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整理一组民国初年的照片，里面几张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照片我辨别不出来具体所在，趁今天假期和LP实地考察了下，心中的疑团都解开了。
曾经的核心机构被新的核心机构所取代，只是过去摄影师可以随便在门口拍张照片，现在想远远的拍张大门都要被呵斥，不明白有什么怕别人看到的？
费话不说，看图吧。
原俄国馆大门，现在只剩这个门了，后面是高法。老照片拍于1909年
原英国馆大门，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英国国徽没了，可以理解，这里已经是公安部了。老照片拍于1909年。
原日本馆的大门，菊纹章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老照片拍摄于1909年。
在东交民巷和正义路路口向东望。正金银行还在，六国饭店已经毁于大火，远处的汇丰银行和德国馆都没了。老照片拍摄于1917年。
在法国邮局前向东望。邮局已经成了川菜馆，德国馆成了首都大酒店的一部分。老照片拍摄于1909年。
原法国馆的大门，石狮子好像移位了，哨兵似乎很担心我会伤害他……老照片拍摄于1909年。
原意大利馆的大门，被改的好丑！我一直想进去拍那两个从北海弄来的铜狮子，可惜进不去……老照片拍摄于1909年。
曾经过手一张照片，是1870-1880年代的广州，站在高处顺着河道拍的，河道尽头是个类似丁字路的河口，尽头岸上是一座三层建筑，一层正门三间，门楣上装饰着精美的雕花，二层有个巨大的招牌写着“公源贞记染房”，三层是个砖砌的“碉楼”。河道里涌满了船，河边一侧的楼上有个广告写着“凤仪乐招中班”，是招小女孩学习演奏粤曲的，肯定发展方向都是花船等娱乐场所。关于照片的拍摄地点，几条线索都没有结果，后来发现照片后面（照片是粘在卡纸上的）写着“Wong Fo Bridge”。旧时广州水道纵横，城内很多古桥，其中有座明代建的石桥叫万福桥，和这个英文名合！说明这张照片就是在万福桥上拍摄的。万福桥今已不存，原址不可考，但是万福路即得名于万福桥。
今天又看到一张1901年Underwood & Underwood出的立体照片，拍摄角度一样，河道还在，还是涌满了船，公源贞记染房也还在，只是河两侧的建筑多易了主，原来贴着凤仪乐招生广告的房子已经摇身变为一个日本咖啡馆“日新楼The Japanese Coffee Saloon”。另一侧好像改建成了一座旅馆，两根粗大的水管从空中跨河而过。照片文字说明指出这里是广州中心地区的一条河道，但是很遗憾，照片中的具体地点我还是没能找到。
1870-1880年代的万福桥风光
1901年利卡尔顿拍摄的万福桥风光
不同时代公源贞记染房的对比
最近拜托LP在整理一组1944年广州的航拍照片，今天她给我指一张照片说里面的某民房依然健在云云，我一看，这不正好是漱珠桥上空吗！以前写过一篇漱珠桥的blog（http://116.62.177.32/antiquephotos/1022.html），考证过桥的可能所在，现在对比这张航拍照片，可以更准确的判断桥的位置和桥周围环境的变化。桥西北的当铺还是1870年代的样子，可以作为参照物。桥西南角的河边还停了很多船，旁边岸上那座房子应该就是清末灯红酒绿的著名酒肆。
上面的黄框里是没什么变化的当铺，下面的黄框是酒肆，漱珠桥已经在1928年的南华路改造中变了模样，而漱珠涌也还没有变成地下暗沟。
1870年代赖阿芳拍摄的漱珠桥
另一张几乎同一角度但是时间稍晚的漱珠桥
最近在整理一批照片，其中有一张帝王陵园，根据前后照片的关系和建筑样式，基本可以确定是北京明十三陵中的一座。十三陵我还是十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去过，而且只去了永乐皇帝的长陵，其他的几座只是工作揖后有路过，总之现在已经留不下什么太深的印象了。照片中的建筑到底属于哪座陵墓？怎么确认？
明代帝王陵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园门、棱恩门、棱恩殿、明楼和宝城。这张照片里只能看到残破的棱恩殿和明楼的楼顶，对我这样不熟悉明代陵墓的人来说实在算不上特征，唯有后面的山形比较有特点。一般来说，山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于是我想了个最笨的办法——逐一筛选。我先列出明十三陵都包含哪些陵墓，然后以此为关键字在Google里面逐一搜索，哈，很快就找到明嘉靖帝的永陵最符合，甚至还发现几张拍摄角度接近的现状照片。
