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菜市场

在靠近北京三环东北角的顺源街有个三源里菜市场,网友戏称其为“网红菜市场”。这个菜市场看起来和普通的菜市场无异,普通的禽蛋果菜肉在那里买得到,而且还能买到很多别处买不到的食材,特别是用来制作异域风情餐食的香料、奶酪、海产等,甚至有人形容这里是“世界食材展览会”。喜欢做饭是热爱生活的最具体表现,新潮的年轻人都喜欢去那里买食材。北京那么大,为什么独三源里市场这么有名,我想异域文化是这个市场成为“网红”的直接切入点,市场的位置毗邻亮马桥使馆区,客户中不乏在京洋人、星级酒店和外国餐厅。其实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中国也有那么几家“洋范儿”的菜市场。

说起“洋范儿”,那一定要从上海说起。上海的宁海东路最初叫“宁兴街”,曾经还有一个名字叫“菜场街”。据上海地方志:1864年,法租界公董局批准在洋泾浜南岸,宁兴街河边的空地上搭建大棚作为室内菜市场,由外商波尔德里和汉伯里出资,并且以通告的形式要求法租界的所有菜贩必须进场集中经营,这就是上海最早的有管理的现代菜市场—— 中央菜市场,因此宁兴街也被称为菜市街。但好景不长,仅不到一年的时间,摊贩们因为不愿交进场费而导致市场关闭。

除了短寿的中央菜市场,上海更为人所知的现代菜市场是三角地菜市场。三角地是指虹口文监师路(今塘沽路)、汉璧礼路(今汉阳路)、密勒路(今峨嵋路)围起的一块三角形土地。最初这是是英国商人开的游乐场,中国最早的过山车就出现在这里,后来游乐场倒闭。189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在这里搭起了木结构大棚作为菜市场使用。吸取了法租界公董局失败的教训,三角地菜市场没有强行要求菜贩进入,只作出租,当然每个摊位还是要交管理费和纳税,但经营环境已经好多了,生意很好。1916年又改木结构为两层水泥结构,局部三层。底层售卖蔬菜,二层卖副食品及罐头等包装食品,三层是小吃点心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三角地菜市场仍然是上海最大的室内菜市场。

三角地菜市场最初的模样

与上一张相近的角度拍摄,注意屋脊,大棚经过了改造,生意依然好得不行!

1900年左右的三角地菜市场,和上两张比是从另一个方向看,大棚再次改造

1959年的三角地菜市场内部

1898年,中德签订《胶澳租借条约》,青岛成为德国租借地。在胶澳总督对青岛的城市规划中,大鲍岛被作为华人居住区,也修建了一座现代意义的集中式的市场,位于德县路和潍县路交界处,室(棚)内摊位面积很大,货物分门别类,集中贸易,秩序井然;棚外的区域是露天的集市,可供商贩们自由设摊。1918年,占领青岛的日本方面将市场迁至今市场三路,并扩建为两层,楼下是生鲜,楼上是日用杂货。这个市场一直是青岛最重要的菜市场。

青岛大鲍岛的菜市场,红框内是放大的市场门牌

北京虽然没有租界,但作为帝都,也有不少驻华机构和洋人,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菜市场也少不了,1902年法国人建成的“东菜市”(East Market)即为其一。东菜市即后来的东单菜市场,位于东单北大街南口的西北角,也就是现在东方新天地的东半部分。那时候长安街还没有打通,从东长街到东单路口再往东就是小胡同了,转北走东单北大街才是大路,东菜市就位于这个把角,可见地理位置之优越,自然也生意兴隆。而且那里离东交民巷使馆区、御河(今正义路)边上的六国饭店、长安街边上的北京饭店都很近,为满足去采买的外国人,市场里还有专门卖洋酒、奶酪、巧克力等进口食品食材的摊位。1937年北京沦陷后,日伪政府对市场进行了整修,改成后来拱顶的样式,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东单菜市场也变成了国营菜市场。作为北京最老的菜市场,东单菜市场早已成为无数北京人的生活记忆。

民国初年彩色明信片里的东菜市

1953年东单菜市场东侧的早点摊,张祖道摄

《生活》杂志摄影师拍摄的东长安街,背景左侧的是东单菜市场,右边写着“东单食堂”的里边就是上面那张张祖道老师拍照的地方

虽然我是做饭很一般的穷人,但是我喜欢逛菜市场,看着那些琳琅满目、摆放整齐的新鲜蔬菜,即使什么都不买也觉得满心欢喜。前几年去美国,逛Whole Foods Market、Giant、Costaco最满足,看着堆到屋顶的摆满商品的货架,看着一间专门用来摆放牛奶的“冷屋”(我起的名字,国内超市的乳制品都是摆在保鲜柜里,阿灵顿五角城时尚中心旁的Costaco里整个一间低温的屋子专门用来摆各种牛奶),我当时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物质极大丰富”,小学时学到的形容共产主义的一句话,没想到在“灯塔国”体会到了(当然,兜里没钱物质再丰富也看不到自己嘴里)。扯远了,说回中国早期的那些现代意义上的菜市场,其实,这种规范管理的新菜市场的出现是城市发展和商业繁荣的必然结果,是中国走进世界的必然结果,是开放的结果(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不管我们怎么定性1840年、1860年、1883年、1894年、1900年发生在中国与中国人身上的悲剧,都不得不承认中国也是藉由这些事件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作为“墙国人”,我们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墙的,其实墙根本没用,相信“堵”能起作用的一定会吃“闭关锁国”的亏。订阅的“谷歌黑板报”今天推送说TensorFlow发布1.0了。这是Google发布并开源的第二代人工智能学习系统,是具有人工智能的数据处理工具,特别是在语音和图像识别方面的应用非常有力。可在我们这儿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说过Google为何物,就好像邻居已经发明了一种可以改变世界的工具,并告诉全世界的人怎样使用,只有我们把家里人耳朵眼睛都堵起来,还特别嘱咐“撸起袖子加油干”!

