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二）

1891-1892年有两组人分别从西、北两个方向上进入西藏，他们有不少共同点，比如都考察了大片的无人区，都是离拉萨老远就被劝离，都从那曲北边绕过、花了两个月左右经昌都到巴塘，再沿外国人探索扬子江的常规路线回到上海。他们也都携带了照相机，并且根据他们各自书中的记述，他们使用的应该都是1888年开始推出的柯达相机（the Kodak）。这一划时代的产品可以称作史上第一代傻瓜相机，它的尺寸已经缩减到单手可以握持的大小，使用胶卷，操作简单，使用者也无需掌握洗印技术，预装的底片拍完后，只要把相机寄回给柯达公司，剩下的工作就交给他们来做了。这系列的相机在当时的售价从25到50美元不等，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中高级单反的价格，虽然拍出来的照片画质远比不上玻璃底板精细，但对于一般的旅行者来说是很好的选择，毕竟出门在外，便携性是很重要的。

在这两个带着新款柯达走西藏的外国人里面，稍早一点的是来自英属印度第17孟加拉骑兵团的鲍尔上尉（Capt. Hamilton Bower）。鲍尔这时是一名情报官，1889到1890年他去了一趟新疆，回来后就开始筹划一次横穿藏北无人区的探险之旅。英属印度殖民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并给予了资金和人员上的支持，于是鲍尔的这支探险队里照例有一名医务官、一名测量员、一名绘图员，目标就是探索这一片地图上的空白区域。鲍尔1891年4月4日从印度北部城市西姆拉出发，在斯利那加跟队员汇合后，6月1日到达列城。这里跟新疆和西藏自古有商贸往来，他们沿着去新疆于田的路线走到接近克里雅山口的地方，往东进入藏北高原。几天后向导开始说不上地名，又走了几天，在阿鲁错附近遇到几个牧民，对方答应担任向导带他们往东走十天，不过五天之后，7月23日一大早，探险队就发现他们的新向导已经连夜消失了。从这时一直到8月22日，除了自己一行十余人之外他们没见到一个人影，再看见牧民的帐篷的时候，已经到了现在那曲地区的尼玛县境内。游牧的藏民普遍都愿意跟他们派出去的拉达克随从交易，卖给他们羊、糌粑、酥油，但是都不愿意带路，而且会很警觉地到他们的营地来查看有没有欧洲人，所以他们到来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9月3日，在达则错附近，前来商议的藏族头领提出一个临时性的路线安排，他们将在藏人的陪同下继续往东走三天，然后停留十五天以等待拉萨的决定。鲍尔他们就跟随藏人来到巴林错的东南角上扎营，这里距离拉萨还有两百多公里。到9月底，藏人还是坚持不让他们往前走，他们可以得到足够的物资补给、几个向导，条件是先原路回撤八天的路程，再从北边绕到连接昌都方向的大路上，而且也不能去那曲。鲍尔答应了这个协议，于是他们再一次进入无人区，沿着唐古拉山南麓，经过安多、夏曲，12月1日到达索县，到这里就跟前篇亨利王子一行的路线大体一致了，然后经昌都、芒康、巴塘、理塘、打箭炉，3月3日到达雅安，3月29日到达上海。

1894年鲍尔出版了这一次横穿西藏的旅行日记Diary of a Journey Across Tibet，书中有一些照片，也有由照片复制的绘画和手绘图。如果把前两类图片都算作照相机的产出物，可以看出拍照的活动都发生在旅程的前半段，过了巴塘就没有照片了。这里当然有几种可能：a. 有照片但书中没有收录；b. 巴塘以东已经有很多欧洲人到访，没有拍照的必要；c. 底片用完了。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我个人觉得c的可能性比较大），至少鲍尔这一队人都不算摄影爱好者应该是没错的，除了远远地拍了一张索县赞丹寺全景，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道的内容了。此外鲍尔在书的前言里说比他稍晚一点探访西藏的柔克义（W. Woodville Rockhill）给他提供了图片，书中并没有标明是哪一张或哪几张，两人的路线在那曲以东的地方开始重叠，但两人的书里并没有相同的照片，只有两把水壶的手绘图与柔克义从藏区带回的收藏品很接近，所以鲍尔从柔克义那里借用的可能就是这一类器物的图片。

与书中画质欠佳内容也比较乏味的照片相比，鲍尔的文字叙述包含了很多有趣的细节，比如他写下了这样一支探险队出发前要携带哪些仪器，什么样的牲畜才经受得住高寒高海拔的长途跋涉。找到一个管用的向导大概是最困难的事，有的是打了包票走到半道就不认识路，有的已经谈好价钱但是隔天就被头领阻止，更别提还有那种悄然夜遁的。不过鲍尔这一组人的专业水准很不错，他们有时候会找不到路，不知道哪里才有牲畜可以饮用的淡水湖和泉眼，但是他们的方向一直很准确，途中对动植物的观察和识别也很用心。鲍尔后来一直在军中服役，1910年代官至少将并受封爵士，庚子前后他在中国呆了几年，先是在威海卫中国人团，参加过庚子年间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斗，后来是北京英国公使馆卫队的指挥官。

班公湖

几个藏民

帐篷外围观的人群

西藏盘羊

舞蹈

索县赞丹寺

从班公湖到巴塘的路线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一）

普拉特的书虽然名叫To the Snows of Tibet through China，但实际上他只到达了藏区的边缘，他甚至都没有走到巴塘，也就是前面几组来到打箭炉又继续往前走的西方人——古柏、吉尔、匈牙利伯爵Béla Széchenyi等人被迫改道或折返的地方。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藏都保持着一种西人勿近的姿态，自1846年法国传教士Évariste Régis Huc和Joseph Gabet不到一个月的短暂停留之后，直到1904年再没有西方人踏足拉萨。所有从四川方向上过去的外国人都会在巴塘被拦下，从青海、新疆或南边英国属地进入藏区的几组人在穿过人烟稀少的高原地区后，走到离拉萨不远的地方就会被发现并驱离。所以现在能看到的跟西藏有关较早的照片基本上属于两种来源，一是藏人在英属印度那边的照相馆里拍摄的人像，二是1904年英国人武力入侵西藏期间John Claude White的作品。但其实1904年之前进入藏区的探险家也有不少带着照相机，只不过照片或底片的实物去向不明或未见公开，游记或报告里的插图画质又很差，因而在以照片或影像本身为讨论对象的情景里常常就被忽略了。不过在本文这个题目里图像的质量可以不予考虑，只要能证明有照片存在过就行。

最早一组带着照相机进入青藏高原地区的人很可能是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的队伍。普热瓦尔斯基在中国西部的四次考察中，第一次（1870-1874）、第四次（1883-1885）都到达了青海南部的高原地区，第三次（1879-1880）最远走到拉萨北边270公里的那曲附近。1889年出版的第四次考察的报告中包含一些由照片转制的插图，其中一张是德曲的河口，位于现青海省玉树地区称多县境内。这一片地区现在被称做三江源，北边的黄河源头和中间的通天河流域一直是普热瓦尔斯基考察的重点，他一、三、四次的考察都到过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不过德曲这张照片是书中唯一一张拍摄于青藏高原地区的照片，时间大约是1884年6月上旬，余下的就是1885年在新疆拍摄的照片，内容主要是罗布泊（喀拉库顺）和民丰（尼雅绿洲）附近的居民。

继普热瓦尔斯基之后，下一组带着照相机进入藏区的外国人应该是1889-1890年法国探险家邦瓦洛特（Gabriel Bonvalot）和亨利王子（Prince Henri d’Orléans）的考察队。一般资料里提到这支考察队的时候都将之归于亨利王子名下，但实际上在这个二人组里邦瓦洛特是更有经验的探险家，他从1880年代早期就开始研究中亚，1886-1887年在帕米尔高原一带考察；时年22岁的亨利王子此前只有两次在孟加拉和尼泊尔的狩猎旅行。亨利王子的父亲，1830-1848年在位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之孙罗伯特亲王资助了这次跨越欧亚大陆的旅行。他们1889年7月从巴黎出发，经莫斯科、伏尔加河、卡马河、乌拉尔山、鄂木斯克，进入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在塞米伊补充了接下来可能再买不到的欧洲产品后，往南到达扎尔肯特，这里距离新疆伊宁只有大约100公里了。9月6日他们到达伊宁，在这里遇到了比利时神父De’Deken，后者正打算回欧洲，得知他们的计划后，就决定跟他们一起南下走海路返回。神父中文很流利，随行还有一个中国仆人，此外他们找的翻译曾经为普热瓦尔斯基工作过，所以这支队伍接下来的路线十分明确，他们几乎没有走任何弯路，离开伊宁后，经库尔勒、若羌，翻越阿尔金山之后，就直奔西藏而去了。