最后感叹一下Google和互联网的强大……
上面是原照，大概拍摄于1916年，下面是在互联网上找的照片，能看到棱恩殿已经倒塌了
左边是原照，右边是在互联网上找的照片
近日偶得一见宣统元年出版的画册《农事试验场全景》，很喜欢，贴到这里和大家分享。
农事试验场是清政府为推广农业设立的一个公共场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立项”，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始开放，地点位于西直门外，包括三贝子花园以及乐善园、继园、广善寺、惠安寺等土地，占地1062亩。1955年4月1日，农事试验场被正式更名为北京动物园，就是一到周末满园子都是“溜”小朋友的北京动物园。
画册共收录照片107帧，内容包括试验场的管理人员、各处风景和游人游览情况，图片采用网点印刷，由日本上村龙之助的博信堂印刷。有资料说这些照片的拍摄者也是上村龙之助，我认为这是错把“印刷者”当作了“摄影者”，这些照片的摄影师应该出自当时设在农事试验场内的镜真照相馆。画册中专门有一张照片拍的是这家照相馆，我想总有些近水楼台做广告的嫌疑，而且，这样的生意怎们会由场外的照相馆来做呢，更别说是外国人开的照相馆了。
《农事试验场全景》封面
版权页，上村龙之助只是印刷者
农事试验场大门，和现在的动物园大门比没什么变化
我最喜欢的“动物”之一，现在还在，只是不喷水了
我最喜欢的“动物”之二
镜真照相馆
游园之肩舆，现在的动物园可没这服务了
游人
65年前的今天，日本政府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递交投降书，结束了对华侵略战争，从此9月3日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今天正好整理完一套1937-1940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每月一册，全套共35册。画报中的图片均由派驻到部队的“特派员”拍摄，由陆军部或海军部审查通过。尽管这套画册是为了宣传日本的侵华战争（里面尽是描写日军多么英勇，多么辛苦，中国人多么的拥护等等的内容），抛开这点不说，这画报从选图到排版到印刷，无不透着日本人的精致和认真，每本画报都设计得非常漂亮。想想这也不奇怪，但凡走上歧途的邪恶国家，宣传机器总是十分出色，比如二战中的德国，我曾看到过一本戈培尔亲自主编的《希特勒画传》，各个方面都称得上极致，前苏联也有的一拼。
1937年8月8日，在卢沟桥欢呼的日军，背后远处是宛平城
1937年8月8日，进入北平城的日军部队
两个警察在看贴在城门口的“大日本军北平入城司令布告”
1937年8月2日，被俘的国军士兵被日军搜身准备投入战俘营
日本军人在被占领的上海市政府大楼前欢呼胜利，后面的建筑满目疮痍
中国人熟悉的小鬼子形象。不知道当时留守家园的日本人民有没有想过那两只鸡是怎么来的
1937年12月14日，北京居仁堂前，傀儡政权首脑，从右至左分别是朱深、王揖唐、汤尔和、董康、江朝宗、王克敏、齐燮元、高凌蔚
1937年12月17日，被日军占领的南京国民政府
日本军队的反抗日标语“百姓困苦国家焦土在国民党抗日”，哈哈，少写了一个党？
民国十年，上海浦东一起凶案的开棺验尸在沪上引起轰动。
案情大体上是这样的：上海浦东三林塘有个“张万兴米店”，老板张驾云，经过多年积累，家境颇富，膝下有二子，长子欣生，次子燡生。说到这里，后面的情节有些老套，大儿子不务正业，缺钱花，找老父伸手。张老板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打拼赚来的，肯定不会轻易给败家儿子。后来儿子趁老父生病，串通医生在药中下毒，老头儿命丧黄泉。本来一切天衣无缝，不曾想这事情被张欣生的朋友朱潮生知晓并报官。虽然已是民国，但“君臣父子”这种伦理观在当时的社会还是很看重的，有些地方，儿子忤逆，父亲或族长有权将其杖毙的，官府都无权过问。因此这种儿子杀老子的案子，在当时是严重违背伦理的大案。张老板是民国八年毙命下葬的，待到民国十年审案，已经二年过去了，为了追查真相，地方检察官在南市沪杭车站后的普艺习艺所组织了开棺验尸。验尸的过程说来原始，和现在的法医鉴定没法比，就是把尸体身上的肉剔干净，然后把尸骨放到蒸笼里蒸，如果骨头是黑的，那就是有毒了。这次开棺验尸进行了三天，张老板四肢骨骼关节处都有青黑印记，因此被判定是中毒致死，长子张欣生对此供认不讳，伏法认罪。上海闵行区图书馆的网站上有一段1987年三林乡王勤生老人的采访，口述了这个故事，根据现存照片，有些地方不实（http://www.mhlib.sh.cn/mhcnt/web/tese1/feiwuzhi/xiangxi.asp?fid=1179）。
