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3年9月，法国人查尔斯·拉塞尔教授（Professor Charles de Rozier）和他的哥哥派拉特（Pilatre）乘坐一只氢气球飞行了4公里，成为人类首次气球载人飞行。摄影术发明后，人们又把照相机带到了空中，以上帝的视角俯拍大地。世界上公认的第一张航拍照片是法国作家、艺术家纳达尔（Nadar，真名菲利斯·托纳通 Gaspard-Félix Tournachon, 1820-1910）于1858年拍摄的巴黎街道。很快，摄影术这一写实的技术就被应用到军事上，航拍照片被用来绘制地图和侦察，如1862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联军就利用热气球侦察敌军动向。在民用方面航拍摄影也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如测绘、灾害救援、环境监测等，此外不同时期同一地区的航拍照片可以作为研究景观变迁的最直观资料，甚至还有艺术家利用航拍摄影来进行艺术创作。航拍摄影发展的初期，摄影师主要在地面速度相对较低的热气球上拍摄，因此对相机的要求不高。但是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飞机成为更合适的航拍平台，这要求航拍相机需要有更迅速的快门机构、曝光时间更短的底片和变形最小的镜头。推动航拍摄影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即来自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航拍在军事的应用上达到第一个高峰，航拍技术也因此得到迅猛发展，德、美等国都推出专门用于航拍摄影的军用相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柯达公司的K-1航拍相机，这款相机结构紧凑，性能稳定，使用内置底片仓和6英寸底片。
作者： jnxu
你眼里的我和我眼里的你
前一阵子友@刘杳 在微博上晒出两张图AT我，是《文靖公遗集》中的两页。文靖公即宝鋆，曾任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这两页中有他对“泰西照像人”“未士丹忱”（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为自己和同僚董恂、毛昶熙、沈桂芬、成林等人拍照的记录，甚至简单描绘了汤氏的面容。巧合的是，汤姆逊也把他给这几位当时清廷大员拍照的事情写进他的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两厢对照，读起来很有趣。
钓鱼台
北京的钓鱼台，小时候经常在电视和收音机里经常听到“钓鱼台国宾馆”，总是有谁谁谁下榻那里或者领导人在那里接见谁谁谁。后来到北京上大学，报到那天的前夜刚下了雨，地上湿湿的，我坐302路，被挤在乘客中间只能看到一小块儿车左侧的窗户，从西客站开出来也不知道多远，突然路边上出现很多松树，被雨水冲刷后显得油亮油亮的，特别精神，听报站说到了钓鱼台，原来这就钓鱼台，就是以前总听到的一个地方，结果大门什么样都没看到就过去了。又是好多年后，接到某公司的面试通知，竟然面试地点就在钓鱼台里！虽然我们都互相看得上，但是我选了另一家对我有深远影响的公司，这是后话了。面完我也没敢在院子里多逗留，因为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一个人在里面闲逛太显眼，最后匆匆从东门出去了。当时钓鱼台给我的印象就是：地毯真好，又厚又软；服务员都很闲，看得出小姑娘们真是的无聊的很；园子里的喜鹊真肥，比外面的大几圈……在逛过钓鱼台的“今生”后，又过了好多年，我在美国看到一张照片，没想到是偶遇了钓鱼台的“前世”。
复兴门外英国公墓
几个月前在美国看到两张1945年拍摄的照片，是北京西侧城墙一处豁口外的院子，院子里是一片墓地，还有一座小教堂。根据不远处的月坛和阜成门可以推断出这处豁口就是现在的复兴门所在，当初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规划在城西今三里河一带建设新的行政区，连接旧城和这个“西新市街”的主要道路之一就是从这个豁口通出去的，也就是现在的复兴门外大街。那这个院子是什么地方？
1900年上海的三个瞬间
1900年对中国是个值得记忆的年份，这一年中华帝国的首都再次沦陷外夷，这一年之后，穷途末路中的清政府开始尝试政改。当义和团运动在华北风起云涌的时候，饱受天平天国摧残的江南士绅决议共同维护上海的稳定，避免列强借口入侵；及清帝对十一国宣战，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东南互保章程》，明确“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因此这一年的夏天，京城炮火纷飞，上海却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于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来到上海。
伊撒博拉和她的北京图文日记
“9月21日，早上7点抵达通州，早餐后，于8点半骑马前往北京城。通州是一座城墙围起来的城镇，城内还有一座塔。穿过城镇，沿着石板路就能抵达北京，一路上有很多座陵墓和石碑，还有驼队、送葬队伍、独轮车和遮天蔽日的尘土，城墙很高，很多层的城楼非常壮观。穿过一条很长的街道抵达旅馆，尘土、壮美的景色以及有趣的事物交织在一起。在酒店又用了早点，那里有很好的房间。杰克出去寄信后与何天爵先生（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一同回来，坚持要我们搬到使馆去住，在那里喝了很棒的下午茶，然后洗了热水澡，接着晚餐，然后上床睡觉。”
又一张梁时泰拍摄的李鸿章像
最近微博上在传一张李鸿章的坐像，手工上色，便装，卡纸上有李相的题字“大清钦差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 奉送大美前君主格”，说明这是送给美国前总统（第18任）格兰特的。很明显，这是一张梁时泰拍摄的照片，我的博客上曾经介绍过他拍的另两张李鸿章坐像。格兰特卸任总统后环游世界，1879年曾在天津停留并和李鸿章见面，两人拍了一张合影，也是梁时泰所摄。这张合影也有很多可说的，比如用光。从茶几、两人脚下的光斑来看，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梁时泰肯定用了不止一组光源，有正面的打光（两人面部都很亮），还有从上面打的光。也许你会说这些光斑都是后人PS的结果，包括被抠去的背景，对此我并不认同，PS出来的光斑不会是这样的效果。
銮驾库宝瓶的遗影
摄影，最基本最单纯的功能就是记录。一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的照片，英军的机关枪部队占据现在公安部大门偏东一点儿位置的銮驾库，随军记者拍了好些个印籍士兵在里面比划的照片，摄影师的目的是为了记录，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有意义的不是看他们“舞枪弄棒”，而是弃置在銮驾库庭院内的卤簿依仗。
收谷亭的两张老照片
在北京诸多皇家坛庙中，以中轴线南端，东西相对的天坛和先农坛为面积最大，如今天坛变成了公园，面积和明清之际变化不大，先农坛的主要部分成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面积就小多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两坛的命运开始发生转变，天坛驻扎着英军，先农坛驻扎着美军，两坛的部分建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到了民国，先农坛很多建筑被拆除，还被辟为城南公园，后又改做体育场。总之，先农坛里建筑的变化要远大于天坛。先农坛的老照片相对要少，而且基本上都是自美军开始驻扎起，不少都已经被改造了，原状的照片更是不多。前不久看到几本相册，里面有两张先农坛收谷亭和神仓的照片，巧合的是，拍摄角度很接近，而且正好是改造前和改造后的。
阿芳还是华芳的翻译问题
直到前几天，我才看到Terry Bennett先生的第三本有关中国摄影史的著作，而且只粗略翻了下，他有两个观点之前我自己也有总结，本来想写在博客里，结果懒，一直没有动笔。其中有一条是关于AFong的，虽然他已经发表在书里了，我还是想在博客里再说一次，权当是给自己做备忘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