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今天中秋节，晚上能看到满月，不知怎么的，我满脑子都是天狗吃月亮的事儿。

一般来说，吃掉月亮的那只天狗，是指二郎神身边的哮天犬，在沉香救母的故事里阻挠过沉香，在西游记的故事里咬过齐天大圣，应该算是中国神话故事中知名度最高的狗狗了。北京也有一尊“哮天犬”的塑像，位于史家胡同西口往北不远，东四南大街东侧一家商铺的门前，本是二郎庙的遗物。二郎庙在明清时的文献里，诸如《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日下旧闻考》都有记载。据庙前曾立重修庙碑记，“京师朝阳门内灯市口有二郎神庙，神即清源真君也。相传建于唐贞观三年，于元延佑二年重修，明万历甲寅复修。祠宇庄严，由来已久。清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初八日，里邻不戒于火，焚毁靡遗。黄冠拮据艰苦，善信为之乐输，越十载而方成。”可见这是历史悠久的一座小庙，供奉二郎神，其中自然也会有他忠实的小跟班——哮天犬。马芷痒1935年著的《北平旅行指南》中还讲到此庙与狗的一段传说：“东城灯市口东口外路北，旧有二郎庙一座，……清光绪年间，一日忽有饿狗一头，入殿在神像前供桌上卧伏，附近居民以为二郎神犬显圣，于是焚香膜拜，昼夜不绝。经总兵文秀亲挥鞭驱走，其事始息。后修马路，全部拆毁。另在路东改建神殿一间，其石碑，亦由南向改为西向。”可见曾经有老百姓深信哮天犬的附身。如今寺已拆毁，仅剩一头面目全非的石蹲兽坐在街旁，被好事者认定为哮天犬，当作狗狗的守护神。那果真是狗吗？

近日整理赵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街头拍的照片，看到一张标注为灯市东口向东的照片，远远可以看见对面街边有座小庙，门前一个石香炉座，偏南还有一座高大的石碑。这是哪里？我一时竟没想起来，更要命的是我竟然去翻《乾隆京城全图》，最后在第八排东八页的最上端看到“二郎庙”的标注，这圈子绕的！二郎庙的位置在民国初年属内一区，正好民国时候的北平寺庙调查的内一区卷已经出版。翻开一看，当时还给这座小庙拍了两张照片，一张外景和赵先生的角度几乎一样，另一张是内景。外景那张照片，明显可以看出庙门两侧曾经有一对小石狮子，并非狗，即现在普遍流传的“哮天犬”。看当时的登记文字更详细：“二郎庙，东四南大街一七三号。山门向西，对灯市口。……门前有宝鼎一，石狮二。”更佐证那是石狮子的判断。至于哮天犬，并非没有，庙内的供奉情况是这样：“内供二郎泥像，金面黄袍。天兵天将四，童二。又犬神在下面盖被内，有小犬无数。”哮天犬还带着小犬无数呢，只是这些狗狗都在后来拆庙的行动中灰飞烟灭了。

《乾隆京城全图》中的东四南大街二郎庙（红框中）

民国北平寺庙调查时拍摄的二郎庙正门，可见两头小石狮

二郎庙内供奉的犬神，周围是小犬无数

山门北侧的石狮

山门南侧的石狮

至此，东四南大街上二郎庙唯一的遗存，那只面目全非的蹲兽，是狮子还是狗，应该很明了了。

很多三线工厂都体量巨大，功能完备的像个小社会，医院、学校、幼儿园、派出所等一应俱全，我度过人生头十八年的那家工厂也是这样，厂子里我最钟情的部分就是工人俱乐部，因为电影在那里放，我们都管工人俱乐部叫电影院。据说我还没出生就已经跟着爸爸妈妈出入电影院了，应该算得上起步很早的影迷。那时候我看电影有优势：对面邻居王叔叔在工会，专门负责去市里取电影胶片，楼下的阿姨也在工会，负责卖票，电影院距我们家走路也就十分钟路程，打我记事起，厂里放的电影几乎一场没落。后来厂里还自建了“电视台”，就是闭路电视，每天晚上都放录像，在家就能看。直到现在，看电影也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么多年下来，所看电影的承载媒介一直在变化，从最初在电影院看胶片，到后来的VHS、LD、VCD、DVD、BD，再回到电影院看数字电影，技术一直在进步，那更早的时候是怎么看电影呢？有朋友可能会说有8毫米胶片，的确，这个我也摆弄过，这两年拍卖市场上比较常见，不新鲜。今天说说更早的，我称之为“小电影”。

