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前几天在一个活动上看到曾在《晋察冀画报》担任战地摄影师的刘峰后人编的《刘峰抗日战争摄影作品集》，重新唤醒封存在我记忆中的一条线索，并把这条线索指向的疑问带到终点。

大概是在2007年夏天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门突然收到一封来信，信中夹了几张照片和一份剪报。照片的内容是抗战时期中国军民的抗战活动，银盐纸基，裱在深褐色的硬卡纸上，照片下方的卡纸上还有钢印花体字的签名，是一个美国照相馆的名字，剪报是2006年3月19日《新民晚报》的A12版，由其驻美记者徐逸鹏写的报道“一百四十余幅照片重现抗战历史”。委托人附上这份剪报是为了说明照片的来源和真实性。照片的内容我只记得一张，是几个民兵在顺着梯子爬炮楼，之所以能记得，主要是这张照片和剪报上的那张看起来是在同一天同一个地点拍摄的，但不是同一张照片。来信的人冒冒然把这几张照片发来是想参加拍卖，后来我们还是将这几张照片退回了。不过，关于这批照片的摄影者是谁对我来说始终是个疑问，于是我复印了那张剪报放在了我的资料夹里。终于，在看了刘峰的摄影集，我知道了那张爬炮楼的照片是谁拍的。

在那张《新民晚报》里的文章写的很清楚，这套照片出自《晋察冀边区影集》，由当时的《晋察冀画报社》制作，之所以会出现在美国，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抗战胜利后带回国的。照片被斯特朗分成“军事斗争（一）”、“军事斗争（二）”、“民主政治建设”、“冀中平原的游击队”四部分，分别放在四个天鹅绒封面的相册里。1958年斯特朗离开美国，临行前把她的个人物品都寄存在洛杉矶一座一神论派教堂内，其中就包括这四本影集。众所周知，斯特朗在那年去中国后就在北京定居，直到1970年去世，期间这四本影集一直保存在教堂的储物间内，在美国安然度过了后来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再后来，教会把斯特朗的这些私人物品拿出来拍卖，这四本影集被美国摄影师乔·史沃玆买下，并一直妥善保管。至于这些照片是怎样由斯特朗获得的，在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的网站上说是1947年5月，“冯文彬带领解放区青年学生代表团到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晋察冀画报社提供了解放区青年活动照片数百幅，展出后又转送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带回美国宣传。”事情还没有结束，在《新民晚报》那篇报道刊发之后9年，这些照片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就在我了解到那张爬炮楼的照片是刘峰后，进一步检索《晋察冀边区影集》的资料，发现已经有人联络了这批照片的持有人，并在2015年7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将全套照片经顾棣老师考证后出版了《中国抗战：晋察冀根据地抗日影像》一书。

这些在战火中冒着生命风险由中国战地摄影师拍摄的影像，为宣传抗战而生，为宣传抗战而远赴地球另一边，最后又为纪念先烈的付出而回到中国，幸甚！

被邮寄来的照片就有这张，1944年，遂城战役后从炮楼里搬运战利品，刘峰摄

当时所附的《新民晚报》剪报，我复印了一份

2015年出版的刘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影集

美国那批照片2015年也在中国出版了

开始这篇前先说几句无聊的话。

很久没有更新了，既对不住自己，也对不住仍然关注网络上这么一小块空间的朋友们。2016年第一天到来前的几个小时，手里的事情终于忙的只剩一件（尽管我希望所有的项目都能得到了结，但是影响进度的因素往往不是我能掌控的），算是有了一点时间。其实在没有更新的这段日子里，我仍然保持每天的照片“阅读”量，积攒了些可以写下来的题目，2015年已经离去，2016年已经到来，这第一篇就从“背影”的话题开始。

之所以想说背影，是因为前段时间在一场国外的照片拍卖会上看到一张法国著名摄影师爱德华·布巴（Édouard Boubat, 1923-1999）的作品，是一对年轻的情侣在房顶上，面对繁华的城市，旁若无人的神情拥吻。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大脑下意识的检索了遍图片库，匹配出一张老蒋和宋美龄的合影，那是在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老蒋夫妇在罗伯特·格里格爵士（Sir Rober Greg）的陪同下参观开罗的穆罕穆德·阿里清真寺，在最高的平台俯瞰整个开罗老城，蒋宋两人虽然没有拥吻，但是全程都手牵着手，鹣鲽情深，和布巴那张照片的氛围相合。

