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老照片

我认为，人像拍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解决“像不像”，也就是说比对照片和真人，五官像不像，张三不会看起来像李四。当然，这是“最基本”的问题，最后呈现给观众的应该是比“像”更多的信息。我的理解，人像摄影作品的本质就是展现，展现被摄者的容貌、身份、职业和社会地位等信息。我觉得，早期的商业摄影师，他们为客户拍摄肖像时应该没有过多的理论指导和哲学思考，想到的只是顾客是否会满意，是否以后还要加印，至多会想办法利用技术手段实现在一张照片上呈现更多的有关被摄对象的信息，至于理论，都是学者们后来总结甚至想象出来的。德国摄影师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 1876-1964）在拍摄人像方面常被认为有代表性，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命为重新办理户籍的德国公民拍摄肖像，他拍摄的人像不是那种简单的大头证件照，而经常在被摄对象工作、生活的环境中拍摄他们的肖像，如他镜头下的面包师：矮胖的身材穿着大褂，在厨房里正搅拌做面包的材料；还有搬砖工，肩上扛着十多块砖，眼睛坚毅地看着摄影师。这些人的衣着打扮、工具使用，一望便知其职业，这就是五官长相以外的附加信息。当然，桑德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摄影师，在19世纪的很多人像作品里，都有在室内（照相馆内）“复制”被摄对象生活场景的实例，在中国最知名的当属19世纪曾在上海活跃的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 1832-1892），他把念经的和尚搬进摄影棚，把售卖馄饨的小贩以及他的骆驼担和客人搬进摄影棚，把算命先生搬进摄影棚，在室内再现这些人的日常，为观看的人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今天是“女神节”，炒个应景的冷饭，说说几个早期（这里的“早期”我定义在1949年以前）来华的外国女摄影师。

前几天有篇光绪后妃的文章在我的朋友圈转来转去，里面有张珍妃的照片，正面半身像，我一直存疑。存疑的原因，主要是照片中人物的发型我认为和人物身份不符，其流行年代和照片拍摄年代不符。从摄影术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来说也站不住脚，本想blabla写一大堆来分析并说明我的观点，但发现王国华和艾琦两位先生早就著文讨论过此观点，除发型他们没提到以外，其它和我的论据大体一致，王国华先生的文章甚至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发表了。不过很遗憾，故宫出的《故宫旧藏人物照片集》（1990年）和《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1994年）两本画册仍然将这张照片标称为珍妃肖像。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广泛传播的这张珍妃肖像不完整，故宫收藏的这张照片上面本来还有“贞贵妃肖像”几个字，是当时通过暗房叠加上去的，关于这张照片的情况可参考冯荒先生在《紫禁城》1982年第1期的文章。如果以“珍妃”为关键字通过搜索引擎在网上查找，还会发现不少以这张照片为基础，把脸PS到其他清代满族女性肖像的身上的情况，而且技术拙劣。

前几天在一个活动上看到曾在《晋察冀画报》担任战地摄影师的刘峰后人编的《刘峰抗日战争摄影作品集》，重新唤醒封存在我记忆中的一条线索，并把这条线索指向的疑问带到终点。

开始这篇前先说几句无聊的话。

前些天看到《纽约时报》上一篇凤姐的访问，她是作为纽约的美甲业亚裔从业者的身份被采访的，在美国的生活经历还是很让人感慨。美国我也去过，正经在非裔美国人的社区住了几个月，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和墨西哥移民、非裔美国老百姓挤公交车，真心能体会她的不容易。尽管听起来好像很多国人在美国生活的并不如意，但仍有很多人愿意赴美求学、工作或生活。美国建国才两百多年，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相比可谓非常年轻，但美国自建国后和中国的文化交流与碰撞就从未中断。

大概七、八年前，一位委托人送来一组“李鸿章”的照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组照片没有上拍。又过了几年，这组照片中的其中一张再次以1870年代拍摄的“李鸿章像”为名上拍，成交了。其实，这张照片要比“李鸿章像”珍贵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