阿灵顿五角城购物中心旁的Costaco内摆放牛奶的房间

上面那家Costaco内部的货架,其实国内的山姆店也是这样的

我家附近菜市场里的四种蔬菜

拔剑四顾心茫然

“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是我看到下面这张照片后想到的第一句话。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就会对这样的话题格外敏感,奔波暴走的时候,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常会问自己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拔剑四顾心茫然”

喜欢这张照片还有一个原因是照片里这个人的装束,我曾经过手一张照片,虽然照片里的不是同一个人,但两个人的装束很接近,都是头戴风帽、身披风衣、腰佩宝剑。这种风帽在樊国樑(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Duperron C.M. 1837-1905)的《北京:历史与记述》(Pe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也有提到,法文里这种帽子叫做“Bonnet contre le vent”。这种风帽从外形上看很像现在帽衫上的帽子,而且额前可折叠,另有护耳和护脖,可比现在帽衫上的帽子要保暖多了,特别是天冷的时候骑马应该很有帮助。这种形式的帽子也有很多清代原物留存下来。宝剑是清代老照片里较少见的存在,挎着腰刀拍照的官弁不少,可挎着剑的着实少见。也许是入关的清军在马上用刀更有效,不怎么用剑吧。武侠小说看多了,也会留下宝剑配君子的印象,比如青冥宝剑和李慕白。《说文》里记载:“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则带剑,无事不得带剑。”也就是说宝剑不是小老百姓用的,说明照片里这位先生,应该也不是一般人。从照片上看,这把剑挺素的,剑镡和剑格都光素无纹,剑茎貌似木质,剑鞘上有暗纹,护环上有镂空的云纹,用一根细绳挂在腰间,总的来说,这把剑很低调。剑在军事战斗中的优势是除了劈砍还可以刺,能有效地对付轻护甲,对付重甲和速度快的骑兵就派不上用场了,因此自两宋时便只有将官装饰性地佩剑,士兵都不用,就好像某些电影电视剧里部队领导都是配个巴掌大的小手枪,威力和士兵用的武器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当然,他们在军队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使用武器的目的也不完全一样,用不同的武器也正常)。元以后剑成了显贵们的玩物,到了明清更是登峰造极,因为这么个物件在装饰上可动脑筋的地方太多了。去年大英博物馆的特展“Ming”就曾展过皇家军械博物馆收藏的一把永乐年间皇室宝剑,剑格是一只龙子睚眦,口吞宝剑,通体鎏金,镶嵌了两颗红宝石作为眼睛,另一面则是睚眦可爱的尾巴,光看照片就觉得爱不释手。

我曾经过手的另一张头戴风帽、身披风衣、腰悬宝剑的清国人照片

红圈中是樊国樑书中介绍的风帽

清代风帽实物,图片来自微博用户“三横一杠子”

英国皇家军械博物馆收藏的一柄永乐年间的中国皇室宝剑,剑格正反面是一只睚眦

仔细观察照片,光是从相中人左前上方打来的,不同于室外的散射光,这必定是在开有玻璃天窗的室内拍摄,也就是说是在照相馆内拍摄的。相中人半拔宝剑的姿势我想很有可能出自内心,并不来自摄影师的要求,毕竟他就是一名佩剑的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纵观摄影术传入中国后的室内人像照,最初的布景主要就是一椅一几,最多还摆着桌布、盆(瓶)花、茶碗、水烟、书,被摄者大都正襟危坐,要么就是捏个汗巾、书、烟什么的,再到后来对室外生活化场景的再现,虽然布景的内容有变化,但对被摄者的表现始终表面化,最多表现下被摄者的容貌、职业、社会身份等,很难让观者有代入感。而这张照片的形式却对被摄者的内心有深入地挖掘,似乎能令观看照片的人读出类似“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台词,也使这张照片的层次提高了不少,不是一张普通的人像照片,而是有创作有表达的艺术品。相中人的表现,眼睛我给高分,空洞地盯着远处,写满了无可奈何。倒是拔剑的手出卖了他,长指甲就不说了,拔剑怎么可以这样握剑茎呢?拔不出来不说,还显得有气无力,这姿势像极了街上露出兜里l一截手机小声问你要吗的那些人。不管怎么样,这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十九世纪中国人室内肖像之一了,谁得着谁就偷着乐吧!

