中国官员肖像

这可能是我写的配图最模糊的一篇,不过,这对我来说是个新发现,一定要记录下来。

昨天晚上查美国医生小罗伯特·寇特曼(Dr. Robert Coltman, Jr, 1862-1931)的资料,在他写过的一本名为《Beleaguered in Peking》(《被围北京记》,1901年)的书里发现几张配图,是八国联军起兵之前几位中国官员的肖像,比如许景澄、袁昶、赵舒翘、崇礼、徐用仪、王文韶、裕庚等,他们都被裹挟到义和团运动中,有的人奋力抵抗,有的人推波助澜,命运就此改变。我见过的他们的照片非常非常少,可以当作标本辨认他们其它的照片。

《Beleaguered in Peking》封面,封面上还写着“The Yellow Crime 朝廷之罪”

扉页

小罗伯特·寇特曼医生有个中文名字满乐道,他1896年被同文馆聘为解剖学教授,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后又被聘为外科学教授,据说他还曾为几位王公大臣看病,其中就有李鸿章,是李鸿章临终前见的两位外国医生之一。

第一张合影

第二张合影

从这两张合影看,是在同一地点拍摄,很有可能是总理衙门内,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应该都和总理衙门有直接关系;根据地上的影子判断照片中的人面向南,拍摄时间是下午,根据背后打开的那扇门的影子,两张照片的拍摄间隔时间应该不超过20分钟。其中除赵舒翘(1901年被赐自尽)外,许景澄、袁昶、徐用仪都是在19008月被斩首的,加上他们都穿的是冬装,因此这张照片应该拍摄于1898-1899年冬天。查1898-1899年间的总理衙门大臣名单,也能和这几位大员对的上。

满医生有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工作背景,和美国驻华大使馆以及李鸿章的关系都很好,有理由相信这些人物的标注都没有错,而且其中许景澄、袁昶和徐用仪都有别的照片可以印证。

第三张合影

许景澄

崇礼

赵舒翘

徐用仪

袁昶

这几个人的简历不再赘述,网上、书里一搜一大把,只是有的人为反对义和团而死,有的人为支持义和团而死,横竖是个死,唯有真正做决定下命令的大领导没事儿,这可能就是大臣的命吧。即使当时慈禧太后听了许景澄等人的建议不与洋人为敌而去剿灭义和团,也许一时半会儿八国联军不会进攻北京城,但当时的社会矛盾还是得不到解决,如果接下来慈禧太后等人能真心支持改革支持立宪,利益阶层能放弃一部分甚至所有的利益,好好学习一把明治维新的先进经验,说不定中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可惜,历史从来都没有如果,而且,一直在重复。

汤姆逊的立体照片问题

前阵子,我的一位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汤姆逊拍了大量的立体照片,但从来没制作过,在不能扫描放大的年代,他拍来干嘛?

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汤姆逊在完成中国的行摄之旅回到英国后,已经不再需要靠卖照片为生,没有把这些立体照片批量制作销售的商业需求。

在汤姆逊1870年决定前往中国行摄之前,他把自己在香港的照相馆以及在香港拍摄的大量肖像和风景照底片委托(实际上是出售)给了自己的朋友弗洛伊德,说明他已经放弃在香港经营照相馆的想法,他不再打算以此为生了。此外,我觉得在精神上让他决定最后要离开香港回到英国的动力是他的妻子和孩子。1868年汤姆逊31岁的时候结婚,第二年就有了第一个孩子,1870年初妻子再次怀孕并独自带着孩子回国备产,他的家庭需要他,需要他在身边。同时代的比托就不一样了,完全是个冒险家,从印度到中国到日本,基本上每天都在和生活赌博。

他不再经营照相馆也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当年香港照相馆业竞争激烈,激烈不假,但他当时能获得为访港的阿尔伯特王子(维多利亚女王的第四个孩子,当时的爱丁堡公爵)拍摄肖像的专属权,后来还发行了纪念访港的照片册,有这样的名人加持,可以说在香港的照相馆业他已经登峰造极,完全不愁生意。