亨利王子一行选择的进藏路线稍微有点不寻常。他们翻过阿尔金山之后，基本上就到了青海境内，一般从青海这边去拉萨，为主的路线是进入柴达木盆地走到格尔木，然后沿着跟现在109国道以及青藏铁路差不多一致的路线往西南方向行进，这也是之前普热瓦尔斯基走过的路线。亨利王子一行没有这样走，他们过了阿尔金山就直接往南了，这条路线确实很直，但是很不好走，中间要穿过可可西里的荒原，从海拔5000多米的山口翻越唐古拉山，然后经过湖区到达之前普热瓦尔斯基被迫止步的那曲附近。他们1889年11月20日左右离开通往格尔木的大路，1890年2月13日到达距拉萨已经不远的纳木错，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走完了这段直线距离大约800公里的路程。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收集到一些青藏高原上特有的动物标本，但是这一路线的选择和如此慢的行程很可能不是出于科学考察的需要，而是为了避开汉藏官民的视线。如前所述，当时藏人在西藏境内发现西方人一定会将之驱逐，那些从上海或北京过来的外国人能一路走到巴塘，手上至少也是有一张清政府颁发的护照，上面写明此人到内地旅行的目的，要求“大清各处地方文武员弁验照放行”等等，而这个东西，据邦瓦洛特在书里说，他们是没有的。

2月15日他们在当雄附近的山上被官方拦下，这里距离拉萨只有60公里了。接下来就是询问和协商的过程。几乎所有被拦下的外国人都表示无论如何都不回头，有些靠搬弄强权，有些靠卖惨，亨利王子这一行人比较偏后者。他们跟喇嘛和驻藏官员说宁死也不原路返回，因为前面走过的这段路实在是“糟糕透顶”，几个月下来全员又病又乏，用来驮运的牲畜大量折损，还死了两个仆人。他们现在的诉求只是去巴塘，计划经云南到越南然后回国。在反复确认了他们真的既不是俄国人也不是英国人之后，到3月18日，他们终于得到了需要的物资补给，获准继续前行去巴塘。在滞留当雄的一个多月里当地的喇嘛和驻藏官员对他们都很友好，因为当时西藏地方上严防的主要是英国人和俄国人。按照邦瓦洛特的说法，当地官员这时已经知道彼夫佐夫接替1888年去世的普热瓦尔斯基，带了一支三十人的考察队在西部地区活动，如果被拦下的是彼夫佐夫，地方上的反应将是“拘禁”，因为1879年普热瓦尔斯基进藏的途中曾与藏民发生冲突，开枪打死了几十人。除了坚决不接受原路返回的提议，其他场合下考察队跟当地官民相处也都挺愉快的，他们在这期间拍了不少照片，还给前来与他们沟通的一队官员拍了合影。

6月7日他们到达巴塘，走的是经那曲、索县到昌都的北线，然后6月16日到达理塘，24日到达打箭炉。他们在打箭炉逗留期间，前文介绍过的英国博物学家A·E·普拉特正好在打箭炉一带采集昆虫，亨利王子便将自己沿途采集到的植物标本交给普拉特，托他带到上海再转运回国。在打箭炉的旅店里他们还遭遇了盗贼，据普拉特的记述，损失了大约三百两银子的财物。由于他们没有护照，地方官员对此不用担责也就不怎么上心，财物自然是没有追回来了。7月16日左右一行人启程南下，经富林（汉源）、宁远（西昌）、昆明、蒙自、老街，9月23日到达越南河内。此时越南已经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河内所在的越南北部地区在法语中的名称是Tonkin，因而考察队返回欧洲后，邦瓦洛特于1892年出版的游记就名为De Paris au Tonkin à Travers le Tibet Inconnu，书中配图相当多，大部分都是由照片转制的版画。

1895年亨利王子组织了第二次亚洲考察，这一次中国境内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云南，他们从越南进，缅甸出，最后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萨地亚，途经的大部分地方都是未经探索的区域，除了收集到大量动植物标本，地理上的一项成就是确定了伊洛瓦底江的源头。

若羌到茫崖之间的一个峡谷

喇嘛们

地方官员的合影

向导

他们雇的赶牦牛的人

索县景观

藏族妇女和孩童

索县赞丹寺

类乌奇附近的民居

昌都附近的桥

巴塘妇女

 

行程地图

清末西部影像记：穿过三峡（三）

19世纪到20世纪前三四十年西方人在中国的生物采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一些早一点的论述，在梳理这一时期外国考察队或个人在中国进行的与博物学相关的活动的时候，通常都循着鸦片战争后国门打开——外国势力从多个方向进入——动植物资源为外国人掌握的叙事逻辑。如果单是把自己当作被采集一方来看，事情的经过确实如此，这相当于自家后花园被外人随意出入，采花捕兽掳珍禽，换了谁都不高兴的。但是这样的视角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所以在一些更全面的著述和文章里，我们可以知道几乎每一批标本都有明确的去向，植物学家、动物学家们基于收集来的资料撰写了大量的专著，这些研究成果合并建立起一个世界性的生物资料网络，并且很多标本或移栽到国外的活体至今还在研究中使用。更新一些的观点，则把原先被置于基础层面的采集活动放到一个能有所延伸的视点上，去探讨那些在以科学菁英为中心的结构里处于远端的实地采集者在科学事业和文化传递中的功能。这些新的语境帮助勾画出一幅更加完整的近代博物学活动的背景，促使那一批又一批的考察队、博物学家、传教士、公职人员翻山越岭搜寻记录的，有帝国和贸易扩张的野心，也有完善现代知识体系的科学精神；个人的荣耀也是一种巨大的激励，试想一趟考察也许能发现几十个新种，某一种也许会以你的名字命名，皇家学会的刊物里有专文介绍你的成就，有时候还有真金白银或爵位的奖励——那是一个博物学拥有无上荣光的时代，每一个投入其中的人都有收获桂冠的机会，于是那些够学识又够胆量的人就纷纷出动了。

有很多文章介绍和罗列那一时期在中国进行动植物采集的外国人，这个名单里有一些就是带了照相机的，把他们筛选出来并没有什么难度。英国博物学家安特卫普·普拉特（Antwerp Edgar Pratt，1852-1924），多数地方写做A·E·普拉特，一开始不是一个很显眼的名字，大概因为在比较容易搜到的资料里对他的描述除了1887-1890年间在长江中上游的几次活动就没有别的细节了。但实际上他去过很多地方，落基山、新几内亚、秘鲁、亚马孙河、哥伦比亚，主要收集鳞翅目和鞘翅目昆虫（通俗地说就是蝴蝶蛾子和甲虫），也顺带着收集鸟类、鱼类和植物，以及一些人类学的观察。对蝴蝶有研究的人可能对他在新几内亚前后持续了十几年的工作很熟悉，但在这样一条简介里面这个学科上的跨度我就不打算去尝试了。

普拉特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拍摄的峨眉山金顶，从粗略的行程中就可以看出他到峨眉的时间比立德夫妇早了几年。有钱才能玩相机这个定律在越早的年代越偏远的地方越有效，所以这又是一个有钱会玩的探险家吗？不是的，他就是一个昆虫采集的专业人士，只不过有几位财力雄厚的私人收藏家为他提供资助而已。他在中国呆了三年多，1887年4月到上海后，先在九江、庐山搜寻了几个月，然后1887年8月到1889年3月主要在宜昌。当时在宜昌海关工作的奥古斯丁·亨利（Dr. Augustine Henry）是一个很有名的植物爱好者，总共给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送了超过15000份的标本和种子，在宜昌期间采集到的植物包含500多个新种，后来威尔逊找珙桐的时候为之指路的人也是他。一个为亨利工作过的当地人在宜昌西南的长阳山里有一所房子，普拉特就以那里为基地进行采集工作，到1888年7月，当地居民开始驱赶他，他返回宜昌向英国领事求助，然而并没有什么用，长阳县里收到英国领事的信之后还是要求他离开，于是到1888年8月他这一阶段的工作就结束了。

接下来普拉特就开始准备他的长江上游之行。他需要一条船，不仅仅是载他到嘉定（乐山），而且要停在那里作为一个基地，船上还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存放他的收集品。他不打算租，码头上能买的船也没有符合他要求的，于是他就跟当地的船厂订制了一艘新船。普拉特在书里没有写这条船花了多少钱，只说船身以松木打造，长约14米——用料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大的船，除去他一个外国人多半会被加价的部份，应该也不会太贵，甚至往返一趟很可能比雇船还要划算。上一篇提到的英国驻重庆第二任领事霍西，1882年去就任的时候，从宜昌到重庆单程被收了180两银子，这在当时相当于普通人家几年的收入了。1888年的冬天这艘船如期打造完成，普拉特很满意，他招募了几名船员，带着他的德国助手Kricheldorff和几名有经验的采集工，1889年3月26日出发前往四川。

5月14日他们到达嘉定，在这里照例被扔了一回石头。这时川南一带已经有很多传教士在活动，几天前路过叙府（宜宾）的时候普拉特对那里评价很高，说那里街道整洁，商业繁荣，当地人看见外国人都挺淡定的——所以这多半又是照相机惹的祸。果然几天后当地道台亲自来询问他的意图，因为传说他有一台很厉害的机器，怕来是攻城的。普拉特便跟他讲了自己的采集计划，道台对此颇有疑虑，甚至还有点生气，但最后还是放行了，并且派了两个士兵过来护送他们到峨眉县。5月19日他们离开嘉定，先走了一段水路到苏稽，然后往西南方向走陆路前往此行目的地之一大瓦山。在金口河他们住的旅店正好就是十一年前贝德禄住过的同一家，店主还保留着一份贝德禄遗落的《泰晤士报》，报纸上的时间是1877年11月23日。继续往前，在大瓦山下的大天池，他们见到了传教士Pére Joseph Martin，后者也是时隔十一年第一次在这里见到西方人，很热情地把一间教会的房子借给他们住。他们在大瓦山呆了一个月，然后经富林（汉源）、泸定，7月4日到达打箭炉（康定）。在打箭炉周边的采集活动也只进行了一个多月，8月15日便启程返回，9月19日回到宜昌。在汉口度过冬天后，1890年2月，普拉特再次出发前往打箭炉，这一次他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正好遇到了法国探险家邦瓦洛特和亨利王子一行。返回的时候他去了峨眉山，金顶的照片应该就是那时候拍摄的，时间是8月6日到17日。9月25日他回到宜昌，10月22日离开上海返回英国。

