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安和他的收藏

去年秋拍,嘉德有个“尘封八十年的中国记忆——海岚·里昂的东方传奇”的专场,106件标的。消息放出来之后一度被热炒,后来说这个专场被推迟到今年春拍了,可到现在还没听到新消息。“海岚·里昂”这样的翻译其实不准确,他本名叫Hylan Lyon(1908-1973),中文名叫“雷安”,不是“里昂”。这个专场之所以被关注是因为里面都是他(他自称是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兼保镖)珍藏的有关张学良的文件及照片,比如蒋介石夫妇、宋氏三姐妹、张学良夫妇的照片,早期中国航空业的照片等等。最初这些物品出自2013年3月20日宝龙公司在纽约的一场拍卖会,原是一个标的,当时的成交价是2954535元人民币(含佣金),现在被拆散了拿到国内来卖。

说到老照片在中国的价格,真的好尴尬:除了银版照片外,从形式上来说照片都是可复制的,也就是没有唯一性,而且从应用的角度来讲数字化的价值几乎和原作一样,对于能用到的人来说,如果当资料,花几千甚至上万元买一张照片实在有些不值当,如果当作收藏品来买,增值或保值也远比不上中国书画和瓷器。老照片,或者说历史照片最好的归宿我认为还是博物馆,从开销上来说比较容易负担,最终可以通过出售使用许可收回成本。开放研究的话也会让爱好者和研究者获益,对整个社会也是好的。其实,这套做法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只是国内还做的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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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安的签名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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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着相机的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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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那张是张学良在奉化的软禁处,中间是蒋宋合影,下面是宋子文去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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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在西安事变之前,还注明是“非常私人”,下左是张学良和赵一荻在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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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以前东北空军的几次飞行事故,卡纸上贴有雷安的英文和中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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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雷安和张学良的原配于凤至,下图是赵一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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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武昌南湖飞行学校高级学员班和教练合影,前排右二是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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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检修的Ford Trimotor(感谢网友Gary指正)

1910年载涛出访的新照片之二

接着昨天说1910年军咨大臣载涛一行新发现的照片。2012年6月29日微博网友AT我一条网友“李路”发的微博,是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一个展览海报,海报的内容是几名中外人士的合影,左二即一身军礼服的涛贝勒,身上还挂着绶带别着勋章,左一是李经迈,这正是载涛一行1910年在俄国考察时的照片。展览是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彼得保罗大教堂建成300周年临展,因为这里最初是涅瓦河兔子岛上的一座要塞,在圣彼得堡建城时修建了这座教堂,历史上很多名人曾经到访,展品的主要来源即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和圣彼得堡历史博物馆。我当时简单搜索了下这批俄罗斯的档案,未果。直到两年后,2014年11月21日,一名俄罗斯网友在他们的网站上竟然一气贴出此事件的14张照片!悉数保存,我重新整理顺序后贴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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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网友“李路”贴的那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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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方一行与清驻俄使馆人员在圣彼得堡的尼古拉斯车站(也就是现在的莫斯科车站)等候载涛等一行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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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彼得堡的战神广场,消防队员列队竖起云梯,打开水管,迎接载涛一行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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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涛一行乘马车检阅消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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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神广场上,消防部队经过载涛一行所在的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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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神广场上,消防部队经过载涛一行所在的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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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神广场上,消防部队经过载涛一行所在的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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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神广场上,消防部队经过载涛一行所在的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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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涛向接受检阅的俄消防部队敬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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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官员在帐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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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官员在帐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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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官员在帐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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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官员在帐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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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涛(左四)等人在彼得保罗大教堂前,涛贝勒实在太有范儿了!这套军礼服搁今天也非常不赖。左三是李经迈,左五是清驻俄公使萨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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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涛一行乘马车离开彼得保罗大教堂