汤姆逊拍摄的阿尔伯特王子,这张出自当时的照片纪念册,还有王子本人的签名

在1866年汤姆逊就已经成功加入皇家人种学会和皇家地理学会,可以走向更高尚的文化传播道路,而不仅仅是以卖照片为生。他自己在《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一书的序中就曾表明:“我对这本书最初的设想,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照片来展现中国和她的人民,她的艺术、习俗,各地的风土人情,我希望能将我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如实地传播给我的读者。怀着这样的目的,我让照相机成为我旅行中自始至终的伙伴,感谢它忠实地保存了我见到的景象,以及我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况且,那些在中国拍摄的立体照片并不是没有发行过,比如在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国会博物馆和英国皇室的收藏中都有,只是数量确实很少罢了。

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立体照相机的特性决定的。这种相机轻便,易于携带,可以不用三脚架,适合在野外不平坦的地方,或更快捷的拍摄,且立体相机可以通过遮挡一个镜头只拍摄底片的一半,再遮住另一个镜头拍摄另一半,这样一张立体照片的底片上就可以拍摄两张照片,是对底片最大效率的运用。去偏远的地方行摄,能携带的玻璃板数量有限,他不得不以最大的效率之用。比如从现存维亚科姆图书馆的汤姆逊底片来看,在可以确定摄于台湾的照片共80张,其中大尺寸的底片只有8张,而立体照片底片有72张,汤姆逊从打狗(高雄)上岸,深入山林访问部落,在那样多山的环境里拍摄就能显出立体相机的优势。

汤姆逊利用立体照片的左右部分拍摄了不同的内容

新郎、新娘分别位于立体照片的左右两侧

汤姆逊拍摄的台湾平埔族少女

有网友前段时间写总结汤姆逊发表和未发表过照片的文章,我没敢看。因为我觉得仅凭博物馆发布到互联网上的照片很难做这样的总结。拿出来做论据的照片可能只是博物馆收藏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没有被电子化或没有放到网络上,也还有在市场上流通的汤姆逊作品集,比如前几年一本以北京和天津为主题的相册出现,里面好几张北京的照片就是既没有底片留存也没有出现在出版物上(或者是我还没有发现),所以轻易抛出“约翰·汤姆逊研究:其生前发表和未发表的照片”这样的总结我认为是不严谨的,不学术的。

彩色中国1949-1950

进入七月,我的社交媒体账号不断被一批注明为苏联摄影师米科沙1949-1950年在中国拍摄的彩色照片刷屏。这批照片真的精彩,在一个很特殊的时间点以彩色照片的形式保存下来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宜川等地的时光,我想这也是这批照片在圈子里爆红的原因。这批照片并非第一次现身,有不少可说的。

先说摄影师米科沙(Владислав 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 Микоша, 1909-2004),这位前苏联的摄影师、电影从业者并不是无名小卒,而是多次荣获勋章的前苏联著名电影人,不仅可以掌镜,还可以写剧本、担任导演和制片人,所参与的制作也多是重大的政治题材,比如和中国的结缘就是1949-1950年被前苏联政府派到中国拍摄开国大典以及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米科沙出生在莫斯科南部的萨拉托夫,小时候想成为父亲那样可以探索远洋的船长,但在接触了电影放映机后又深深为之着迷,后来成为《真理报》的特约摄影记者,和照相机、摄影机打了一辈子交道。

胸前挂满勋章的米科沙(左),米科沙和菲尔索娃夫妇(右)