限于篇幅我只能把普拉特在川西的活动压缩成这样一小段，尽管我个人觉得他这一年多的经历里面很多细节相当有趣。与这一地区之前到访的其他外国人不同，他不是传教士或者外交官，没有很高超的沟通技巧，不乐意也不懂跟官方打交道；他也不四处乱逛，采集工作要求他必须根据物候来制定行程计划，所以他对时间的把握比其他旅行者都精确。他是我搜集来的人里面少有的几个选择在高水位的季节通行三峡的人之一，按照其他一些当时入川的外国人的叙述，每年四到十月三峡是不适宜通行的，普拉特却把他两次返回的时间都定在九月，这时行船不至于太凶险，又有足够的水位和流速能帮他把采集到的标本迅速带到汉口，尽快运回英国，因为其中还包括一些活体。他本身应该还算不上科学家，只是从他的种种行为表现，不禁让人想到，他这一路走过的很多地方，大概是第一次有他这样可以真正算是科学工作者的人到访吧（李希霍芬在四川的考察路线跟他只有一点点重叠）。

最后还是要再说一点跟拍照有关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他第一次到打箭炉的时候为法国神甫Félix Biet（毕天荣）拍摄了照片，并且得到确认那是“照相机第一次来到这里”。经过皇木场的时候他也给在大瓦山下为他们提供居处的马丁神甫拍了照，考虑到这条路线1878年后就没有别的外国人走过，所以从嘉定往打箭炉这一方向上他应该也是第一个带照相机过去的人。他带的底片可能不多，不过拍照技术很不错，收录在他书里的那些照片如果有原版存世，在精细的画质下应该都很有气势的。

普拉特在中国期间收集到的400多种蝴蝶由昆虫学家李彻（John Henry Leech）整理发表，他自己则于1892年出版了相当完整的行程日记To the Snows of Tibet through China，包含24张照片和地图。

宜昌

普拉特定制的船

巫峡

新滩

乐山附近

大瓦山下教会的房屋

前往打箭炉的必经之路瓦斯沟

打箭炉城内

打箭炉附近山上，六月里的一场雪

日喀则过来的商队

打箭炉附近的山景

普拉特第一次去打箭炉时从乐山开始的路线

清末西部影像记：穿过三峡（二）

在贝德禄和吉尔1877年那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照相机在长江上游的活动记录出现了一个大约十二年的断档，直到本文最开始提到的A·E·普拉特1889年带着相机来到四川，才又有了摄影活动的明确记录，并且开始有夔州府（今重庆奉节县）以西川渝地区的影像保留下来。普拉特的故事也很有趣，我将在下一篇里写他，这一篇先写一个比他名头大得多、后来也拍得更多，只是初次进入三峡拍照的时间稍微有点不太确定的人。

对摄影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玩相机是一个很烧钱的爱好，所以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不管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玩家，大体来说都是不缺钱的。在照相机还十分笨重的年代，那些带着照相机去偏远地区旅行的外国人，除了自己要拥有摄影器材、掌握摄影技术，还要能雇得起一队人马，负担得起包括向导、翻译、轿夫、仆役、有时候还有地方上安排的护卫——这样至少十几人三五个月的花销，所以就如前面所说，那些早期来西部拍照的人，背后一定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大多数探险家/摄影师接受的资金支持都来自外部，比如政府或学术机构、商业公司，在这样的雇佣或合作关系下他们的探险和考察通常都有明确的目标，之后撰写的旅行日志和报告也都尽可能详尽。相对而言那些自己掏钱、完全出于个人兴趣来游览、书写、拍摄中国的人就随性很多，比如早几年约翰·汤姆逊在大江南北一路走一路拍，留下大量观察和评述，却只有很少几个地点有具体的到访日期。本篇要写的这位——立德夫人，也是如此，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可以确定她最早在1887-1889年之间到宜昌上游60公里的牛肝峡拍摄了照片，但具体的时间考证不出来。

立德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 ，有时也写做Alicia Little，1845–1926）是一名英国作家、社会活动家。为她写简介有点复杂，因为尽管她已经是同时代女性中拥有学识与独立精神的优秀代表，但是说到她在中国的经历、与中国相关的活动和著作，就必须连带着把她丈夫、当时在英国国内名气还不如她的阿奇博德·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1838-1908）也一并写了。立德的介绍可以很简单：他是一名英国商人，经营一家名叫立德乐洋行（Little & Co.）的贸易公司，早期在上海、九江做进出口。1876年宜昌开埠以后，他便专注于开拓西部市场，并竭力推动长江上游的轮船航运。他是第一个把轮船开到宜昌的人，二十年后又第一个把轮船开到重庆；此外他也旅行、写书，曾短期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

回头来说立德夫人。她出生于葡萄牙的马德拉岛，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到1886年她与立德结婚时，已经有九部出版作品，这时她41岁，立德48岁。有文章说她父亲是上海工部局官员，两人因此认识，但是我没有找到可信的资料来源，只有几份1840年代的出版物提到了她父亲Calverley Bewicke，那时可能是在马德拉岛经商，并且很可能是当地英国人社区的领袖。立德夫人来中国以后的作品中也几乎没有提起过她之前在英国的生活，所以我们只能从立德的行程来推测也许是在1885年立德返回英国为开拓中国西部商业游说期间两人相识，随后结婚并来到中国居住。她初到中国的时间是1887年5月，这一年立德出资建立了川江航运公司（Upper Yangtse Stream Navigation Company），从苏格兰的克莱德订购了一艘蒸汽明轮船“固陵”号，计划用它来探路宜昌至重庆的航道。这艘船在上海装配完成后，1888年2月驶抵宜昌，由于中国官方不发给航行许可，立德的计划无法进行，这中间又涉及1876年《烟台条约》中关于重庆开埠通商的细节，最后上至总理衙门下至川鄂两省地方加上大清海关，各方参与协商的结果是，海关出大价钱买下“固陵”号和附带的码头设施，立德则保证十年之内不再涉足川江航运，这是1889年12月的事。所以尽管夫妇二人写游记都经常不写具体年份，但刚到中国这几年她应该在宜昌住了不少时间，游览过附近的几处名胜；1887或1888年的冬天他们坐船前往四川，正好在除夕这天路过夔州；然后1888年她随立德去过一次北京。有些文章里说她来中国后就住在重庆，在她的书里其实没有很清晰的记述，能确定的在重庆生活的时间是1892年以后了。

立德夫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直到1907年陪同病重的立德返回英国，次年立德去世。她自己或是协助丈夫出版了十多部跟中国有关的著作，她也是倡导妇女放足的“天足会”的发起人。在中国期间她拍了很多照片，在她自己和立德的书里都有使用，根据书的出版时间和书里的内容，可以推断出一些照片大致的拍摄时间，比如《我的中国农场日记》记录的是1893年6月至10月之间她在重庆郊外一个乡村宅院里的生活，书出版于1894年，所以书中重庆的照片不会晚于1894年；之后出版的书里也用了一些其他摄影师的作品，余下的她自己的作品只有部分能对应上她的行程，比如1897年跟丈夫一起游览峨眉山、打箭炉，1902年在北京住了几个月，还去了一趟张家口。1891至1900年间她可能经常住在重庆，或是在上海–宜昌–重庆这条线上往返，由书里的一些记述和保留下来的一些邮件可知，尽管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夫妇俩还是数次入川，有一次还走的是陆路。这时重庆的立德乐洋行已经成立，另外还开了一家利川公司经营保险业务；立德也没有放弃进军川江航运的尝试，1898年夫妇俩一起乘坐利川号小火轮在纤夫的帮助下驶抵重庆，两年后，也是在立德的运作下，肇通号客轮成为第一艘不借助人力穿过三峡到达重庆的轮船。到1901年6月，在利德的记录里，他还在宜昌和万县之间考察三峡夏季水位。因此如果我们假设立德夫人大体上跟她丈夫一起行动，那么她拍摄的照片里与宜昌、三峡、重庆有关的那些就有相当一部分没法确定具体的拍摄时间。当然对于这片地区来说照相机捕捉到的影像在1880或是1890年代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区别，并且在夔州以下的江面上争谁是第二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过立德夫人确实可以说是第一个把长江三峡来来回回从头拍到尾的人，她在宜昌上游拍摄的照片里有几张可以确定是1887至1889年之间，很有可能比1889年入川的A·E·普拉特早一点点。

