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光绪十五年三月初六日（1889年4月5日），大清国驻美公使张荫桓在日记中写道：“总署电，初一日奉旨陈钦铭派充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崔国因派充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钦此。当即分电各署，归国有期，自应共慰，行簏久经捡拾，交替便行。”自己的任期将结束，终于可以回国了。张荫桓出洋这三年正赶上多起虐杀华工案的赔偿和美国“排华法案”的出台，可谓心力交瘁，这下终于解脱了。回国之旅没有像来的时候那样直航，而是选择从纽约出关，经欧洲再回国，期间游览了英法两国。他心底里羡慕那些可以游历很多国家的同事，比如在日记里他曾说“洪文卿书言驻洋四月，周历四国，现拟赴俄久驻……余奉使三国，三年不及遍历，文卿则四月之间，四国均到，殊愧之矣。”洪文卿即洪钧，江苏苏州人，同治七年（1868）的状元，光绪十三年至十六年（1887-1890）充任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四国外交大臣。可惜的是知道这位状元大使的人并不多，反而听过他姨太太傅彩云名号的倒大有人在，她曾执业青楼，艺名“赛金花”。洪钧很好学，张荫桓在日记里说“曩在巴黎竹筼曾言文卿日习英语，志在远游，余不之信，不悟有志竟成。”竹筼即时任大清国驻法国大使许景澄。日习英语，志在远游，有志竟成，可见学好外文很重要！

扯远了，说回张荫桓。他在美国时曾和英使威士交好，往还甚多：小规模的宴请，比如张荫桓生日，所请的客人有英使；张荫桓没带翻译自己去出席白宫的宴会，也有英使帮忙照料；政治立场上，英使也多站在中国一边。不过这位大使在美期间不幸卷入一场政治丑闻而被迫离职回国。在188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有位加州的共和党人乔治·奥兹古德比（George Osgoodby）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用假名查尔斯·默奇森（Charles F. Murchison）写信给时任英国驻美国公使威士，说自己对投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候选人比较迷茫，请威士指点，于是威士在回信中暗示从英国的观点来看民主党的克利夫兰是合适的总统人选。结果这封信在大选前两周被共和党公之于众，很多爱尔兰裔的美国公民认为民主党与英国政府有勾结，遂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最后克利夫兰输掉了选举。此举被认为英国政府干涉美国内政，在美国政府的抗议下，威士被解职回国。作为曾经的朋友，张荫桓逗留英国期间自然会和威士联系，去其家中拜访。在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日（1889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张荫桓写道：“早饭后一点钟四十分乘火车访英使乡居，译言七橡树，英使备车来迓。”威士的这座“乡居”可了不得，“从园道绕至石室，周遭约十里，园中豢鹿八百头，山鸡、孔雀之属游行自在，极苑囿之大观，石屋外式炮垒，中为重门，头门立铜石诸像，二门则其住宅，门洞内有石院子，略如日国王宫之式……园地广五千亩，石屋广二十亩，自建造至今六百六十九年，世代勋旧……穷半日之力，不能遍览室庐……约记其居石院八、楼屋一百五十、楼窗三百六十六、楼梯七十五，英都极古极阔之居，每礼拜五准游人往观，如博物院之例。”威士何许人，趁如此豪宅？

1709年的诺尔庄园

1800年的诺尔庄园大门

威士的全名是莱昂内尔·萨克维尔-威斯特（Lionel Sackville-West, 1827-1908），第二代萨克维尔男爵。他父亲是第五代德拉沃尔伯爵乔治·萨克维尔-威斯特，他母亲是第三代多塞特公爵约翰·萨克维尔的幼女伊丽莎白女爵（Lady Elizabeth）。看过《唐顿庄园》的人都知道，爵位和遗产继承在英国是很厉害的，从威士父母的家世就能看出来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不一般。张荫桓拜访的这座乡居位于肯特郡的“七橡树”，即著名的诺尔庄园（Knole House）。这座庄园始建于1456-1486年间，后不断扩建。1566年，诺尔庄园被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赐给自己的外甥托马斯·萨克维尔（Thomas Sackville），之后的萨克维尔系和多塞特系的各种贵族都出自他的血统。张荫桓说“英爵男女并袭，英使新袭伯爵，系母氏所遗”，威士的这座乡居便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张荫桓还说威士的祖上是“俺麻士得”，我们现在一般翻译作阿美士德，即嘉庆二十一年（1816）曾带团访华的那个阿美士德。阿美士德在1839年迎娶了第三代多塞特公爵的女儿玛丽·萨克维尔女爵（Lady Mary Sackville）为继妻，因此得以诺尔庄园为家，1857年也是在这座庄园去世。需要八卦一下的是，玛丽的继母，第五代普利茅斯伯爵的遗孀莎拉·阿契尔是阿美士德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说莎拉、玛丽“母女”分别是阿美士德的两任妻子，当然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两颗相爱的心。

