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光绪二十五年七月，永平府抚宁县（今秦皇岛市抚宁区）一带连降暴雨，周各庄（今已不存，原址已经淹没在1961年竣工的洋河水库下）村民李超家猪圈的围墙倒塌，他家的一头猪趁乱跑掉了。这头慌不择路的猪跑到了同村人王维勤家的田里，于是被王维勤派人捉了去，杀了。李超家在周各庄算是小地主，人口颇多，家里有些财产，王家之前因强买李家房产“并因借贷不遂，挟有嫌隙”，于是王维勤不仅杀了李家的猪，还找人去李家“说和”，要求李家赔偿被猪踩踏的青苗五千吊钱，李家的一家之主，也就是李超的父亲李际昌没有答应，来说和的人把价格降了一千吊，李际昌还是没有答应，毕竟自己家也损失了一头猪啊！于是王维勤便令其兄王维恂主笔，另有十余人联名的状纸，附上自己的名帖向抚宁县知县张石状告李际昌，称他是“青苗会匪”！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王维勤、王维恂兄弟的背景。王氏兄弟的父亲王兆松是道光十二年的进士，且是“会魁”，后来任兵科给事中，补鸿胪寺少卿。王兆松长子早逝；幼子王维勤考中了举人，大挑知县（简单理解就是候补知县，是针对那些考中举人但是没有官职且颜值过关的人，给他们一个晋升的机会）；次子王维恂是本村会首。这两兄弟一个有功名在身，一个有社会号召力，称得上是地方乡绅，但据说“横于乡”，会做出杀了人家的猪还勒索的事情就不奇怪了。状纸里还提到“青苗会”，这是一个清代在华北农村普遍存在的一个自发性组织，是农民在农作物的收获期为了保证庄稼的安全而成立的协同看护组织。既然是公共事务，参会的人就要交钱，有了组织，其行事范围必然扩大，从最初的巡护庄稼演变为有地方保甲的性质，自然的，本来是自愿参加的青苗会在有些地方就成了强行收取会费的组织，王维勤就是借“青苗会”这个组织给李际昌扣了顶帽子。

时任抚宁知县张石是浙江钱塘人，接到状纸，又看到所附王维勤的名帖，立刻派人把李际昌抓了来，打了六百棍，昏过去又用凉水泼醒，最后投入狱中。这李际昌与妻子李彭氏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是之前丢了猪的李超，娶妻李马氏，有个女儿李平头，当时妻子另怀有身孕；二儿子李芝，娶妻李马氏（为了区分下文用小李马氏指代，请记住这位女性的名字，她是这个故事的女一号）。

抚宁知县派人去抓李际昌的时候，李超李芝兄弟担心有牵连，就跑了（就跑了！！！）。因为李彭氏没有李际昌的消息，于是就和李际昌的弟弟李际唐前去县城打听，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被关进大牢了，于是就留在县城想办法。话分两头，周各庄那边厢，李超的妻子李马氏很担心，毕竟这个麻烦是她家的猪引起的，现在公公、婆婆等人去了县城都没消息，家里的男人也都跑了，尽管自己怀着身孕，但还是去了王维勤家求和解，希望能救出公公，结果“王维勤向其调戏，李马氏嚷骂，王维勤用鞭抽打，李马氏羞忿，即在王维勤家拾取片刀自刎身死，并将腹胎坠落。”一尸两命，惨案开始了。

李马氏去世后，李际昌和儿子李超先后“赴府县控告”，直接把状纸投到抚宁县的上级单位永宁府，府里又把状纸发回县里，于是王维勤找人说和，愿意出一千七百吊钱赔偿（一尸两命啊，才一千七百吊！），李家自然不同意，尤其是李马氏的丈夫李超，要求王家人打幡送殡，建节烈牌坊。最后王维勤又多出了七百吊，购买了石碑送到坟上，没有穿丧服送葬。至此，王、李两家人的矛盾更深了。