蚕池口教堂

八年多前(真的很久,和抗战差不多了),我年少无知,少见多怪,网上看到张照片于是便写了篇博文“老照片里的蚕池口教堂”,其实里面就一张照片。虽然在那张1870年代早期的照片里的确能看到蚕池口教堂(实际上就是远远看到一个房顶),但现在看来时实在low。上一篇博文笔记了1878年蚕池口教堂内部的为教宗庇护九世举行的安魂弥撒,我正好借机整理了一下这些年看到的有关蚕池口教堂的照片,今天做个小总结,那些远远看到个教堂屋顶的照片就不选了。

关于蚕池口教堂的历史,被引用最多的史料就是樊国樑(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Duperron C.M. 1837-1905)撰写的《燕京开教略》,1905年救世堂印。这本书是根据其1897年出版(首版限量版,后多次再版)的《北京:历史与记述》(Pe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的中译铅字线装本。樊国樑1862年7月14日抵京,即在蚕池口教堂传教,因此他的记述应该比较可靠。蚕池口教堂的建立,是康熙皇帝因耶稣会士洪若、刘应“进金鸡纳”治好了自己的疟疾,“酬西士钟爱,于降生后一千六百九十三年,洋历七月初四日,召吾等(指洪若等人)觐见,特于皇城西安门内,赐广厦一所。此月十一日,地面官将房院交清。然杂乱芜荒,不堪居住。皇上饬工部鸠工修葺,颇称惬志。至洋历十二月十九日,一律完竣。即将新建小堂,献为恭敬吾主死于十字架、救赎普世之用,名之为救世堂。此即北堂之来历也。”传教士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此,“法国耶稣会士等,即思再恳皇恩,另赏隙地,建盖大堂。康熙三十八年,张诚、洪若、刘应奏承其事,皇上命予所请隙地之半,又助银两物料甚多,越四年而大堂告成。”“祝圣大堂时,仍名为救世堂。”幸好当时有“传教士寄西洋信函,述其大堂局格甚详”,又有“中国老铎德名柯儒望者”,据他描述,“大堂前有院落一所,围以游廊,壁上绘有圣教各等圣像。大堂两旁,有宽敞房屋十间,左五间,为保守者学习要理之处;右五间,为道长聚会之所,兼充客厅,厅内悬有法国王类思第十四位(即路易十四),与西班牙国王,及英吉利王之写真。堂长七丈五尺,宽三丈三尺,高三丈。堂内无明柱,贴墙有半圆柱十六楹,彩以绿色,柱顶雕有花草,柱顶之上,复有半圆柱十六楹,每柱各高一丈二尺。壁间俱绘圣像,圣像旁,俱有诗词对联。堂之窗牖,左右各六,皆系圆顶。堂内北墙之上,仍绘真堂之形,户牖玲珑,无不肖形。”“堂之前面,镌有’敕建天主堂’五字匾额一方。”“正祭台后,建有观象台一座,较堂脊略高数尺,为窥测天象,及藏书之用。正台左右,尚有小祭台若干座,其更衣所,则在堂外正台之旁,有门相通。大堂东院,乃铎德修士之住宅,皆依中国式样建成。院之南首,有园圃数亩,内建宅舍。此时奉教妇女,不得随意进堂,即于此处诵经敬礼。”

乾隆京城全图中的蚕池口教堂,也是第一代蚕池口教堂

樊国樑绘制的康熙年间蚕池口教堂平面示意图

至于“蚕池口教堂”名称的来历,樊国樑在书中说“(救世堂)园之城垣,与皇后亲蚕之宫殿相接,地名蚕池口,即此故也。”众所周知,先蚕坛位于现在北海公园的东北角,怎么跑到西安门内紧挨救世堂去了呢?据刘文峰等人著,学苑出版社的《北京先蚕坛》,亲蚕是中国农业社会统治阶级的重要祭祀仪式,明代定都北京后,嘉靖帝决定在安定门外稍西建亲蚕坛,让皇后率公主及内外命妇前去采桑叶,同时在西苑的西北角空地建织造堂,用来最终完成织造郊庙祭服的任务。嘉靖十年(1531)三月,新的蚕坛建在西苑万寿宫东侧。清雍正时,虽然将明的蚕坛改建为祭祀雨神龙王的时应宫,但蚕坛西墙外明末清初形成的地名蚕池口却保留下来。老北堂,即救世堂因此也被称为蚕池口教堂。

康熙末年的“礼仪之争”导致康熙皇帝在全国禁教,“京都之北堂,亦改为病院矣,其各堂之圣像圣龛,尽遭焚毁。”这只是蚕池口教堂悲惨命运的开始,雍正八年(1730),“京师地震,南北二堂,亦被损伤”。“降生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皇上降旨,惟令籍没北堂,将地基卖与某官于姓为业,价银五千两,较所值不过十分之一。其大堂则令拆毁,大堂前悬有’敕建天主堂’五字匾额,至是以黄缎包裹,交内务府,收寄于库。于姓殁无后嗣,堂院转售于宗室某人。宗室于大堂故址之上,复建房屋,令眷属婢妾,寓居其内,清洁之区,几成牢苙矣。至咸丰十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年,法国与中国互订合约,归还其堂,传教士等,扫除荒秽,惟见法国皇上,类思第十五位,所赠之铁栏杆,与堂前之石座铁球两架,依然尚在,即以大堂旧基上之屋舍,权为小堂而祷祀焉。”