1910年载涛出访的新照片之一

2009年我在《老照片》第67期发了一篇军咨大臣载涛和首席随员李经迈等共17人的考察团,于1910年4月1日至7月11日“赴日本、美、英、法、德、义(意大利)、奥(奥匈帝国)、俄八国考察陆军”的文章(清末一次鲜为人知的出洋考察),当时手头的影像资料只有几张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发表后不久我又发现了考察团在美国和法国的部分照片,并补充进了blog;后来又在ebay上看到一张考察团在清驻日本使馆内的合影。几年过去了,更多的有关这次考察的影像资料浮出水面,算是给自己一个交待,我把后续找到的在法国(BNF)和俄国的照片分两次也放到这里,今天先放在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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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5月16日,载涛一行在伊西莱穆利诺(巴黎南郊)的机场观看飞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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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5月16日在伊西莱穆利诺的机场与飞行员阿尔弗雷德·勒布朗(Alfred Leblanc, 1869-1921,法国非常有名的飞行员)交谈。固定翼飞机是1903年诞生的,第一个中国人飞行员冯如是1909年试飞成功的,涛贝勒1910年就考察法国的飞机,多潮啊,只可惜这一切都没转化为中国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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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5月16日在伊西莱穆利诺的机场,载涛正在听法国飞行员路易斯·布莱里奥(Louis Charles Joseph Blériot, 1872 -1936,也是法国非常有名的飞行员,1909年成为首个飞越英吉利海峡的人)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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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5月16日在伊西莱穆利诺的机场,载涛正与法方人员交流着什么,看中方人员的表情似乎很惊叹飞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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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5月17日载涛在文森斯(巴黎东边)的一个演习场,涛贝勒一身戎装,非常有范儿,一点儿不输法国人

Le Tonkin的越南照片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具体战役上双方互有胜负,但也导致恭亲王奕䜣领导的军机处和法国的茹费理(Jules François Camille Ferry, 1832-1893,时任法国总理)政权下台,最后《中法新约》签订,中国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并开始在台湾设省,北洋水师的组建也开始实施。1880年代已经开始流行玻璃干版,拍摄照片变的相对容易,花费的时间要少,成本也要低。尽管如此,拥有发明摄影术这一桂冠的法国人并没有像英国人和美国人那样热爱用摄影术去记录战争,竟然没有专门的摄影师随行远征军,倒是一位热爱摄影的二级急救医官查尔斯·爱德华·奥卡尔(Charles-Édouard Hocquard, 1853-1911)拍了不少照片,而且有意思的是奥卡尔在远征军中的另一个任务是测绘摄影师。看来法国人应用摄影术有其浪漫的一面,比如艺术创作,也有严谨的一面,比如绘制地图,巧合的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国远征军里留下知名作品的查尔斯·杜宾(Charles Louis Desire Dupin, 1814-1868)也负责地图测绘。实际上奥卡尔医官还在圣宠谷军医院学习时就着迷于摄影术,并把其应用到眼科治疗中。

这位奥卡尔医官其实也没有上心去记录战争,除了一些炮台和官兵合影,大多拍摄的是当地风景和人物肖像,对中国人来说,他的作品中还有黑旗军、中国官员以及战俘的影像。诚然,这些照片不是越南最早的照片,但这些照片却从侧面比较完整地纪录了中法战争。待其回国后,选择了117张照片送展1885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行的世博会,并拿到金牌。1886年又由亨利·克里姆尼茨(Henry Cremnitz)编辑出版了用伍德伯里印相法制作的作品集《东京》(Le Tonkin)。“东京”是法国人对河内的旧称,在中法战争后泛指越南北部地区。这套作品集是散页形式,卡纸尺寸10 5/8 x 13 3/4英寸,正面印有红框,框上部印有作品名“Le Tonkin”,框下部印有“禁止复制”和克里姆尼茨的店址“巴黎克雷泰街2号”(2 Rue Crétet, Paris)每张卡纸上粘有一或两张照片,大照片的尺寸为6 5/8 x 9 3/8英寸,小照片的尺寸为4 1/8 x 6 1/2英寸,照片在洗印时已经在下部附了照片编号和图说。我目前见到的最大编号是224,但是看过的照片数量远没有那么多(假设照片上的编号连续)。此外还有一个蛋白照片的版本,卡纸上框四角图案不同,照片说明和编号也不在照片上,而是印在框下部。

奥卡尔1894年还去了马达加斯加,在那里拍摄的照片也很有名。他1911年在里昂死于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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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作品集封面,蛋白照片的版本也是这个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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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伯里法的版本,《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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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伯里法的版本,《河内总督和他的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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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照片的版本,《乐师》

普陀山普济寺永寿桥的三张照片

普陀山普济寺前有方莲花池,名海印池。池上有桥三座,东边的这座叫永寿桥,建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从永寿桥东南向西北拍摄,这个角度很多摄影师都尝试过,我选了不同时期三个人拍摄的作品,按时间顺序分别是1860年代佚名、1871年汤姆逊拍摄和1930年代郭锡麒(1895-1976)所摄。郭锡麒是广东中山人,字清观,1929年加入华社,是华社的核心人物之一。