光绪二十六年冬，山海关外的土匪窜入抚宁县，知县张石让王维勤组织团练剿匪。团练一般都是地方绅士组织的，王维勤在当地是合适的人选，可惜没能剿成匪反倒差点儿被匪剿了，王维勤弱可能是一方面，另外土匪凶可能也是重要原因，在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四日（1901年8月17日）的上谕还提到：“前因奉天宁远等处。有匪徒扰及临榆境内。当经谕令袁世凯妥筹布置。兹复据倭恒额奏称、建昌柞子沟一带。又有马贼突起。占踞抚宁县属之木头凳地方。并分扰河沿子。练勇不敷防剿。请派兵剿办等语。马贼数扰边境。飘忽无常。该处兵力单薄。不敷分布。著袁世凯体察情形。妥筹布置。以消隐患而固边防。”也就是趁着1900年的战乱，这股土匪的侵扰持续了两年多。既然“练勇不敷防剿”，地方政府就想到了找洋大人帮忙。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和北京后，德国军队首先出兵占领秦皇岛，之后英、俄军队相继进驻秦皇岛。抚宁知县张石找到当时的英国驻军希望帮助剿匪，并委派王维勤负责粮草事宜。当时土匪已经接近周各庄，于是村子里的人，包括李家都躲进了山，王维勤决定趁这个机会一报前仇，把李家灭门。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王维勤让同族人王和给王维恂写信，托出自己的计划，让王维恂找人来执行，并提出给李家安个通匪的罪名，反正官府已经发了剿匪的告示，不用担心罪责，并派出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王者瑞（北京八旗中学堂学生）、次子王者政、三子王者宾一同实施复仇行动。王维恂召集族人王奇（当时在抚宁县担任捕役）、王和，并杨荣五、王升、李顺、李向荣、王涣章、任义、王廷训、李向阳、李成头、李文才、李保头、李秋头等数十人，各携枪支到王奇家集合，并以此为据点搜寻李家人，之所以选择王奇家，是因为他家挂着英国国旗，没人敢反对他们。王升将李际昌次子李芝，也就是小李马氏的丈夫从山中骗至王奇家，在门口先被王和用铁锹砍到，接着王奇、杨荣五等人合力用刀将其杀死。李际昌的长子，两年前已因王家而死的李马氏的丈夫被用同样的方式杀死在王奇家门前。李际昌的弟弟李际唐回村探听情况，不知情的他被李顺唤出门，先被枪击倒，又被王和等人用刀杀死。山中的李彭氏因为没有下山的两个儿子的消息，便带着小儿媳小李马氏以及孙子孙女下山回村。小李马氏和李芝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十岁的长子李大头、七岁的次子李桂头和三岁的三子李锁成头，此外当时还怀有身孕。婆媳俩回村在族人那里听到噩耗后立刻躲去了小李马氏在麻官营的娘家，同行的还有李超李芝兄弟的妹妹李桂香，李桂香嫁给了董树森（也是本案的一个关键人物），她的婆家也在麻官营。尽管如此，王奇等人毕竟是打着剿匪的旗号，还是把婆媳及孙辈数人抓走并关押到家中。三月初六日，王维勤用绳将李彭氏勒死，并让小李马氏往视其尸，小李马氏跪地求饶希望放过李家人，并希望能将死去的亲人收尸，但最终只允许收敛婆婆和丈夫的尸体，王维勤声称这是公会的事，自己决定不了。三月初八日晚，王维勤不顾小李马氏的哀求，将李超的女儿李平头（五岁）、李际唐的两个儿子李有头、李四头（十岁）和小李马氏的三个孩子拉至洋河岸边，将他们的发辫拴在一起，由王维勤的三个儿子持枪，并由王维勤补刀杀死。本来目睹这一切的小李马氏本来也会被一同杀死，但王维勤说她丈夫嫌他丑，两人感情没那么好，小李马氏不会去告状的，不如卖了她挣钱！于是小李马氏就被许给同村人李立，并收缴了身边的利器关押起来。李家的财产则被王维勤等人瓜分，只有一些不值钱的物件送交县衙，罪名就是李家通匪。

