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砌公路与胡杨林

辽宁美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摄影文献》上册P294页刊载了一张照片,是王复尊拍摄的“开发塔里木盆地”。远景时茂密的胡杨林,近处烟尘弥漫,士兵和群众热火朝天地对付着胡杨林,把它们变成树枝木片,装上拖拉机运走。这本是一幅描绘1960年代新疆建设兵团建设新疆的劳动场景,却让我联想到最近刚看到的另一条“新闻”。

血馒头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四张圆明园法慧寺琉璃塔照片

圆明园三园之一的长春园北,原有一座法慧寺,寺西跨院内有一高台,台上建有一座五彩斑斓的七层琉璃多宝塔。据记载,塔高七丈三尺五寸,黄金彩翠错落相间,飞檐宝铎层层周缀。乾隆年间共建有五座琉璃多宝塔,分别位于清漪园(今颐和园)花承阁、玉泉山西大庙、香山昭庙、热河行宫须弥福寿寺,再有就是在长春园法慧寺,五座塔中惟法慧寺琉璃塔最高大精美,也是惟一被彻底毁掉的一座。法慧寺琉璃塔塔刹为铜包金,塔身覆以五色琉璃,上三层檐自上而下分别是蓝色、黄色和绿色,中层双檐自上而下分别为紫色和蓝色,下层双檐为黄色。因为外覆琉璃,使得此塔在1860 年英法联军施放的大火中幸存,是为数不多的躲过火劫的中式建筑。可以想见,当摄影师穿过杂乱的废墟和灌木之后,猛然看见树丛之后壮丽精美、五彩斑斓的琉璃塔时的激动心情。1900 年后,这座塔被彻底毁掉。

梁时泰作品的不同签名

摄影术是舶来品,早期在华从事摄影的主要都是外国人,但是好学的中国人中很快就有人通过接触洋人而掌握了摄影术,并能以此为生。1870-1890年代除了在香港、澳门、广州一带较活跃的赖阿芳(Lai AFong)外,内地的华人摄影师要数梁时泰最知名了。据1987年版《中国摄影史 1840-1937》中介绍,“光绪初年,广东摄影师梁时泰由上海来天津开业。”,没有更详细的文字。从现存梁时泰作品中,能看出他和官方的关系很好,曾为醇亲王奕譞、李鸿章、访华的美国总统格兰特都拍摄过肖像照,还和军方关系密切,拍摄过清军的布阵和站队,另外他应该能用外文(英文或法文)和在津外国人沟通,比如他应邀拍摄过天津英租界的戈登堂、天津法租界领馆和访津的美国军舰。 在19世纪中国活动的摄影师中,在作品上有签名意识的主要有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而且他们的签名样式固定,比较容易辨认。梁时泰也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姓名,但形式却多种多样,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写在底片上的,有些在照片上的,广告意识非常强,汗……在他的签名样式中我选了几种较常见的贴出来,算是一个小小的总结。
英文花体签名“See Tay Photo”
中文签名“梁时泰照相馆” 中文签名“梁时泰照映” 中英混合签名“时泰 SEE TAY PHOTOGRAPHER TIENTSIN” 题在照片上的签名“梁时泰敬照并志”

射箭的中国人

我喜欢冷兵器,寒光闪闪的刀剑比黑洞洞的枪口要来的恐怖。刀剑只是近身兵器,要想制敌于“千里”之外,冷兵器里还要看弓箭或者弓箭的变种——弩。清代皇帝一直强调不能忘祖的表现是学习骑马射箭,现在看来这样确实能够延续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却大大延缓了科技的发展:明代已经在大力发展火器,但是到了清代就被中断了,直到人家闯到家里才开始变革。