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苏联版海报

再说米科沙的中国之旅。众所周知前苏联和彼时中共的关系很铁,1949年6-8月中共中央派刘少奇访问苏联,向老大哥通报建国准备,斯大林随即派出新闻代表团,其中就包括一个电影制作团队(包括导演、摄影、录音以及剪辑),并携带了当时中国还没有的35mm彩色电影胶片。中国政府安排这个苏联团队去了上海、杭州、广州等地,拍摄了一些素材,开国大典那天又从早忙到晚,以至少3个机位记录了当天天安门城楼上以及长安街上阅兵、庆祝的全过程,几十本胶片。国内当时没有彩色电影胶片,更没有冲印这些胶片的技术能力,因此所有的素材都保存在苏联专家下榻的位于东华门外的翠明庄宾馆(当时被作为中央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不幸的是,10月2日半夜,存放胶片的房间意外失火,后经过勘查,确认是苏联专家留下的烟头所致。经此一劫,大部分胶片被烧,只残留下一小部分,如果在互联网上以“开国大典”+“彩色电影”为关键字检索,还能看到一段7分10秒的片段。当然,幸存的内容并不止这7分多钟,2015年美国发现频道曾制作了一部纪录片《Mao in Colour》,选用的素材中就有当时米科沙他们拍摄且不在这7分多片段的内容。

米科沙他们并没有因为意外的火灾而停止工作,从现存内容看,至少在1950年国庆阅兵时还拍摄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情况,并利用所剩素材剪辑出了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不过奇怪的是虽然素材是彩色的,但这部纪录片却是黑白的,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去油管上观看,时长92分钟。从1950年到2012年,这些残存的胶片似乎被时间遗忘了,直到2012年3月Zurab Tsereteli艺廊在第九届莫斯科国际摄影月上做的“时光机的色彩,1930-1970年代”展中,集中放出了150幅米科沙的彩色摄影作品,引起轰动。2012年是个特殊的时间点,因为米科沙的妻子,同样是前苏联著名的电影导演兼演员菲尔索娃(Дже́мма Серге́евна Фи́рсова, 1935-2012)晚年一直在推动这些资料的整理,遗憾的是在展览结束前5天她便离世了,最后和米科沙葬在一起。现在俄罗斯政府对米科沙的摄影遗产进行了数字化整理,并发布到互联网上,可以说是功德一件。

在公布的米科沙和中国有关的这些作品中,一小部分是摄影作品,而更多的,是由米科沙拍摄的彩色电影胶片转制的彩色幻灯片,这一点可以通过与现存的电影片段比对得到结论。说到照片的内容,还有一处有趣的小细节:在整理出的胶片中有解放军攻打陕西宜川城的内容,不过按照我们官方的说法,宜川战役发生在1948年2月29日-3月1日,那时苏联的电影团队还没有被派往中国,难道那几段“激烈”的战斗场景都是后来的补拍?

解放军正攻入宜川城

说回到这些照片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可能更多人看中的还是“彩色”,毕竟会比黑白照片保留更多的信息,真的就如2012年的那个展览的名字一样,是“时光机”。人类对彩色照片的追求在摄影术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为了能够实现色彩的还原,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一直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尝试。1891年物理学家加布里埃·李普曼(Gabriel Lippmann, 1845-1921)利用驻波原理,巧妙的在使用玻璃干版拍照时置一块涂满水银的玻璃板紧贴在后面(起反射镜面的作用),这样光线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射入玻璃底片后,因为不同颜色的光波长不同,而各自形成驻波,从而通过物理方法还原了真实的颜色,李普曼也因此获得190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这样的照片在观看时需要倾斜到一个恰当的角度,或者在照片正面附一块有斜面的透镜。这种方法既增加了拍摄时的难度,也不便观看和展示,因此最后并未推广开来。

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尔(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879)根据对白光光谱的研究,发明了色轮,于1861年提出了加色法,即红、绿、蓝三种原色可混合出更多的颜色。据此,分别在镜头前加红、绿、蓝滤镜拍摄同一场景,然后将这三张底片制成幻灯片,通过增加对应的三色滤镜在投影仪前,叠加三个像就可以合成一个彩色的像。很显然,这个实现彩色照片的方法也不适合推广。

1869年,法国化学家杜寇斯·杜·豪戎(Ducos Du Hauron, 1837-1920)基于减色法的理论想到一个巧妙的主意,即分别用黄色、青色、品红的滤镜拍摄同一场景,并相应的在这三种颜色的薄纸上洗印照片,最后叠加这三张薄纸,透光观看就形成一张彩色照片。