被监禁在王奇家的小李马氏意外逃脱，她先去抚宁县衙状告王维勤，知县张石说除了小李马氏这个人证外还要物证啊，需要对李家惨死的十个人验尸，但除了李彭氏和李芝都被王维勤拒绝收尸，导致这些尸体暴露在外，已经被野狗啃得面目全非，张知县认为无法判明身份，而在王维勤的威胁下李彭氏的女儿李竹叶和李桂香反对将已经埋葬的李彭氏和李芝开棺验尸。同时，王维勤让王奇（在县衙内作捕役）将自家的财物混进之前提交给县衙的那些不值钱的李家财物中，诬告李家通匪，曾抢劫过他家财物；王维勤的长子王者瑞还委托英国人向永平府提交函件以保护王维勤；同年十二月，王者瑞又发动卢龙、抚宁两县士绅联名申诉王维勤不是杀人的恶人，以求保释。光绪二十八年三月，李马氏听说永平府内大小官吏都已经被王维勤一家买通，于是让亡夫的妹夫董树森写上京告状的状纸。收到状纸的都察院下令直隶按察使调查，直隶按察使又将案子打回到永平府。小李马氏当时带着只有六个月大的遗腹子重兴儿，因为不能带孩子上堂，便交给所住旅店的店主代为照看，结果回来后发现孩子全身发紫，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毒死了。另一边，送她去永平府的李际唐（之前已被害）的儿子李铁头和李家族人李荫棠也被王维勤指使人在村外杀死。因为这个案子王维勤始终打着剿匪的旗号，且小李马氏没有什么物证，再加上永平府到抚宁县都已经被王维勤买通，这条路根本走不通。此后小李马氏和董树森又两次去按察使衙门告状，都未果，且董树森被王维勤等人诬告为教唆他人的讼师，被抓进大牢，险被折磨致死，最后被小李马氏保了出来。此间王维勤还计划雇人杀害小李马氏并伪造成意外身亡的现场，都未成功。

抚宁县归永宁府管，永宁府归直隶管，走各级正常的诉讼渠道解决不了，走负责监察的都察院渠道也解决不了，这种传统的层级制度已经腐败透了。直隶管不了就去天子脚下的京城告。这个案子正好发生在北京原有的治安管理制度被破坏新的制度刚建成的时候。原本北京地面的治安归步军统领衙门和五城御史管，但是两宫西逃，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将城区划分为多个区域，并由各国占领军分别负责该区域的治安，虽然这个时期不是很长，但实际上是为中国引进了现代的警察制度，特别是日军占领的区域，所以清末新设的警察制度也受日本影响最深。1901年底各占领区逐渐交还给清政府，部分制度也获得继承。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设立“内城工巡局”，以亲王一人主之，负责督修街道工程，管理巡捕事务，审决笞杖以下犯罪及民事案件，受理京控及关涉外侨的民刑事件等。第一任工巡局“局长”就是主管步军统领衙门的肃亲王善耆兼任。就在联军撤兵前，庆亲王奕劻照会日本军司令山口中将，提出借用日本警务衙门事务官长川岛浪速，并委以全权管理经费和对官员的赏罚成立北城警务处。有了这层关系善耆和川岛浪速的私人关系很好，后来善耆的第十四女爱新觉罗·显玗被送给川岛作为养女，这个女孩子就是后来著名的川岛芳子，这是另一个故事了，还是说回到小李马氏的告状。

就在小李马氏外出告状这几年，抚宁县的知县和永宁府的知府都换了人，但都被王维勤的银子收买，甚至作为直隶省城的保定府知府也被收买，认定王维勤当时在为剿匪筹粮，没有杀人。拦不住小李马氏，王维勤就从她的长辈入手，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找人向小李马氏的公公李际昌提出，愿意将自己的一个孙女嫁给李际昌最小的儿子，同时给小李马氏四千五百吊钱来换取了结此事。李际昌允诺后，小李马氏也不得不答应，但只是表面上答应而已。来年正月，小李马氏和董树森再次去直隶总督衙门告状，但不知何时能有结果，于是又去了北京，三月十五日，这次状纸投到了工巡总局。

