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传是拍卖中国当代艺术专场过后，今年春天拍卖季的影像部分就结束了。影像收藏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市场也很有“钱途”，只是现在还很混乱，藏家们不很确定要买些什么东西，多花钱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一直在推广一个概念：影像收藏的版本很重要，要收就收原版照片。这里的“原版照片”比较粗略的概念是指用原底片洗印的照片，而不是翻拍、或打印机输出的。打印机输出的的不是不可以卖，只是价格实在不能和暗房制作的比。就好比手工刷的版画和机器印的版画价格能相提并论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收名家的作品，特别是代表作，才更有价值。此次传是拍卖的中国当代艺术专场选了几件不错的小品，都是大家的作品，比如郎静山、吴中行、卢施福、陈传霖、钱万里，而且都是原作，版本较好，希望他们能有个好的拍卖成绩。图录中在这部分拍品前，我写了篇短文，贴在下面，与各位藏家共勉。
分类： 老照片
人不可貌相——观聂士成肖像
最近受托给几百张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欧洲画报写说明，写的是昏天黑地，写的博客都荒废了，写的我脑子都空了，晚上睡觉（其实没怎么睡觉）一闭眼都是那些图画蹦出来。尽管很辛苦，发现新影像新材料的快感还是很爽的。
珠江上的灯塔
在很多广州珠江的老照片上都能看到海珠礁西南有三座金属灯塔，布局很有些“三潭印月”的味道。我所见的有这三座灯塔的最早的照片，大概拍摄于1870年代晚期，这三座灯塔一直到1920年代晚期的照片上还存在。我当时就想，那个时候也没有专用的水泥，要在江底垒起一个石头底座也不容易，这灯塔是怎么修的呢？现在回头看看自己这个问题真是傻的可以，既然在江中安设灯塔，肯定是为了避开礁石指明航道的，说明这些灯塔就是安设在礁石上的。请原谅我这个一直生活在内陆，没见过大江大海少见多怪的家伙吧。今天从网上看了一张照片，尽管尺寸不大，但正好是趁低水位时拍摄的灯塔基座，一块很大的礁石，要是没这些指示，别说木船，早期那种铁皮船“亲密接触”一下也就完蛋了。我在查找珠江上灯塔历史的时候，还真发现这样一个段子：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在广州珠江海珠炮台附近，利用当时沉没的“伶仃”号鸦片趸船露出水面2米的前桅顶挂灯，作为水上灯桩指示航道。这“伶仃”号就是触礁沉没的，沉没之后发挥余热，成为一个水上灯桩。
历史总是相似
历史总是相似，特别是在中国，很多事件似乎都能在过去找到对应，仿佛穿越一样。偶然之中有必然，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决定了对同一类事情的态度，这些都是溶入到血液里的。洋人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在这百多年里变化也不大，他们观看中国的视角即使在今天也还差不多。最近在看辛亥革命的历史照片，有一张是日本驻汉领馆人员在屋顶观望汉口城内大火，了解清军和革命军的战况。无独有偶，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是在天津的领馆工作人员聚到德国俱乐部的房顶观看联军攻打天津城。我想，这相隔十一年站在房顶上，拿着望远镜的两群人，心里的想法可能差不多，关心的内容也差不多。
中国早期的救火队
今年北京好像火灾特别多，入夏以来已经听说好几起了。说起救火队，想来大家都有崇敬之心，救火队员在国外更是最受异性欢迎的人群之一。中国的救火队发展史我没有读过，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史”，只是在网上找到只言片语，比如周代就有官方的救火机构“司煊”、“司耀”，到了宋代又叫“防隅”、“潜火军”，元代、明代有叫什么BlaBla，都太不感性了，我从搜集到的老照片中选了几张中国早期的消防队，放在一起看看还是很有意思的。
长安右门和中华门
前段时间因为家里有事，匆忙回了趟老家，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没上网，攒了一大堆的事情，回来这几天就没闲着，不是码字儿就是到处跑，到今天凌晨两点半，80%的欠账算是还上了……
重现大水法
今天去了圆明园西洋楼拍照片，因为奥尔末1873年拍的圆明园西洋楼底片要第二次展出了，这次地点定在上海，展览的结构和内容与去年八月在世纪坛的展出也不同，特别是十二张底片将首次全数现身，也算是纪念多年前滕固先生将它们带回中国。
低调的外交官联芳
《辛丑条约》的签订有张很常见的照片，是大清和西洋十一国代表在谈判桌前的合影。最近一篇文章里要用到此图，重新翻出来准备写说明，按照计划是把坐在桌前的各位代表都介绍一下，坐在桌子左边和对面的都是十一国代表，右边坐着的是中国代表，一般文献都说中国代表是李鸿章和奕劻，顺便再把这两位大员因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而骂个狗血淋头。其实在李鸿章的右手边，法国公使鲍渥的左手边还坐着一个中国人，只是因为坐在角落，有些版本的照片里看不清，没有人提。我找到一张能看清脸的，经过比对，确认这名参加谈判的是联芳，并在《穆莫日记》中得到佐证。
李鸿章访英照片的再考证
《紫禁城》杂志今年第三期刊载了一篇文章“李鸿章的八种形象”，文章很好，可是里面的配图我有些含糊：有一张李鸿章和两个外国人合影，说是1896年他环球访问时在英国和时任首相兼外相沙士博雷以及副外相寇松的合影。这张照片在互联网上很常见，我以前也没有注意过是怎么注释的，只知道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下册里有个“李鸿章晚年外交”小专题，里面选了好几张他在德、英、美等国的照片，对这张照片的文字注释是李鸿章和格拉斯通及格拉斯通之子格理的合影。格拉斯通是前首相，也是当时英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我凭着这么一点儿印象和朱老师blablabla说了把半天，还答应写篇东西“以正视听”，结果，现了大眼了……
又一张梁时泰签名照
最近又看到一张梁时泰1878年（光绪四年）拍摄的李鸿章坐像。虽然和之前见过的那张上色版以及生和照相馆的CDV版内容一样，但是梁时泰的题记内容却不一样。上色版的题记是：“光绪四年，岁次己卯，暮春三月念七日，时在津门照于本衙西花厅。梁时泰敬照并志。”这一版的题记是：“光绪四年，岁次己卯，暮春闰三月下澣照于本院公余处，庽津杏花邨，梁时泰敬识。”（“澣”通“浣”，“下澣”即官逢下旬的休息日，亦指农历每月的下旬）对照这两版题记，照片的地点就是在天津李鸿章衙门（直隶总督衙门）的西花厅拍摄的；拍摄时间记载一致，可以确定就是光绪四年三月廿七日，换算成公历即1878年4月29日，再过几天这张照片就拍摄133年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庽津杏花邨”。“庽”通“寓”，就是指住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梁时泰在天津照相馆的位置！可惜查了半天没发现天津现在有叫“杏花邨”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