布巴拍摄的那张在楼上拥吻的青年男女

蒋宋二人手牵着手听罗伯特爵士介绍开罗老城

于是，我又想到一张老蒋背影的照片，那是在蒋宋这张合影的6年后，1949年1月22日，老蒋来到溪口老家短暂逗留，当他和蒋经国在山上俯瞰家乡的时候，摄影师悄悄拍下一张二人的背影，最后众所周知，老蒋自此离别故乡，至死未回。

蒋介石（左）和蒋经国（右）在山上俯瞰家乡，他心里在想什么谁又能知？

宋美龄也有一张背影照片，可比上面这张老蒋的开心多了。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受到热烈欢迎，当地政府组织的欢迎仪式规模也一个赛一个，旧金山的华人人口多，华侨们为欢迎宋美龄组织了人数庞大的游行，宋美龄是站在市政厅的阳台上观看游行的，摄影师为她拍下一张背影照片，看得见下边道路上漂亮的花车和黑压压的人群。

宋美龄访问旧金山时观看为她组织的游行

对于摄影创作，拍摄普通人的背影很正常，早在还没有摄影术的绘画时代就流行画裸女大屁股的背影呢，这没什么稀奇。摄影被用作新闻报道，摄影师拍摄的视角就是观众观看的视角，因此对于伟人和领袖，不拍摄看不见脸只看见后脑勺的背影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但是，偶尔打破一下规矩似乎会有更好的效果。如果只拍伟人和领袖的正面，尽管可以通过仰拍表现其高大，可以通过面部特写表现其内心，可以通过不断出现的面孔实现“洗脑”（加深印象），但毕竟还是会缺乏一些信息。比如，朝鲜金三胖的报道，正面和侧面很多，总是笑眯眯拍手，总是有一堆人拿着小本本跟着他，但是作为观众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为什么而笑而鼓掌，除非有别的镜头补充，才能知道他是在视察养鱼场还是接见痛哭流涕的民众。如果拍摄伟人和领袖在一个场景里的背影，反正他们大家都认识了，已经成为符号，不需要被仔细观看，就可以通过画面向观众传达被摄对象正在观看的内容，这些被观看的内容则可以反过来衬托被摄对象，达到特定的宣传效果。

伟人和领袖这样的背影照片，我马上能想到希特勒的两张，一张是1933年的多特蒙德，元首站在主席台上向纳粹党员们发表演说，巨大的广场上站满了人，一队一队排列着，似乎望不到头，远处是飘扬着的纳粹党旗。这张照片传达的信息就是团结和集中，体现元首的地位。当然，用正确的立场来说就是极权。

1933年希特勒在多特蒙德发表演说

还有一张是1940年6月巴黎被践踏在德军的铁蹄之下，希特勒和他的随从访问了巴黎，在他观看埃弗尔铁塔时，摄影师从他背后拍摄了一张照片。埃弗尔铁塔是巴黎的象征，当元首一身军装的身影出现在塔前的时候，说明这座城市沦陷了，这张照片传达的信息就是纳粹德国对法国的征服和占领。

1940年，元首望着埃弗尔铁塔，不知他是否感到心满意足？

说到伟人和领袖的背影照片，还有一张不得不提，就是1957年11月17日，毛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留苏学生代表，那句著名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就是毛在那次接见时说的。摄影师侯波也很例外的在毛讲话时拍了一张他的背影。当然，这张照片观看的不是毛，而是主席台上主席台下盯着毛的一双双眼睛，这种被观看的观看，可以解读为对领袖的热爱和敬仰，我想这也是摄影师当时想传达给观众的。

1957年毛在莫斯科大学礼堂讲话

前些天看到《纽约时报》上一篇凤姐的访问，她是作为纽约的美甲业亚裔从业者的身份被采访的，在美国的生活经历还是很让人感慨。美国我也去过，正经在非裔美国人的社区住了几个月，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床和墨西哥移民、非裔美国老百姓挤公交车，真心能体会她的不容易。尽管听起来好像很多国人在美国生活的并不如意，但仍有很多人愿意赴美求学、工作或生活。美国建国才两百多年，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相比可谓非常年轻，但美国自建国后和中国的文化交流与碰撞就从未中断。

扯远了。这篇博文的标题其实很不准确，1776年后美国总统访问中国都算是正式的外交访问，没什么新鲜。我想说的“美国总统”实际上并不在任上，可能是在未成为总统前或者已经卸任；时间上限也设在1949年10月以前。至于这篇博文的缘起，是因为那天看到一组1905年塔夫脱访问亚洲时停留中国的照片，意识到在当今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中，除去国与国之间领导人的正式互访，这些最高领导人在任期以外（无论是任期前还是任期后），到访中国人数最多的就是美国了。