“小电影”是我起的名字（想歪的面壁去！），英文写作“Mutoscope”，一般翻译作“早期电影放映机”（好直接的翻译！）。我说“小电影”，是因为观看方式是通过一面狭小的观察窗来看，并且同时只能一个人看。最早拍摄连续影像的是英国人麦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 1830-1904），他在1877年通过一种巧妙的方式令运动的被摄对象（一匹奔跑的马）触动多台照相机的快门，从而拍摄了连续影像，快速播放这些连续影像就能看到动态的图像，这和我们小时候利用书角画小漫画，再快速的翻书原理一样。注意，在那时用的还是硬底片（玻璃底片），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拍摄动态影像的条件。后来经过法国人马利（Etienne-Jules Marey, 1830-1904）等人的努力，以及1880年代柯达公司发明的感光纸，爱迪生实验室的迪克逊（William Kennedy Dickson, 1860-1935）在1889年改进了摄像机，并发明了对应的观看设备，命名为“Kinetoscope”，其中“Kineto”和“scope”都源自希腊语，分别是“动态”和“观看”之意。1894年爱迪生在百老汇摆了十台Kinetoscope，每台放一部电影，时长20秒，每人25美分可看5部，结果大赚！但是这样的机器还是太笨重太贵，不适合推广。1895年法国的卢米埃兄弟设计了简单的，手动的电影观看设备，并授权英国的Kinora公司生产。这种装置非常简单便携，外观类似立体照片的观片器，只是装透镜的观察窗合成为一个，和底片的画面比例一致。底片的样式不像爱迪生用的那种长条状（即后来电影胶片的样子），而是裁成一帧一帧的，装订成一个圆盘。观看时将这个正片装订成的“圆盘”插在观看器上，摇动一个把手转动蜗杆，蜗杆带动齿轮，齿轮上的杆就会转动，带动“圆盘”转动。装“圆盘”的底盘侧面还有一个铁片做的突起，正好可以轻轻挡住一帧影像，这样就可以保证每次只有一张胶片出现在透镜后，转动摇杆的速度控制好就能看到很好的动态效果。这种设计非常利于推广，在欧美，坐在家里看“电影”（严格来说是动态影像，因为既没用电也没声音）成为时尚。

爱迪生实验室的Kinetoscope内部结构

美国旧金山的一处Kinetoscope“电影院”，约1895年

一名男子正在使用有声版的Kinetoscope，约1895年

卢米埃兄弟，左边是路易斯，右边是奥古斯特

Getty收藏的Kinora观看器和影片，©getty

英国国家媒体博物馆收藏的Kinora和影片

从这张专利图上能看出Kinora的原理

中国最早的“电影”也是Kinora这种“法标”的。1895年，也就是卢米埃兄弟提交他们发明的观看设备后不久，他们的一位朋友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 1857-1935）被任命为法国驻广西龙州领事，他将卢米埃兄弟发明的摄影机带到了中国，并拍摄了数段影片，1899年转任法国驻昆明领事后又在昆明拍摄了数段，目前存世至少13部，网上前几年流传的那段清末官员会面场景就是方苏雅在昆明拍摄的。

方苏雅的肖像

方苏雅收藏的Kinora和他拍摄的影片，盒子一侧的镜子是为影片增加亮度而设

方苏雅用的那种Kinora内部图，原理都是一样的，由卢米埃兄弟发明

方苏雅在昆明拍摄的一段影片截图

另一段方苏雅在昆明拍摄的影片截图

最后还要感谢卢米埃兄弟，他们改进了放映设备，终于使“小电影”成为“大电影”，令观看影片成为众乐乐的事情。

看《中国古代官制》，里面有一段关于廷杖的介绍：廷杖始于元代，明代则使用的更为普遍，无论高官巨卿，将相王侯，只要触怒皇帝或者有过失，就可以拖下去痛打，打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臂戴袖套，手执木棍。监杖的司礼太监宣读完命令后，旗校就用麻布兜将犯人的肩脊以下部分束起来。用绳子捆住两脚，四面牵曳，犯人俯卧，让大腿受杖。这时，左右厉声高喝“搁棍”，就有一个执棍搁在犯人的大腿上；喝声“打”，就开始用刑。每打五棍，就换一个人打。如果要置犯人于死地，监杖人就喝令“着实打”或“用心打”，受杖人就无生还的希望了。正德以前，凡受杖的不必剥去衣裤。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时，把犯人的衣裤剥去受刑。

