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的发明，使我们对地理地形的了解直观且准确，是地图绘制的重要辅助手段。现在大都是用卫星遥测了，这样的数据更丰富，但在卫星上天之前，地理地形测绘还是航拍的天下。下面这组照片是1948年美海军制作我国某区域三维地图的过程，你认得出是哪里吗？
根据照片等其它资料绘制等高线图
根据等高线图用线锯在三合板上切出相应的形状
根据航拍照片将切割好的三合板薄片钉在一起，制作等高线的立体模型
将台阶处填石膏使模型更准确
修整模型，增加建筑等细节
用硅胶填满模型，准备翻模
翻模完成，图上还有经纬线和铭牌
在翻好的模子里喷脱模剂
在模子内倒入乳胶
待凝固后就可以从模子中取出地图了
最后的上色修饰
昨天看到外媒（PetaPixel）一篇报道说印度加尔各答的一家照相馆关门了。八杆子打不着的一家印度照相馆关门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好吧，说说。
英国人塞缪尔·伯恩（Samuel Bourne, 1834-1912）毕业后，于1855年进入诺丁汉的一家银行工作，同时也开始业余摄影活动。很快，他拍摄的风景作品就颇受关注，在诺丁汉摄影协会的年展中展出，1862年又在伦敦世博会中展出。摄影方面的成绩促使他从银行辞职，1863年初前往印度。最初，他成为在加尔各答开照相馆的英国摄影师威廉·霍华德（William Howard，霍华德在加尔各答开照相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合伙人，后来两人搬去西姆拉，在那里成立“霍华德和伯恩照相馆”（Howard & Bourne）。1864年，英国摄影师查尔斯·谢泼德（Charles Shepherd, 1858-1878）也加入进来，照相馆更名为“霍华德，伯恩和谢泼德照相馆”（Howard, Bourne & Shepherd）。谢泼德此前于1862年在阿格拉（就是泰姬陵所在的城市，旅游胜地，经营照相馆的好地方，当然竞争也激烈）和阿瑟·罗伯逊（Arthur Robertson）开始经营名为“谢泼德和罗伯逊”（Shepherd & Robertson）的照相馆，1864年迁往西姆拉。到了1866年，霍华德离开，照相馆就由伯恩和谢泼德共同经营，名字也改为“伯恩和谢泼德”（Bourne & Shepherd）。捯这段历史主要是想说明，国外的摄影史学家们一般认为“伯恩和谢泼德”照相馆与“霍华德和伯恩”照相馆有继承关系，把1840年，也就是霍华德开始经营照相馆的时间点算做是“伯恩与谢泼德”照相馆的历史起点，这样一来，“伯恩和谢泼德”照相馆就成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且持续经营时间最长的照相馆，开头提到的那家要关门的照相馆就是“伯恩和谢泼德”。
伯恩的肖像，1864年
这家照相馆有多厉害呢？借着19世纪英国在印度的势力，这家照相馆的业务几乎遍布整个印度。在他们历史的巅峰时期，在西姆拉（印度的避暑胜地，后来成为英属印度的夏都，旅游和娱乐业发达，经营照相馆的好地方）和孟买（拥有印度最大的海港，贸易发达，也是经营照相馆的好地方）都设有办公室，在印度多处设有分店，甚至在巴黎和伦敦还有办事处，专门处理欧洲游客赴印度旅游拍摄纪念照的邮递服务。1867年伯恩从英国结婚回来后，主要负责加尔各答分店的经营。后虽然照相馆几经易手，但位于加尔各答的那幢三层小楼，也就是本文开头说的那家照相馆所在始终没变，一直还都是照相馆。1991年，这座小楼遭受火灾，损失惨重，据说有2000多张玻璃底片被焚毁。后来，维持越来越难，店主又身陷和保险公司的纠纷，最终，印度人寿保险公司获得了这栋小楼的产权，他们已经决定封闭此楼，是否会铲平这座有意义的摄影史建筑还未可知。
位于加尔各答，失火之前的Bourne & Shepherd照相馆（左），可见门口挂着富士彩卷（FUJICOLOR）的招牌；修复后的Bourne & Shepherd照相馆（右），Jayant Gandhi摄