悲情总督——裕禄

最近读老吏所著清代野史《奴才小传》里有这样一段: “厥后联军陷大沽,据北仓。裕禄闻警,握短枪至厅事,对胸自击。枪发,踬地乱滚,气未绝,其仆负之走。途次,死焉。顾仓猝不得棺,以板合为柩,以面糊于板。又不得衣衾,仅就其所穿血渍之纺绸衫裤以殓之。殓时,而蛆虫生矣。” 十九世纪的两次鸦片战争让清帝国元气大伤,国库空虚,税赋频加,百姓生活日窘。铁路、轮船、电报等西方先进科技进入中国,缩小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同时也使大量农民失地,手工业者失业。加之各国的教会组织在华传教一味追求信众数量而不关心信众素质,在民教涉讼事件中胁迫地方官员袒护教民,做出不公证的裁决,吸引了不少为躲避法律制裁的国人,加剧了社会矛盾,使这种矛盾逐渐转化为针对“洋人”、“洋教”的暴力活动。1898年前后,鲁、直两地一直在民间分散着的结社逐渐扩大,特别是义和拳组织不断发动民间的反“洋”运动。清政府内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保守派和维新派的矛盾加剧,很多有识之士远避他国,统治阶级内耗增加。帝国主义国家的胁迫更加削弱了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和决策能力。使得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的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摇摆不定,旧官场的各级官员同样跟着左右摇摆。 义和拳兴起之初即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清政府起初并未觉得这种“设坛练拳”的民间结社对国家政权有什么影响 ,“抚”的意见占上风。山东巡抚张汝梅主张“化私会为公举”,“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试图使义和拳为国所用,从民间组织整编为团练。待毓贤升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拳更加纵容,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授义和团“毓”字旗,使得大小教案频生。从张汝梅到毓贤的“抚”让各国在华教会颇为不满,特别是在山东有切身利益的德国,他们不断向清政府施压,促成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主“剿”,对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大力镇压,镇压迫使义和团向直隶转移。袁世凯到任山东仅半月,清政府又命令各省督抚在办理教案时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味弹压,“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对义和团的态度忽又转到“抚”的风向。这种“抚”的态度更加剧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同大清帝国的矛盾。1900年1月,驻华各国使馆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全力镇压义和团,3月又照会总理衙门不剿义和团则派兵舰来华武力干涉。清政府迫于此又在山东、直隶张贴告示严禁义和团。在政府的摇摆不定中,地方官员自然不敢对义和团大肆镇压,多呈谨慎的观望态度,这使义和团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并逐渐向北京靠近。1900年5、6月间,从大沽派出的联军部队更激化了矛盾,清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对义和团的“抚”,以期让他们对付八国联军,同时义和团被允许进入京城,并进据保守派大员们的宅邸设坛,端亲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军机大臣刚毅家里都有团民入住。然而面对由先进武器装备的近万名联军士兵,靠画符、念咒抵御刀枪的义和团民无异于螳臂挡车,清政府军队一样也无力阻挡联军的进攻,很快大沽失陷、天津失陷、北仓失陷、杨村失陷、蔡村失陷、通州失陷、北京失陷,最后是两宫出逃,耻辱的《辛丑条约》签订…… 在这场运动中,有人欢喜有人愁,很多官员因为站错队,因为摇摆不定,因为没有立场而家破人亡,裕禄就是其中之一,文章一开始即野史中对裕禄自杀的记述。 裕禄,字寿山,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抚崇纶之子。以刑部笔帖式捐生入仕,一直做到刑部郎中,后迁任热河兵备道,累迁安徽布政使。同治十三年(1874年)擢升安徽巡抚。光绪十三年(1887年)迁任湖广总督,后调两江总督旋又回迁湖广。湖广总督任上因反对修建卢汉铁路而被降职。光绪十五年(1889年)徙为盛京将军。光绪十七年(1891年)因平定热河骚乱而受到嘉奖,但后因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而调任四川总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因荣禄的升迁而补缺,代之为直隶总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杨村兵败自尽。 从这份《清史稿》中的简历可以看出裕禄出身世家,刚过三十岁就升任安徽巡抚,后来除了反对修建卢汉铁路和甲午战争中的失利,在仕途上可谓平步青云,应该深谙官场之道,并且有一定的政绩、军绩。他在任安徽巡抚期间,前江南总督李世忠因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有降敌行为而被罢职居家,非但没有低调过活,反而骄奢跋扈、恣意妄为,引起民愤。裕禄以商讨公事为由将李世忠招致行署中,酒席间突然命人将其拿下斩首,但仍体恤其家属,百姓官员皆称道。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官员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却摇摆不定,在运动初期缉拿过地方上的义和团首领姚洛奇,后期又对义和团的巫术所迷惑,对“恭迎”的“仙姑”长跪不起,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称兄道弟,还为此二人上书请饷。特别是在大沽炮台失守后还谎报军情说杀了多少洋人云云,真是很难想象是这样为官多年的大员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正史中关于裕禄的简介仅在《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二》中有寥寥数百字,其余有关他的记载大都出现在野史之中,而且多是讲他迷信拳匪、畏战自杀。 重新回到1900年的8月,八国联军占领大沽后,很快和攻陷北仓,向北京逼近。面对八国联军的凶猛攻势,清帝国军队接连败退、溃不成军。直隶总督裕禄率部退至杨村,布置防守。8月6日,帝国军队在杨村布置的防线又被轻易突破。裕禄听闻联军部队将至,深知大势已去,持手枪对胸自击,中弹后没有立刻毙命,而是倒地后痛苦地打滚。仆人背着他混在溃逃的士兵、百姓中间,没走多远就发现裕禄气绝,慌乱间找不到棺材,只好用几块木板草草拼凑了事,穿着带血的衣服就入殓了。等到下葬的时候,尸体已经腐烂生蛆…… 秦风老照片馆旧藏一套1876年7-12月号美国人J.R Black编辑发行的英文杂志《The Far East》,主要以图文方式介绍中国、日本的风土人情和时事政治。其中在1876年8月号上贴有一张照片,英文标注是Lieut-Governor of Nankin,系时任安徽巡抚的裕禄,这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张裕禄的肖像照片。照片中的裕禄,头戴官帽,着万字八宝纹褂,上身微侧,端坐于椅上,眼光炯炯有神,自信的平视远方,双手合于胸前,没有官场气,只有踌躇满志,联想其后来的境遇,悲哉…… (原文刊载在第六十七期《老照片》)

