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慈禧”和“汽车”为组合关键字搜索，结果大都指向正在颐和园德和园的“清朝帝后用品展览”，其中一件展品既“大臣”呈进给慈禧的汽车；相关的搜索结果还有这辆车的来历，说法不一，比较多的说法是袁世凯为“巴结”慈禧而进贡的；还有一些八卦，比如说慈禧觉得司机跟她一样都是坐在车里是不行的，但司机跪着开车“没法踩刹车”最终放弃使用；还有说此车是奔驰的早期型号云云，总之各种传说各种说法，有些语焉不详有些自相矛盾。我关注这辆车还要从一张老照片开始。
分类： 老照片
一张照片背后的联合国故事
泰和嘉成拍卖今年秋拍有个老照片和名人墨迹的“合体”专场，其中也有些可说道的。Lot412是一张蒋介石签署公文的照片，看起来蒋公很高兴签完字正欲起身。于我，这张照片不新鲜，而且，我知道还有一张是他握着毛笔正签字时候的照片。之前，我也从没把这两张照片当回事儿，中华民国总统吗，签个公文不很正常吗？！前不久我在美国看了一份1945年的中华民国档案，里面也有上面提到的两张照片，而且，还有第三张，是这张公文的特写，看过才知道，原来这三张照片记录的是一件对中国非常重要的事件。
老照片的新创作
最近，澳大利亚摄影师Jane Long利用Flickr上的经修复的罗马尼亚摄影师Costica Acsinte上世纪拍摄的照片底片重新创作了一批摄影作品，温馨而充满想象力。相比之下，把老照片修复后直接放大输出就称为“当代艺术”弱爆了。
1937年英国大使遇袭
1937年8月26日，时任英国驻中国大使的许阁森（Sir Hughe Knatchbull-Hugessen, 1886-1971）与随行人员分乘两辆悬挂米字旗的黑色轿车，从南京出发前往上海，计划和日本公使川越茂会晤。大约下午两点半，位于太仓西北8英里处，车队突然遭到两架日本飞机的袭击，第一架飞机先是用机炮猛烈扫射车队，第二架飞机接着还投下了一枚炸弹。许阁森背部和肝部中弹，伤势严重，立即被送往沪西宏恩医院抢救，后转往英国本土治疗，所幸逃过一劫。事后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向英国女王正式道歉；对袭击者施以应有的惩罚；日本当局保证采取措施不再发生此类事件。日本公使亲往医院探视许阁森并致歉，但辩称英国车队上的国旗太小，飞行员没有准确辨识而导致误击。
香山林亚九
在中西交通的历史上1793年是极具标志性的，马戛尔尼勋爵代表英王乔治三世，率领庞大的使团，携带含有当时最先进科技成果的礼物来到中国，以为乾隆皇帝贺寿的名义试图建立两国间正式的贸易关系。从图像的角度来说，使团中的随行绘图员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绘制了大量客观、精确的素描和水彩画，这在之前欧洲派往中国的使团或传教士中都是没有过的，让西方世界在摄影术还没有被发明前可以更准确的看见中国。其实，这一年除了外国人的西来，还有中国人的东去。
大连名称的来历
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大连为什么叫大连（真是一句废话），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组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拍的中东铁路的照片，里面都称大连是“青泥洼”。可是Beato1860年拍的照片里就有“Dalien Bay”这样的称呼，为什么会有“大连”－“青泥洼”－“大连”这样称呼上的变化呢？后来和王溪同学聊到这个，作为一个大连人，他说有个版本是最早去大连的山东移民看到海岸边的山很像褡裢，所以就称此地叫“褡裢”，后来转变为“大连”，不过他最后也说没有考证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今天翻看Robert Swinhoe（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担任英军的随军翻译）1861写的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 Containing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Chinese Character，第二章一开头就是介绍英军在前往大沽前的休整地——大连湾，特意提到“Dalien”称呼的来历，他请教了当地村子里的人，有两种说法“a series of bays united”和“girdle-bay”，显然第一种说法好像不是那么有说服力，而“girdle”直译过来有个意思就是“腰带”，正好“褡裢”也有两种形式，一种大的搭在肩膀上，一种小的围在腰上，那这种小的不就是“腰带”吗？！
所以，我比较偏向于“大连”的说法来自“褡裢”。
奥丁湾的由来
前阵子美国Cordier拍卖行以41万刀卖出一本Beato的相册，成为圈子里的谈资。这笔交易可以佐证我的“现在几乎没可能在老照片拍卖会上捡漏儿的观点”。其实我关心的并不是价格，而是其中一张标注为“Odin Bay”的照片。