威士肖像

19世纪诺尔庄园的内景，篮圈中即黄亚东的肖像画

张荫桓是位艺术品爱好者和收藏家，无论走到何处，博物院是一定要去的，而且对油画、雕塑、埃及文物颇有一番见解。他造访诺尔庄园，被其中收藏的各种艺术品所吸引，特意记录在日记中，“楼上四围可通，满壁油画，及极古几榻，有英君主临幸之室，陈设皆银器，桌亦雕银为之，卧榻帐幔刻金线织成，费英金两千镑。有雕镂木橱一架，珊瑚作柱，可云奢矣。楼上最古之物则未制钟表以前测日之器，又吾华五彩磁瓶一，口径五尺，亦非近代物也，其他磁器多可观。”在众多的油画收藏中，他还注意到了很特别的一幅，“所悬油画皆西俗有名望人，中有少年华人一轴，戴无顶帏帽，短衣马褂，赤脚曳番鞋，款署黄亚东，不知何许人，彼族如是重耳。”当时张荫桓不知这位“黄亚东”是何许人，但后来的艺术史学家们已经大体弄清了事实。黄亚东大约出生在1753年，广东人，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贸易口岸，黄亚东有机会接触外国人。当他大约十几岁的时候，听到有关英国的传说，于是决定去英国看看。东印度公司的押运人布莱克（John Bradby Blake）也是位自然学家，他看中黄亚东认识很多草药，决定带他去英国。1775年后，他成为乔凡娜·巴塞利的男侍者，而这位乔凡娜则是诺尔庄园主人，第三代多塞特公爵约翰·萨克维尔的情人，多塞特公爵还安排黄亚东去庄园附近的“七橡树”学校上学。也许是中国人在英国实在太少见，多塞特公爵在1776年付了70个金币（guineas）给大画家雷诺兹（Joshua Reynolds）为黄亚东画了一幅油画肖像，并悬挂在诺尔庄园的雷诺兹厅。1874年，黄亚东回到广东做外贸生意。据信，他是最早前往英国的中国人之一。

雷诺兹画的黄亚东肖像

大半天的时间张荫桓也没能转完诺尔庄园，“晚饭后（英使）仍备车相送返寓”。

张荫桓作为大清国的驻美公使，除了为中国、为在美国的中国人争取权益外，平时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各种应酬，比如拜访各部委、拜访参议员、拜访中国的老朋友等等，他日记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而且很遵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喜爱、感动、厌恶都会记下来，比如一次“午后赴议绅家，其妇年逾五旬，肥硕臃肿……狐臭扑鼻，进斋随答随引酒自熏，良久乃得摆脱。余不谙西语，幸免此窘。”欧美人的体味是要比亚洲人重，张荫桓对徐进斋“引酒自熏”的描写也很有画面感。其实，与这位议绅夫人的谈话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议绅夫人“絮言数十年旧事，谓华盛顿都城为密的力所经营，即陈副宪之旧房东也”。陈副宪即陈兰彬，大清国第一任驻美公使，这里有第一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线索。