好吧，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照相馆，但是，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再继续说。虽然伯恩和谢泼德同为合伙人，同为摄影师，但他们不是那种在店里静待顾客上门的人。伯恩常年在外旅行摄影，公认他最大的成就是1863和1866年两次前往喜马拉雅山区拍摄。那时候还是玻璃湿版的时代，器材笨重耗材脆弱，在低温低氧的环境下使用湿版法也是很大的挑战。1863年那次他带了250片10×12英寸的玻璃底片，400张8×4.5英寸的玻璃底片，雇了30名苦力，最后带回147张底片。在加尔各答经营分店一年后，伯恩卖掉了自己的股份回到英国诺丁汉投资棉花业发了大财。伯恩的搭档谢泼德更擅长暗房，同时在伯恩不在的时候负责管理，他在1885年回到英国。最后留下的伯恩和谢泼德合作期间的玻璃底片大概2200张，但是在1991年的大火中，90%都被毁了。好在伯恩常年往《英国摄影杂志》（The 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投稿，留下了不少作品。
Manirang Pass，伯恩摄，1866年
可见伯恩的签名和底片编号
西姆拉，伯恩在回国前和谢泼德经营最久的地方，是现在喜马拉雅偕尔邦的首府，和我们西藏的阿里地区很近。在19世纪，藏人前往西姆拉这座印度城市是很容易的事情，那里在历史上也一直有藏人生活，因此，早在1860年代就有藏人在伯恩和谢泼德的照相馆拍过照片，或者说，最早的西藏人的照片中就有伯恩和谢泼德的作品。一般认为，最早的西藏地区照片是英国人怀特（John Claude White, 1853-1918）1903年随英军进藏时拍摄的，在那之前外国人不允许进藏，但是从没有法律说藏人不能入印，那些在印度拍摄肖像的西藏人比内地很多地方的人都更早接纳摄影术。其实，因为地缘的原因，西藏在中国摄影史上一直都是一个神奇的存在，比如，1950年代在内地很难买到照相机，甚至彩色胶卷，在拉萨的八廓街就能轻松买到。必须承认，19世纪新科技的传入，印度是沾了殖民地的光，摄影术即为其一，要知道，1854年孟买就成了摄影协会了，那时候很多中国人还认为拍照会摄魂，这一年才第一次有摄影师踏上日本的土地，什么泰国、越南、柬埔寨就更别提了。
Bourne & Shepherd照相馆拍摄的西藏人像
上面这张照片也被转制为版画收录在Münchener Bilderbogen
回到本文开始：最早拍摄西藏人肖像的照相馆之一，要彻底关张甚至可能被铲平了。
前天要找一张2014年我从美国翻拍回来的资料照片，但是怎么都找不到，根据照片的拍摄序号正好少14张，一天找下来我心都凉了。当时是用手机翻拍的，我清楚地记得这些照片导出来过，因为其中的两三张我当时还发过微博。终于，昨天晚上在一个名字很奇怪，和这些“失踪”的照片完全没关系的目录里找到了那14张照片，我就知道，虽然我有到处乱放资料的习惯，但误删应该不会的。为了庆祝这些照片被找到，今天就写其中一张照片，贴在我桌前已经快两年的题目——庞村镇水牛。
这张照片是一个外国人斜倚在一个高台旁，高台上是一头金属铸造的卧牛，两角挺立，右侧远处是河道，河岸一侧可以看到一层一层的“纹路”（即“十八蹬”，是修筑堤岸的条石）。照片来自1949年以前曾两次来华帮助治理水患的美国水利工程师塔德的档案，不过我看到的是印刷品的缩微，所以翻拍下来的质量很差。之所以质量很差还要翻拍是因为我之前在伊莲娜·贺伯诺的影集看到过这头牛的特写，当时并不知道此牛在何处，而塔德档案里这张照片下面有说明文字“Bronze cow guarding Yung Ting Ho dikes（守护永定河堤岸的铜牛）”，这是可以解决疑问的线索。
塔德档案里那张模糊的铁牛，远处河岸可见“十八蹬”
伊莲娜·贺伯诺拍摄的镇水牛