一个人的两场演出——两张东黄寺天王像照片

清王朝为了稳固西藏边疆,加强汉藏交流,在北京修建、改建过多座藏传佛教寺院,比如雍和宫、东西黄寺、南北黑寺等。虽然雍和宫更加知命,实际上在清代东西黄寺也是非常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东西黄寺位于德胜门外的校场北,由一道围墙包裹,分列东西两侧。东黄寺的前身是一座中土佛教寺院——普净禅林。顺治八年(1651年)被降旨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以供喇嘛等驻锡之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重修。雍正十二年(1734年)第二世敏珠尔呼图克图(青海广慧寺寺主)被封为驻京呼图克图,驻锡东黄寺。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再度重修。1911年后,由于战乱频生,经济衰退,东黄寺年久失修,损坏严重。至1949年,东黄寺的主要建筑已不复存在,现在这座曾经的京城名寺已经无迹可寻。 尽管东黄寺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但是由于其前身是中土佛教寺院,因此在格局上还保持着中土寺院的风格。进入山门后,左右分列钟鼓楼,向北即是天王殿。天王殿内两边分列四大天王。四大天王是佛教的护法天神,俗称“四大金刚”。 东方持国天王魔礼红,“持国”意为慈悲为怀,保护众生,护持国土,故名持国天王。身为白色,穿甲胄,手持琵琶,主乐神,表明他要用音乐来使众生皈依佛教,负责守护东胜神州,是“二十诸天”中的第四天王。 南方增长天王魔礼青,“增长”意为能传令众生,增长善根,护持佛法,故名增长天王。身为青色,穿甲胄,手握宝剑。为保护佛法,不受侵犯,负责守护南瞻部洲,是“二十诸天”中的第五天王。 西方广目天王魔礼寿,“广目”意为能以净天眼随时观察世界,护持人民,故名广目天王。身为红色,穿甲胄,为群龙领袖,故手缠一赤龙,看到有人不信奉佛教,即捉来使其皈依佛教。是“二十诸天”中的第六天王。 北方多闻天王魔礼海,又名毗沙门,“多闻”以福、德、知闻名于四方。住须弥山水晶埵,身为绿色,穿甲胄,右持宝伞(又称宝幡),左手卧神鼠(银鼠),用以制服魔众,护持人民财富,是“二十诸天”中的第三天王。 在现存的影像资料中,东黄寺天王像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出自德国摄影师汉茨•冯•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 1895-1965)之手。他出生在奥地利,父母都从事过照相馆业,参军后和中国结缘,热爱中国文化,多次来中国摄影,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1928年发行的《北京美观》一书中收录这张照片。东黄寺的天王像高大、壮硕,表情丰富,带圆形背光,甲胄的细节逼真,泥塑丝巾的飘逸感强,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可惜现在没人有这样的手艺了)。一个中国人(可能是看守寺院的人)站在西方广目天王的腿上。非常凑巧,我在翻找资料的时候在一本德文书中找到了东黄寺内另外一侧的天王像照片,同样是由佩克哈默所摄,同样是那个中国人站在天王腿上(只不过这次换作了南方增长天王)。佩克哈默本意是让这个中国人可以作为比对塑像大小的“比例尺”,却没有想到成就了一个人的两场演出!