1860-1864年之间,在蚕池口教堂原址南侧的屋顶上向南偏东拍摄,可见原教堂区域入口大门,这张照片的局部被转刻为版画登在1864年的Le Tour Du Monde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政府在中法合约中特意写明清政府应保证传教士的传教权利,不应没收其教堂,已经荡然无存的蚕池口教堂终于迎来了春天。“同治三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洋历正月初九日,北堂甫经修完,忽而被火,住屋即焚,延及书库,赖有修道学生等,极力扑救,始得保存……不数月后,即新建洋楼一所,规模宏敞。其修道院等屋,亦陆续修迄。院落落成,孟主教复欲于旧北堂地基,起建主教座位之大堂。有法人布里耶者,晓于工料,画堵为式,钟楼之上,亦有双塔高耸。奈恐总署指摘,将图承验总署。总署大臣,请减低其塔,而钟楼之高,犹得九丈焉。同治四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洋历五月初一日,孟主教大开磐础之典,法使白尔德米,与总署大臣崇厚等,皆行亲镘涂灰之礼,以示协力赞助之意。此堂虽未建于原址,而堂之名称,仍照康熙四十二年,降生后一千七百三年所建之北堂,名为救世堂。堂之局格乃照圣教第十三世之时样建成,计长十五丈,栏杆内宽九丈二尺,堂深宽六丈四尺。同治五年岁杪,即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洋历正月初一日,大堂落成,孟(振生)主教祝圣大堂,而祀祷焉。”

重建第二代蚕池口教堂的大功臣孟振生主教

1871年约翰·汤姆逊在游览北京期间拍摄的1866年落成的蚕池口教堂正立面

1873年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蚕池口教堂正立面,门口可见第一代蚕池口教堂遗存的路易十五所赠石座铁球

1878年的蚕池口教堂内景。还有多张教堂内景,其中一张可很清楚地看到堂内的巨大管风琴,只是照片授权的原因无法放出。

从蚕池口教堂西侧的院落向东看,远处是大堂,左边的二层建筑即1864年“新建成洋楼一所”

蚕池口教堂的重建,其中还有一件趣事,即中国第一座动植物“博物馆”的建立。孟振声主教从法国带回一位传教士,“有达味德,华姓谭(即法国遣使会教士谭微道,又译达维德,Jean Pierre Armand David, 1826-1900),邃于博物之学。抵华后,遍游名山大川,收聚各种花卉鸟兽等物,以备格致,即于北堂创设博物馆一所,内储奇禽计八百余种,虫豸蛱蝶,计三千余种,异兽若干种,植物金石之类,不计其数,皆博物家罕见者。馆开后,王公巨卿,率带眷属,日来玩赏者,随肩结辙,不久名传宫禁。有言皇太后亦曾微服来观者。”

博物学家谭微道

就这样,蚕池口教堂一直挨到光绪十一年(1885),慈禧太后提出用西什库一块地交换蚕池口教堂,于是在1887年蚕池口教堂完成搬迁,至1902年,蚕池口教堂及附属建筑始拆。

1901年时任德国公使穆莫相册中的一张蚕池口教堂照片,当拍摄于1900年夏末庚子事变结束之后不久

1901年法军摄影师拍摄的蚕池口教堂

1901年法军摄影师在热气球上航拍的蚕池口教堂全景

 

1878年的一次安魂弥撒

在网上看过一张老照片,西式教堂内部的一个祭坛,祭坛中央是一枚纹章,纹章两边有一副中文“对联”,最下面的横幅写着“教宗必约第九位”,周围都是骷髅和“血滴”的装饰。很显然,这座教堂位于中国,据图片来源称照片摄于北京。“教宗必约第九位”即真福教宗庇护九世(Pope Blessed Pius IX, 1792年5月13日-1878年2月7日),“必约”也有译作“比约”、“碧岳”。他本名乔凡尼·玛利亚·马斯塔伊·费雷提(Giovanni Maria Mastai-Ferretti),1846年6月16日至1878年任罗马天主教会教宗,是天主教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教宗。那枚纹章即庇护九世的教宗牧徽。我对西方的纹章没有研究,不过最上面的“王冠”应该是三重冕,即主教冠上套了三个王冠;两边的两把钥匙应该是耶稣基督交给彼得的天国的钥匙;中间的部分可能是他的族徽。不过,为什么有这样和庇护九世有关的陈设摆在教堂的祭坛上我还是不知道。在请教过王可萌同学后,才知道周围装饰上的并不是“血滴”,而是火焰,与骷髅图案一起在19世纪常用在安魂弥撒上,也就是用在葬礼上。天主教徒相信,为在炼狱中的逝者举行弥撒,可缩短他们在炼狱的日子、令他们更早进入天国,这个火焰图案应该就是表示炼狱。至此,可以确定这张照片拍摄的内容是在为庇护九世举行安魂弥撒,也说明这张照片拍摄于1878年。

十九世纪北京一座西式教堂内部的祭坛

教宗庇护九世

教宗庇护九世的牧徽,最上正中是三重冕,后面交叉着耶稣基督给彼得的两把天国钥匙

1903年冬,一个客死中国的德国人的灵柩正通过东交民巷使馆区,棺罩四周的图案貌似也是火焰

福州鹅峰禅寺

注意到这组照片的关联性已经很久了。很明显,拍摄于1870年代,分别出自约翰·汤姆逊和福州同兴照相馆的这组照片拍摄的是同一个地方。2014年在灯塔国某图书馆有幸看到同兴照相馆拍摄的原作,这座建筑的匾额可以看得很清楚,不过因为拍摄角度的原因,只能看到匾额的下半部分,容易辨认(猜测)的是后三个字:“峰禅寺”,说明这是一座小寺庙,结合卡纸上的手写说明这座寺应位于福州北岭(Pe ling)附近。匾额上的第一个字隐约可见下半部分是个“鸟”字,我第一个联想到的是“鹫”,“鹫峰”也是和佛教胜地有联系的一个词。上网搜了搜,福州闽清县坂东镇北部山区恰巧有座“鹫峰禅寺”。遗憾的是在卫星图中看周围山势并不像。更重要的是,闽清和北岭隔着一条闽江呢,一东一西,不可能。这个下半部分是“鸟”的字,我还考虑过“鹭”,可惜福州附近并没有这样的地名,也没有这样名字的寺庙。