像我这样年纪的孩子，小时候没挨过父母打是极少见的，其中打屁股又是最常见的“刑罚”。据我了解，在我周围的小朋友，打屁股的刑具都是常见的家庭用具，比如痒痒挠、苕帚疙瘩、竹尺等等，“受刑”的时候多趴在床上，褪去裤子露出屁股，一下一下还是挺让人难忘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看书涨姿势，这打屁股在过去衙门里、朝堂上就叫廷杖了。廷杖的老照片并不鲜见，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猎奇的心态，令外国摄影师爱拍这个，当然基本上都是摆拍。除了廷杖的照片，外国摄影师们还热衷拍摄其他中国的酷刑，比如枷刑、站笼、蹲笼、斩首、凌迟等等。但毕竟这些外国摄影师接触的中国酷刑还是少，能见到拍到的都是公开的部分，还有很多逼供的恶刑是摄影师们看不见拍不着的，于是这部分市场真空就由外销绘画来填充了，《刑罚图》是中国外销画的一个重要品种。广州是知名的外销画产地，因为那里曾经是中国对外交流的唯一窗口；除此之外，上海的土山湾油画学校也是一个外销工艺品的基地，只是其内容皆是宗教相关，并无《刑罚图》这样的内容；再有就是北京了。说来北京并不像广州、上海那样靠海，对外贸易的需求几乎是零，但是北京是天子脚下一国之都，鸦片战争后外国使臣咸来驻扎（产生需求），加上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具备生产能力），北京也诞生了外销画家，有据可查的有周培春、周其亮两位，其中又以周培春的影响力大。周培春画的那套《刑罚图》共32页，每种刑罚还配有一段文字说明。外销画的制作谈不上艺术创作，大都是作坊里流水线式的加工，每个品种都有固定的模版，是一种线描稿，周培春的画师们会将宣纸或丝绢（广州的外销画还很流行用通草纸）蒙在线描稿模版上临出轮廓，再自行上色。周培春那套《刑罚图》里有三幅“打板子”的图，分别是“打问板之图”，刑具是短板，是刑部衙门刑讯逼供时所用；“打黑鞭子之图”，刑具是长鞭子，是“杖在旗之兵弁或误差使或因不法”；“打板子之图”就是较常见的那种打屁股，“其人犯杖责之罪，罚落时，令其伏于地，脱去其裤，露臀，一人坐于脊背，一皂按住两腿，一人持毛竹大板向其臀杖之，或六十、八十、一百不等，其犯臀肉飞烂，血流于地。”文字读着都疼！与明朝记述的不同，清代不再用麻布裹身，而是用两人按住，是人力成本低了吗？

明显地摆拍，裤子都没脱，回到明正德以前了吗？好在那根毛竹大板应该是真的

1901年德国人拍的，戴帽子的三位是八国联军占领区内的“警察”。虽然这次人犯裤子被脱，但是看行刑者和人犯之间的距离，很不适合挥杖，摆拍的可能性非常大！

周培春所绘的“打问板之图”，这么短小的板子能让人犯招供吗？

周培春所绘“打黑鞭子之图”

周培春所绘“打板子之图”

从这两张图可看出当时外销画的模版作业，人犯和压脚压脊背的皂吏出自一个模子

新加坡是现在还将“打屁股”入刑的文明国家之一，刑具是短鞭，人犯要脱光，绑在斜立着的A字形架上，用特殊的护具挡住腰及大腿，只露出屁股，真的是两下就皮开肉绽，绝对能让人犯铭记于心，网上有视频，想感受的可以去搜来看看……