照片的背景很简单，就是英法联军中的英军从香港出发准备进攻大沽时曾在大连湾停留（1860年6－7月法军是在渤海口南边的烟台停留），Beato拍了两张驻军的情况，都是多张蛋白照片拼接而成的全景照。在Beato存世的照片中，很奇怪，这张奥丁湾的照片很少，公立博物馆里只有3张，市场上流通的更少，2013年B公司卖出一张，再就是刚才提到的美国那家小拍卖行卖出一张。Beato拍的这两张照片一张标注是“Talien Whan Bay”，这个好理解，现在也有“大连湾”这个地名；但是另一张的“Odin Bay”就令我费解了，因为现在大连附近没只有这个地名，是哪儿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今天看Henty Knollys编的Incidents in the China War of 1860: Compiled from the Private Journals of General Sir Hope Grant里面提到了答案。格兰特将军6月26日抵达“奥丁湾”后的日记写着“the cavalry and artillery on the east, near the entrance, at a place called by us Odin’s Bay, after the name of a vessel commanded by Captain Lord John Hay. On the north was the 2nd Division under Sir Robert Napier at Hand Bay”，也就是说以海军上将John Hay（1827-1916）的坐舰H.M.S Odin（奥丁号）来命名的，且原文中用的是“Odin’s Bay”而不是Beato写的“Odin Bay”，这样就容易理解且不会误解了。“奥丁号”1847年在朴茨茅斯下水，是一艘蒸汽动力的护卫舰，来中国之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1865年除籍。命名的问题解决了，那这个奥丁湾又是现在的哪里呢？我根据格兰特将军的描述和GE的图像，认为应该是现在的北石洞、北沟一代对应的大孤山湾。Beato从北往南拍摄，照片中左边远处的大山是大孤山，右边的村落可能是小关家屯，上屯的那座水库原址可能曾经就是格兰特提到的流入奥丁湾的小溪，这条淡水河为英军的休整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天津海光寺最早的照片
天津的海光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必须会提到的地名，一方面这里是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签署地，也是中国近代兵工厂的发端之一（海光寺机器局，又称西局子的所在）。关于海光寺最早的照片，我见过的最早的也是在1868年以后，即西局子已经建立以后。而最近看到的一张照片似乎可以把这个“最早的”时间往前拨动一点儿。
先说这张照片是不是海光寺。从周边环境、大殿形制来看，参考其他的一些海光寺早期照片，很像。其他的海光寺照片在进山门后左右两侧还有钟楼和鼓楼，这张照片里没有，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提到该寺的具体的扩建内容和日期，但不排除是后来添建的，主要是山门、天王殿、正殿和后殿的形制太接近（一样）了，后期的添建完全合理。此外照片卡纸上有当时写的注释“天津 Treaty Temple, Tientsin”，这个字迹和格式我还见过别照片，应该是当时写的无疑，在《天津条约》签署之后英国人也的确是称海光寺为Treaty Temple（条约寺）。再说年代，照片中没有1878年德皇送的大钟，也看不到1868年始建的西局子，反倒是是寺前的空地上摆着四驾炮车共六门炮，这个时间点必然更接近1858年签约之时，因此比较粗略的时间段可以划分到1858-1868年。这张蛋白照片尺寸9.3×16.4cm，是一个很特殊的尺寸，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用这样尺寸的底片，且他的照片（目前发现的）也大多是这样字迹和格式的说明，即德贞。他1863年来京，因此我推断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863-1868年，应该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海光寺照片了。
拍摄庚子事变的俄国摄影师
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沙俄花费最少（不像其他国家那样远涉重洋）获益最大（赔款数额占庚子赔款中比例最大，占领东三省），但市场上流通的或大收藏机构都鲜见俄国摄影师在这场战争中拍摄的照片。我一直认为1900年在中国摄影史上是标志性的一年，继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后，北京城没有遗漏的，完完全全的展现在外国摄影师的镜头下，从出兵、交战、占领到最后离开，全程都有影像记录，来华的摄影师数量、他们的活动范围和被摄对象的全面都达到一个巅峰，几乎参战的每个列强国家都有派出官方的摄影师，常见的就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摄影师的作品，比如一张联军在千步廊聚集（阅兵）的照片就能看到3架照相机，算上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就有4架了。既然来了这么些个摄影师为什么俄国摄影师的作品少见呢？
华夏国拍今年春拍Lot629-664是一组标称为“山本赞七郎”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拍摄的北京、天津、沈阳等地的作品，但我知道这肯定不是山本拍摄的，他的作品我基本上都看过。从内容上看，4张照片有俄军士兵，还有俄国使馆内部及沈阳的照片，因此我怀疑这些都是出自俄国摄影师之手。前几天刚结束的海王村拍卖Lot206是本内容不错的庚子事变期间的大相册，内容同样涉及北京、天津和沈阳（相册中还有东北一些其他城市的照片），尽管相册有点儿散了，但照片品相很好，感谢范舒小朋友的认真，注意到一张照片下的俄文签名并做了简单的考证。通过比较我发现，这两组照片的相纸一样、照片尺寸相同（约22×29cm）、拍摄时间大抵相同（从1901年夏天到1901年冬天），拍摄风格也非常相近，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两组照片出自同一位摄影师之手，来源一致，至少我这么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极有可能是签名的那位俄国摄影师所摄。