中国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

陈兰彬在其记录美国之行的《使美纪略》中有这样的记载：“二十九日（1878年8月27日），容副使偕叶主事源濬往华盛顿，租定耶夫街第二千九百二十五号宅为使署。”美京华盛顿特区的城市边界最初很规整，是个边长10英里的菱形，由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部分土地组成，但是波托马克河南岸的弗吉尼亚部分应弗州民众的要求，在1846年7曰9日立法还给了弗州，这样华盛顿特区的规整菱形便缺了左下角一块儿。法裔美籍设计师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 1754-1825）对华盛顿特区进行了城市规划，东西向的道路自南往北顺序以英文字母命名，南北向的道路自东往西顺序以数字命名，还有一些斜向的道路以州名命名，道路交叉处的一些广场则以名人命名。根据这个命名规则，陈兰彬所说的“耶夫”似乎最接近字母“F”，也就是说容闳帮忙租的第一代中国驻美使馆可能是在F街2925号。不过这个地址不完整，还缺一个方位（如NW/NE/SW/SE），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更多有关这个地址的资料。但是从其他的英文资料，比如1880年11月6日的美国《陆海军周报》（ARMY and NAVY Journal）上曾刊载说：“陈兰彬，已经租下了位于华盛顿K街，前市长谢泼德的公寓，他和他的随员将在那里居住。副使容闳先生和洋员柏立将继续生活在华盛顿。”这个说法符合张荫桓在日记中的记述：“华盛顿都城为密的力所经营……辟草莱，治泥滓，乃有今日之平坦，美国人将为之立碑。”其中“密的力”即华盛顿特区前市长谢泼德。

谢泼德（Alexander Robey Shepherd, 1835-1902）出生在华盛顿西南，因家贫，13岁便辍学去给水管工当助手，经过多年努力有了自己的水管公司，然后投资房地产业致富。美国内战开始后，他加入北军。战争结束后，美京华盛顿也开始了城市建设的高潮。1870年，谢泼德接替了因为经营不善导致特区几乎破产前前任的班，当上了华盛顿特区公共工程建设委员会的头儿。他有房地产建设的经验，又拥有可观的财富，最终说服国会在1871年拨出一笔预算进行华盛顿的公共设施建设。这笔预算为华盛顿特区铺设了柏油马路、煤气管道、自来水管道和6万多棵道旁树，使美京的面貌焕然一新。陈兰彬就在《使美纪略》里这样写道：“四面衢道，或铺红砖白石，或以油煤和土筑成，光洁如拭。隙地则数步一树，间以各色花丛。铁铸长几随在摆设，以供行人歇坐。”正因为这些成就，谢波德也被市民称为“老大”（BOSS）。当然，什么事情都是两面的，主持了这么多工程建设，他被认为有黑箱操作的嫌疑，更重要的是，他城市建设的步子迈得太大，预算跟不上，城市要破产了，谢泼德去职。1876年，谢泼德破产，房产转给自己的律师和嫂子，搬去墨西哥的巴托皮拉斯，在那边开银矿，最后也死在那里。1909年5月3日，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特区立了一尊谢泼德的雕像，几经迁移，现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靠近14街的路旁。

谢泼德

前文所说的谢泼德在K街的公寓非常有名，是徳裔建筑师阿道夫·库鲁斯（Adolf Cluss, 1825-1905）设计，位于K街、17街和康涅狄格大街交汇处的东北角，被称为“谢泼德联排”，南边路对面就是法拉古特广场，设计师本人就住联排中间那座，谢泼德的那座在最西边，也是最大的一座。沿石阶而上便到达公寓大门，连接着装饰华丽的客厅。内部装饰大量使用白色和金色，以及猩红色和蓝色的缎面，窗帘上缀着蕾丝花边；镜子的总面积大到需要一个仆人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擦完；和客厅相连的还有一个巨大的书房，墙上镶嵌着胡桃木的书架。从巨大的螺旋楼梯可以上楼，胡桃木扶手装饰着铜配件，楼梯上方有个椭圆形的天窗；楼上共有十四间卧室；半地下室还有一个台球厅。这是一座典型的豪宅，也曾是华盛顿上流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交场所。1876年2月以后，破产的谢泼德搬离这座豪宅，参议员西蒙·卡梅隆（Simon Cameron, 1799-1899）住了进去，他在1877年退休后便搬走了，接着入住的就是陈兰彬为首的中国公使团。那时候从法拉古特广场到杜邦圆环被称作“使馆区”，尤以K街到L街之间最为密集：中国使馆占据K街把角，法国使馆占据L街把角，中间则是瑞典、俄罗斯、奥匈、土耳其和意大利使馆，英国使馆则位于两个街区外更靠杜邦圆环的位置。