大约就是在立德筹备他的第一艘川江轮“固陵”号的时候，立德夫人开始在宜昌附近拍照。我们也不知道她第一次拍三峡的时候往上游走了多远，她对第一次“长江上游之行”的记述，到夔州就没有下文了；那几张可以确定拍摄于1880年代的照片，最早也不是用在她自己或立德的书里。1890年，英国驻重庆第二任领事亚历山大·霍西（Alexander Hosie，中文名谢立山）出版了他在贵州、四川、云南考察的经历，书中配了一些照片，部分是约翰·汤姆逊的作品，有三张注明来自立德夫人，分别是宜昌西南的文佛山、西陵峡入口以及宜昌上游60多公里的牛肝峡。立德的作品《扁舟过三峡》（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1898年出的第三版也用了这几张照片，但1888年出版的第一版除了一张地图就没有任何配图。更多三峡的照片收录在她1899年出版的《走近中国：我所见到的中国人》（Intimate China: The Chinese as I Have Seen Them）里，考虑到她这些年在三峡上往返的次数，把后面这些照片划归在1890年代大体上没有问题，但是也不排除其中有一些就是1889年之前拍摄的。

宜昌文佛山

三峡里的纤夫

白帝城内

重庆

1893年立德夫人在重庆郊外租住的宅院

重庆，嘉陵江边的寺庙

重庆，戏院

重庆，衙门

四川盆地内的乡野景观，大片罂粟花田

峨嵋山

大瓦山（1897年）

清末西部影像记：穿过三峡（一）

19世纪末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总的来说喜欢走水路。长江航道对英法两国开放后，在1858年底就有英国外交官威廉·乔斯林（William Nassau Jocelyn）来到汉口拍摄了照片。过了洞庭湖，大体上就被外国人称为Upper Yangtze，从这里到扼守三峡门户的宜昌坐船还算方便，花的时间也不是太长，1861年欧洲人探路长江上游的先行者布拉克斯顿（Thomas W. Blakiston）从汉口到宜昌走走停停用了20天（1861年3月14日至4月2日），汤姆逊走这一段用了17天（1871年1月20日至2月5日），在那个时代算是轻松愉快的旅行了。再晚几年，1878年英国商人阿奇博德·立德的“彝陵”号轮船第一次驶入宜昌港，同年招商局的“江通”轮首航宜昌，随后即开始在宜昌与汉口之间运营客货航线，自此宜昌这个城市被纳入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现代交通网络。但是过了宜昌，水道就不是那么平顺了，到1909年川江航运正式步入汽船时代之前，绝大多数经宜昌进入西南腹地的外国人都是被纤夫拉上来的。

约翰·汤姆逊毫无疑问是第一个进入长江三峡拍摄照片的人，时间是1871年2月。在他之后，1870年代还有几个有条件携带照相机的西方人穿过三峡进入四川游历，或是继续前行到云南或藏区东部，之后的出版作品中也有一些关于拍照的线索。作为马嘉理事件的后续，1876年9月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以在大理和重庆“驻寓”以“察看通商情形”，并获准前往甘肃、青海，或是由四川入藏探索连接印度的道路。1876年底，曾前往云南调查马嘉理事件的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被派往重庆，在上海他遇到了正准备去中国内陆探险的威廉·吉尔上尉（Capt. William J. Gill，又译吉为哩），便邀之同行。吉尔算是个小有背景的人物，他父亲罗伯特·吉尔是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早年在印度马德拉斯军中服役，后来在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在印度著名的佛教遗迹阿旃陀石窟临摹壁画，1856年左右开始拍摄立体照片并出版了两本关于印度古建筑和自然风光的摄影集，总之颇有名气。威廉·吉尔少年时代随父母在印度生活，成年后加入皇家工兵部队，也在印度驻扎了一段时间，后来从母亲那边的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于是这个家世好、有钱、热爱旅行探险又愿意为军队效力的年轻人先是参加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波斯考察，然后1876年5月他突然起意决定来中国的时候，他直接就去跟几位探险界的传奇人物会面取经了：他先去拜访了著名东方学家亨利·于勒（Henry Yule），于勒把他介绍给1868年探访过川西藏区的托马斯·古柏（Thomas T. Cooper，又译唐古巴），又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去见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七次考察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前往柏林跟李希霍芬学习了一个星期，然后出发去中国。1876年9月11日吉尔到达烟台，这正好是《中英烟台条约》签订的前两天，英国公使威妥玛当时正在烟台。吉尔拜访了威妥玛，然后在条约签订后与英国使团成员一起离开烟台，乘船至天津再至北京。在等待护照办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与公使馆里的一名外交官卡勒斯一起去渤海湾沿线做了一次短期考察，回到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启程南下，11月21日到达上海。

许多资料对吉尔的描述都说他是情报官，因为他返回英国后在战争部的情报部门获得了一个职位，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当他跟途中遇到的法国传教士说自己只是出于个人爱好要去川西旅行，对方也是笑而不语。不过他来中国这一趟很可能真的是自己掏钱，并且住酒店会选最好的房间，坐船也是最好的舱室。在这种有钱任性、有一个二十年前就专业玩相机的爹的人设之下，当他和贝德禄一起于1877年1月23日离开上海前往重庆时，随行带了一名摄影师的人是贝德禄而不是他，倒是有点让人意外了。

贝德禄1867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北京的英国使馆工作，精通中文。1875年2月马嘉理事件发生后，他随同公使馆二等秘书格罗夫纳（T. G. Grosvenor）、上海领事馆副领事达文波特（Author Davenport）前往云南参与调查马嘉理案。那一次去云南的路线，也是沿长江上行到叙州府（今宜宾），然后走陆路经昭通、昆明、大理、腾越、缅甸八莫，再乘船至仰光，由海路返回北京，时间是1875年11月至1876年7月。四个月后，他又一次踏上扬子江之旅，这次除了随身的两个仆役（其中一个跟过李希霍芬），他还带了一名摄影师一起去重庆。不过贝德禄自己的旅行笔记《中国西部的旅行与研究》（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1882）里没有包含从上海到重庆以及刚到重庆这一段时间的记录，所以关于这名摄影师以及拍照的情况，仅有的一点线索来自吉尔的作品《金沙江》（The River of Golden Sand，1883）。

据吉尔的记述，这名摄影师是一个上海人。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应该还没法弄清这名摄影师的身份，只是假如做一个推测的话，如果贝德禄是在上海雇了这名本地摄影师，那么他很有可能来自当时上海开业的几家照相馆。1870年代，上海已经有苏三兴、宜昌、公泰等几家照相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另一个导致我们没法深挖的原因是，这名摄影师虽然来了一趟重庆，并且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把照相机带过长江三峡的人，但不知道是器材还是技术的原因，根本没有产生任何作品。吉尔在书里记录了两件跟拍照有关的事，首先是他们到重庆后让摄影师出去拍照，一如在那些照相机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受到的“礼遇”一样，围观群众纷纷朝他们扔石头。后来他们找了一个当地的教徒去给摄影师当翻译，因为这名说上海话的摄影师和说重庆话的当地人根本没法沟通。在这个当地人的帮助下摄影师好像终于可以拍照了，但是最后“他能拿给我们看的只有一些灰蒙蒙的玻璃板，而且我后来也没听说有任何照片洗印出来。”

1877年4月26日吉尔离开重庆前往成都，5月18日北上前往松潘，6月20日返回成都，在这里他跟在上海就约好要一起去探索藏东–云南–八莫路线的麦士尼（William Mesny）汇合，经雅安、泸定、康定、理塘、巴塘，在竹巴龙渡过金沙江，翻越芒康山行至澜沧江一侧的阿墩子（德钦），再回到金沙江畔，往南经丽江、大理，1877年11月1日到达八莫然后返回英国。他是第一个前往松潘考察的西方人，也是继古柏之后第二个到达藏区东部的英国人。紧随吉尔之后，1877年7月，贝德禄也从重庆启程开始他的川西南之行，他先是到了成都，然后乘船到乐山，游览峨眉山之后，经雅州（今雅安）、富林（今汉源）、宁远（今西昌）、会理，在巧家渡过金沙江，往北行至靠近宜宾的富官（今绥江），然后从屏山乘船返回重庆。休整三个月之后，1878年1月他又出发去了一趟打箭炉（康定）。他是较早深入探访彝族地区的西方人之一，1883年获得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

插图均摘自吉尔的《金沙江》

清末西部影像记：初至西部（四）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英法两国在中南半岛占取了大片殖民地，其中英国在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后控制了包括现在缅甸所有沿海地区和勃固省的下缅甸，1862年成立英属缅甸省；法国在1859年攻占了西贡，随后逼迫阮朝割让南方三省与昆仑岛，开放湄公河流域及东海岸的土伦（岘港）、巴叻、广安三港，到1860年代末法国已占有整个越南南部并使柬埔寨成为其保护国。随着两国在这一地区势力的不断扩张，与之毗邻的云南自然成为觊觎的对象，两国都希望至少先打通从缅越到云南的商路，进而将航道或铁路延伸至云南境内，再进一步连通中国内陆。在这一大目标的驱动下也有相当数量的勘探队、考察队从各个方向上进入云南、广西南部的边境地区，从发表的报告、游记、研究著述等资料的数量来看，英法两国前往这一地区考察队的密度与俄国人在北方的活动相当，方方面面的调查研究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