尽管豪戎的方法没有推广起来,但却提出一个可以对感光乳剂或其承载层进行染色的思路,这激发了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的想象力,他们筛选出直径约15微米的马铃薯淀粉颗粒,并分别染以橙、紫、绿三色,涂布在玻璃底片上形成一层“彩屏”,起到类似滤镜的作用,这样拍摄的照片在透光观看的时候就会呈现一种具有暖色调的彩色效果,使之成为第一种可以普及的商用彩色照片。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卢米埃尔兄弟推出这种彩色底片八年后,法国银行家阿尔伯特·肯恩(Albert Kahn)发起的“地球档案”计划雇请的摄影师斯蒂芬·帕瑟(Stephane Passet)便把这一时髦的产品带到中国,在北京、山东等地拍摄了一组照片,也是有关中国最早的彩色照片。

技术发展到这里,彩色照片仍然停留在负片阶段,难以复制。直到1932年德国的爱克发公司和1935年美国柯达公司推出了可用于负-正系统的彩色胶片,才终于将摄影真正带入彩色时代,不过其成本仍然很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欧美经济开始复苏,人们对物质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彩色照片也开始进入寻常人家,在数码摄影普及之前,已经没人认为彩色摄影是有门槛的了。

米科沙还是前苏联的彩色摄影先驱,他在彩色胶片推出之前就一直在进行彩色照片的创作,其中一张比较知名的作品是《尤里·里帕罗夫肖像》,创作于1930年代末,使用的是豪戎的三色薄纸合成法。说到前苏联的彩色胶片,必须提一下其起源:来自于1945年德国投降后苏军对德国爱克发彩色胶片工厂设备的接收,也就是说米科沙在中国拍摄的那些彩色胶片,在技术层面上溯源,祖宗是德国爱克发,和雨果·耶格为纳粹拍摄的纽伦堡集会用的差不多。我无意引导各位看官的政治联想,只是选择画面内容(有大面积红色、蓝色)类似的照片方便对比原版爱克发和前苏联版“爱克发”的呈现效果,特别是彩色照片的大难题:褪色。对比1932年耶格在纽伦堡拍摄的彩色照片和1946年LIFE摄影师柯塞尔(Dmitri Kessel)在北京拍摄的彩色照片,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这批米科沙在中国拍摄的彩色照片褪色严重,这其中固然有保存环境的问题和是否在数字化过程中修复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前苏联当年获得的二手彩色照片技术还不是那么过硬。柯达就不同了,获得了美军在德国投降后从德国爱克发彩色胶片工厂带回的配方、科研日志、化学药剂(爱克发的人事档案甚至都被美军带走了),有了爱克发的加持,柯达的彩色胶片自然在质量上会更胜一筹。

米科沙在1930年代末的作品《尤里·里帕罗夫肖像》,三色薄纸合成法

LIFE摄影师柯塞尔1946年用柯达彩卷拍摄的正阳桥牌楼(上),米科沙1949年拍摄的正阳桥牌楼(下)

耶格用爱克发彩卷拍摄的肖像(左),米科尔1949年拍摄的参加开国大典演出的中国姑娘(右)

我的一位好朋友曾说过,老照片更重要的还是内容,我同意,辨别老照片的作者、工艺以及如何断代只是关心摄影史的人才感兴趣,这个群体非常之小,普罗大众更关心的是照片记录的内容,仔细观看那些跳秧歌的演员们、等待检阅的士兵们、夹着驳壳枪的武工队员们的脸,能脑补出很多故事;还有那个时候的城市面貌,正是承前启后的状态,不少景色在那之后都不复再见。总之,这是一批很有价值的影像资料,相信在这次数字化后会更好地发挥其价值。