巧不巧，本来担任工巡总局局长的善耆因为丁忧，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4年2月12日）朝廷让那桐接管，“实授那桐步军统领。并管工巡局事务。”收到状纸的那桐“提该氏详加讯问，并供称如有虚诬，情甘反坐，再三研诘，矢口不移。”王维勤得知小李马氏和董树森又去北京告状，于是带着两个人去找她说和，没想到天在看，他们晚了一步，被那桐派去守候在前门外某旅店前的巡警抓获，接着又在八旗中学堂抓获王维勤的长子，案犯之一王者瑞。三月二十日（1904年5月5日），那桐在日记里写道：“早赴颐和园，外务部值日，提署奏事，工巡局奏参革知县王维勤，奉旨：依议。”工巡局总监督毓朗和副监督张柳被那桐指定具体负责审问，一个月后，即四月廿五日（1904年6月8日）那桐在日记里写道：“早赴园……工巡局奏王维勤仇杀马氏一家十二命一案一折，均奉旨依议。”又过一个月，恽毓鼎上“要案请饬部严讯片”，称“抚宁县举人王维勤乘庚子之乱，杀死李际昌一家十二命，妇孺无遗，凶戾残酷，殆无人理。抚宁县知县张石交接王维勤，徇情偏袒，助其凶焰。李马氏以孑身赴都察院呈控，解回保定复审。保定府知府朱家宝、承审知县宁缃受张石嘱托，巧为开脱，执法枉纵，使李马氏阖门含冤，若非工巡局收受李马氏呈词，秉公研讯，则暗无天日，几等覆盆。恭读本月十四日懿旨，仰见圣主悯赤子之无辜，惩酷吏之弄法，慈仁所被，上迓天和，凡在群黎，同声感涕。今此案已奏交刑部，若不严惩凶丑，昭雪奇冤，何以仰副皇太后、皇上慈惠好生之盛德。应请饬下刑部秉公定谳，尽法严惩，不得以牵涉多官，意存瞻徇。臣闻张石现在京设法斡旋，承审各员难保不为所动……”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三日（1904年7月6日）光绪皇帝谕“恽毓鼎奏、抚宁县举人王维勤杀死李际昌一家多命一案。请饬严惩等语。著刑部秉公定谳。不得稍涉瞻徇。原片著钞给阅看。”按大清律“凡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凌迟处死”，按照当时的法律条例这应该是王维勤要接受的惩罚。

按照清末的执行死刑流程，一般是每年四月各督抚率下属亲自审讯复核死刑犯，以五月为限上报刑部，经刑部整理上奏，七月交给皇帝御览，八月经皇帝复核修正，钦天监择期于霜降后十日到冬至前奏请勾决。但这个案子太特殊了，死了那么多人，拖了那么久，光绪三十年九月刑部具奏后奉旨，处王维勤凌迟死刑，王者瑞、王奇、杨荣五等处以斩首。不过当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甲辰科会试和秋决都暂停了，直到次年，即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1905年5月16日），那桐在日记里写道：“今日永平府五县共千余村公送万民伞一柄、旗两面，匾额三面、万民衣一件、铜镜水盘各一件，额曰：除暴安良、电析沉冤、群黎感德；伞为：万民感德；旗为：公正廉明、恩感东乡。绅士十余人及李马氏躬送到宅，令其送至工巡局悬挂。因王维勤一案感人深也。”说明王维勤等人已经行刑结束。其实王维勤的行刑日应该比这个时间点还要早，因为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1905年4月24日）清政府宣布废除凌迟、枭首和戮尸三项酷刑，“谕内阁、伍廷芳、沈家本等奏、考订法律。请先将律例内重刑。变通酌改一摺。我朝入关之初。立刑以斩罪为极重。顺治年闲。修订律例。沿用前明旧制。始有凌迟等极刑。虽以惩儆凶顽。究非国家法外施仁之本意。现在改定法律。嗣后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及枭首戮尸三项。著即永远删除。所有现行律例内。凌迟斩枭各条。俱改为斩决。其斩决各条。俱改为绞决。绞决各条。俱改为绞监候。入于秋审情实。斩监候各条。俱改为绞监候。与绞候人犯。仍入于秋审。分别实缓办理。至缘坐各条。除知情者仍治罪外。余著悉予宽免。其刺字等项。亦著概行革除。此外当因当革。应行变通之处。均著该侍郎等、悉心甄采。从速纂订。请旨颁行。务期酌法准情。折衷至当。”