前阵子重新总结了下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遗址的照片，有两个好哥们都在下面留言提到寺前那支种着小树的仰莲座。这在我的朋友圈里是个历史久远的话题，最初被提出来到现在差不多得有十年了，这些年不断又有新材料被发现，真相也越来越近。

先说那棵小树。其实说是“小”树不合适，因为树一直在长，到后来（1880年以前）也能遮出一大片荫凉呢。我认为那棵树不是种在那个仰莲座内的。从现在发现的照片看，1860年代早期德贞（我认为是他）拍摄的两张照片中，树还很小，有可能生长在那么个局促的空间，但是到后来1878年查尔德拍摄的照片中，树冠直径大概有7-8米，如果是生长在那个仰莲座中一定会倾倒。此外，有个说法，如果把树木的根系展开，其直径和树冠直径大体接近。按照这个说法，这棵树在1878年时树根体积大概是（按直径7米算）179.5立方米，即使压缩20倍也要接近9立方米，那个仰莲座完全盛不下。最有可能的是由于视角的原因，小树生长在仰莲座后面。

1860年代初德贞拍摄的照片，看得出来树还很小

同样摄于1860年代初，应该也是德贞所摄

查尔德1875年所摄，这么大的树应该没法在那个仰莲座生长

查尔德1878年所摄，枝叶茂盛

再说那个仰莲座的用途。根据故宫藏的《万寿庆典图》中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的描绘，照片中摆放仰莲座的位置，也就是大雄宝殿前曾经是六座铜香炉。虽然这幅长卷很写实，但经众多专家的研究和考证，与现实不符的地方也挺多，至少，看1860年以后的遗址照片，水池以北上台阶过牌楼后，种了一排共六棵大树，这些树都在1860年的大火中烧死了。所以，那里是不是原来有六座铜香炉还不能下断言，或者最初的确摆了六座铜香炉，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又改变陈设，换成了一个带仰莲座（根据照片中的色调应该是铜制仰莲座）的摆设。与仰莲座较常见的搭配是佛像，但是大雄宝殿内一般供奉的都是三尊佛像（无论是横三世佛还是纵三世佛），不会只供一尊。如果真的是佛像的底座，并且曾经有三个，那这个铜仰莲座得是从别处移来才能解释照片中那样只有摆在中间的一个，但是，像这种体量和尺寸的铜铸件，想来移动是非常困难的，也完全没有移动的必要，毕竟别的东西也都没移动位置。这样看来似乎可能性最大的是与此仰莲座配套的并不是某座佛像，而是别的某个象征。雍和宫里有座铜须弥山，不算大，虽然不是置于铜仰莲座上，但毕竟是另一种形式。我认为比较可能的是在大雄宝殿前正中的位置，也就是通常会摆放香炉的位置，原有一件嵌插（造型复杂的铜件往往会采用分铸再拼插的组合方式）在仰莲座上的铜件，后来在大报恩延寿寺被烧毁后，贼人潜入园子把上半部分易于盗走的部分窃去了，剩下一个太大太重搬不走的仰莲座。偷盗这些皇家园林遗迹中的金属件在档案里有很多记载，照片中的两座小房子就是看守人防盗时的居所。

《万寿庆典图》中的大报恩延寿寺，可见大雄宝殿前的六支香炉

真实准确的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被烧毁之前的样子已经无缘得见了，以上这些都只能是依据现存遗迹照片的猜测，或许能在宫中档案查到变更陈设的记录，亦或样式雷的设计图样，这只能留给那些有条件查档的人了。

过眼的老照片多了，总是会发现一些有相似的细节，比如马车下的小瓶子。

在过去北京，马车是重要的长途交通工具之一，去个南口、长城什么的必须得雇辆马车，但其局促的内部空间以及简陋的减震设施（甚至可以说没有）都被十九世纪来华的外国人诟病。在摄于十九世纪众多北京马车的照片中，我注意到车身下，大概就是赶车人正下方的位置一般都悬着一个小瓶子。瓶子样式不同，撇口瓶的样式居多，瓶口有塞子，塞子上还插着一根细管。虽然没有找到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我猜测这些小瓶子应该是用来装润滑油的。