开国大典上正在抠指甲的毛泽东,1949年

国庆一周年阅兵式上的刘少奇,1950年

指挥战斗中的彭德怀(右二)等人,1949年

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坦克兵,1949年

夹着驳壳枪的武工队队员,1950年

武装的女民兵,1950年

准备参加开国大典表演的姑娘们,1949年

准备在开国大典表演秧歌的男女演员,1949年

参加表演的姑娘们对电影摄影机很好奇,后排左数第二人即米科沙,1949年

米科沙(后排左三)和录音师内斯特罗夫(Vitaly Nesterov,后排左七),1949年

1949年的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1949年

北京的青年们正通过长安左门参加庆祝五四的活动,1950年

漆金的佛像,1950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北京街头,1949年

解放军进入上海,1949年

南京总统府前,1949年

汤姆逊的双重曝光

自从美剧《真探》(True Detective)热映以后,其海报的双重曝光风格也流行起来,主流的手机拍照App都增加了这样的功能。粗浅的说,双重曝光就是同一张底片曝光两次,两次拍摄的像叠加在同一张底片上。以前玩儿过胶片机的朋友可能都遭遇过这样的尴尬:手动卷片不成功,就会拍出这样双重曝光的废片。我就干过这样的蠢事,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在柳原(中国的风口安西县下面的一个镇,安西在2006年改名瓜州)的表哥来玩儿,我们两个半大小子去麦积山,我负责拍照,结果上卷不到位,按了36次快门全曝光到一张底片上了,深深伤了我表哥的心……现在这种叠像的处理手段在当代艺术圈有很多人玩儿,花样也很多,比如宝丽来的照片就很适合这么操作:将两张照片的成像层揭取后叠加在一起,作x+y=z。如果回到摄影术诞生的最初几十年,双重曝光的方式并不是用于这种观念的表达(对于19世纪出现的鬼魂照片不在此讨论之列)。

美剧《真探》的双重曝光风格海报

科学家们很早就发现可见光光谱中波长较小的色光更容易让卤化银感光,波长较大的色光对卤化银的感光就迟缓一些,也就是说偏蓝紫色的物体在底片上成像的时间短,而偏红色的物体在底片上成像时间长,那么问题来了,在19世纪的时候,要拍蓝天白云背景下的一朵红花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看清蓝天白云则花的成像时间还不够,要像看清花朵则蓝天白云的部分已经曝光时间太长,看来起来都是白白一片。蓝色和白色的曝光效果接近,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19世纪的蛋白照片天空很少能看见云的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摄影师们做了很多尝试,比如用两张玻璃底片分别拍摄天空和其它部分,然后将底片叠在一起洗印照片。这虽然是个方法,但毕竟太麻烦了。1856年,法国摄影师古斯塔夫·勒格雷(Gustave Le Gray, 1820-1862)首次使用了滤镜,通过过滤蓝光来减慢蓝天白云的成像速度,最终在一张底片上呈现相对准确的可见光全光谱记录,代表作就是他在法国南部地中海城市塞特拍摄的《大浪》(The Great Wave)。这件作品在199910Sotheby的一场拍卖会上以507500英镑成交,创下了单张照片最贵成交记录。勒格雷这个加滤镜的方法不是双重曝光,但加滤镜的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玩儿胶片的人都知道,通过加不同深浅度的黄色滤镜可以改变黑白照片的反差。

勒格雷的名作《大浪》(The Great Wave

铺垫的已经够多了,说说和中国有关的,不用加滤镜,在一张玻璃底片上对可见光全光谱的记录,也就是利用双重曝光的方法。这阵子我在整理约翰·汤姆逊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时,发现汤姆逊就用过双重曝光解决拍不到蓝天白云的问题。其中一张照片是汤姆逊在澳门的老炮台上向西南方向拍摄,大教堂、老楞佐教堂、主教山等地标清晰可见,对比现在已经多次填海造地的澳门,景观大不相同。从扫描自底片的图像看,天空的云朵和其它部分相比显得非常不协调,不仅是影调不统一,视角也不统一(看这云的状态似乎是在更高的视点拍摄);天空部分左右两边有明显的白边,说明汤姆逊没有使用滤镜,应该是通过遮挡镜头的方式先拍摄了天空,再把天空部分遮住拍摄了海面和陆地,很明显这张底片经过了两次曝光。