有了“永定河”这样的关键字，很容易查到，在石景山西南，永定河东岸的庞村，曾建有祭祀（永定）河神的北惠济庙（雍正七年建），庙前不远的堤岸旁有座高2米左右的砖台，台上卧着这头镇水牛，只是这牛是铁质的，并非铜质。这头卧牛的姿态与颐和园的昆明湖边那头依然健在为人熟知的“铜牛”很像，只是牛角高高竖起，且做工要粗糙很多。关于这头镇水牛还有一个传说：当永定河水泛滥时，牛嘴中会发出低沉的吼声，提醒村民。这头镇水牛是何时铸造的，我没有查到明确的记录，但根据资料有个推测。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日下旧闻考》里有对永定河水患的详细介绍，以及北、南两座祭祀河神的惠济庙的详细说明，但丝毫没有提到北惠济庙前不远的铁牛。《日》书里记载了北京大大小小有的没的各种文物古迹，漏掉这头铁牛实无可能，说明成书之前并没有这头牛。成书于嘉庆二十年（1820）的《永定河志》，在“工程”一卷中有“北极（济）庙前铁牛一具”，说明这头铁牛的铸造时间很可能在1788-1820年之间。从记载看，永定河年年泛滥，入清以来，每位皇帝都非常重视治理永定河水患，包括给河神建庙、册封河神等等，因此铸造铁牛这种事应该不会是乡民草率为止，而这头铁牛由多块铁片拼铸而成，铸痕明显，实在不像乾隆盛世的风格。且其造型上与昆明湖边的铜牛（铸于乾隆二十年，1775）很像，也许有继承关系，为嘉庆朝所铸的可能性大些。
成书于嘉庆二十年的《永定河志》中有铁牛的记载
这头不算精美，但北京历史上曾经仅有的两头镇水牛之一的铁牛，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化成了一滩铁水。好在贺伯诺和塔德的铁牛照片并不是唯一，毕竟铁牛1958年才被毁，还有一些摄影师有意无意地拍摄过照片，比如瑞典艺术史学家、建筑史学家Siren就拍过两张，其中一张照片可见牛身下砖台的底部有个小门，很像北方火炕的烟洞，也许这座砖台也是中空的，或者有条中空的管道与中空的牛身相连，形成一个可以放大声音的腔体，说不准那个永定河水泛滥时牛会发出吼声的传说就和这个有关。
Siren拍摄的镇水牛照片之一
Siren拍摄的镇水牛照片之二，红圈处可见一小门洞
近六十年北京城的建设翻天覆地，虽说越来越像“国际大都市”，但对历史城区肌理的破坏也一直令所有爱北京的人心痛，特别是对北京城门与城墙的拆除。城门城墙的存在本来是可以无碍城市发展和扩张的，但已然拆了，近几年又“复建”假古董，频频沦为笑柄。好在，怀念北京的城门城墙还有很多影像资料可用，每座城门都有不少资料，瑞典学者喜龙仁也写过专著介绍，但是，你知道北京的城门锁什么样吗？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陷。期间有很多专业的业余的摄影师拍了照片，在众多的摄影师中，美国传教士凯利牧师拍了一组照片，还发行了专门的影集，其中一张照片是一名美军士兵举着“一柄长弯刀”，注释文字说是崇文门城门锁的钥匙。长相如此奇特的钥匙，那对应的锁又长什么样？
拿着崇文门城门钥匙的美国士兵，1900年，凯利牧师摄
要能担当得起城门锁，自然长的不会像小朋友胸前那种长命锁般花拳绣腿，一定是制式的、足够结实的。清代的金属锁具，比较常见的样式是广锁。此“广”并非广东、广州之意，而是取《十三经注疏》中“东西为轮，南北为广”中的“广”意，即横锁，因清代主要出产自绍兴也称“绍锁”。广锁的外观大体是直的，因此钥匙也是直的，直插进去，推开簧片，锁就可以抽开了。但是照片中的钥匙好似一柄弯刀，并不适合这种平直外观的广锁。实际上在清代还有一种金属锁使用广泛，其锁梁弯过来与锁身连在一起，就像一只虾，因此被称为“虾尾锁”。这种锁的钥匙孔在锁梁与锁身连接的弯曲处，因此钥匙也是弯的（也有平直的，但以弯刀状居多），插入后需要抬一下才能伸进去推动簧片。1999年修建八达岭高速公路时，曾在居庸关关城附近出土一只巨大的铁锁，据信为关城所用，即虾尾锁。北京故宫也遗留有一批大小不等的虾尾锁，用于库房和大门，其中一只钱粮库铁锁通长70.8cm，锁长43cm。根据凯利牧师拍的那张照片推断，钥匙的长度大概也在70-80厘米，去掉把手的长度，也就是锁身的长度大概也在30-40cm，与北京故宫遗留的这只尺寸相类。
最常见的广锁样式，图片来自互联网
1999年在居庸关附近出土的关锁，图片来自国家地理中文网
北京故宫遗留的一把长70.8cm的钱粮库虾尾锁，图片来自2010年02期《紫禁城》
那个T型开口就是钥匙孔，图片来自互联网
虾尾锁的锁身和钥匙，可见钥匙的样式与那把崇文门城门钥匙相类
据此，可以推断，崇文门上的门锁应该也是这个样子这个尺寸的，推而广之，其它八座城门也应类似，遗憾的是暂时没有发现老照片留存。
