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海关，是一个国家融入世界的表征之一。近代中国海关，是伴随着《南京条约》的签立而建立的，在最初几个通商口岸之中，属上海的江海大关最为著名。

1843年，身为江南海关监督的苏松太道宫慕久在洋泾浜通往黄浦江河口北岸，建设了临时的“西洋商船盘验所”，即“江海大关”的前身。1846年，宫慕久应英领事巴富尔的要求，为便利英商报关，设江海北关于北门外头坝（今汉口路外滩），办理洋商征税事宜，俗称新关。原有海关（原小东门附近，今方浜路边）改称江海大关，办理华商海船进出口税务。江海关下设南卡于黄浦江烂泥渡；北卡于苏州河新闸桥，以及长江北岸天生港分卡共三处。1853年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后，江海北关大部分办公建筑被毁。

小东门外的江海大关

位于苏州河新闸桥的江海关北卡

1857年清政府在今汉口路外滩建成衙门式江海北关办公楼。

外滩边的新关第一代建筑

1893年11月17日，新的江海北关大楼落成。新江海北关大楼沿用了旧址的基础，平面与旧关基本相近，为凹字形，正中为钟楼。

新关第二代建筑

1925年，海关决定再建新楼，最后由公和洋行老板、汇丰的设计者威尔逊设计新海关大楼，大体上就是现在外滩的上海海关大楼。

新关第三代建筑

有的时候照片收藏的感觉很像集邮，一套完整的邮票要经历很长时间，通过很多途径才能一一搜集齐。手里有三张清末某照相馆的人像作品，都是大尺寸蛋白照片，通过装饰了流苏的小圆桌、地毯、壁纸很容易判断出是摄自同一家照相馆。

中国早期摄影史的发端和传播就是从照相馆开始的。摄影术作为舶来品最早被会拍照的外国人带到中国，第一批学习摄影术的人基本上都是开画楼为人画像的画师出身，他们使用摄影术来扩展自己的肖像画生意。早期的摄影术要求使用者具备基本的化学知识，传统中国人没有这样的基础，自然不容易，而先驱们的努力，以及他们对摄影术的学习和掌握，有意无意地推进的这一伟大发明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早期的照相馆，基本上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充足的阳光

干版照相法被推广之前，底片的曝光时间都比较长，只有保证充足的光线才能缩短曝光时间，因此照相馆必须有大窗户或天窗以保证亮度。

布景

至少要配备一轴绘有风景的画布，这样可以使被摄对象看着不那么单调，有助于丰满人物形象。最差也要有壁纸或单色的粗布。

地毯

地毯总是能让房间看着高贵和豪华，这对提升被摄对象的社会身份有很大帮助。当然也有例外的，威廉•桑德斯为了在摄影棚内可以模拟底层中国人的生活，专门要在被摄对象的脚下铺满稻草……

家具

被摄对象非站即坐，所以椅子是必须的，而且大多都是西式家具，只有很少数中国人，比如梁时泰的照相馆内才用中式家具。

摆设

为了提升或者配合被摄对象的身份，家具上还要有摆设，主要有茶碗、书、盆栽、水烟、座钟等，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组合。

搜集和研究这些早期中国照相馆的摄影作品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只是百多年前的照片完整留存到今日的不多，且很多都没有留下照相馆的文字信息，只能靠我们去挖掘去寻找尽量多的碎片，像拼图一样复原他们曾经的模样。

如果哪位同好还收藏有这家上海某照相馆的作品或知道这家照相馆的信息，请联系我，贴出来大家可以讨论和交流。

十九世纪末在华外国人的日记（比如赫德）或回忆录，当时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很不习惯，一方面是气候原因，一方面文化背景差别太大，因此这些早期的开拓者通常想办法复制他们在祖国的娱乐活动，比如赛马，在上海、天津、北京都曾建有跑马场；比如打网球，北京的使馆区内，天津戈登堂前都曾建有网球场；比如赛艇，上海和广州都曾建有外国人自己的赛艇（划船）俱乐部。

赛艇运动起源于英国。据记载十七世纪泰晤士河的船工们就经常举行划船比赛。1715年为庆祝英王加冕，首次举行赛艇比赛。1775年英国制定赛艇竞赛规则，同年成立了赛艇俱乐部。1811年伊顿公学首次举行八人赛艇比赛。1829年牛津、剑桥两学校首次举行校际赛艇比赛。英国人对这种比赛非常感兴趣。