汤姆逊在澳门拍的一张照片,很明显天空和其它部分不是同一次曝光完成的

天空和云朵部分的局部

已经完全接纳数码摄影的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可能无法想象在19世纪拍一张所见即所得的照片有多难,那些摄影师们要熟悉有关摄影的各种化学和物理知识,运用一些巧妙的手段来完成自己的拍摄意图。纵观湿版时代在华(包括本土和来华)的摄影师中,我只见到汤姆逊和查尔德的作品中是有蓝天白云的,摄影师的功力就是通过这些细节体现的。突然想起网上一句流行的话:天青色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英国风景画家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 1776-1837)也说过共通的话:天空是情感的主要器官。如此看来,汤姆逊和查尔德真不愧是我最喜欢的两位19世纪来华摄影师。

查尔德1870年代在东堂上向西拍摄,下面的街道就是王府井大街,远处可见紫禁城和西山,很明显照片经过后期的修(涂)饰(抹),山的边缘很突出。蓝天上白云朵朵,但云的形状和尺寸与环境并不和谐,说明这不是一次拍摄完成的,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已经足见查尔德的技术水平了

一张嘉定照片的推测

前阵子上海的一位朋友在朋友圈里贴出一张嘉定孔庙旁河与桥的照片,怀疑这张照片是比托所摄。如果是出自比托之手,会改写嘉定最早照片的历史,这当然会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但我有不同意见。

那张嘉定的照片

比托的背景毋庸介绍了,他1860年随英军来到中国,留下了一百多张照片,现在已经成为宝贵的文化财富。辨认一张照片是否为比托所摄,有很多条件,其中一个是作品尺寸。比托用的底片尺寸较大,大概是25×30cm。嘉定孔庙这张照片除了私人收藏,国外还有好几个公立机构有藏,从各处公开的信息来看,这张照片的尺寸大概是20×28cm,这个尺寸要比比托的作品小很多。此外,比托1860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用纸都比较粗糙,不似1870年代那些来华摄影师用的纸光滑,而嘉定孔庙这张的几个版本成像锐利,用的都不是粗糙的相纸。

除了照片的物理特征与比托不符,还要考虑他的行程。比托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军的随军记者去中国,主要是他在印度开设照相馆期间结识了英军统帅霍普·格兰特将军(James Hope Grant, 1808-1875),然后被雇请拍摄英军在印度的平叛,表现获得官方的认可,才又被请去随英军到中国的。作为格兰特将军亲自邀请的摄影师,他的行程也与格兰特将军重合:1860年6月11日从香港出发,16日抵达上海,22日从上海出发前往威海卫。6月中旬上海应该已经热了,但从照片中几个人的穿着来看,更像是秋初或春末,季节不对。

照片中几个人物的穿着

比托到过上海很多次,特别是他1863年去日本之后,常用的药品、玻璃板和纸张都要去上海采购,他后来去朝鲜和缅甸也都是在上海中转,但仅仅是中转,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过确定由比托在上海拍摄的照片。

那么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到底是谁?通过比较几个收藏有这张照片的机构的藏品,我推测是坎米奇(Henry Charles Cammidge, 1839-1874),拍摄时间大概是1867年左右,最晚不超过1869年。理由其一是与这张照片同在一个相册的其它照片,都混杂着很多坎米奇的作品;理由其二是另一个版本的这张照片,左下角有一道横着的短划痕,这样的划痕很明显出自刻意,这与坎米奇签名的方式非常相似:在底片底部刮掉一个横条的内容,再用笔写上拍摄的内容、编号、签名和地点。坎米奇还拍摄过很多张嘉定的照片,说明他确实去过嘉定。

照片左下角的那道划痕

坎米奇站在上海绵葛桥上拍摄的运河风光,注意看照片下部用来写说明和签名的部分已经被刮掉了

综上,我认为这张照片应该是1860年代末由坎米奇拍摄的。

是波茨坦不是柏林

前阵子写了一篇“佐之麦信坚”的短文,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后,有网友指出那张载沣单人座像应该是那张在“柏林”与张翼、荫昌等人合影的局部。我仔细比对了,载沣单人那张照片里,右臂外侧的确是另一个人的袍子,与那张大合影严丝合缝。我之前虽然只注意到这张照片的背景被修饰(涂抹)过,但没想到是从一张合影里抠出来的,而且修图并不干净,还留下了那点儿袍子。如果载沣单人那张照片卡纸上的照相馆铭真实,那与张、荫等人的合影也应该是摄于波茨坦了。