虽然我家小朋友还只是上幼儿园小班，但是他们对于拍照记录这种事已经有强烈的意识：路上见到一只小甲虫要拍照；楼下的向日葵开花了要拍照；小蚂蚁在搬家要拍照；画了幅画要拍照；用乐高拼了个“飞船”要拍照……生活里美好的一切都要拍照，还没有深入了解摄影为何物的小朋友就知道要拍照，要记录（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回过头去翻看），可见，记录，这一摄影术最基本的功能多么容易被理解和接纳。
只要镜头前的人事物是真实的，不管谁来按快门，哪怕是机器人，留下的影像都可以说是精确的。这种精确记录的特性令摄影术应用在各个学科领域，最需要这种“精确”，应用最广泛的可能就是医学。现代临床医学，医生看X光片、B超、CT影像都是摄影术的拓展与应用。事实上，强调摄影术在临床医学应用的广泛性并不准确，其只是应用的一个微小层面，图像这个词似乎更准确。早在摄影术诞生之前，就有手绘的解剖学图样，为培训新医生，总结治疗经验大有帮助。与中国有关的，最知名的当属广州画师林呱为美国医生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绘制的一组病患油画，很写实地描绘了这些中国病人在治疗前的状态。这组油画目前已知有129幅，共八十多名病患，其中三十多幅重复，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收藏有105幅，波士顿康威图书馆收藏有1幅，伦敦的戈登博物馆收藏有23幅。伯驾医生1834年抵达广州，第二年便在广州开设了“广州眼科医院”（中国人称之为“新豆栏医局”，后来改名为仁济医院，1865年又改名为博济医院，即今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院址在新豆栏街3号丰泰洋行中。林呱的侄子正好是伯驾的学徒，于是这份用油画记录伯驾病患的大订单顺理成章地交给了林呱。
伯驾医生在广州为一位中国女士治疗眼疾，布面油画，林呱绘，1840年代
林呱画的伯驾医生的两位病患
然而，绘画再写实也不如照片精准，在摄影术诞生后很快就被应用到人种学和临床医学，同样是记录病患并留下完整资料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很有名，他是瑞德·邦特寇（Reed Brockway Bontecou, 1824-1907）。邦特寇医生出生在纽约州的特洛伊，中学毕业后进入医学院，在卡斯尔顿医学院（Castleton Medical College）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美国内战爆发后他加入第二纽约志愿步兵团任外科医生，后来负责门罗堡（Fort Monroe）的健康女神陆军医院（Hygeia Army of Hospital），最后在华盛顿的哈伍德军医院（Harewood Milliary Hospital，看1861年的美京地图，原址大概在今霍华德大学与乔治亚大街中间，与我2013年去时住的那个旅馆仅隔两个街区，可惜那时候不知道）任主任外科医生。邦特寇医生在救治内战中的伤员时，充分认识到摄影术的重要性，为各种枪伤伤员拍照，经常是在治疗前拍一张，治疗的中间阶段拍几张，最后治好了再拍一张，形成完整的治疗过程图像档案。他主要采用CDV的照片格式，这样比较经济，器材的体积也小，方便搬运。除了图像记录，邦特寇医生还会在一些照片上用红笔标注子弹射入的方向。美国内战的时候枪炮并没有统一的制式标准，我查到的子弹口径最小有点38，最大有点69，即使是贯穿伤也会有较大的附加伤害，从邦特寇医生拍摄的这些照片也看得出战争的残酷。
邦特寇医生肖像，1860年代
华盛顿的哈伍德军医院，1864年，詹姆士·加德纳摄。如资料中记载的，哈伍德军医院旁是一大片玉米地。
哈伍德军医院的外科医生们，1860年代
Peter Sirien，肩部的贯穿伤
James H. Stokes，肘部贯穿伤
Ludwig Kohn，右胸贯穿伤
John H. Bowers，右胸贯穿伤
William A. Donan，左胸贯穿伤，几乎致命了
John White，才19岁，腿部贯穿，看说明应该没救过来