这个案子说完，终于可以说一些和摄影有关的内容了。王维勤被执行凌迟死刑的现场至少有两位外国摄影师，他们在现场拍摄的照片广为传播，二十世纪初很多在中国的外国人相册里都有王维勤的行刑照片，还有外国人专门制作反映中国古代酷刑的照片集，虽然内容多数张冠李戴，照片是翻拍又翻拍的版本，都基本上都会收录王维勤的行刑照。这种传播深度和广度说明了当时西方人的猎奇心，但谁又不猎奇呢？越是预告有多么残忍的内容越是激起人的观看欲。所见的这两位摄影师当时拍摄的照片可分为两组，其一为8张，莫里循有收藏，另一为12张，是玻璃立体照片的形式，法国尼普斯博物馆有收藏。8张的那组照片方便洗印和翻拍，传播快，相对来说常见一些；尼普斯博物馆那组是玻璃立体照片，虽然传播起来不容易，但是立体照片，有更“好”的观看体验。讨论这类照片的观看，背后的文化现象太繁杂了，其实就这个案子来说，很多学科的研究都引用过，比如研究清末农村矛盾、研究近代警察制度的形成、研究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等等，大把的学术专著可以看，甚至《燕赵都市报》也曾经做过详细地报道。我只想说说这两组照片的几个细节。

文字记载一般说清代的死刑犯要乘坐囚车去法场，囚车的样式并不像影视剧里描写的那样是个大木笼子，而是在外观上和老北京的骡车一样，只是车棚的两面做成网格状，车顶和车棚后面被遮挡起来。

行刑的地点是在菜市口。尼普斯博物馆收藏的那组照片是玻璃立体照片，通过照片里的招牌和人穿的衣服可以知道数字化的时候镜像了，行刑位置后边店铺门前挂着两个“广告牌”，分别写着“西鹤年堂老铺发兑川广云贵闽浙地道生熟药材”和“西鹤年堂老铺遵古泡制真实咀片皮？？？？”。宣武门外大街与骡马市大街相交的丁字路口即菜市口，西鹤年堂位于这个路口的东北角。根据照片中的光影角度，拍摄时间应该是正午之后，与文献里常说的“午时三刻”行刑相符。另，民间有一种说法，因菜市口东边是虎坊桥，因此斩首的犯人要向东跪，表示“送入虎口”，而凌迟的犯人罪大恶极，老虎都不吃，因此要面向西。这种说法得不到证实，但王维勤行刑的时候的确面向西。

莫言在《檀香刑》里对凌迟的执行过程有很“细致”的描述，如果拿王维勤的行刑照片来作对照的话会发现小说里还是夸张很多，比如对某些人体器官的处理、每刀切下的肉量等等，过于血腥，就不详述了，但被切割的的部位和顺序大体一致，都是先从左胸大肌到右胸大肌、两臂肱二头肌、两腿股四头肌的顺序，再斩首以及分别从上臂肘关节和下肢膝关节处切断，最后所有的部分够装进一个篮子。

从其中一张照片可以看到内圈围观的人群中有个年轻面孔，他衣服前面写着“五城练勇”。清末北京城内的治安主要由步军统领衙门和五城御史衙门负责，步军统领衙门的核心由八旗和绿营组成，负责京师卫戍、警备、治安，并且在辖区内设有监狱及看守所。五城御史衙门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每城设满、汉巡城御史各一名，节制五城练勇，负责“绥靖地方”、“巡稽盗贼”、“取缔秘密结社”。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负责弹压地面的“警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五日（1905年8月5日），清廷谕令依照内城工巡局成立外城工巡局，同时宣布“原巡视五城街道厅御史著一并裁撤”，五城练勇的称呼不复存在，统一改为巡警。