汤姆逊拍摄的鹅峰禅寺,一位茶农正在采摘

另一个角度,同一位茶农在鹅峰禅寺前的茶园采摘,汤姆逊摄

同兴照相馆拍摄的鹅峰禅寺及前面的茶园

鹅峰禅寺附近的茶园,同兴照相馆摄

同兴照相馆拍摄的照片局部:鹅峰禅寺匾,其中“峰禅寺”比较好确认,第一个字只能看清下半部分的“鸟”字

就这样过了几年,我并没有刻意地寻找线索,但这始终是个存在我脑子里的问题。2016年11月13日,我又想起这件事情,心血来潮问了Gioacchino,一位兴趣广泛的福州土著,才发了图还没来得及敲完问题,他就已经回复了我是鹅峰寺。真是应了“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对当地史地的了解,一个生活在千里之外的外乡人是完全没有优势的。

鹅峰禅寺位于福州宦溪镇创新村北,鹅峰南麓。该寺始建于明万历年间,重建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从老照片上看,鹅峰禅寺占地面积并不大,横向分三个院落,西为禅师殿,中为大雄宝殿,东为斋堂,三部分各有天井。除了正中的山门,西侧的禅师殿外墙上也有一座小门。寺前低矮的植物是茶树,事实上汤姆逊在书中引用这几张照片正是为了介绍福建的茶树,时至今日,这一代仍然遍布茶园。说到现在,从卫星图和当地旅游拍摄的照片来看,寺仍在,不过老建筑都没了。还有,寺中的住持很新潮,鹅峰禅寺还有自己的公众号。

GE里看现在的鹅峰禅寺,老照片中的寺庙已经看不出来了

以后书写这个博客的一个决定

关于这个博客,以前我会比较排斥那种非原发现性的文字,觉得别人写过的东西自己不愿意写。但事实上我并非精通各地历史风物的全才,最多只是比多数人花在老照片上的时间多一些而已。全国各地都有研究当地老照片的团体,高手如云,对于当地的了解,我远没有什么优势,所以完全没必要给自己画那么多框框,哪些写哪些不写。这个博客空间,我权当作是自己看过照片后的笔记,记录发现和心得,以备日后检索,即使是别人已经发现、识别、注意到的内容也没关系,只要不是原封不动抄袭别人的文字就好。

十九世纪的江南风光

天气预报说“京津冀将遭跨年雾霾”。看着窗外灰蒙蒙一片,让我想起去年底借朋友的光在杭州虚度的一周光阴,那儿的红花绿树在这儿看不到,湖面上荡漾的点点游船在这儿看不到,即使赶上大雾,也是水墨画的既视感,搁这儿,我想到的是寂静岭。“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此刻,我想念江南。

2016年12月20日凌晨00:21,我家窗外的样子。原照无PS

2015年12月25日上午07:19,我拍摄自西湖边。原照无PS

江南到底好在哪里?不只是空气好,以前没有PM2.5的时候“人间天堂”也在那里,这个问题我儿子也许能回答。虽然他们才五岁,但去过一次就天天跟我念叨三潭印月、小瀛洲、断桥和灵隐寺。虽然两个小屁孩儿认识的字没几个,但是他们无师自通地认识“杭州”两个字,幼儿园里在走廊里布置了中国各地的名胜风景墙报,他们也一眼认出杭州的那些著名景点。包括杭州在内的江南城市,最美的就是几千年来积淀下的人文景观,对成年人来说,在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江南的人文气息愈发显得珍贵,是逃避办公室政治的天堂,是无数中国人的精神故乡。

说到“积淀”,我想起前几天发现在景星麟凤拍卖公司最近一场拍卖会里“藏着”的一件标的,恰恰就是“十九世纪的江南风光”。这件标的包含一本1860-1880年代杭州、慈溪、兰溪、镇海、宁波等地风景的相册;一本1870年代宁波的相册;以及一组1880-1890年代普陀岛的风光照片。其实这里的两本相册都曾分别出现在拍卖市场上,不过这次的组合倒让我心有戚戚,其中杭州的天水堂、西湖的风光、兰溪的城墙和城隍庙、镇海的炮台、宁波的鄞江桥、温州的江心屿等等,都呈现着这些江南城市旧有的静谧和美。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清末江南百姓的生活就是美的,而是这些城市所呈现的面貌背后的深层原因,即这正是中华文明数千年下来的积淀。摄影术作为深刻影响中国人的西方文化代表性符号,其在中国的传播紧踩近代史的鼓点,因此照片中的十九世纪中国形象,上海、广州、和香港占了相当大的数量,这些照片中的大多数都体现着当时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能让我眼前一亮的越来越少了,反倒是那时期的杭州、苏州、无锡、宁波、温州这些地方,尽管照片都是外国摄影师所摄,但都反映着未受深受西方影响的城市面貌,也就是最中国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纪这些城市的照片屈指可数,张张显得珍贵。

杭州西湖小瀛洲,1870年代

杭州西湖小瀛洲上的桥和亭,1870年代

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左),右边是传教士住宅,司徒雷登就出生在这里,1870年代