上海最初的划船俱乐部并没有专属的建筑（在华外国人的主要社交活动都是在教堂进行），仅在苏州河南岸建有一座船库。比赛的河道就设在苏州河上。直到1903年，才由当时著名的建筑事务所英商玛礼逊洋行（Scott & Carter Architects）设计，在船库旧址以东的岸边修建了专属的俱乐部建筑。该建筑是外滩源地段内历史最悠久的地标建筑之一。该建筑以红色清水砖墙饰面，外观是英国维多利亚坡顶建筑略带巴洛克装饰的折衷风格。建筑东、西两翼主体为单层15米单跨带天窗的木屋架结构，屋架两端为砖墙承重。东翼为重建的船库，由主体结构向北面的水上扩展出铸铁框架结构、平屋顶的附体，内部作为船库至码头的过渡平台。西翼是上海历史上第二座室内游泳馆（第一座为上海跑马场内部的游泳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同类体育设施之一。90年代初建设吴淞路闸桥时建筑东翼被拆除，另盖警署楼房，而西翼及中部的坡屋顶亦被拆除，改为平屋顶，作为网球场使用；中部宽度在原有基础上增加约4米，加建至四层。

2009年，这座上海源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被拆除，现在重建为展览外滩源历史文化的场所。

佚名拍摄的苏州河景观，1885年以前，在苏州河口向西南方向拍摄，近处是花园桥，新天安堂还未建立，远处河边的坡顶建筑即船库

佚名拍摄的船库近景，1880年代，在苏州河南岸向东北方向拍摄，河边的石条可能就是用来修建新天安堂的

耀华照相馆1890年代拍摄的新天安堂和船库

佚名拍摄的新天安堂和船库，河水涨了不少

中国人也“赛艇”，不过一般都是在端午节，哈哈，就是赛龙舟。这是1900年代广州珠江上的龙舟赛。

1930年代美国人航拍的苏州河口，黄框中即划船俱乐部

中新社的照片，2009年被拆除中的划船俱乐部

广州划船俱乐部的船库，图中黄框中，设在沙面岛西南，1900年由利卡尔顿拍摄。

今年春拍的时候征到一本相册，是1882年前后美国军舰帕洛斯号（U.S.S. Palos）船员的旧物，因为这艘军舰主要往来于日本的横滨、中国的香港和上海等地，因此在这本相册中收录了很多1870-188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镇江、香港的照片，甚至还有数张北京的照片，均系大尺寸的蛋白照片，品相非常好，每张照片下面都有钢笔写的花体字说明。其中有一张教堂的照片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文字说明是“American Church, Shanghai”。当时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深入考证，今天有空仔细看了照片，找到一条线索，循着这条线索最终确定照片中的教堂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造的第二座教堂——救主堂。

从照片看，这座教堂位于一个丁字路口，路口安有煤气路灯，透过其中一个路灯的玻璃，能看到另一面的文字“YAWDAORB”，很明显，从正面看这应该是百老汇路的英文名“BROADWAY Rd”。百老汇路即今虹口区的大名路，这里曾经属于上海美租界，这和照片下方的文字相符。查曾经建在百老汇路的教堂，只有1853年落成的美国圣公会救主堂。

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 1811-1874)，出生在美国南卡罗莱纳的Walterborough，中华圣公会史称其为“创立教会之第一人”。他最初学习法律，为传教而改习医，并获医学博士学位。1837年7月，文惠廉携妻子移居新加坡，学习汉语，并向当地华人传教。1842年进入厦门。1843年成为主教。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五月，文惠廉带着妻子和8名神职人员抵达上海，开辟江苏教区。时值上海开埠不久，各国租界范围还未明确划定，他最初居于上海县城内，后经上海道台允许迁往吴淞江（苏州河）北岸，永租土地52亩，建造了传教士宿舍和布道间。咸丰三年（1853年）在百老汇路南侧建成了救主堂，可容纳500人。教堂对面的路也被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蓬路（Boone Rd），又称文监师路，即今塘沽路。1864年7月16日，文惠廉在上海病逝。随教堂建立的，还有一座男童学校，其中有位叫黄光彩的青年，后来在文惠廉去世后主持教务，成为该堂的第一任中国牧师。后来随着虹口区的逐渐发展，信徒增多，不得不于1915年在狄思威路（今溧阳路）、天同路（天水路）口修建了第二代救主堂。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地处虹口战区的救主堂被彻底夷为平地。

由北向南看救主堂

百老汇路煤气路灯上的英文

在Google Earth上看救主堂旧址，即黄框中所在。

 广州西关西来正街一带，隋代以前曾是珠江岸。相传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印度的高僧菩提达摩东渡来到中国传教，在珠江登岸，并在登陆处建西来庵。后世信徒尊奉达摩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因而称其当年登陆地为西来初地，这也是“西来正街”的名称由来。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寺内建大雄宝殿，改西来庵为华林寺，成为广州佛教四大丛林之一。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该寺住持抵园和尚奉诏建设了宽31米、深44米、总面积为1364平方米的五百罗汉堂，大门前左右分立一尊金刚，堂平面呈田字形，从门直入，北边神龛供奉有三宝佛，西面神龛供奉地藏王，东面神龛供奉一尊木雕的千手千眼观音立像，回廊供奉五百罗汉像，如真人大小。