照相机随考察队从缅甸和越南方向进入云南应该不会早于1867年，因为尽管从1830年代起就有官方支持的探险者前往边境附近勘探道路和地形，但一直到1867年法国人德拉格雷（Ernest Doudart de Lagrée）和加尼耶（Francis Garnier，又译安邺）带领的湄公河考察队成功到达云南之前，其他的探险者或队伍都没能进入中国境内。德拉格雷的这支探险队1866年6月从西贡出发时带了一名摄影师埃米勒·吉瑟尔（Émile Gsell），他是最早在西贡开业的商业摄影师，他跟随探险队到达吴哥窟拍摄了一些照片，当年9月或10月就返回西贡了。探险队则继续沿湄公河上行，于1867年9月30日进入云南景洪辖地。这支队伍后来去了昆明、大理，试图与当时控制大理的杜文秀政权结交被拒后，北上四川，由叙府（今宜宾）乘船沿长江而下，1868年6月12日到达上海。德拉格雷1868年3月12日因病死于云南东川。

在前述这一支法国探险队的刺激下，英国人在1868年也派出了一支队伍，继续尝试从缅甸八莫到大理的通路。这其实是一条传统商路，由于这一时期云南西部地区的回民起义，自1855年起民间的商贸活动被腾越的清军团练断绝了。当时英国驻曼德勒的首席代表斯莱登少校（Major Edward Bosc Sladen）受命组织这支考察队，来自加尔各答大学的医学教授、印度帝国博物馆馆长安德森博士（Dr. John Anderson）作为随队的博物学家一同前往。他们1868年1月13从缅甸旧都曼德勒出发，乘汽船沿伊洛瓦底江到达八莫。2月26日他们离开八莫前往腾越（今腾冲），这段路对滇缅之间往来贸易的马帮来说一般只需要七天，但对于英国人来说就没有这么顺畅了，由于通行受阻，往来交涉、等待各方的回复花了很长时间，他们在盘色（Ponsee）逗留了两个多月，5月26日才到达腾越。作为第一支获准进入当时大理政权控制地区的英国探险队，他们在腾越受到了大司空李国纶的热情招待。史家关于斯莱登考察队与大理政权的这次接触有很多论述，本文就不再跑题了，总之在腾越考察队表达了继续前往大理的意愿，但当时腾越与大理之间的交通已经被清军民团阻断，在与李国纶达成了一个初步的通商协定后，考察队于7月13日启程返回，取道户撒（今陇川县），9月20日回到曼德勒。

安德森返回加尔各答后编写了这次考察的报告《滇西考察记》（A Report on the Expedition to Western Yunan via Bhamo），1871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提到同行的威廉姆斯上尉带着照相设备，还有一两处关于拍照的记述，但书中并没有收录照片或其他形式的风景图片。1874年12月，安德森再次随队考察中缅商路，这一次的领队是柏朗上校（Colonel Horace Browne），队里还有后来行迹遍布中亚的探险家伊利亚斯（Ney Elias）。这时清政府已经重新控制了滇西地区，柏朗的考察队从一开始就在英国与清政府官方的沟通下有计划地前进，然而途中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意外，就是著名的马嘉理事件。受这一严重外交事件的影响考察队从接近蛮允的地方回撤，1875年2月26日回到八莫。

1876年安德森将两次考察的日志合辑出版，书名《从曼德勒到腾越》（Mandalay to Momien: A Narrative of the Two Expeditions to Western China of 1868 and 1875）。这一本书里面就收录了一些由照片转制的版画，包括伊洛瓦底江上的景色、克钦族人、盘色的村寨等等。从图片的注释来看照片的拍摄者不止安德森自己，还有一些是由1868年考察队里的斯莱登和威廉姆斯拍摄的，并且照相机最远似乎只到达了第一次考察时他们滞留了两个月的盘色，过了盘色就只有手绘的图画了。在书里安德森简单地记述了几件跟拍照有关的事：在盘色时几个年轻的克钦族女孩毫不畏惧地站成一排让他们拍照；一个掸族头人认为家人生病是房子被拍照带来的厄运，出于报复便偷了考察队的牛；此外还有一张柔术表演者的照片，从文字叙述来看是第二次考察出发前在曼德勒拍摄的，由此可知1875年的这支考察队至少在准备阶段是带着照相机的。安德森没有花特别的笔墨来介绍与照相设备相关的事，书中图片和文字对照着看下来，感觉英国人在这两次考察中都没有把拍照当成一件正经事来对待，比起1873年福赛思使团前往新疆前做的准备工作，缅甸这边可能在目标和经费上都规格低一点吧。

克钦族女孩

克钦族妇女克钦族男子

盘色的村寨（插画）

盏达（插画）

南甸（插画）

腾越西边的和顺山（石头山）（插画）

考察队途经的一些地点

清末西部影像记：初至西部（三）

当英国人以英属印度为基地在中国西部地区积极探索并伺机扩张势力的时候，北边的俄国人也不敢闲着，事实上由于俄国的地缘优势以及与清国之间长久而特别的条约关系，俄国人在中国尤其北方地区的考察活动的规模远比英法两国来得大。从1870年代开始，不断有考察队在从新疆一直到东北的广大区域上进行考察活动，其中规模最大、活动时间最长的几支有：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1870-1885在中国境内的四次考察；来自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部的彼夫佐夫1876-1891年在新疆和蒙古的三次考察；地理和民族学家波塔宁1876-1899年对中国西部地区的五次考察；曾在普热瓦尔斯基考察队里工作过的罗勃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在1890年代各自带队的对新疆、藏北以及黄河和长江源头的几次考察（科兹洛夫后来在哈拉浩特古城挖掘了大量西夏文物运回俄国）；此外还有很多规模较小的考察活动，总之那一时期俄国人在中国西部和北部的活动范围很广，勘查的内容很宽泛，留下的报告和著作也相当多。到1880年代，由于干版法技术的成熟，照相设备的便携性增加，照片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探险家和考察队回国后出版的作品里，如普热瓦尔斯基1883-1885第四次考察的记录《从恰克图到黄河源头》（От Кяхты на истоки Желтой реки，1888年出版）包含29张照片；地质学家奥勃鲁切夫1892-1894年从恰克图出发，经北京、山西、甘肃等省至新疆伊宁的考察活动也拍摄了照片，除了常见的城市景观、人像，还有山区的地质面貌、黄土高原地区的窑洞等。

不过目前已知最早一组带着照相机走西部穿越路线的俄国人是一支规模较小、成果也不太显眼的队伍。1874年，俄国总参谋部派出一支小型考察队，目的是探索从四川到斋桑（Zaisan，现属哈萨克斯坦）之间可行的陆上通道。这番行动的背景是当时俄国与中国日益增长的茶叶贸易。鸦片战争以前，俄国市场上的中国茶叶大都由俄国商队从恰克图经陆路运入，到1850年代，已有一些俄国商人非法进入中国内地，直接到汉口一带购茶。《天津条约》后，俄国人在内地的茶叶贸易活动规模升级，1860年代初，他们开始在汉口和九江建立砖茶工厂，自行深入茶产区直接从茶农手中收购茶叶，加工后经水路运往天津，再由恰克图运回俄国。当时俄国对经陆路输入的茶叶征收的进口税远低于经海路进口的茶叶，因而除了传统的天津–张家口–蒙古–恰克图线，俄国人也希望找到一条让茶叶从产地直接西行的路线。1851年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签订后，俄国取得了在新疆伊犁和塔城两处进行贸易的权利，此后在1871年又出兵占领了伊犁。如果能将中国内陆出产的茶叶经甘肃、新疆运到斋桑泊，就可以走水路到达北面的鄂毕湾或向西进入里海、高加索地区，陆上运输的时间将大大缩短。从后来的记录来看确实有大量茶叶经这一路线运往上述地区，但中俄茶叶贸易的主要路线还是经恰克图，其兴盛一直持续到1910年代。十月革命后，1918年俄国停止从中国采购茶叶，这时现代化的欧亚大通路西伯利亚铁路也贯通了。

1874年的这个考察队由来自总参谋部的索斯诺夫斯基（Ю. А. Сосновский）带领，成员包括地形学家马图索夫斯基（З. Л. Матусовский），科学官员、艺术家皮塞亚茨基（П. Я. Пясецкий），翻译安德烈夫斯基（И. С. Андреевский），摄影师鲍耶夫斯基（А. Е. Боярский），此外还有一名徐姓中国人以及三名哥萨克士兵。除了研究可行的贸易线路，考察途中可以用来建立货站、商行以至领事馆的地点，他们还有一个任务是搜集与东干人有关的情报。考察队1874年3月14日从圣彼得堡出发，经莫斯科、伏尔加河流域、翻越乌拉尔山、横穿西伯利亚平原，于7月初到达恰克图，然后经乌兰巴托、张家口，8月19日到达北京。他们在北京停留了差不多两个月，其间拜访了俄国使馆和东正教布道团，参观了城内主要的名胜，还去了颐和园。10月中他们再次启程，乘木船由白河至天津，然后搭乘“山东”号火轮船，于10月21日到达上海。之后他们继续乘轮船沿长江上行，10月31日到达此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地汉口。他们参观了一家俄国人开的茶厂，详细地了解了专供俄国市场的砖茶的生产过程，还去了离汉口不远的咸宁和崇阳。回到汉口他们拜访了一些当地官员和富商，鲍耶夫斯基为他们拍摄了肖像，还找到几位女士拍摄了她们的小脚。