载沣的那张单人坐像

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应该在波茨坦,而不是柏林。

一张载沣合影时间的再探讨

前几天写麦信坚的博文里用了一张载沣等人在上海领事馆的合影,当时提到德国联邦档案馆里也有这张照片,标注日期为1901年11月4日。因为载沣在日记里明确提到他在出洋前于上海的德国领事馆参加宴会,其中就有照片中的即将赴任驻日本公使的蔡钧和苏松太道袁树勋,所以虽然我觉得照片中的花是菊花,但还是把拍摄时间定在1901年的7月。文章发在公众号后,闻者兄提出异议,认为照片中的菊花应该不会出现在7月份。我今天翻看《清季中外使领年表》,确认蔡钧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1901年11月27日)到任驻日公使。载沣“赔罪”回国后,在上海停留期间(九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九日)曾经“仍住洋务局,接见中外官员”……“至南洋公学,并在此午餐,中外官商二十余人”等等,蔡钧还逗留在上海,载沣也完全有可能再去拜访德国领事馆,而且1901年11月4日的农历是九月二十四日,正好处在这段时间。综上所述,德国联邦档案馆关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正确,即1901年11月4日。

那张载沣等人在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合影

照片中门口盆花的局部,很明显是菊花

即将去日本赴任的蔡钧,曾经阻挠“有革命倾向”的学生赴日留学,新的《走向世界丛书》收录了他的《出洋琐记》,是他随郑藻如出洋时的记录,当时他主要驻留西班牙(日斯巴尼亚)

苏松太道袁树勋,1909年任两广总督

李鸿章的手杖

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遗赠李鸿章手杖的故事总会作为中美关系的轶事拿来说,当然也有揶揄李鸿章脸皮厚直接要人家东西的网文引用,总之,这个故事在网上书上一搜一大把,大同小异,都是你抄我我抄你,很少有人会提这个说法的来源,更少有人考证其真实性。

这个故事的中文来源是吴永的口述《庚子西狩丛谈》。他说:“公自出使回国后,常自持一手杖,顷刻不释,或饮食作字,则置之座侧,爱护如至宝。此手杖亦颇有一段历史。先是公任北洋,有美前总统某君(忘其名)来华游历,公宴之于节署。美总统携杖至,公即接而玩之,反复爱弄不忍释。美总统似知其意,由翻译传语曰:’中堂既爱此,予本当举以奉赠;惟此杖为予卸任时,全国绅商各界,公制见送,作一番纪念者,此出国民公意,予不便私以授人。俟予回国后,将此事宣布大众;如众皆赞可,予随后即当奉寄致赠,用副中堂雅意。’公委曲谢之,后来亦遂不相闻。此次公游历至美,闻某前总统已故,其夫人尚在,独居某处。公特以旧谊前往访问,夫人甚喜,即日为公设宴,招致绅商领袖百余人列席相陪。席散后,夫人即把杖立台上,当众宣告,谓:’此杖承诸君或其先德,公送先夫之纪念物。先夫后来旅游中国,即携此同行。当时李先生与先夫交契,见而喜爱。先夫以出自于诸君公送,未便及时转赠,拟征求诸君同意,再行邮寄。未及举办,先夫旋及去世,曾以此事告予,嘱成其意。辗转延搁,已隔多年。今幸李先生到此,予敬承先夫遗嘱,请命于诸君,是否赞同此举,俾得为先夫完此夙愿。’于是满堂宾客,一致欢呼拍手,夫人遂当众以双手举杖奉公。公以此更为得意,故爱之独。”