在纽约，参观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就是电影《博物馆奇妙夜》发生的地方），出门右转，沿着中央公园西大道往南过一个路口，就是另一座博物馆，纽约历史学会博物馆，去那里参观的游客数量与一街之隔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差着几个数量级。2014年9月到2015年4月，纽约历史学会在那里举办了一场展期长达半年的有关中国移民的展览（Chinese American: Exclusion/Inclusion），用很多实物和照片讲述了中国人往美国的移民史。众多展品里面最吸引我的是一面制作于1861年的星条旗，上面还用墨笔写着很多汉字。1861年，中国还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阴影下，而美国则刚开始南北战争，这样一面写着汉字的星条旗的故事，还得要先从美国讲起。
纽约历史学会收藏的那面写有中文的34星星条旗
1861年2月，美国南方7个州宣布脱离联邦，成立美利坚联盟国（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定都里士满，于是北、南两个阵营就打起来了，战事惨烈，双方都有很大伤亡。看到祖国分裂同胞相残，一位名叫爱德华·哈帕（Edward Hopper, 1816-1888）的神父写了首名为“The Old Flag”的诗祈愿和平，教会刊物《基督教通讯》（Christain Intelligencer）刊登了这首诗。而太平洋另一边的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了更多的口岸城市，外国传教士们也向这些新开放的城市挺进，其中就包括一位美国传教士塞缪尔·邦尼（Samuel Ware Bonney, 1815-1864）。他和另外三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同乘一条船从广州出发前往内地，在船上他读到这期《基督教通讯》，并深受哈帕所写诗的感动。船在汉口靠岸后他便立刻在当地找了一名中国裁缝，定做了一面34颗星的星条旗（1861-1863年美利坚合众国共有34个州，所以是34颗星）。这面星条旗大体遵循美国国旗的标准，但那些大小不一的星是“四角星”，不是五角星。邦尼神父十分珍视这面星条旗，在旗上白条处抄写了哈帕那首诗的部分诗句，写上了对应的中文（未全部翻译，找某个中国人来写的可能性很大），并把这面旗挂在他的小船上。后来，他通过美国驻日本公使把这面星条旗带回美国，送给了哈帕神父，之后这面旗一直由哈帕神父的亲人保管，直到捐给哈特福德大学，2007年，这面星条旗又由哈特福德大学捐给纽约历史学会。
这面星条旗承载了邦尼神父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和平的祈盼，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小插曲，抄录这面星条旗上的中英文内容如下：
God bless our native land,
May Heaven’s protecting hand，
Still guard our shore,
May peace her power extend,
Foe be transformed to friend,
And Freedom’s rights depend,
On war no more.
And not this land alone,
But be thy mercies known,
From shore to shore;
Lord make the nations see,
That men should brothers be,
And form one family,
The wide world o’er.
O God, our banner save!
Make it for ages wave!
God save our flag!
Preser(v)e its honor pure,
Unstained may it endure,
And keep our freedom sure!