再说这位俄国摄影师“Ф.И. Подзоров”，他的全名是Подэоров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Podeorov Fedor Ivanovich），即鲍迪罗夫·费德罗·伊万诺维奇。俄文太复杂，没有找到太多他的资料，只知道他和家人1868年从芬兰移民至远东，1897年在海参崴开设照相馆，除了拍摄人像，还制作以风景为内容的照片明信片。从现在发现的资料看，他拍摄过旅顺、沈阳和北京（雍和宫），这也和之前提到的两组照片吻合（也有雍和宫）。从照片卡纸上看，他最早还拍过银板照片，1909和1910年作品曾获奖，这从他蛋白照片的洗印质量也看得出，总之还是个不错的摄影师。
相对欧美日的摄影师，俄国摄影师在中国活动的资料要少得多，按说这不应该，作为邻国，来一趟要容易的多，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发现。
老照片的价格及其他联想到的
最近一套照片该如何定价的问题又让我重新开始思考老照片的价格问题。
照片在市场上流通，它就是商品，就有价格。按照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生产成本决定价格，这里的生产成本就是指淘换照片付出的成本了，比如1000块钱买进的，正常情况下绝对不可能800块钱卖，那就赔了；供需关系影响价格，市场行为都是自愿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爷就是想买爷就是有钱，那成本是多少钱已经没意义了，不管多少钱都能卖掉，或者市场上本来威廉桑德斯的照片能以8000块钱成交，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堆一堆的桑德斯的照片，且有重复的内容（照片本来就是可以复制的，同样内容的一张照片几乎没可能只有一张），那势必就会把价格拉下来，比如5000块就能成交。当然这些传统的经济理论都是建立所有参与买卖这一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的，即“理性人假设”。可事实上没有多少理性的人，特别是艺术品或者说收藏圈的人，这个去看看拍卖会现场就知道了。有朋友推荐《无价》和《怪诞行为学》，我没看过，不过单就老照片的价格而言，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决定价格，即信息的透明度。比如有人买照片的原则是自己见没见过（假设买不买得起不是问题），这个就比较个人和狭隘了，世界上照片那么多，怎么可能都看过，即使都看过又都能记住？所以会出现你觉得赞不绝口没见过的照片，愿意花很多钱买，在我看来已经见过多个版本白给都不要的情况。再比如，只有我知道（或者我和对方有交集的圈子里没有第二个知道的人）一些照片在什么地方还能找得到能多少钱拿下，那理论上我就敢开出远高于成本又能让对方接受的价格。不管怎样，用传统的经济理论去解释老照片的定价是一件徒劳的事情。
从这个问题延展出去，似乎可以探讨什么样的照片应该卖的贵。我觉得首先这张（些）照片要足够好，要能够满足多数买家的需求；其次要有稀缺性，比如存世量少，比如私人影集，往往这种相册都是唯一性的，如果起拍摄的内容又比较有趣或者富含的信息量大且重要，那这种唯一性的东西不可能卖便宜了，再或者有足够的理论支持，证明某个摄影师的作品底片毁的早，作品在市场上流通的少，那价格只会越来越高，比如Beato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当然这似乎又引出版本的问题，因为洗的早晚，是否翻拍也是影响价格的重要因素，还有品相，同一批洗印的照片保存到现在，肯定是品相好的价格高。
至于现在老照片的行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很难说，至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买的人卖的人肯定想法要不一样，大家的利益着眼点差着十万八千里呢。老照片最早的定价起于何时是怎么来的已经很难考证，但就中国内容的老照片来说，也曾经历过一两千块钱一张的时候，现在关注的人多了愿意收藏的人多了价格也上去了，如何确定价格我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个比较私人，还是那句话：大家的利益着眼点不同，所以拿出来讨论或分享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现在想在拍卖会上捡漏儿越来越难了，这种拍卖信息不像知识还有个学习的过程，它传播很快很广的，现在哪怕世界上犄角旮旯的拍卖会也躲不过各种虫儿和藏家的耳目。这又可以说回到信息不透明的话题上去了，拍卖会本来就是收藏市场的顶端，最好的那部分经过层层过滤和转手，最后到了拍卖公司，到了需要竞价才能买的境地，价高者得。当然，说到层层转手和过滤，这是国外收藏市场比较成熟的情况，在国内就比较乱了，钱多人傻的太多……所以要想淘换（淘换本身就是指少花钱买到好东西）真正的好东西，还得是通过别的渠道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