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内景,1870年代

兰溪城隍庙,1870年代

宁波六面塔,1870年代

普陀山普济禅寺,1880年代

拍卖是个没法预测结果的事情,不过,谁知道呢!静待有缘人。

南京清凉山翠微亭

因为这几天在考证的一张清末南京官员合影照片,我买了本《金陵杂志》,由徐寿卿1908年编成,1910年首印,是一本类似旅行指南的书。其中一张非常非常模糊的插图帮我确认了以前经手的一张老照片里是清代南京清凉山翠微亭。

《金陵杂志》中“清凉山”词条下说:“清凉山在石城门内。山半有清凉寺,寺后有暑风亭。山巅有翠微亭,即南唐清凉台故址。”清凉山,古名石头山。虽然称作“山”,但实际上并不高。但其一侧石壁紧邻长江,势险,一直被视为阻北敌南渡的天然屏障,是战略要地。而且此山确为南京城内的制高点,登高四望,“帆穿万里江心过,云傍六峰山顶来”。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在山中兴建避暑行宫,后改清凉寺,辟为清凉道场,从此山随寺名,改称清凉山。翠微亭就建在清凉山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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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南京清凉山颠翠微亭

据南宋景定年间编撰的《景定建康志》载,翠微亭南唐始建,至南宋乾道(1165-1173)年间已不存,南宋绍熙(1190-1194)年间复建,淳祐庚戌年(1250)由地方官陈绮主持,“新而大之”。清初,石涛曾有一幅描绘清凉台的作品,山巅并无建筑,因此推测在清初翠微亭再次不存。清乾隆十六年(1751)版的《上元县志·卷二》中有一幅“清凉山图”,山巅之上已经有了一座亭子,并注:“清凉山在石头城内,南唐名石城。清凉寺山顶有翠微亭俯眺江城,山插青天,舟横白鹭,金陵佳丽如目前,亦南唐时建。乾隆十五年九月重建。”我说的这张南京清凉山翠微亭照片摄于1870年代,可能照片中的亭子就是乾隆十五年重建的版本:四角攒尖重檐,亭内一侧在四根柱子间有个U形木质屏风,上悬“翠微亭”三字匾。亭中间还有一通石碑,据《建康志》、《重刊江宁府志》应该是南宋吴渊撰写的“建亭记”。这里的“建”即南宋淳祐已酉年地方官陈绮主持的扩建,扩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吴渊提出“景大而亭小,不可纵目而骋,怀景四面而亭一面,不可以总观而并览。”但是看清末翠微亭的布置,加了一面屏风,又不能“纵目而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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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绘“清凉台”,红框处清凉山上没有亭子。南京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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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六年《上元县志》中的“清凉山图”,山巅红框中有一座重檐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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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翠微亭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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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翠微亭内石碑,据载刻的是吴渊撰《建亭记》

民国19年,清凉山被辟为公园,由鼓楼公园办事处兼管。看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清凉山的老照片,似乎亭又不存了,朱偰先生著的《金陵古迹名胜影集》有清凉山的照片但没有收录翠微亭的照片,如此知名的古迹,若非不是被毁肯定会被收入影集中的。1970年代,南京开辟的城西干道(虎踞路)将清凉山切为两半,道路以东部分恢复为清凉山公园,道路以西为石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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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清凉山的卫星图,虎踞路将其切为两半

自此,江移山改,景亡亭也不存。最后附上《钦定四库全书·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二》中吴渊所撰“建亭记”:

六朝以石头为重,戍府库,甲兵萃马。至南唐始为离宫,此天所以开混一也。然而翠微之景实甲于天下。林和靖隐居西湖,得得来游,见之赋咏则其称绝可之矣。中兴以来剏总领所,亭隶之,岂以金谷之冗琐易生烦厌,非江山之清绝不足陶写耶。又不然,则中间必有名人骚客、名辈清流以是人而居。是官故能为皇官而有是景邪?淳祐已酉春,余自当涂来,故人少司农大台陈绮伯奇实护饷事,尝因暇日相与,徜徉其上。余举酒嘱伯奇曰:“是亭之址居山之巅,无所障碍,故无非景物,夫其南为方山,则秦皇之所以凿而为渎,以厌东南天子气者也;其北为环滁,则欧阳公之所以与客遨游,作亭其上,而名为醉翁者也;其西为三山,则元晖之所登,以望京邑,太白之所眺以怀长安者也;其东为钟阜为鸡笼,则雷次宗、周颙、阮孝绪、韦渠年辈之所以隐居求志遁世无闷者也,乃若长江自西亘北,银涛雪澜,汹涌湍疾,烟帆风席,杳霭灭没,朝宗于海画夜不息,与夫遥岑近岫,危峰断岭,如列画图,如植屏障,或云霭之出入,或烟霞之明晦,或晴霁而日月朗,或风雨而雷电暝,朝暮四时而千变万态不可名状者,无非此亭之景也。然景大而亭小,不可纵目而骋,怀景四面而亭一面,不可以总观而并览。坡翁有曰登临不得要万象,觉偃蹇子盍图之。伯奇曰诺。会其以忧于职而召,夫忧于职而病,则所丞者,药囊最于职而召,则所趣者,行装其于游眺,之所必不暇,过而问是不惟人意之难。余亦意之也。居无可忽,折东告曰:亭已成矣。昔亭一面而今亭四面矣。余惊喜。冗未能造,丞命工绘图取而观,则自西自东自南自北凡景之所在,亭皆延之。亭之所在,景皆赴之。余之所以举酒而嘱者,无一不酬,而土木之壮,丹雘之工,营缮之巧则又其次也。夫金陵六朝旧都,故其形势周遭迴环其江,山雄伟壮,非偏州小垒,可望万分一前人登览之地,如赏心如凤凰,如雨华如青溪,皆最佳处,不独翠微而已也。而大景物每无大栋宇以弹压之,不惟无大栋宇而其小,小者亦皆将仆马。余虽有志于此,而力未暇,及今,伯奇当财赋正赤,病疾未疗,命召将行之际,而能鼎新之,使三百年之景物一旦轩豁,呈露无余,则其丘壑之襟,楚楚不凡,鞭筭之才,绰绰有余,盖非余子之所能及,而尤余之所甚愧焉者也。夫翠微之为景,一绝也;伯奇之为亭,二绝也;又以鹤山魏公了翁旧扁而揭之,人与斯亭斯景俱称三绝也,故书。亭为屋二十四楹,落成于庚戌之十一月旦。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沿江制置使充江南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营田使兼知建康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兼行宫留守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兼三郡屯田使金陵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一百户  吴渊记。