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一篇秦皇岛当地记者撰写的为王维勤案平反的文章，仅以一句《清史稿·那桐传》里的“二十九年……平反王维勤冤狱，商民颂之”就认定这个“冤狱”是王维勤的，认为是那桐平了王维勤的冤，两位记者的汉语理解能力实在令人“佩服”！实际上对此案的判决有异议的声音早在当年就有了，毓朗的弟弟毓长在他的《述德笔记》里写了毓朗参与审讯王维勤案的情况，说工巡局的汪某刑讯逼供王维勤的儿子王者瑞，“汪乃日以刑责其子，其子极荏弱，文士也，不胜楚毒，辙求免其父，一切皆自认之，汪不问其事实，但以刑求其画供。”而且说汪某这么做是王维勤的家产会赔给小李马氏，他能从中分一杯羹，甚至那桐收到的伞、旗、匾实际上是汪假小李马氏之名送的，还说小李马氏本人也贪得无厌。毓长确实可能听毓朗说过什么，但最多只能质疑审讯的合法性，他自己也不否认李家被灭门的事实。

不管怎样，没人质疑李家十几口的惨死，小李马氏冒着巨大的危险从抚宁县到永平府到保定府到北京打了几年的官司终于给家人了一个公道，最后孑然一身（丈夫和四个孩子全死了）。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个案子不断被学者研究和引用，最后王维勤行刑的照片也成为民俗学者们的文献，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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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部宇之吉编，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
沈嘉蔚编撰，窦坤译，《莫里逊眼里的近代中国·目击变革》，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朱寿朋编撰，《光绪朝东华实录》
毓长著，《述德笔记》
夏仁虎，《旧京琐记》
【加】卜正民、【法】巩涛、【加】布鲁著，《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杜家骥主编，《清代社会基层关系研究》，岳麓书社，2015年。
周健、张思，《19世纪华北青苗会组织结构与功能变迁——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2006年
法国里昂东亚学院“图兰朵”网站
法国尼普斯博物馆网站

