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袁世凯

2007年1月3日的《北京青年报》刊登了沈弘先生的一篇文章《袁世凯遇刺疑案破解》。很多中文的历史资料找不到发生在北京的这件刺杀袁世凯案的报道,有些资料(沈弘先生列出了几种)里有,但是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时间地点不一致。他根据1912年2月10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中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确认了刺杀发生的事件、地点、经过和结果。

拼凑丢失的部分

小时候很喜欢买《变形金刚》的不干胶贴纸,但是我重来都不贴,因为那对我来说就是拼图。这些贴纸的制作者,有时候会把一个大场景,比如很多汽车人的合影或某个群P,哦不,是群K的场景分割成好几个部分,放到不同的大张贴纸里。而我就最喜欢搜集这些“片断”,然后把它们拼凑起来还原那个完整的场景。那种发现和拼凑带来的快感现在都影响着我(比如看过的照片基本上都能记住),这可能是我喜欢老照片的原因之一。

1870年代的两位中国模特

伯耐特先生的《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一书中,在介绍威廉·桑德斯的一节里引用了作者自己的一张收藏“Young Ladies”,两位裹脚的汉族妇女,衣着华丽,手持纸扇。看他们的衣着,虽然华丽但并不浮夸,头带也是已婚妇女的特有样式,应该不是来自青楼而是良家。如果是良家,那个时候能在镜头前抛头露面真是不易。我觉得感兴趣的,是这两位妇女太眼熟了,我在另一张照片上见过她们。桑德斯的编号为3,名为“A Celestial Cab” 的照片中,这两个人坐在一辆独轮车上,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且这张乘独轮车的照片还被转制为木版画发表在1876年10月28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只是画师在背景加上了个赌场的招牌,旁边附了几支花。1870年代这两位中国模特在镜头前显得很自如,想来已经比较适应摄影术了。对于摄影师,能让还未开化,和自己不同语系的人能放松的站在照相机前,这是本事,两个中国妇女能这么早这么快接受新事物,这是意识,都不容易。不过,这两个模特总是让我想起现在北京上海大街上那些挎着老外腰的年轻MM们……

游北京古观象台

建国门的古观象台一直是我很想去转转的地方,因为那里是为数不多的旧北京的遗存,从明朝到现在,功能和陈设没有太大的变化。北京的冬天虽然冷,但是天气很晴朗,掉光了叶子的树枝不会阻碍视线,适合扫街拍照。下午要去那附近办事,正好可以借机完成我的小愿望。

一张被错认的照片

判断一张老照片的摄影师是谁是个困难的工作,需要很多知识的积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签名。很多19世纪活跃的摄影师都有在底板或照片上签名、标示的习惯,且各有特色,即使没有写名字,也可以通过特殊的编号来辨别(例如比托);次之的办法是找靠得住的著录,比如说汤姆逊,他的作品大多都收录在他的著作中,一部分没有入选的也都有底片留存,目前保管在维亚康姆图书馆,容易查找和判断,当然,必须要看很多的画册,而且能记住其中的影像才行;最困难的办法就要先判断拍摄地点和时间,在套用当时当地活动过的摄影师名单,最后靠摄影风格来佐证。实在不能断定的,哪怕再有可能,也应该写佚名。

三张中国人的春宫照片

那年去香港书展,有一套清末的春宫图在展卖,画得非常好,摆出来没几分钟就被高价卖掉了。我当时很惊异,又想起以前一个古书商告诉我说《金瓶梅》很好卖,特别是有绣像的……中国人对性爱在宫闱之外一直都很隐晦,这方面信息的传播基本上都是私密的。画家笔下的性爱是被艺术化的,大多有十足的美感,而摄影术的出现,基本上就是“写实”风格的了。前两天ebay上出现三张中国的春宫照片,拍摄年代大概在1940年代,拍摄地点应该是在青楼,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当然无论男女绝对都是专业的)在镜头前这么轻松地展现性爱,着实让我很吃惊,价格同样让我很吃惊(分别以56美元、34美元、71美元成交,比同时拍卖的另外几张欧洲人价格都高)!

西山访古

前段时间,天气还没有变冷的时候,跟着VOODOO3、黑龙两位朋友一同往西山寻访宝相寺的遗迹“旭华之阁”,宝谛寺的遗迹“石牌楼”,还有致和延寿洞、松堂、法海寺、地藏庵等,对我来说,收获不小!今天又从朋友rishon那里讨来了“颐和园八旗兵营图”,上面除了八旗兵营,还标注了多座西山的寺庙,正好可以把这些资料放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