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老照片

残园惊梦——奥尔末圆明园历史影像

2010年是圆明园罹难150年周年，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与台湾秦风老照片馆共同主办的“残园惊梦－奥尔末圆明园历史影像展”将于8月3日——8月30日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展出。12帧奥尔末圆明园底片冲洗出的72幅大尺寸照片，2帧一百多年前的原玻璃底片将首次与公众见面。

广州的漱珠桥

去年国图的“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展览上有两张不同时期广州漱珠桥的照片，前几日，有机会看到了这两张照片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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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赖阿芳拍摄的漱珠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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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张佚名拍摄的漱珠桥
两张照片的拍摄角度相近，都是在漱珠涌的北岸向西拍摄，能看到涌南岸的“×珍酒楼”，酒楼西侧是漱珠桥，远处可见一座高耸的当铺。照片中的景物略有不同，从这些不同，基本可以判断出照片拍摄的先后。比较明显的不同：一处是远处当铺房顶围墙一张有缺口，一张没有缺口，另一处是酒楼北边有座房子一张是单层，一张是两层。最开始，我认为二层楼房 一般很少有可能被拆成单层，而且当铺房顶的砖墙倒是有破损的可能从完整变为有缺口。但是经过自己比对后，涌南岸酒楼一层、二层之间的装饰板新旧程度明显不同，根据建筑其他部分整修情况的对比，稍微破旧一点的这张应该拍摄年代更晚。此外，我还找到了另外一个证据。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由秦风西洋版画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共同编著的《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中收录了一张1880年代《伦敦新闻画报》刊载的铜版画，内容是英国人臆想的法军在中法战争中登陆台湾淡水后的场景。对比照片很容易发现这幅铜版画是根据第一张漱珠桥的照片画的，画中当铺楼顶的围墙、涌北岸的建筑都说明第一张照片的拍摄年代早于中法战争的1884年以前。而据国外学者考证，第一张照片是由Lai Afong（赖阿芳，一译黎阿芳）拍摄的（从照片卡纸上的说明“No.433-The Honam Bridge and a Native Inn”样式及摄影风格，确实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是阿芳拍摄的，那拍摄年代应该在1860年代末至1870年代初。最后根据相纸的状态和照片的色泽，也可以判断出第一张照片采用的是湿版照相法，而第二照片已经用的是早期干版照相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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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自《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一书中的臆想的“淡水”
shuzhuqiao-4我推测的漱珠桥原址，图中黄框所指，即南华路和龙溪二约路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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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发现不久的漱珠桥残存石匾，图片来自http://blog.163.com/lty_90/blog/static/1195555202009726115633776/
漱珠涌和漱珠桥在现在的海珠区，珠江南岸，因此在过去被称作“河南（Honam）”。现在漱珠涌已经变为一条暗渠，仅留下一个地名，而漱珠桥也在1928年修建南华路时被拆，现在能找到的唯一遗物是刻有“漱珠”二字的石匾。照片中的广州，河道纵横，一幅水乡模样，那时候的污染没有现在严重，相信临水而居不会有什么异味儿的。想象一下，晚上和三两朋友，坐在摇曳的乌篷船里，缓缓地穿梭在旧时广州蛛网般的河道间，两侧的店铺都挂着惹人的灯笼，最后小船停靠在漱珠桥旁的酒楼前，沿着窄小的木楼梯进入酒楼，直上二层，选一临窗座位，一边听着婉转的广州小曲，一边和朋友把酒问盏，何等惬意！

上海划船俱乐部船库

十九世纪末在华外国人的日记（比如赫德）或回忆录，当时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很不习惯，一方面是气候原因，一方面文化背景差别太大，因此这些早期的开拓者通常想办法复制他们在祖国的娱乐活动，比如赛马，在上海、天津、北京都曾建有跑马场；比如打网球，北京的使馆区内，天津戈登堂前都曾建有网球场；比如赛艇，上海和广州都曾建有外国人自己的赛艇（划船）俱乐部。

上海虹口美国圣公会救主堂

今年春拍的时候征到一本相册，是1882年前后美国军舰帕洛斯号（U.S.S. Palos）船员的旧物，因为这艘军舰主要往来于日本的横滨、中国的香港和上海等地，因此在这本相册中收录了很多1870-188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镇江、香港的照片，甚至还有数张北京的照片，均系大尺寸的蛋白照片，品相非常好，每张照片下面都有钢笔写的花体字说明。其中有一张教堂的照片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文字说明是“American Church, Shanghai”。当时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深入考证，今天有空仔细看了照片，找到一条线索，循着这条线索最终确定照片中的教堂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造的第二座教堂——救主堂。

周恩来总理在不同的时期的几张肖像

这次拍卖会上有张周恩来总理的大幅肖像，委托人随这张照片还附送一本197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的《纪念周恩来总理》画册。画册由文物出版社发行，1978年7月第一版第一印，12开本，其中收录总理及相关照片372张。这本画册我看着喜欢，也淘了一本作资料。

广州华林寺五百罗汉堂的马可·波罗像

 广州西关西来正街一带，隋代以前曾是珠江岸。相传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印度的高僧菩提达摩东渡来到中国传教，在珠江登岸，并在登陆处建西来庵。后世信徒尊奉达摩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因而称其当年登陆地为西来初地，这也是“西来正街”的名称由来。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寺内建大雄宝殿，改西来庵为华林寺，成为广州佛教四大丛林之一。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该寺住持抵园和尚奉诏建设了宽31米、深44米、总面积为1364平方米的五百罗汉堂，大门前左右分立一尊金刚，堂平面呈田字形，从门直入，北边神龛供奉有三宝佛，西面神龛供奉地藏王，东面神龛供奉一尊木雕的千手千眼观音立像，回廊供奉五百罗汉像，如真人大小。

砖砌公路与胡杨林

辽宁美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摄影文献》上册P294页刊载了一张照片，是王复尊拍摄的“开发塔里木盆地”。远景时茂密的胡杨林，近处烟尘弥漫，士兵和群众热火朝天地对付着胡杨林，把它们变成树枝木片，装上拖拉机运走。这本是一幅描绘1960年代新疆建设兵团建设新疆的劳动场景，却让我联想到最近刚看到的另一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