1880年代的谢泼德联排，照片中最左边拐角的这部分即曾经的第一代中国驻美使馆

在17街向东北方向看谢泼德联排，1887年左右

谢泼德联排，1903年

谢泼德联排，右下角可见“For Sale”的牌子，1930年代

1883年中国使馆搬去了杜邦圆环西北角的斯图尔特堡，这也是库鲁斯设计的一座豪宅。至于中国使馆为什么搬家，我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不过巧合的是，陈兰彬的继任郑藻如1881年去美国赴任的时候是带着家眷去的，据美国记者报道，1883年夏天郑藻如的女儿在华盛顿降生，也许是为了更方便照顾家人才重新选的房子。1884年，郑藻如的夫人带着刚降生的女儿提前回国，郑藻如1886年回国。

第二任中国驻美公使郑藻如，1881年

1950年末，“谢泼德联排”被拆除，在原址修建了一座12层的写字楼。

1886年6月21日，大清国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大使张荫桓刚抵达秘鲁首都利马的第二天早上便收到一个好消息，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进斋书，言美都使馆房东不加租，可免移寓之烦。”房租不涨，可以避免搬家了。去国万里，没有涨房租和搬家之痛，绝对是好消息，我想，有过北漂经历的朋友应该能够体会张荫桓当时的心情。

其实张荫桓挺喜欢当时的使馆所在，他在抵美后不久的日记里就写道：“使馆在华盛顿，国都西北隅，雕攀园之北，颇高敞，门外馀地间植花木，又为暗机喷水，浅草如茵。门内翻译、会客、餐饭、跳舞、打波诸房均备，且华赡宽整，故西人以此为美都广厦。”美中不足的是“惟楼高三层，绝无院落，吾辈从中国远来，惟深异乡之感而已。”张荫桓说的这座使馆建筑所在即今华盛顿特区杜邦圆环西北角，康涅狄格大道和马萨诸塞大道之间的斯图尔特之堡（Castle Stewart）。所谓“雕攀园”的说法困扰了我一段时间，在使馆旧址南边并没有发现什么“园”的痕迹，后来突然想到：“雕攀”即“Dupont”的发音，“园”可能通“圆”或者即指杜邦圆环中间围成的“园”。张荫桓说使馆是“美都广厦”一点都不夸张，这座（地面以上）三层楼房是在美国西部靠金矿发了财的斯图尔特（William Morris Stewart, 1827-1909）出资修建的，设计师是德籍移民阿道夫·库鲁斯（Adolf Cluss, 1825-1905），工程从1871年持续到1873年，花费了大约8-10万美元。那时候美国刚开始开发杜邦圆环一代，因此这样一座1800平米，“华赡宽整”的高楼自然很惹眼，也一度成为那一片儿的社交中心。斯图尔特一家对自己的这套房产也很用心，室内家具都是斯图尔特的夫人安妮从法国买来的。但不幸的是，1879年12月30日，就在女主人安妮准备新年前夜party的时候，斯图尔特堡不幸失火，尽管消防员很快赶来，但这座木结构的房屋还是受到严重损伤，直到1883年，斯图尔特才花了好大一笔钱将这栋房子修好。他本想将这栋房子卖掉，但是没成功，最后，来自东方的贵人到了。

1890年代的斯图尔特堡

被拆除前的斯图尔特堡

也许是中国人素来相信“火烧旺地”，或者因为着过火租金低（年租金1万美元），大清国第二任驻美国大使郑藻如在任上租下了这座楼房作为中国驻美国使馆。租一个好房子不等于过得舒适，还得要有个好房东才行，恰恰斯图尔特不算是个好房东。斯图尔特出生在纽约州，很小的时候便随父母迁去俄亥俄州。1850年，23岁的他去加州闯荡，通过淘金致富，两年后前往内华达州地区（1864年内华达州才成为独立的州）改行作律师，1865-1875年担任共和党的参议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在华盛顿特区修建了斯图尔特堡。张荫桓称斯图尔特为“士雕鹘”，说他不喜华工，积极推动美国的排华法案。在1889年斯图尔特再次当选参议员后，张荫桓在日记里还写道：“房东士雕鹘充上院议绅，叠与华人作难，近因其妻弟亚狒为卓忌华人作律师，欲索未经报案之损失银物，乃函荐亚狒，诚翻覆无耻之人矣。”