这个案子在当时非常有名，由于验尸是在露天公开进行，因此围观之人甚众。上海的英明照相馆更是趁此机会派出摄影师，用摄影的方式全程记录了这次审判和验尸过程，并出版了一本相册，收录明胶银盐照片32张。从照片内容来看，当时至少有两架照相机参与拍摄，一个是笨重的大尺寸底片相机（玻璃底片），另外一个是相对小巧的可以拍摄软底片的相机，相册说明中的“快镜”一词也可证实这个猜测。
这个案子和中国电影发展史还有着重大关系。1922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制作了一部根据此案改编的电影，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片中验尸一场，用面粉制作了内脏，用红墨水作人血，加之大导演张石川镜头语言的层层渲染，据说还没演到开棺，好多观众就被吓跑了！因为太血腥太恐怖，这部电影上映不久即被毙，成为禁片，同时也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电影审查制度。
附英明照相馆《上海浦东三林塘逆伦案开棺验尸之真相全图》里关于案情的介绍：
上海浦东三林塘地方有开设张万兴米店主张驾云为其子欣生用药毒毙一案，出自民国八年旧历十二月迨十年一月八号。该地方有朱潮生者，乃往地方检察厅控告，而此（原文写作“以”，误，应为“此”）案关逆伦，事属重大，为数百年所罕闻。地方检察厅为将此案从严办理，欲辙底蕴，以照明白，遂于民国十年阳历三月十八号在沪杭车站普益习艺所草地旁，周围竹篱，开棺检验，约计三日始验毕。其时观者甚众，环而立者若堵墙。本馆特选名师以快镜摄影自场中，讯供、起及尸棺、起尸、剔尸、洗尸、蒸骨、骨骸至逆子张欣生夫妇、嫌疑犯朱某、赵某一干人等共摄成三十余幅，均须眉毕露，瞭目非常，会成一册以供同好时事者所留纪念焉。
审判现场
准备带原告朱潮声和张欣生的同谋——医生朱健臣
起棺
去掉衣服后的张驾云尸体
“法医”们在剔去尸肉
剔去尸肉，卸下四肢的骨骸
蒸煮后的尸骨，可见四肢关节处的青黑
认罪的张欣生
坐在左边未戴帽者是同谋——医生朱健臣，坐在右边戴帽者是原告朱潮生
保罗•尚皮翁（Paul Champion, 1838-1877待考），法国人，化学工程师，“业余”摄影师，法国摄影学会会员。1865-1866年间曾在中国和日本活动，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他的作品曾在1867年的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获得铜奖。说尚皮翁“业余”，只是说他不以这个为生，可是那个时候能熟练掌握摄影术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1865年就在北京、宁波等地拍摄照片，现在来看他可以称得上“摄影家”了，他的部分作品借由Le Monde Illrtre传播很广（铜版画的形式），但是在市面上流通的他的作品却非常非常稀少，《中国摄影史》里面也完全没有提到过他。据我了解，他的作品集目前主要保存在英国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和法国的奥塞美术馆，少数存在其他公私机构，可以确认的他的作品共34张（在中国拍摄的共24张）。今年初曾在网上出现两张，其中一张被国内某Dealer买回，立刻被放到某拍卖公司今年春拍，哈哈，可惜没人识货，图录上还写的是“佚名”，最后在我的建议下，一位朋友轻松以底价将这张照片买走。
这次，有幸又见到两张，是从他的一套“套装作品”中拆出来的，照片贴在卡纸上，卡纸散页，金口，照片左下角有钢印签名，照片的尺寸也符合他常用的大底片规格（24.5×31cm）。其中一张是“休息的轿夫”的另外一个拷贝，尽管画面更完整（没有裁减），但是洗印质量却稍差（有些白点）。