马车下悬着的小瓶，能看见瓶子上有塞子，塞子上有细管

另一种样式的小瓶，看起来是金属材质

小撇口瓶

又是一支小撇口瓶

说到十九世纪的润滑油可能会让人有错乱感，脑海中会有什么壳牌、长城穿越到清代的影像，其实，至少在周朝的时候中国就有润滑油了，《诗经·邶风·泉水》中有一句：“载脂载辖，还车言迈。遄臻于卫，不瑕有害？”其中“辖”为车轴上的金属销；“脂”就是润滑油，意思是：抹好车油上好轴，回转车头向卫（国）走。赶到卫国疾又快，大概不会有妨害。不过那时候的润滑油是提炼的动物油脂。有润滑油就有轴承，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轴承的国家。说到轴承，像我这种在三线工厂长大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小时后在工厂里见过各种各样的轴承，上初中后我就能单独拆下自行车轴，用干布擦干净每颗滚珠，再抹上新的润滑油装回去，车子骑起来就会重新变得又轻快又安静。文献说大约至少在夏代，中国就出现了车。战国时期在车上应用了木材与金属组合而成的滑动轴承，即车轴在车轮的轴孔中（轴承）转动。为减少轴与轴承间的摩擦，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用动物脂肪对车上的滑动轴承进行润滑。元代至元年间，郭守敬为减少新制的浑仪山百刻环与游旋的赤道环之间的摩擦阻力，他在两环之间安装了4个小圆柱体，这是最早的滚柱轴承。1974年在河南渑池汉魏窖藏出土了480件铁质轴承，其中六角承445件。六角承的径长不同，外面铸有子榫用来连接。从十九世纪那些北京马车的照片上也看得出来用的是六角承。

照片放大后能看到大多北京的马车都用的是六角承

再开个脑洞：会不会国内拍卖会上出现的某支小撇口瓶就曾经一位赶车人用来装润滑油的呢？［捂嘴偷笑］

最近有几条新闻：中国小留学生凌虐同学而入狱；一家四口中国人在美自驾旅游未按照交通标志停车便左转至被撞身亡；一名中国女游客在LA机场免税店掌掴店员被捕（一说轻拍头，不管剧情是否反转，总之动手就是不对的），都在网络上引起国内网民热议，有网友甚至说“感谢美国法律帮忙管教国人。”不想评论这些，不过说起美国法律，我倒是想起张康仁，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律师执照的中国人，而且经历颇坎坷。

张康仁（Henry Chang/Hong Yen Chang, 1860-1926），广东香山人。1872年张康仁成为首批赴美留学幼童。抵美后入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公立高中学习，后进入耶鲁大学法律系。留美幼童计划在1881年被终止后，张康仁奉召回国，后在其兄资助下重新赴美继续其在耶鲁大学的学业，于1883年毕业，之后，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1886年毕业，获得法学士学位。此后，张康仁决定留美以律师为业，但1882年生效的排华法案令其无法在纽约拿到律师执照。英文流利又熟悉法条的张康仁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向法院提出申辩，最后在1887年11月11日，纽约市普通诉讼法院判决张康仁可入籍美国，次年5月17日，张康仁拿到律师执照，并成为纽约律师协会的会员，也是第一个在美国拿到律师执照的华人。1890年张康仁迁往旧金山，那里华人集中，更需要张康仁这样的华人律师。不幸的是，保守的加州法院拒绝了他的加州律师执照申请，甚至判决他在纽约获得的入籍证件无效！

入法律业的大门被关闭，张康仁转而从政，1888-1895年他获任中国驻旧金山领馆的顾问，之后又进入旧金山的日本横滨银行就职，1907年辞职，携妻儿短暂返国，1908年又回到美国，在中国驻美使馆工作；1901-1913任驻加拿大温哥华领事；1913-1914年转任驻美使馆一等秘书、代办；1916-1917年在加州伯克利任中国海军学生监督，1926年在美病逝。2014年，加州华侨向加州律师公会提出追授张康仁律师执照，2015年3月16日，加州高等法院裁定追授张康仁律师执照。

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发前在上海轮船招商总局前合影

张康仁在波士顿的留影

张康仁，1890年代，可能是已经迁往旧金山之后

张康仁（后排左二）1907年短暂回国后曾在端大帅（前排左六）手下工作

张康仁（最右）在上海与中国官员合影

张康仁的妻子余爱娣

张康仁与妻子、儿女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