房东士雕鶻

房东本来就不好打交道，因此在维护使馆建筑方面张荫桓也很用心：有人想租使馆用来开办舞会，张荫桓说“闻之房主人，跳舞多则房屋易损，遂却之。”想丰富一下自己的文化生活缓解思乡之情，挑了几幅画准备挂起来，但是“房主人甚不愿墙上缀钉”，他只好“购极小钢钉，无害墙纸而能悬物者，经营数日而妥。”尽管张荫桓尽心维护，但到了他的继任崔国因那里使馆大楼可就惨了。崔国因尚俭，甚至史料上有用“抠”来形容他。崔国因是带着家眷去美国赴任的，为了省钱，使馆内部需要洗涮的都是自己动手，结果方法不当洗坏了不少；做饭用不惯煤气炉，在厨房地板上直接垒了个灶，油烟太大弄的厨房很脏；外媒还曾报道说中国官员在使馆内吸鸦片，结果烧坏地毯和家具……互联网上有句金句：省钱就是多花钱的开始。压缩正当的支出肯定会带来意外的损失。1893年斯图尔特再次当选参议员后欲收回房子，看到斯图尔特堡的内部状况非常生气，甚至把使馆一行人告上法庭，索赔1万5千美元。幸有使馆的律师科士达奋力辩护，最后赔了3千美元结案。张荫桓那时候已经回国，他在日记里说：“未正美署使田夏礼来，面递照会，以美都使馆损失什物索赔两万金元，外部照会杨子通，以未奉总署之令不敢置词，因求设处。与谈逾刻，允令电子通酌办。惠人欲以俭德风示西族，气炉水管岁常搁置，愈搁置愈烦修理，而需费欲多。各寓房衾褥惠人节洋仆浣洗之费而令家人自为之，既不得法，损坏必甚。惠人初到，不准开地窖门，运煤炭亦从大门入，门内地毡岂耐践踏乎？至各厅房陈设，美？之物居多，亦与惠人示俭之意相左，三年之久，散失当意中事耳。房东既索赔偿，必欲清楚数目始收回房子，意若图赖，子通接时别赁新居，而不将此屋说断不租，宜有葛藤也。”杨子通即杨儒，是崔国因的继任，从杨儒起又租了新的房子作使馆。

普遍认为这张中国驻美使馆的内景拍摄于斯图尔特堡，但是坐在书桌后的人既不像郑藻如，也不像张荫桓和崔国因。不过仔细观察会发现左边黄框处是一位中国官员的油画半身像，张荫桓在日记中也曾提到画油画像的事情，我认为应该是他的画像；右边黄框处挂的照片应该是曾纪泽的肖像，张荫桓在日记中也提到过向曾纪泽索映像的事情。

1901年，斯图尔特堡被拆除，那时已是张荫桓在新疆被慈禧下令斩首后一年，人和房子都灰飞烟灭了。

张荫桓任驻美公使期间身体不好，在他的日记里可以频繁看到失眠、腹泻、头眩、齿痛这样的病情记录。1886年秋冬之际，他又病了，先是“腹胀如厕……微有热汗而不觉冷”，又“泻后微眩，且复畏寒”，后“晨起复畏寒，不能出门。”这次生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影响了很多公务应酬，如他在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一日（1886年10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总统、外部均赴鸟约赞颂石像，叭夏贻书来约，余仍以病辞。”这里说的“石像”并非石制，而是铜制，即举世闻名的美国标志之一自由女神像。

说起自由女神像，我还有一件尴尬事。2013年去美国查资料，抽空买了张Circle Line Sightseeing Cruises的票，坐在船上看自由女神像。那天我是第一趟船的第一个乘客，船开动后有位白头发白胡子，看着有50+的老先生在船上给大家讲解，介绍沿途经过的景点历史和轶事。我一直在看景+拍照，有一搭没一搭地听，讲得挺好也挺幽默，最后船靠岸，大家排成一队下舷梯，老先生在岸上和每一位乘客“握手”告别，还有三个人就到我的时候才注意到原来大家是在趁握手的时候给小费！我只知道吃饭要给服务员小费，不知道还要给讲解员，在此之前根本没听说有这样的规矩。现金装在我背包内侧一个隐秘的小袋子里，根本没时间掏；如果到跟前停下来现拿钱塞给人家又太无礼，真的非常尴尬，虽然老先生和我握手的时候没感觉到钱但还是以微笑回应我的Thank you。