1875年1月11日他们离开汉口，计划是沿汉江上行至汉中，经甘肃、新疆到达当时属俄国的斋桑。这一段旅程才是他们此行考察的重点，其中汉江这一段水路1873年有发现大熊猫的那位法国神甫谭卫道走过（由陕西城固县下行到汉口，用时二十天），其余的基本上都是自古商贾往来的成熟路线。不过考察队途中还是遇到了几次挫折。汉江应该是他们预想的一个让茶叶西运的可行通道，但是汉口至汉中一千余公里长的水道和六七百米的落差使得逆水上行比预计的困难，他们花了两个半月才走完全程，中间还翻了一条船。4月13日他们到达汉中，在这里休整到5月20日，加雇了几个人、购置了骡马出发去甘肃。然后经勉县、略阳、徽县、秦州（天水）、兰州、永昌、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嘉峪关、安西（瓜州）、哈密、巴里坤，于9月12日到达古城（今奇台县）。在这里索斯诺夫斯基决定不走相对稳妥但是稍微远一点的线路（沿准噶尔盆地的东北边缘走到靠近额尔齐斯河的乌伦古湖，今福海县境内），而是想直接穿过准噶尔盆地到达斋桑。他们找了两个蒙古人当向导，结果这两个向导多次迷路，人员和骡马几次陷入缺水缺粮的境地，最后他们于10月14日到达斋桑，然后返回圣彼得堡。

从时间上来看索斯诺夫斯基的这支考察队应该是第一组把照相机带进陕西和甘肃的外国人，湖北境内的汉江沿线可能也是第一次被摄入镜头。在兰州他们拜访了左宗棠，左宗棠对他们很友好，允许他们拍照，邀请他们观看军队的操练，还请索斯诺夫斯基牵线从俄国购买军粮（后来确实给找了一名俄国商人从西伯利亚运了一批粮食去哈密）。回国后，皮塞亚茨基撰写了此次考察的报告《中国行纪》（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Китаю в 1874-1875 гг，1882年出版）并绘制了长达72米的水彩长卷《从中国中部到西西伯利亚》（От середины Китая до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鲍耶夫斯基拍摄的约200张照片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批堪称优秀的人文地理作品展示出娴熟的摄影技巧，有着良好的构图、在那个时代来说异常丰富的内容，其中很多都是那一时期留下来的独一份的资料。

洋县，开元舍利塔

汉中，城门

兰州城内东北角

兰州的黄河水车

永昌县城内的主街

甘州城（今张掖）

安西县城，一片断壁残垣

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

提督张曜在哈密

哈密的维吾尔族男性

哈密回王墓

探险队往返的路线简图

清末西部影像记：初至西部（二）

1873年福赛思组织了第二次前往莎车/喀什噶尔的远征，这一次是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全员约三百人。远征队于1873年7月从旁遮普的穆里分两拔出发，路线与上一次略有不同。到列城后，队伍向北进入努布拉河（Nubra River）河谷，从莎瑟峰北面的支流莎瑟河谷（Saser River）穿行到什约克河谷（Shyok River），往北翻越喀喇昆仑山口，沿阿克塔河（Ak Tagh）、喀拉喀什河至赛图拉，后面的路线就与第一次远征一样了。他们于11月7日到达莎车，次年5月启程返回。

上一次负责拍照的亨德森没有参与这一次的行动，博物学方面的任务由已在印度工作多年的摩拉维亚（今属捷克）古生物学家费迪南德·斯托利卡博士（Dr. Ferdinand Stolička）负责，他带了一组人沿途采集制作动物标本。使团原本打算雇一个专门的摄影师来拍照，但是没找到合适的人选，于是就派使团中的两名成员特罗特上尉（Capt. Henry Trotter）和爱德华·查普曼上尉（Capt. Edward Francis Chapman）去西姆拉的伯恩和谢泼德照相馆（Messrs. Bourne and Shepherd）学习摄影技术。在使团出发前的五月和六月，特罗特和查普曼师从谢泼德很好地掌握了摄影技术，并听从伯恩和谢泼德的建议从英国本土购买了照相设备，包括两台使用7¼×4½英寸底片的照相机、药品以及约400张玻璃底片。有了上一次在高海拔地区拍摄照片的各种失败经验，这一次他们做了更精心的准备，包括使用较小的箱子来分装设备，购置了两种不同的火棉胶，选用纯度更高、性质更稳定的硝酸银结晶等等。此外为了确保得到高品质的照片他们决定不在途中洗印，最后得到的110张底片直到次年八月返回后才交给伯恩和谢泼德照相馆洗印出来。

行程中的照片主要由查普曼拍摄。特罗特负责地形勘测和整体行程安排，与一小队人先走了；被指派为使团秘书的查普曼和大部队一起晚四天启程，又在斯利那加停留了几天，两队人马一直到列城才汇合。从现存的底片来看他们可能刻意避免在高海拔地区拍照，或是进行了尝试最后也还是不太成功，所以除了一张拍摄于莎瑟峰附近营地的照片标注海拔高度4900多米（16300英尺），其他照片从拍摄地点来看都在海拔4000米以下。相比上一次的旅行报告里占大多数的自然风光，接受了一点专业训练又有任务在身的查普曼和特罗特显然更偏向于抓取人文主题。

英国人将这次远征视为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动”，福赛思代表英国政府送给阿古柏几千支英属印度兵工厂制造的旧式滑膛枪，次年2月双方签署了一份通商条约。查普曼和特罗特也获准进入城市拍照，甚至可以近距离拍摄军队和卫兵。查普曼的职责之一是沿途收集贸易和手工业情报，于是在叶城、莎车、喀什噶尔以及附近几个主要市集，他拍摄了街头小贩、铜匠、手工纺织业、烟草店、锡克族商人这样的商业活动，也拍摄了准备中的宴会、当地居民、柯尔克孜族人的帐篷、路过的托钵僧、抽鸦片的人、乐手、小孩子和他们的玩具等各种日常生活场景。此外使团驻留期间开设了一间小型医院，有几张照片记录了当地人包括妇女来医院就诊的情形。

从1873年12月开始，特罗特和斯托利卡博士带领一个小队继续向周边探索，他们往西北方向行进到今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恰特尔克尔湖（Chatyr kul），再转向东北到达乌什县；另一名军官毕道夫上尉（Capt. Biddulph）带领一个小队去了今巴楚县。查普曼大致上跟福赛思一起在喀什噶尔附近活动。1874年3月使团开始准备返回印度，但是直到5月初才正式启程。返回时走的路线与之前又不一样，从叶城开始他们选择了西南线，也就是跟现在219国道几乎一致的路线，到达叶尔羌河后沿河走到阿克塔，就回到了他们去时的路线，然后还是经喀喇昆仑山口返回。

回到英国后，使团中的几名主要成员合作书写了此次行动的详细报告A Mission to Yankund in 1873，于1875年出版，并且当年就出了两个版本，其中一版收录照片45张，都是查普曼的作品，另一版收录照片102张，查普曼和特罗特的作品都有，已经十分接近底片的数量。

叶城的一群当地人

莎车，使团驻地外面院子里的小贩

莎车卖筛子和油的小贩

莎车的烟草摊

街头音乐家，莎车

鞋匠，卖烤馕的人，弹棉花的人

占卜师

铁匠

莎车的一队士兵

位于阿图什的苏图克·博格拉汗墓

阿图什峡谷附近的一个堡垒，今阿图什市吐古买提乡境内

1873年从列城到莎车的大致路线

清末西部影像记：初至西部（一）

前段时间看到一篇介绍岷江百合（Lilium regale）的文章，这种在西方被称为“帝王百合”的美丽植物，原产于四川西部的岷江河谷，1911年由英国植物猎人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1876-1930）成功引种到波士顿，从此进入西方人的花园。

威尔逊曾四次深入中国内陆，在他采集到的约4500种植物、65000份标本中，有三种曝光率特别高，几乎所有关于“植物猎人威尔逊”的搜索结果都会谈及，其一是前面提到的岷江百合，其二是小学就已听闻其名的“活化石”珙桐，第三种叫“全缘叶绿绒蒿”，这个看起来很有学问的名字让我去做了进一步的搜索，由此发现了另外一个名字，A. E. Pratt。

安特卫普·埃德加·普拉特（Antwerp Edgar Pratt，1852-1924）是一名英国博物学家，他于1887年4月至1890年10月在中国内陆考察收集动植物，期间两次进入川西高原地区。一篇文章说是他发现了全缘叶绿绒蒿并将之介绍到西方，于是有威尔逊这样的植物猎人前来采集引种——我后来发现这里有误，当然这不是重点。普拉特回到英国后，于1892年出版了他在中国的旅行经历To the Snows of Tibet through China，书中包含24张照片，展示了他行程中的一些主要地点：宜昌、三峡、嘉定府（今乐山）、大瓦山、峨眉山、打箭炉（今康定），以及打箭炉周边的壮丽山景。照片都很普通，只是那个时期常见的旅行照片，取景的角度与现在去到那些地方的游客都基本一致；但是在他的文字记述中包含了一个跟摄影有关的很重要的细节：1889年7月8日，他在打箭炉为在此传教已有二十五年的法国神甫Félix Biet（中文名毕天荣）拍摄了照片，并答应将洗印出来的照片寄给神甫的朋友和家人，神甫很开心，因为“毫无疑问地，这是照相机第一次来到这里”。这一记述部分地补全了一个我们一直想弄清楚的问题：在1871年约翰·汤姆逊拍摄长江三峡之后，谁是一下个把照相机带进三峡、以及进一步地带入西部腹地的人（汤姆逊只上行到夔州，今奉节县）。