中国最早的航拍

二十世纪的第一年,义和团运动大规模爆发,清政府对英、法、德、美、日、俄、意、奥、比、西、荷等十一国同时宣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根据最近发现的一本1902年法国出版的画册记载,在各国派往中国的部队中,法国远征军的侦察部队还携带了一具热气球,在北京和天津两地使用其进行了侦查,并留下十数张航拍照片,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航拍影像。 这本画册名为LA CHINE A TERRE ET EN BALLON,前言中介绍说是参战的法国远征军官兵们为纪念此次出征而特别制作的。每页有图3-10张不等,共收录了普雷森特上尉(Captain Plaisant)、卡梅尔上尉(Captain Calmel)和迪舍尔上尉(Captain Tissier)三人拍摄的照片272张,全部采用凹版印刷,细致精美,另有简单的文字说明结成目录。画册中的航拍照片共12张,均由普雷森特上尉拍摄(有一张鸟瞰景山的照片标注为卡梅尔上尉拍摄,但根据其他的照片推断应属印刷错误)。其中在北京拍摄的8张,在天津拍摄的4张。当然,摄影师不可能只拍摄了这12张照片,在1901年日本发行的《北清事变写真帖》中还收录有一张航拍的照片,是在琼华岛东岸上空向南拍摄的紫禁城西北角,从拍摄的内容和角度判断应该都出自这位法国上尉之手。很遗憾,我没能找到此次热气球侦察飞行的相关中文记载,没法了解当时国人对这一“高科技”的新鲜事物作何感想,只能试图通过摄影师拍摄的这些照片来还原当时的过程。1900年某个寒冷的冬日,天气晴朗,法国远征军的官兵把热气球运到西苑(今北海公园)琼华岛东侧,升空后分别向东拍摄了景山、向东南拍摄了紫禁城、向西拍摄了琼华岛白塔;热气球航行(早期的热气球不像现在可以自如地控制升降,只能将热气球充满气后由人力在地面牵引)至西安门东侧,摄影师又向北拍摄了西什库教堂东北角地雷爆炸后留下的巨大弹坑、向西拍摄了西什库教堂、向东拍摄了景山、金鳌玉蝀桥和紫禁城、向东南方向拍摄了已经腾退但还未拆除的蚕池口教堂;热气球再次升空是在东交民巷法国使馆(今台基厂南口向西,东交民巷路北,原纯公府)附近,摄影师向东南方向拍摄了被战火蹂躏过的使馆区。在天津,普雷森特上尉在热气球上拍摄了海河上的浮桥和天津火车站、海河南段的民居,天津内城,其中旧城北门清晰可见,还有被毁的使馆区。 这批留存下来的影像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且珍贵,既能看到二十世纪初北京皇城西部及东交民巷的建筑布局,又能看到饱经战火蹂躏后的北京城。比如图四,是摄影师在西安门东侧向东南方向拍摄的,远处能看到因1900年大旱而已经干涸的中海;西岸的紫光阁和已经被废弃的慈禧御用的小火车;紫光阁西边墙外是1887年就已经完成腾退搬迁的蚕池口教堂,很多学者都认为这座教堂在搬迁当年就遭到拆除,但是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直到1900年底,蚕池口教堂仍然存在,而且能幸免于战火,毫发无损;蚕池口教堂北侧路边(今西安门大街)两侧的民房因靠近西什库教堂都成为了废墟;照片右下角还能看到座南朝北,皇城八庙之一的永佑庙山门,这都为了解过去北京城的布局提供了重要而直观的资料。 (原文发表在2010年2月号《摄影世界》,插图参考中国最早的航拍之一中国最早的航拍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