1879年，已经卸任（1869-1877）的第18任美国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 1822-1885）抵达中国，这是他环球之旅中的一站。在天津，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热情款待了格兰特一行，并与之会晤。

1879年李鸿章和格兰特将军在天津直隶总督府和合影

1905年，时任美国战争部部长（1904-1908）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 1857-1930）率团往亚洲访问，去了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在中国期间去了广州、上海、天津和北京。1909年他当选为第27任美国总统（1909-1913）。

1905年，塔夫脱正走出位于广州沙面的美国领事馆

1899年，英国矿业公司毕威克－墨林（Bewick, Moreing & Co）的工程师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 1874-1964）被派往天津常驻，后参与开平煤矿的经营事务，期间经历了庚子事变。1929年当选为第31任美国总统（1929-1933）。

1901年胡佛在天津

1946年，吉米·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 又称Jimmy Carter, b.1924）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后即进入海军服役，1948年12月17日－1951年2月1日在“鲳鱼”号（USS Pomfret, SS-391）潜艇服役，这艘潜艇1946年3月起曾在中国停留6周，期间停靠过青岛和上海，卡特也在这期间上过岸。1977年当选为第39任美国总统（1977-1981）。

找不到卡特1946年在中国的照片，只好找了张1945年10月10日美军潜艇（红圈处）在青岛后海的照片

大概七、八年前，一位委托人送来一组“李鸿章”的照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组照片没有上拍。又过了几年，这组照片中的其中一张再次以1870年代拍摄的“李鸿章像”为名上拍，成交了。其实，这张照片要比“李鸿章像”珍贵的多。

在两次鸦片战争败绩之前，中国是“天朝上国”，不会以官方的身份“走出去”看世界，尽管始终都存在民间交流，但官方的第一次还要属1866年的“斌椿使团”。1866年初，已经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将回国休假，他深知中国统治阶级对欧美认识的不足，建议总理衙门派员出访，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建议被接纳，时年63岁的赫德中文秘书斌椿被选为主使。1866年3月7日使团从北京出发，历时四个多月，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瑞典、丹麦、芬兰、俄罗斯、德国和比利时等11个国家。除了风土人情，斌椿一行还考察了火车、蒸汽机、荷兰的水利工程等，甚至还受到英国女王的接见，在白金汉宫参加了专门为中国使团举办的晚会。斌椿回国后将他访欧的日记集结成册，以《乘槎笔记》之名出版。虽然赫德的建议很好，总理衙门也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所选的主使却并非话事者，这趟“开眼界”之旅并没有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张1870年代的“李鸿章像”，照片右下角有钢印“John Eastham, Manchester”，实际上就是斌椿1866年在英国曼彻斯特拍的肖像。约翰·伊斯特汉姆（John Eastham, 1821-1889），出生在布莱克本（Blackburn）附近的萨默斯伯里（Samlesbury），1859-1860年间在威斯敏斯特的摄政街122号开设照相馆，后来迁往曼彻斯特的圣安广场22号，1871年破产，1889死于别根海特（Birkenhead）。斌椿四月二十七日傍晚抵达曼彻斯特（从伯明翰出发），三十日（1866年6月12日）的日记写道：“三十日，雨，午刻雨止，看演马队。未刻，照像。”可见斌椿那天中午在雨停后，先是在圣安广场看了马队表演，然后就近在广场边伊斯特汉姆的照相馆拍了照片。

1866年的欧美，摄影术已经比较普及，作为首个出访欧洲的中国使团，也多次接触摄影术，这在《乘槎笔记》中多次提到，斌椿在法国、英国、荷兰、瑞典等地都曾拍过照片，他评价摄影术：“西洋照像法，摄人影入镜，以药汁印出纸上，千百本无不毕肖也。”这些照片多是名片照（被错认为李鸿章的这张照片是大尺寸蛋白照片，相对较少），主要用于和国外的王宫大臣交换，一些则被媒体转制成版画发表。当时的欧洲对中国官员还是比较新鲜的，因此这些照片也比较抢手，斌椿在日记中就提到：“日前在巴黎照像后，市侩留底本出售，人争购之，闻一像值银钱十五枚。”

1866年斌椿在曼彻斯特拍摄的肖像

借仝冰雪老师一张图，斌椿在瑞典斯德歌尔摩拍摄的名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