在那之后我尝试着继续在19世纪后期活动在川滇藏地区的外国人的出版作品里寻找线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不过这一段时间的资料收集已经足够整理出一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照相机在中国西部地区行走的路线图，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就凑几篇文章将之发布出来。这些记录肯定还不完整，所以普拉特有可能是川江–岷江这一线路上拍照的先驱，也有可能不是，从1871到1889年之间有十八年，从宜昌到康定直线距离也有九百公里，在这不算小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上，也许还有尚未被发现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将来如果出现了，随便填上一块空白都很好。

接下来的内容会分成好几个章节，考虑到网络文章适宜的长度，大概需要一些时间来连载完成。部分配图画质很渣，渣到只有放在供手机阅读的文章里才勉强算张照片；还有一些照片即使放大到印刷尺寸也平淡无味，因为它们原本是探险家、考察队、各种驻华机构人员在一个未经探索的地区旅行见闻的一部分，很多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新鲜了。概括来说在1870年到1910年代这四五十年间，那些带着照相机在西部游走的外国人，几乎都属于前述那几种职业构成。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威廉·桑德斯或托马斯·查尔德这样能以商业手法拍摄地理和人文景观的职业摄影师进入西部，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西部地区早期的摄影作品，大多只是一些会玩并玩得起照相设备的人顺手带出来的福利。照相机在当时探路西部的外国人那里也不是标配，毕竟山高路远，激流险滩，我巍巍大西部，在今天走个穿越也要费点力气的。

初至西部（一）

首先确定一下本文即将展开的“西部”所指的范围。从摄影术在中国的传播方向以及1920年代以前外国摄影师总体的活动范围来看（此处省去复制粘贴两万字），“西部”在这里就简单地指宜昌以西的中国领土。外国人一直想打开通路的“扬子江上游”的几个省份，川、黔真的是道路艰难；滇、藏虽然在边界上，但由于地方上并不怎么理会《天津条约》后清政府给予英法两国人的进入内地游历传教的特权，想要进入和通过也很不容易。西北这一片，虽然陕西、甘肃、新疆处在通往中亚和俄罗斯的传统路线上，但在六七十年代时常有动乱发生，并且这片地区距离通商口岸路途也相当遥远，因而也不是那些主要活动在沿海一带的商业摄影师和业余玩相机的摄影爱好者特别想要去的地方。

不过正如前面提到的，早期带着照相机去西部的外国人主要是探险家和各种驻外派遣人员，这些人前往中国西部的旅行，大多都带着某种任务，不管是出于科学、商业还是政治军事上的目的，这些精心组织起来的探险队在路线的选择上比一般的旅行者大胆得多，很多队伍的目标就是探索地图上的未知区域，为此他们在人力和财力上都有充分的准备。已知最早几组带着照相机拍摄西部地区的人都是1870年代初某支有政府或军队背景的远征队的成员，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是队中都有至少一个科学方面的专业人士，沿途考察地理地质环境，收集动植物标本，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也观察当地人的生活，描述各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些行为在过去现在都很不受欢迎，但资料本身对于正逐渐发展起来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是极好的。

1870年，英属印度殖民官员福赛思（Thomas Douglas Forsyth）受当时的印度总督伯克（Richard Bourke，“Lord Mayo”）的指派组织了一个探险队，从印度旁遮普邦的贾朗达尔出发前往新疆莎车，目的是与当时控制喀什噶尔的阿古柏建立联系。探险队的另外两名主要成员是1868年就走过这条路线的茶叶商人罗伯特·肖（Robert. B. Shaw）和医务官乔治·亨德森（Dr. George Henderson），后者也是加尔各答植物园的主事。福赛思的队伍先行，亨德森于5月12日从拉合尔出发，在巴尼霍与福赛思会合后，经斯利那加、格尔吉尔到达列城，这时刚从英国赶过来的肖追上了他们。然后经班公湖，过空喀山口后进入阿克赛钦盆地，沿喀拉喀什河行至赛图拉，向北翻越昆仑山，经桑株、叶城，于8月23日到达莎车。他们在这里逗留了14天，于9月5日启程返回。

亨德森是这次探险活动的旅行日志的作者，即1873年出版的Lahore to Yarkand. Incidents of the route, and natrual history of the countries traversed的第一部分，沿途的照片也由他拍摄。他携带的拍摄设备是两台立体照相机，也可以拍摄4½×7¼的普通照片。书中收录的26张照片大部分是沿途的风景，其中拍摄于穆尔别克的强巴大佛十分令人瞩目。过了赛图拉，进入桑株绿洲之前，前来接应的喀什噶尔使者要求他们此后未经许可不得拍摄照片，因而从昆仑山上下来以后，只有两张拍摄于探险队在莎车的驻地的照片，拍摄对象就是他们自己。

实际上亨德森在桑株偷偷拍了几张照片，怕被人发现就躲在帐篷里点着蜡烛进行操作，然后把玻璃底板和相纸放到帐篷顶上去显影，但他的这番尝试失败了。此外沿途高海拔地区的气候环境也让拍摄变得十分困难，硝酸银溶液有时会失效，用来冲洗照片的水很快就结冰，到海拔4500米附近的地方火棉胶在塞子拔开的一瞬间就汽化了。尽管如此亨德森还是努力挑战极限，其中两张扎营的照片注释拍摄于海拔5600米（18500英尺）左右的Lak Zung和Lingzi Thang，不过从书中的叙述和照片的内容来看，实际的拍摄地点应该是阿克塞钦盆地里较低的地方，但这片地区海拔几乎都在4000米以上，所以亨德森应该算是早期进入中国的外国摄影师里面拍得最高的人之一。

空喀山口附近的温泉

阿克塞钦盆地，Lingzi Thang

阿克塞钦盆地，Lak Zung

喀拉喀什河

柯尔克孜人

柯尔克孜人的帐篷

赛图拉的堡垒

福赛思、罗伯特·肖和亨德森在莎车（抱歉我也看不出谁是谁）

班公湖附近

 

从列城至莎车的大致路线

洋员柏立

去一个未曾踏足过的地方，有当地的人襄助，肯定会省却很多烦恼。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也是这样，雇佣当地人是传统，外国驻华使馆会雇佣中国员工，中国驻外使馆也会雇佣当地员工。晚清时候中国政府雇佣的洋员挺多的，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洋枪队的华尔、福建船政局的日意格等，大都集中在军事、工业、语言培训等方面，外交口大家都知道蒲安臣，实际上大清国第一任驻美使馆就曾雇佣了一位英文秘书，洋员柏立。驻美国公使馆的洋员应该具备了解美国风俗、熟悉美国政界、得体可靠的素质，柏立又是如何被选中的呢？学界似乎少有人关注柏立，鲜有他的资料，我根据能找到的史料简单梳理一下。

清政府最初对设立驻外使馆是排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有外国使馆驻扎北京，按照对等条约，清政府也应该向这些已经有驻华使馆的国家派驻公使，但迟至1875年“马嘉理事件”后，郭嵩焘才因赴英国道歉而成为大清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向美国派驻公使，则是因为在古巴（当时是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尼亚”的殖民地，即后文之“日国”）和秘鲁都发生虐待华工的事件，为此总理衙门上书说“臣等参考各国情形，必须照约于各国就地设领事等官，方能保护华工，既欲设领事等官，必先简派大臣，出使彼国，方能呼应。古巴境地暨秘鲁国之地，均与美国相近，秘鲁凌虐华工情事，曾经美国使臣据词代向臣等申诉，其对于日国招工事件，亦持公论。且近年奏选学生出洋肆习西学，所驻哈富，即系美国境地，亦有交涉应办之件。此事欲遣使日国、秘国必先遣使美国，方能取程前进，逐层开办，是美国及日国、秘鲁遣使一层，均难稍缓，而三国同时遣使不易骤得多人，似以请派使臣二员，合办三国事宜为较便。”于是，同时兼任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就成了清政府的传统，一直持续到民国肇建。大清国的外交人才捉襟见肘，总理衙门说“熟谙美日秘等国情事者惟陈兰彬一员”，说他熟谙，是因为陈兰彬是第一任留美幼童监督，并曾亲赴古巴考察华工被虐情事。身兼三国公使，一个人肯定是干不来的，于是总理衙门又推荐了留美幼童副监督，三品衔同知容闳作副使，他不仅“熟于洋语洋律办事奋勉”，而且曾奉命前往秘鲁考察华工被虐情事。陈兰彬到美国后发现“交涉事几于无日无之，臣等呈递国书后应即知照该外部派设中国领事，妥为保护将来美都使署一切事务亦必纷繁”，自己又“不日仍须前赴日国秘国”，于是“商酌必须在此添用人员常驻料理”，他推荐了已经在美国七年的留美学生监督五品衔花翎保升主事容增祥为参赞，“并用美国人柏立一员帮同照料”。这是陈兰彬在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上的折子，实际上他是先斩后奏，据他自己的日记，光绪四年九月初三日去白宫向美总统呈递国书的时候就提到洋员柏立，“巳正三刻，兰彬与副使闳率同参赞容增祥，翻译陈善言、蔡锡勇，俱用行装，并洋员柏立，乘马车先到外部衙门……”