附：那桐关于王维勤案案情的奏折

奏为在籍职官挟仇杀毙一家多命请旨先行革职以便归案讯办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于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五日据永平府抚宁县孀妇李马氏呈控该县绅士大挑知县乙酉科举人王维勤因挟仇杀死伊家十五命一案，奴才以案情重大，当经遴派总副监督会同发审处委员详加研鞫。据李马氏供，伊系直隶永年府抚宁县已故民人李芝之妻，在县属周各庄，与王维勤同村居住。缘王维勤前因强买伊家房产并因借贷不遂，挟有嫌隙。复于光绪二十五年七月间，因伊家猪只跑出，经王维勤派人拿获宰食，声称践食青苗，勒令伊翁父李际昌出钱五千吊认罚，李际昌不允。王维勤并唆使其兄廪生王维恂出名王维勤加具名片将李际昌控告。经该县差传李际昌到案责押，李际昌大儿媳李马氏至王维勤家央求，王维勤向其调戏，李马氏嚷骂，王维勤用鞭抽打，李马氏羞忿，即在王维勤家拾取片刀自刎身死，并将腹胎坠落。经李际昌并伊子李超等先后赴府县控告，王维勤央人说合，李姓令王维勤出钱治丧，打幡送殡，建立节烈石碑息事。从此王李二姓仇隙愈深。二十六年冬间，王维勤奉县谕团练乡勇。二十七年二月间王维勤随同该县剿贼，屡次被贼击败。随请调洋兵接应，三月初四日洋兵在台营地方将马贼击退。王维勤趁此机会密令伊兄王维恂及伊族人王奇、王和、王焕章、王廷训、王廷珍并李刚、李成头、杨维城将伊夫叔李际唐、伊夫兄李超、伊夫李芝先后杀死，并将伊夫侄女李平儿拿住。初五日早王焕章等将伊夫弟李有头、李四头先后捆缚，复率伊族人王升并李向阳、杨四公头、李保顺头、李三头、李文才、张景瑞、曹万银，各使枪械，在伊妹丈董树森家将伊并伊婆母李彭氏、伊长子李大了头、李桂头、李锁成头、伊夫妹李桂香同时搜去，拉至王奇家内羁禁，曹万银将李桂香带至其家。初六日王维勤之子附生王者瑞、王者政、王者宝并王维恂、王焕章、王奇将李彭氏拉至伊家屋内用绳勒死后，王奇复令伊前往看视。初七日晚间王维勤至王奇家内向伊声称今日可以报仇等语，旋即走去。初八日夜间王维勤等将李有头、李四头、李大了头、李桂头、李锁成头、李平儿拉至南河沿用枪击毙，有到案之侯永可证。王维勤因伊貌丑，伊夫不甚得意，料伊必不能报仇，是以将伊留下。伊乘间逃出，找同李际昌、伊夫叔李际盛先后赴府县各衙门控告传讯。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伊在永平府过堂，将伊所生遗腹子甫及六月重兴儿交店内看视，伊回店后，重兴儿遍体紫色，不知何时被人毒死，伊因未能访出确据，并未控告。后永平府未经讯结。四月间伊来京赴都察院衙门呈控，咨由直隶总督发府审办，嗣复赴按察使衙门呈控，批府勒限审结。适伊夫弟李铁头、夫族叔李荫棠先后送伊赴府投案。王维勤闻知，密令曹本头、李三头、曹横头、曹秃头将李铁头、李荫棠于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在庄外杀死。十一日伊复赴按察使衙门控告，将案提省发交保定府审讯。二十九年六月间王维勤复贿买卢龙县民人罗必青、迁安县民妇张韩氏、民人萧洛四屡次设计将伊谋害。伊查知禀府归案，仍未讯结。十二月间伊复来京至都察院衙门呈控，伊候批示后回家过年。王维勤又托出到案之侯永、李永恒，并赵士元、陈宝书、陈宝贤、谢桐、李恒、杨洛广说合，将王维勤四孙女给与李际昌三岁幼子李立山为婚，仍给伊养赡钱五千吊，言明具结完案后再付。李际昌无奈允从，伊亦假意应允。本年正月间伊乘间走出，二月初二日赴总督衙门控告，批由桌台伤府提讯。伊因无消息，于三月十五日同董树森来京赴案呈控等语。当提该氏详加讯问，并供称如有虚诬，情甘反坐，再三研诘，矢口不移。适王维勤带同侯永、李永恒来京找向李马氏说合经奴才密派巡捕在前门外店内将王维勤、侯永、李永恒，并由八旗中学堂将王者瑞先后拿获，提同李马氏与侯永、李永恒对质，案情大致相符。复提王维勤与伊子王者瑞研讯，仅止供认托人向李际昌说合作亲及给钱养赡央令息讼等情，并称李马氏家被杀多命亦非子虚，诘以究系何人主使，何人随从，王维勤等非一味支吾，即异常刁狡。奴才査李马氏家被杀各命果于王维勤家无干，亦何至案阅四五年尚未审结，跋涉数百里，不惮上控。况该父子等行凶之日，李马氏系被拿未遭杀戮之人，案内之犯均经该氏在场目睹，即侯永犯于王维勤族人王奇等向王维勤请示发落李有头等并放枪杀人之时亦已供认不讳。乃王维勤父子坚不承认，难保非恃符狡展。相应请旨将大挑知县王维勤先行革职，附生王者瑞即行斥革以便归案，严行审讯，并由奴才提集此案人证卷宗详加核办。俟审有确供后，再行奏交刑部按律定拟，以雪沉冤而惩凶暴。谨恭折具奏请旨。

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日具奏

奉旨：依议。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