按说这样有戏剧性的的外交事件应该会(至少)有美国记者报道的,毕竟当时李鸿章从俄国到欧洲到美国到加拿大是件很轰动的事情,一路上都有详细报道,也有很多记者拍了照片,甚至据说还有美国人用刚发明的摄影机为李鸿章拍了一段动态影像,可是我没有检索到任何一条有关遗赠手杖的西文记录,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检索的水平太差。吴永(1865-1936)字渔川,浙江吴兴人。他早年为直隶试用知县,李鸿章在赴任两广总督之前,吴永是李鸿章属下,有很多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另外,慈禧光绪“西狩”的时候看吴永的表现还是很朴实的,那就姑且认为遗赠手杖的事情正如吴永所述是真的。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格兰特生前有不止一根手杖。根据1886-1887财政年度的美国国家博物馆登记清单,格兰特去世后他的家人向博物馆捐赠的物品中有6根手杖,分别是铁头手杖,用南军铁甲舰“梅里马克”号(USS Merrimac)的一部分制成;银头手杖,其主干部分由防御萨姆特堡(Fort Sumter)的木材制成;金头手杖,其主干部分由宾夕法尼亚州的杜凯恩炮台(Fort Duquesne)的木材制成;金头手杖,作为他在美国内战期间人道对待士兵,以及在战争中对病、伤兵的体贴与关怀的礼物;金头手杖,曾由法国的拉法叶将军(General LaFayette)使用,是巴尔的摩的女士们送给格兰特的礼物;木刻手杖,曾经归属英国历史小说家和诗人瓦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所有。也就是说,那支由美国工商联送给格兰特的手杖似乎珍贵性不如以上6支,送了也就送了。当然,据吴永的描述,“此杖首间镶有巨钻,大逾拇指,旁更以小钻石环之,周围如一钱,晶光璀璨,闪闪耀人目。通体装饰,皆极美丽精致;殊不识是何质干,闻亦一种绝贵重之材料。据言以价格论,至少当值十数万金。”李相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所以我始终不太相信他和格兰特第一次见面就拿着人家的手杖“反复爱弄不忍释”,说不定只是想找个话题开聊,就像电影《猎杀红色十月号》里那样,当杰克·瑞恩进入到欲投诚的前苏联“红色十月号”潜艇里,虽然不会抽烟,仍然向叼着烟卷的轮机长要了一根香烟来打破紧张的气氛。而且吴永自己也说“其实公当时不过视同玩物,殊未辨其价值轻重,而美总统如此慷慨,亦属难得。”

以上是文字档案,至于这支“中美友谊见证”的手杖到底什么样子,我想可以从图像上推测出来。

1896年6月13日,在德国与俾斯麦会面时还没有手杖,俾相小心地牵着李相的衣袖

1896年8月15日李相在英国时与英国首相格拉德斯通合影,格氏拿着手杖而李相没有

1896年8月,李相在英国哈特菲尔德的前首相索尔兹伯里家中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罗丰禄、李经方、李经述、索尔兹伯里、李鸿章、寇松和弗朗西斯·博蒂子爵

李鸿章初抵纽约时也没有手杖,左边是为他准备的用来上船的“轿子”

李鸿章回国后在广州任两广总督,手边就多了这根手杖,应该是格兰特总统遗赠,小钻石镶在手柄下边一圈,大钻石貌似镶在手柄短边那里

另一张李鸿章在广东时的照片,坐着也要扶着手杖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李鸿章被迫北上谈判,一路拖延,在香港停留期间与港督卜力爵士合影

1901年李鸿章在北京的住处,利卡尔顿给他拍照时仍然握着手杖

1901年李鸿章在住处,仍然拿着那根手杖

李鸿章在住处与下属们合影,拿着那根手杖

《辛丑条约》谈判期间李鸿章拄着那根手杖

据网上能检索到的资料,1958年李鸿章墓被掘开,他和夫人赵小莲的尸身都被从棺木中拖出,其中李鸿章的陪葬品中就有一支手杖。如果真如吴永所说李鸿章喜欢这支手杖到“顷刻不释”,那被陪葬的可能性很大。姜鸣老师曾在2002年寻访李鸿章墓地,“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遗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那支手杖也没了踪影。如果手杖还在,应该够进国家博物馆的标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