柏立（David W. Bartlett, 1828年4月16日-1912年6月25日）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文顿伯里（Wintonbury），这个拗口的拼写源自其周边三个小镇名称，温莎（Winsor）、法明顿（Farmington）和希姆斯伯里（Simsbury）各取一部分的组合。1835年5月，文顿伯里合并到布鲁姆菲尔德（Bloomfield）直到现在。柏立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受尊敬的牧师约翰·巴特里特（Rev. John Bartlett），1866年病逝于东阿旺（East Avon），他的母亲珍（Jane）是沃伦镇（Warren）法官大卫·戈登（David Golden）的女儿。用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名字组合成新生儿的名字在欧美国家是种传统，比如柏立父亲的名字“John”就源自他奶奶（Deacon John）家的姓，柏立名字中的“David”可能是源自他外祖父的名字。不过很遗憾，我没能查到柏立中间名的“W”全称是什么，无论是他在文件上的签名，或是他墓碑上的刻字，中间名都只有一个孤零零的“W”，不禁让我开脑洞：要么是他真的非常不喜欢这个中间名，要么他的中间名就是只有一个字母“W”！

柏立给美外交部函件上的签名

不清楚柏立早年的教育情况，但是他应该花了很多时间在欧洲游历，并密集地出版了几本著作，比如《伦敦见闻》（What I saw in London, 1852）、《简·格雷女士的生活》（Life of Lady Jane Grey, 1853）、《煽动者的肖像》（Pen-Portraits of Modern Agitators, 1855）、《笔下的巴黎》（Paris with Pen and Pencil, 1858）。柏立不仅写书，还长期担任纽约《独立报》（Independent）、《晚报》（Evening Post）和春田市《共和报》（Republican）的通讯记者，并在1860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林肯的传记（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Hon. Abraham Lincoln, 1860)）。从这段经历看得出来，柏立的文笔应该不错，对欧洲有一定了解，对美国的媒体业很熟悉。大概在1865年左右，柏立成为美国众议院选举委员会的书记员，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几年，这样的经历让他近距离接触了美国的政治圈，熟悉了当时美国的政治生态，也积累了一定的人脉。柏立之前的这些工作经历和人脉资源都使他成为适合为中国服务的人选，当清政府向美国派驻公使之后，他被聘为大清国驻美国公使馆的英文秘书。

柏立又是如何与新到美国的中国公使团建立联系的呢？实际上这里边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在陈兰彬和容闳的带领下，第一批共30名留美幼童抵达美国，最后落脚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为了让这批幼童能尽快进入学习状态并感受家庭的温暖，他们被分为3-5人一组入住当地人家庭，在这批幼童抵达康州的时候，已经有122个家庭表达了愿意接收幼童的意愿，其中接收蔡绍基、吴仰曾、梁敦彦和黄开甲四人的是大卫·巴特利特家。不过这个大卫·巴特利特不是柏立的那个“大卫·巴特利特”，他的中间名是“E”，是柏立的堂弟。也就是说在陈兰彬和容闳，这两位后来大清国驻美国的正、副公使在1872年初抵美国时就已经认识了柏立家。1873年第二批幼童中的张祥和与1874年第三批幼童中的康庚龄、沈嘉树都入住在威廉·凯罗克（William H. Kellogg）家，威廉同时兼任出洋肆业局的英文秘书。1874年容闳与威廉的姐姐玛丽（Mary Kellogg）结识，两人一见钟情，并在次年结婚。尽管相差24岁，但是容闳夫妇非常恩爱，他们婚后育有两个儿子。巴特利特家和凯罗克家关系很近，柏立的父亲和玛丽的祖父贝拉牧师（Rev. Bela Kellogg）都服务于东阿旺的教堂，而且柏立是玛丽的舅舅。1886年6月28日玛丽因肾病不幸去世。容闳对妻子娘家人都很好，据张荫桓在日记中记述，容闳在哈特福德买了两套相邻的房子，其中一套是他们夫妇自住，另一套是送给威廉住。这些复杂的关系加上容闳对娘家人的态度，我猜测很有可能是在容闳的举荐下，陈兰彬同意聘请柏立担任中国驻美国公使馆的英文秘书。

1877年哈特福德的地图（局部）

从柏立的几任老板留下的日记来看，柏立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用英文誊写给美外交部的文书、去国会聆听有关中国政策的讨论并向公使汇报，以及一些外交场合的协助工作。柏立的工作情况，除了张荫桓（有39天的日记提到柏立）以外其他几个人都很少提及，比如陈兰彬《使美纪略》里只提到一次（随陈兰彬去白宫递交国书），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里只提到两次。尽管张荫桓多次在日记中提到柏立，但也多数是一句话代过，比如请其他使节柏立作陪、陪同张荫桓出席政府公宴、代张荫桓写英文函件、送张荫桓去白宫等等。柏立当时住在华盛顿特区K街NW的1705号，和中国使馆离得不远，张荫桓经常“随到柏立寓”。尽管可用的资料不多，但还是大体可以侧写出张荫桓眼中的柏立形象。柏立不喜欢吃中餐：光绪十二年五月初四日（1886年6月5日）张荫桓“晚约日本公使九鬼、前日斯巴弥亚公使科士达、本署洋员柏立宴会中华食品，二客皆欢，惟柏立甚以为苦。”柏立会奉承张荫桓：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887年2月11日）柏立去参议院旁听“洛士丙冷案”（“洛士丙冷”及Rock Springs音译，此案系1885年9月2日发生在怀俄明州石泉煤矿的白人矿工虐杀华人矿工案，有28人死亡，15人重伤，是美国排华期间的重案。）赔偿一事，大多数议员认为应该向死伤华人赔偿，同时“柏立又言近日美人皆有加敬中国之意，非复从前狂悖，颇归美余之耐烦应酬”，这话说到张荫桓心坎里了，他在日记中说自己“忝持使节，自以邦交为重”。而且主要的中国节日，柏立也不忘给张荫桓送礼，比如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1888年2月11日）“柏立以英制磁瓶馈岁，取华语平安之意。”但有几件事让张荫桓对柏立的信任度下降。张荫桓的牙不好，柏立给他推荐了一位牙医，尽管“颇精细，器具亦良”，但“试以药，齿痛仍尔。”当然这个应该怪不到柏立，张荫桓的牙病已经很多年了，怎么可能用一次药就立竿见影。但张荫桓并不了解西医，他第一反应就是柏立推荐的不行。还有一次张荫桓去白宫“赴总统宴，不带翻译”，按张荫桓的说法是柏立曾经跟他说过前任郑藻如参加这种宴会的时候都是“伊送至宫门，属门者指明道路即返”，到张荫桓这里就变成了不再交代门者指明道路了，当张荫桓立刻指出这点时，柏立“愧悚，坚请随往，余却之，柏立益惭”，然后柏立又向负责接待的布朗说让张荫桓带个仆人进去“以代问答”，也被张荫桓拒绝了。更重要的是后来张荫桓发现所有的客人都是单独来的，没人带翻译或仆人，觉得“幸不为所诳”，这让张荫桓更不信任这位下属了。此外，张荫桓还觉得柏立的工作态度不认真。使馆的律师科士达总是第一时间把重要的信息传达给张荫桓，哪怕是很晚或是度假期间，“视柏立之急思携家避暑，用意自别”。还有一次张荫桓要在新年前宴请其他几位驻美公使，“柏立以公宴分两日，后请者不怿，未请之公使亦不怿，殆不亮客多不能并坐，而各国驻使无甚往还，又岂能遍约之乎？今春德使以德王生日宴客，亦未遍邀驻使，是岂余独矫异哉？叩以不怿者为谁，柏立又不能指出，是其师心自用，总以不预陪外部，为此妄言耳。”这都让张荫桓很生气，甚至在日记中写道：“洋员难共处，不悟前任何以耐之也。”对于张荫桓的不满，柏立应该也有所察觉，就在张即将卸任回国，新使崔国因将要到来的时候，柏立“虑新使不予蝉联，来函求荐，委婉之甚。”反正张荫桓要回国了，也没必要当那个砸人饭碗的坏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柏立的继任老板崔国因是个尚俭的人，他在日记里经常吐槽辖下三个使馆的各种浪费，对于“洋员柏立病重，久不到馆盖半年矣”的事情当然无法容忍，他当即决定“当与律师商酌设法裁之。”到了光绪十五年年底，崔国因终于下定辞退柏立的决心，他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十二月。与代办蔡函商辞退洋员柏立以为宜，彼此和平计议以全初终为合体，给以考语字据，俾其为转示于人之用，若以洋例，须先三个月告知，则与妥商办法或再留一年云。（崔国）因查雇用洋员每受其挟制，秘之德里安尤为荒唐。（崔国）因至此已久，柏立尚未来见，闻诸参赞盖久未到署矣。”此后崔国因在日记再未提起过柏立，想来当年十二月一定是把他辞退了。

柏立比他的好几任老板都活得长（陈兰彬1895年病逝、郑藻如1894年病逝、张荫桓1900年被杀、崔国因死亡时间不祥），一直到了民国元年才病逝，最后葬在华盛顿特区的橡树山墓园（the Oak Hill Cemetery）的218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