拍卖市场上的老电影

自从2008年19世纪老照片开始大量从国外回流,到现在已经不太容易找到那种可以引爆眼球的资料了。但是对于“旧”中国的影像再现,动态影片有取代(或者说补充更合适)静态影像的趋势。这些动态影像主要是当时的新闻电影,时长较短,有点儿类似《新闻联播》或者网上的小视频,多由新闻机构/图片代理商发行;也有一些专题性的节目,类似电影长片的概念,其素材主要靠那些新闻短片,再辅以动画演示,来表达一个主题。现在市场上这两种电影胶片都能看到,都是16毫米,价格也在1万元上下。

在中国大地上最早拍摄电影(为了简化,以下就不再用动态影像这个说法了)可以追溯到1899年去云南的法国人方苏雅(我以前写过,可搜索“小电影”),他拍摄的短片至少还有13段存世,且已经被数字化,网上都能看到。还有一位比较有名的摄影师是曾任职万国通讯社的黄海升,这是他的本名,更多的人听说过他的“笔名”——王小亭。上世纪20年代王小亭就开始拍摄新闻影片了,最为人熟知的一段就是1937年日军轰炸上海北站时,一个小男孩儿在站台上哭泣。其实现在能看到的1937年上海的大多数影片都出自王小亭之手;之后比较出名的还有卡帕、伊文思、鲍斯哈德和福尔曼,他们都拍摄了很多战争里的中国城市以及中国军民的抗战,都是我们从小就在电视里看过的,只是从来没有人把他们的名字写上去。

这些“旧”中国电影胶片的拍卖,早已有之,不过都比较零散,每场数量也不多,今年算是最多的一次,如中国书店西文典籍影像专场Lot217日军轰炸南京及郊外美军舰船、Lot218日军空袭上海、Lot220日本侵华纪实、Lot221天津纪实、Lot225日军轰炸昆明、Lot226中印公路通车典礼、Lot227二战纪实、Lot228中国之战事、Lot229烽火里的中国、Lot230日本投降仪式、Lot231瓦解日本堡垒、Lot232珍珠港事件(这个里面没有中国的画面)、Lot233二战美国海军重大战役(里面中国有关的是开罗会议);泰和嘉成影像手迹档案专场有Lot2025陈纳德指挥中缅印战区作战、Lot2026飞虎队、Lot2027中缅印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Lot2028中国抗战与中缅印战区、Lot2029史迪威公路通车、Lot2030飞虎队与柳州、Lot2031柳州修建机场、Lot2032昆明大轰炸、Lot2033美军登陆马绍尔群岛战役、Lot2034中缅印战区美空军的战况报告、Lot2035抗战纪实、Lot2036飞虎队、Lot2037密苏里号上的日军受降仪式、Lot2045中国 世纪的革命、Lot2046中国告急、Lot2047美军拍摄的朝鲜战争、Lot2048清代的北京和天津、Lot2049北京1934年、Lot2050四十年代北京的彩色纪录片、Lot2051天津水灾、Lot2052中国1910-1940年代重大事件、Lot2053上海、Lot2054日军入侵上海、Lot2055国民党撤离前的伤害、Lot2056中国的水灾、Lot2057淞沪会战、Lot2058二战纪录片、Lot2059中国的门户香港、Lot2060七十年代的香港彩色纪录片、Lot 2061Who is Number One、Lot2062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军民互助彩色纪录片、Lot2063China The Year of the Counting彩色电影、Lot2064The Roots of Madness。以上这些标的的名称我没有完全按照拍卖图录录入,因为原说明有些不准确,我做了修改。

相较照片,玩儿这些胶片的门槛可能高些,至少得有一台能放16毫米胶片的机器,当然,现在全球贸易这么发达,淘换一台不错的也并非难事,只是需要一点投入罢了。当然,数字化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原理上很简单:把每帧画面单独扫描,再通过视频编辑软件串起来,只是实际操作上会复杂专业的多,比如在扫描前应该先清洗和修复胶片,扫描后还有单帧修复,最后还有色调的统一渲染,这样专业的事情当然挑费是少不来了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电视台、资料馆或图片社是这些胶片的最理想归宿,一次投入后的产出会非常丰厚。要知道这些胶片原本就是为了在大屏幕上播放的,所以画面质量都非常好,比以前那些拷来拷去的模糊画面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而且从国外的代理机构买使用权还要付高额的费用。当年我们去美国的档案馆复制这类影片,路费、食宿费用、时间成本远远超过在国内买这些胶片,省下的钱做修复和数字化多好,大金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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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嘉成Lot2045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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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嘉成Lot2046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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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嘉成Lot2047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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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嘉成Lot2048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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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嘉成Lot2049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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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嘉成Lot2050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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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嘉成Lot2052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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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嘉成Lot2061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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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嘉成Lot2062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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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嘉成Lot2063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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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嘉成Lot2064截图