God save our flag!恳求全能天父，
赐我本国多祜，
常保境宇各处和平乐土，
化仇敌为良友，
美国世界安荣，
自今罢兵。
不但独此境域，
至若宇内万国，
恩怜识得，
求耶稣施其化，
人人如兄弟也，
将必为一家者普天之下。
正阳门，自明正统四年（1439）完工后，一直是北京城的门面，也遭过几次劫难，经过了几次重建，最后一次被毁是1900年9月27日，在正阳门上烧火做饭的英军印度士兵引燃了城楼，在此之前的6月16日，正阳门箭楼已经毁于义和团烧大栅栏的大火。正阳门的重建是“形象工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直隶总督袁世凯和京兆尹陈璧奉命重修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可既缺少图纸（工部保存的工程图纸和档案在庚子事变中被毁）也缺少银子（众所周知，国库里的银子都成了《辛丑条约》的赔款了），本来计划三年的工程最后四年才完成（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开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竣工），花了四十九万八千九百二十二两银子。
以前写过一篇正阳门城楼重建前后不同，这次选了几张拍摄角度近似的重建过程照片。其实正阳门重建过程的照片多且常见，当时摄影术无论是技术门槛还是价格门槛都很低了，无论是专业还是业余的摄影师都有拍过，毕竟工期有四年呢。照片常见，就不多介绍了，倒是有几个细节引起我的注意。其一，在重建之初，会先把一段脊檩架到计划中的位置，请叫了兆凯兄，他说这个叫“供梁”，一般用于重要的礼制建筑。这个挺有意思的，底下的砖还没砌呢就把“上层建筑”先确定了，说明旧时建筑工匠有自己的一套工程计算法则，而且精度很高；其二，脚手架的搭建也很讲究，我相信这也是有固定章法可循的。不像现在的脚手架都是金属的，那时候都是长竹竿，用麻绳捆扎，而且为了防止绳结散开还塞了楔子；其三，工程管理规范。正阳门是交通要道，每天很多车来人往，但是正阳门下的城门没有被关闭，供普通人走的两个闸门也都开放，没有造成“堵车”什么的，甚至还能看到人力车在工地旁排队趴活儿。物料场地也区域分明，干净整齐；其四，正阳门重建不仅先把一段脊檩先架了起来，而且在全部工程没有完成前就已经把正阳门的满汉文华带牌挂上去了。按照我的理解，不应该有个施工结束后的“挂牌”仪式吗？没有请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主持开工奠基典礼，种棵树埋个碑什么的就罢了，最后挂牌仪式也这么“草率”，真是有意思，哈哈！
未被烧毁之前的正阳门城楼，自南向北拍摄，1880年代
1900年6月16日的大火烧了正阳门箭楼，当时在英国使馆工作的翟兰思摄。三个多月后正阳门城楼也被烧毁。箭楼被烧毁的照片不止一个人拍到过，但正阳门城楼被烧毁的照片我还没看到过
正阳门城楼被烧毁后的样子，自南向北拍摄，1901年
因为城楼被烧毁了，1902年为迎接两宫回銮特意在原城楼的位置搭了彩排楼，样式雷还画了图纸
瓮城内整齐地摆放着物料，脊檩已经通过脚手架摆到了合适的位置
重建工作开始了，老百姓的交通看起来没受什么影响，还有人力车在工地下趴活儿
脚手架的细节，红圈处可见加固用的楔子
工程已进行大半，不过满汉文的华带牌已经挂了上去
城建完成的正阳门城楼，自南向北拍摄
二十几年前的今天，几位外国记者在北京饭店14楼某房间拍摄的一段视频记录了一段珍贵的“并不存在的”历史，也成就了一批波普艺术品。除了比较常见的那张照片及那几段两分多钟的视频，偶尔还能看到这样一张照片：在一条扁长的可见区域内，左边站着一个穿白衬衣深色裤子的男子，他右手拿着外衣，左手拎着一个包，右边是一根倾斜的管状物。对那段历史稍有关注的人都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不过，打我第一次看，就对这张照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我质疑的那张照片
照片里的“机动车辆”型号应该是59II式，根据官方资料，车长舱盖关上的情况下，车顶距地面大概2.5米，假设照片中的人身高1.75米，距车3米（如下图），那从车长窄小的观察窗是看不到这个人膝盖至脖子这部分的，如果能看到人也还应该能看到部分地上的白线。而且，当时车长是在执行任务，不可能带相机。退一步说，如果带了相机，为什么不直接打开舱盖拍（拦车的人第一次拦停后把右手的衣服挪到左手了，第二次拦车一直空着右手，说明这张照片表现的是第一次拦车时）？车在停下之前晃动厉害，车长透过小小的观察窗也很难拍摄清楚的图像。假设车长确实带了相机并拍了照片，除非他不在体制内混了，否则也不可能流到海外，而且，其它的照片、视频都有明确的拍摄者，而这张照片没有。基于以上，我对这张照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59II式，请注意红圈内的车长观察窗
拦车示意图，灰色箭头表示拦车人，红线表示车长观察镜，请忽略侧裙板