新看到的未经裁减的“休息的轿夫”
拍卖会上那张有裁减的“休息的轿夫”
“乐师”
新看到的“剃头匠”
新近发现一张清末CDV蛋白照片，系李鸿章坐像，卡纸上的商标是“澳门生和影相写画”，可我曾经过手一张梁时泰拍摄的李鸿章坐像，内容同这张CDV一致！到底是谁拍了这张照片，难道那个时候就有盗版？
先说梁时泰这张照片（在我另一篇博文李鸿章的十张坐像中贴过），背景被修整过，手工上色，并且有梁时泰的题记。而这张CDV照片看起来不是翻拍的，图像也很清晰，只是背景没有被修整，是一幅中堂和对联，卡纸上印着“SHANG WO, Photographer and Portrait Painter, No.11 Rua Central, Macao 生和影相写画”。
李鸿章这张坐像到底是谁拍的？我认为是梁时泰。因为梁时泰开照相馆是从香港到广州到上海最后到了天津，在天津达到他的事业高峰，拍摄了很多清廷要员和洋大人的肖像，还拍摄过新式军队的训练。照片中题记的文字是写在底片上的，根据题记中的年代（光绪四年）和地点（津门，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衙门在天津）。而且，李鸿章从未到过澳门，不可能在一家澳门的照相馆拍照。综合以上，可以断定梁时泰即摄影师。至于这家澳门的生和照相馆为什么用梁时泰的照片做广告，我们只能发挥一下想象力了。
有梁时泰题记的李鸿章坐像
生和照相馆的李鸿章CDV
1876年8月号的The Far East杂志上登有一张照片，是一个盛装贵妇端坐在椅子上，小脚，不是青楼女子，从头饰看已婚，按说应该是某有钱人家的阔太太，但是左、右手中指各戴有四枚戒指，很俗！（一般这么戴戒指的都是青楼女子，也许这姑娘是后来从良的。）旁边的茶几上有个西域风格的水烟壶，一摞书，一盒洋火，一个小盅，一套茶碗，还有一盆水仙。水仙盘样子怪，侧面好像有很多孔，但是肯定不会是孔（否则会漏水的）。照片的背景被修整掉了，而且手艺有点儿糙，人物和水仙的边缘还不清晰。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是“MERCHANT’S WIFE, SHANGHAI 商家妇人”。
The Far East杂志是一个深深爱上日本和中国文化的英国人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k, 1827-1880）1870年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最初是双周刊，1873年7月改为月刊。1874年出版社从横滨迁到东京。1875年8月停刊。杂志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日本及中国的风土、时事，最大的特点是里面的配图全部采用照片粘贴的方式，也就是说每册杂志里都有十张左右的蛋白照片，并且这些照片都配有说明文字。不过，比较遗憾的是杂志里没有提供这些照片摄影师的信息。
2009年国内某拍卖会上我见过这张照片的另一个“未经裁减”的版本。两张照片的内容一样，只是拍卖会上这张右边的影像有缺失，系底版的影膜破损所致。可能这张照片在修整背景的时候出了错，因此在The Far East杂志上刊登的时候就做了裁减。
最近又发现一张CDV照片，背面是上海的“义生昌照相楼”，在四马路（即福州路）192号。正面同样是一个盛装贵妇坐在椅子上，虽然和The Far East杂志上的那张不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两张照片的拍摄风格出奇的一致，而且，尽管地毯和桌布都不相同，但是茶几上摆放的水仙盆、西域风格的水烟壶还有小盅都是一样的，可以断定The Far East杂志上的那张贵妇照片出自这家“义生昌”照相馆。另外，作品能够被收录到这本杂志中说明这家照相馆的在1870年代的上海还是比较活跃的（杂志里收录的照片目前已知的有William Saunders, L. S. Fisher等的作品）。
1876年8月号The Far East里的贵妇像
2009年国内某拍卖会上的贵妇像
国外某收藏家珍藏的上海义生昌照相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