抹不掉的冀朝铸

以前写过一篇《被抹掉的冀朝铸》,是说1972年尼克松访华刚下空军一号和周恩来握手,常被国内媒体引用的那张照片中站在周恩来身后负责翻译的冀朝铸被“抹”掉了(通过暗房修改底片),当时很为冀抱不平。但后来发现国外的图片代理机构卖的这张照片也是修改过的,同样都是抹掉了冀朝铸的版本,应该是同一来源(我猜是新华社)。(几乎)是同一时刻但是不同角度,还有外国记者也拍了照片,但是国内媒体几乎不会选用,国外媒体也选用的少。因为前段时间在做的一个项目,我查阅了很多历年来记录中美交往的照片,发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出席的一些重大外交场合,都能看到冀朝铸的身影,他根本抹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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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那张尼克松和周恩来握手照片,即使是国外图片社在卖的也是这个抹掉冀朝铸的版本,不过,仔细看的话还是能看到一点修改的痕迹,我顺着阴影描了一下,摄影师按快门那一刻冀应该正弯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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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常用的一个版本,也有把两边裁掉只保留尼、周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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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镜头的第三个版本,在飞机上的美国记者拍摄,这个瞬间两位主角的位置不好,尼克松的头偏到一边去了

冀朝铸1929年出生于山西汾阳,其父冀贡泉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法科,回国后历任山西省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1947年应胡适之邀出任北大法律系主任。1938年,九岁的冀朝铸随父母去了美国纽约。1940年,冀贡泉与徐永英、唐明照(唐闻生之父)在纽约共同创办《华侨日报》,宣传抗战,冀贡泉任总编辑。冀朝铸在纽约的小学和中学读书,1948年,高中毕业后的他考入哈佛大学化学系。大二时因朝鲜战争爆发,冀朝铸放弃了在哈佛的学业,回国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后转入物理系。1952年4月他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辍学参战,后加入中国和谈代表团,负责英文打字和记录。1954年回国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参加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亲历了中美建交和谈、尼克松1972年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1996年,67岁的冀朝铸退休,他的两个儿子冀小坦和冀小斌均曾留美学习,一个学财经一个学历史,现在也长居美国。

虽然我没当过摄影记者,但是我想,如果我是负责政治题材的摄影记者,肯定希望拍摄到主题明确,构图简单明了的照片。作为图片编辑,肯定也希望照片上的元素不要有过多明显的分支以免影响到主线。比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下飞机和周恩来握手的照片,根据现在能看到的三个版本,我可能也会选新华社那版,因为另外两张都不能同时看到两位主角,也就是尼克松和周恩来的正脸,作为一名翻译,并不是这条新闻的主角,所以在没法选择未抹掉冀朝铸的原始版本的情况下,有些境外媒体把这张照片的两边都裁了,横片变竖片,只保留尼、周二人。我是坚决反对篡改照片的,但是如果让我来编一本画册,裁剪图片是我能接受的下限。在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外事活动中,冀朝铸大都站得太近了,让摄影记者很难躲,比如下面这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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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草坪举行欢迎邓小平的仪式,1979年1月29日,Gilbert UZA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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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卡特欢迎邓小平的仪式另一个角度,Don Carl STEFFE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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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欢迎仪式上,邓小平为卡特的讲话鼓掌,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IG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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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卡特在白宫二楼向民众挥手,能看到冀朝铸的半个头,Bettmann/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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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宫阳台挥手的另一张照片,两对夫妇+冀朝铸,Bettmann/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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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宫阳台挥手,邓、卡二人身后站着冀,Gilbert UZA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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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尼克松在边走边交谈,Gilbert UZAN/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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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欢迎邓小平访美的餐会上,科特和邓小平相谈甚欢,虽然这个“甚欢”有冀朝铸的功劳,但他在这张照片里实在太突出,Sovfoto/UIG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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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卡特、尼克松、冀朝铸、邓小平,看起来好像冀正在侃侃而谈,CORB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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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事件的另一个瞬间,CORB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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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与美国总统卡特一起向观众致意,这个角度看过去冀朝铸太显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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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2日在休斯顿,冀朝铸帮邓小平戴帽子,忍不住地想起李安在美国拍的一部电影,Bettmann/Getty Images

不过换位思考一下,作为重大外事场合国家领导人的主要翻译,肯定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翻译任务,如果为了躲摄影师的镜头而耽误了翻译,也是对自己工作的不负责,所以作为冀朝铸想两全也是挺难的。作为翻译,冀朝铸的成绩有目共睹,1979年他陪同邓小平访美,在卡特总统于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欢迎国宾典礼上所作的翻译,享誉全美。《纽约时报》甚至发表《不可或缺的冀先生》(The Indispensable Mr. Chi),盛赞他的口译才能。2008年,美国蓝灯书屋出版社出版了冀朝铸的英文回忆录《毛的得力助手》,副标题“从哈佛校园到天安门广场:我在中国外交部的生涯”(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有趣的是,封面选用的照片原本是1970年10月1日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的合影,编辑把斯诺裁掉只保留了冀、毛二人,以应题“The Man on Mao’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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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铸英文自传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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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铸英文自传的封面出自这张照片,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和斯诺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