 五百罗汉堂建设比较晚，加之广州开放较早，因此留下的影像很多，甚至在建设罗汉堂之前，汤姆逊就曾在1870年访问、拍摄过华林寺。罗汉堂中原有的罗汉像，系拌有纸筋的泥塑，外涂金漆，神态各异。其中最特别的一尊据说是按照马克•波罗的形象制作的。19世纪罗汉堂内景的照片多见，但是这尊“马可•波罗”像的照片却难见。我想主要原因是早期拍摄8×10底片的大机器是“定焦镜头”，不方便拍摄近距离的物体，而堂内巷道宽度有限，施展不开。从现存的照片来看，基本上都是大全景，没有某座罗汉像的特写。一直到了1900年后，明胶照片和镜头技术发展了，才有了部分特写。尽管很少，我还是搜集到几张罗汉堂内“马可•波罗”像的照片。

照片出自波顿·霍尔姆斯1930年版的《旅行日记》

美国《LIFE》杂志1949年拍摄

图片来自“中国记忆”论坛海珠石的帖子http://www.memoryofchina.org/bbs/read.php?tid=23536

美国《LIFE》杂志1949年拍摄

 从照片可知这尊塑像曾经放置在巷道内的一端，头戴西式宽边帽，双目圆睁，颧骨和双眼明显做过针对西方人的处理，不是典型的东方人模样，上嘴唇和下巴留着浓密卷曲的胡须，身披斗篷，里面的衣服对襟（应是西式），双手似乎在把玩什么，右腿盘于台上，左腿自然垂下。

 很遗憾，罗汉堂内五百罗汉像在“文革”时被毁，1997年重立了木雕的五百罗汉像，模样和曾经的罗汉像差别很大。

 另外，在威尼斯的科雷尔博物馆（Museo Correr）现存一尊马可•波罗的木雕镀金彩绘像，据博物馆网站上介绍，这尊木雕像来自中国，制作年代大概是1800-1899年（真和没说一样）。互联网上很多言论说现存威尼斯这尊就是曾经华林寺的那尊。这两尊确实相似之处很多，可能出自同一位工匠之手，但质地不同（一个泥塑，一个木雕），另外文革时所有的泥塑已毁，不可能流入意大利。对比这两个“马可•波罗”像的照片可见，威尼斯那尊手势不同，且左手中放有一球；威尼斯那尊有腿的裤脚褶皱不同。

图片来自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网站

 尽管这些塑像的建造是出于宗教目的，但现在来看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具体表现，是宝贵的艺术财富，现在的复制品材料再高档，工艺再精美，神韵上也难和过去的相比，因为缺少虔诚的心。

  一直在说，摄影术可以记录历史，而且是真实的，是客观的记录。实际上，在photoshop大行其道的今天，照片记录的内容真的是真实的，客观的吗？

  先说是否客观。什么时候按下快门，取景框里显示着什么都是由摄影师的意志决定的，是人的决定就不可能客观。同样的事件，选取不同的拍摄角度对观者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比如2009年的“3•14”事件，国外媒体登的尽是我们的防暴警察的照片，警察本来就是“强势”的代名词，不明真相的人一看就觉得是政府如何如何了，咱们的媒体上都是被烧毁的店铺，被砸毁的汽车什么的，虽说相对客观些，但实际上想表达的还是暴乱分子的残忍和破坏。

  再说是否真实。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很多新闻照片都要被修改后才能发布，这个传统各个国家都有，不只我们，只是程度不一罢了。1950-1970年代，是修整照片最严重的时期，那个时候的人政治思想挂帅，只照顾宣传的需要，不考虑真实的报道。那个时候没有photoshop，修整照片全靠暗房。比较常见的手法就是剪贴再翻拍，把没有的内容从别处剪切粘贴过来，再重新翻拍一张；还有就是直接处理底片，把不想显示的内容从底片上刮下去，再冲洗。这里面涉及很多暗房技巧，精通此术的人重新制作的照片几乎不可分辨！

  华辰拍卖鉴藏第13期就有一张裁减粘贴的实例，毛泽东等人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解放军代表，跟在毛后面的人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这样的场合没有周总理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但周确实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出现在这个镜头里，因此，暗房师找到另外一张有周且穿夏装并鼓掌形象的照片，放大到合适的比例，裁剪下来粘贴在这张照片上，造成有周共同出席这次接见的假象。

原照

局部，红框内即粘贴过来的周恩来

  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仍能发现一些经过造假的新闻照片，这本身违背了“新闻”一词的真意，但是这些过去的经过“处理”的照片原件，的确是重要的历史的见证，它们的“假”正体现了它们的“真”。看照片的人也已经不是过去那些人，“掩耳盗铃”的做法不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