我2013年在船上拍的自由女神像

尽管张荫桓没有去参加自由女神像的落成仪式，但他在日记里还是对自由女神像作了介绍，细节可能是参考了当时的报纸，“此像安置拔劳海岛(贝德罗岛，Bedloe’s Island)，为鸟约入口处，近看河海，远览墨欧，亦殊得地。像为女身，略如吾华之观音大士，纯以白石雕镂，光洁绝俗，下承以础，高八丈九尺，像高一百十一尺六寸。头面阔一丈，两眉相距二尺六寸，鼻准长四尺六寸，臂长四丈二尺，腰围厚三丈五尺，口阔三尺，左手挽一石碑，长二丈三尺六寸，阔一丈三尺七寸，厚二尺。碑镌’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四号’等字，盖即华盛顿开国之日也。右手举一石盏，其大小可容二十人，储火照远以备夜船往来，傍置小梯，为他日重修之地。西人谋事至深远矣。”张荫桓对自由女神像以“观音大士”作比倒是挺形象，而且观音大士是普渡众生，自由女神是自由照耀世界，都是为全人类服务。

正如张荫桓在日记中所说“此为法国赠美国自主之像”，这尊塑像是法国送给美国的礼物，以庆祝南北战争的结束和奴隶制的废除。塑像的设计者法国人巴特勒迪（Frédéric Auguste Bartholdi, 1834-1904）在获得时任美国总统格兰特的支持后，法国和美国分别成立建设委员会，由法国负责塑像的设计、制作和运输，美国负责塑像底座的建设。最先完成的是塑像的举火炬手臂部分，并在1876年8月运往美国参加了费城百年博览会，之后又运往纽约的麦迪逊广场展出至1882年。之后完成的是塑像的头部，并于1878年安放在巴黎世博会的会场向公众展示。主持塑像内部结构的是后来设计建设了法国埃菲尔铁塔的居斯塔夫·埃菲尔（Alexandre Gustave Eiffel, 1832-1923）和埃菲尔的结构工程师莫里斯·克什兰（Maurice Koechlin, 1856-1946），他们确定采用铁桁架为内部支撑，压制成型的薄铜皮外表用铆钉挂接在桁架上，这样既可以减轻塑像的重量，也可以保证其在港口大风情况下的强度，实际上这种方法在当下的新建筑上应用的非常普遍。1884年7月4日，也就是在美国国庆日这天，塑像完成了在巴黎的组装并举行了完工仪式。

1876年在费城展出期间的自由女神像右手臂

移往纽约麦迪逊广场展出的自由女神像右手臂

在1878年巴黎世博会期间展览的自由女神头胸部

正在制作像身的巴黎工厂，左二即设计师巴特勒迪

制作像身的巴黎工厂内景，可见自由女神像的1:1和1:4模型

正在巴黎试组装的自由女神像

尽管塑像已经完工，但是美国那边的塑像底座工程却进展缓慢，因为受当时经济衰退的影响，从美国民众那里募款很艰难，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认为法国人既然要送我们一尊铜像作为礼物，为什么不连同底座一起送了？就在工程资金最紧张的时候，后来设立了普利策新闻奖的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 1847-1911）发布募款广告，声明无论为这个项目捐多少钱都可以把名字印在他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上。这一呼吁立刻获得读者的响应，很快所需资金就到位了。1885年6月17日，自由女神像的部件从法国运抵纽约，次年4月底座工程完工，最终，1886年10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克利夫兰主持了落成典礼。张荫桓在日记里说这一天“适大雨泥泞”，原本要举行的焰火燃放推迟到了11月1日。

正在建造中的自由女神像底座，1884年

正准备吊装自由女神像的面部，1886年

1886年10月28日，围观自由女神像落成典礼的船只

正如巴特勒迪最初为这尊塑像定名“自由照耀世界”（La Liberté éclairant le monde）的初衷，自由女神像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有关这一意识形态的赞美和批评从其落成一直持续的现在，特别是在当下的世界，如何理解如何践行还有许多讨论的空间。不管怎样，人类追求自由是本性使然，最后借克利夫兰总统在自由女神像落成典礼上的一句话作结尾：“光亮必将刺穿无知和人类压迫的黑暗，直至自由照亮世界。”（stream of light shall pierce the darkness of ignorance and man’s oppression until Liberty enlightens the world.）

1898年的自由女神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