即使这张照片是伪造的，还是不得不佩服制作者的用心，表达的很隐晦和巧妙，甚至太阳的方向都考虑到了，真正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一看就会明白。
想了想，在今天，做个“吻”的专题，不说话。
注：图片搜集自互联网。
观看合影照片很有意思，这里面门道很多，特别是被摄对象的站位，或站或坐，或前或后，或左或右，都是有讲究和规矩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以前我写过1900年前后雍和宫的五位长老“横阵”和“纵阵”分别怎么站，排位规则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常委们集体亮相。
父子、君臣的站位问题事关伦理，是“性命攸关”的大事。由此想到两则照片背后的故事：其一，孟昭瑞老师（遗憾的是他已经在2014年11月19日病逝）告诉我的，他1949年6月在香山拍摄新政协第一届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每个人的位置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妥帖后，周自己站到最后一排的边上；其二，是上世纪60年代初侯波拍摄的一张照片，毛、刘、周、邓、陈等人在中南海接见某方面代表，刘戴着皮帽子走在了众人前面（他59年已经当选国家主席，毛“退位”），邓、陈等人最多和毛平行，周在后面。民间有种说法，刘后来被打倒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不尊重毛，站位问题是其一。
1949年6月第一届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委员合影，孟昭瑞摄。周在安排完所有人的站位后去了后排的一角
1960年代初刘、毛、邓、陈、周等人在中南海接见某方面代表，侯波摄。刘走在了众人前面
其实讨论父子、君臣这种对象间不平等的合影站位挺无聊，倒是之间地位平等的对象合影可以读出不少东西来。清末民初的那种雅集照片就不拿出来说了，同好之间尽管也有辈分，但大家赋诗鼓琴，讲究的是唱和，站位往往松散，像中国画里的散点透视，一望便知平等。比较有趣的是夫妻之间的合影。在一段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是地位平等的，应该也能体现在合影照片上。当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男性和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同也会体现在夫妻二人的合影里。但是，无论时代背景如何，在一个具体的家庭小环境中，夫妻双方有没有相互足够的尊重，以及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地位，主要还是受夫妻双方思想的支配，取决于他们的认识和意愿。比如我们都知道清代社会是男尊女卑，但看一下查尔德拍摄的曾国藩孙女婚礼合影、桑德斯拍摄的普通男女婚礼合影，两人或站或坐，别管回家以后怎么样，至少在镜头前表现出来的就是平等。如果说选婚礼照片举证偏颇，那醇亲王奕譞和他福晋都老夫老妻了，合影时一样是平等的。说句题外话，这种两人端坐在椅子上的合影在摄影术没有诞生之前的中国传统肖像画里就有了，后来只是绘画习惯的延续而已。
曾国藩孙女曾广珣与吴永的婚礼合影，查尔德摄，1870年代
上海一对青年的婚礼合影，桑德斯摄，1870年代
醇亲王奕譞和他福晋的合影，梁时泰摄，1880年代
上海一位官员和他妻妾的合影，1870年代。妾也是明媒正娶，夫妻三人地位平等
上面说的是两人同坐同站，这个平等一目了然。还有一人站一人坐的情况，往往是女性坐着男性守护在一旁，这并非不平等的夫妻关系，而是男性绅士的表现，这和五四之后新思潮的发展有关，这在民国很多名人夫妇的合影里看得到。更进一步，为了体现夫妻的亲密关系，两人还可以向同一侧偏头，比如溥仪婉容的一张合影，这种合影样式自上世纪50年代后流行了几十年。或者妻子坐在椅子上，丈夫坐在扶手上，更是别开生面的构图，还是溥仪和婉容，他们两口子还是很会玩儿很能接受新事物的。最后，要说说反面例子严复，他好歹也是早早留学海外开过眼的人，后来又翻译《天演论》，按说像“男尊女卑”这种糟粕早就应该丢掉了，可他和继夫人朱明丽的一张合影，虽然两人都坐着椅子，但一高一低，妻子坐那么矮，让我在看照片的时候忍不住从眼里流出鄙视！
溥仪和婉容的合影，肩并肩手拉手，幸福美好的背后是婉容身后的悲惨
虽然在宋庆龄之前孙中山也挺风流，但开明的思想和绅士风度还是有的
黎元洪和夫人的合影，温馨帅气！
蒋介石宋美龄的婚礼照，蒋的这身礼服在台北中正纪念堂有展出
胡适先生和他的夫人江冬秀。虽然胡适先生对这桩婚姻有很多意见，但表现出来的绝对没问题
梁思成林徽因这对璧人回国补办的结婚照
要比恩爱都比不过溥仪婉容
反面典型严复，旁边是他的继夫人朱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