第一张照片拍摄时间最早,很宁静,但缺少生气,海印池中的荷花也半残了;汤姆逊拍的我最喜欢,有景有人,植物们也颇有生气,如他自己所说:“神圣的建筑掩映在繁茂的树丛中,背靠着花岗岩堆叠而成的山冈,房顶和墙壁都有着明亮的色彩,荷花池上横跨着一座大理石砌成的拱桥。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世间罕有的美丽图画。”;而最后郭锡麒拍摄的这张,我想是拍摄的季节不太好,一片凋零,海印池已经干涸,杂草丛生。当然,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倒是比较合,正是抗战爆发前后的那段时间。郭锡麒曾计划系统地出版曲阜、昆明、黄山、普陀等一系列摄影专集,但由于战乱,只在1930年出版了《南京影集》和1947年的《西湖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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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相册中收录的拍摄于1860年代的普济寺与永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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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逊1871年拍摄的普济寺与永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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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锡麒1930年代拍摄的普济寺与永寿桥

上海嘉定汇龙潭

1988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上海,住在嘉定的二伯家,所以当时的主要活动范围也是在嘉定。那时候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儿,旁的印象都不深,只记得被带着去了几次汇龙潭公园。但是也仅仅止步于此,公园里有些什么也没留下印象,后来虽然去过多次上海,但都再没有回嘉定,没想到的是,我现在了解汇龙潭,靠的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老照片。

关于汇龙潭过去的风貌,引用一段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嘉定本地人周承忠(1878-1970)的文字再合适不过了:“嘉定之文庙,坐落城内南大街之左,基址较为宽敞,风景特别优美。建于南宋宁宗时……虽迭遭兵燹,经多次修葺,迄尚未改旧观。庙前临一潭,面积有数十亩之广,名汇龙潭。因东之杨树浜、南北之横沥河、西之野奴泾及新渠各水皆会合于此,水深而清,虽旱不涸,向为放生鱼类之所,俗称学潭。潭中偏南有一土山,高数丈,周围数十丈,名曰应奎山,俗称四宜山,遍植丛竹及树木,终年绿化。山之西通潭滨之路,有一木桥,可由此拾级登山。山上有一亭,可供游人休息……山之东,隔河沿甃石作半岛形,魁星阁在其上,高二层……文庙之门凡三,曰棂星门。门外环以石栏五十余丈,栏石柱端皆凿狮形,数以百计,其形各别。栏之中间及左右两端,各树一坊,中曰仰高,左曰兴贤,右曰育才,坊下通出入。兴贤坊之东,有一石桥,跨横沥河,桥名宾兴,又名青云。桥之东,有一文昌阁,二层三楹,下为通衢,直接新街,名曰龙门。”

后来经历二战,汇龙潭内的建筑损毁严重,虽然有修复和重建,但和清末已经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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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施塔福相册中的嘉定汇龙潭,自南向北拍摄,可见几处主要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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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以前的宾兴桥和文昌阁,出自阿道夫的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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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网上出售的一张宾兴桥和文昌阁CDV照片,应该也拍摄于187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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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上海及其周边的速写》中一张宾兴桥和文昌阁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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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地点曾经困扰过我一段时间的照片,最后证实是文庙前仰高坊,前文中提到的狮形柱头清晰可见,1870年代早期拍摄

1869年以前的杭州

这次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克莱尔相册版本只选了3张杭州的照片,其中一张能看到保俶塔的比较常见。其实在克莱尔1869年离开中国时带走的相册中有好几张杭州的照片,1995年的德文版里选了3张(其中一张经过后来看到原片后我考证是苏州,并非杭州),和这次的中文版没有交集,我翻拍放到这里以飨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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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苏州城,黑瓦白墙,鳞次栉比,太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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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隐寺天王殿,这尊天王像很多摄影师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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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

上海嘉定附近的两座古桥

最近借着看《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的余温,把1995年德文版介绍克莱尔的书又翻了翻,有新发现。

95年这个版本的开本很小,以文字为主,图片印刷也是黑白的,但是里面有几张中国的照片这次没有入选华东师大出版社的版本。其中有张照片标注为“Pan-oh-thio, Stone Bridge near Carding”,我立刻想起看过同角度的另一张照片,翻出来比对果然是一个地方,只是拍摄的时间略晚,近处这座桥的桥额上的栏板断了一半。为了方便说明,姑且称95年版里的图为A,我后来看到的图为B。克莱尔带回国的相册提供的资讯之一就是断代,相册里的照片一定是1869年以前拍摄的,同样内容的照片可以比较早晚。图B里的景致较图A有变化,如断掉的栏板,说明拍摄时间要晚。根据签名的样式,图B是英国摄影亨利·查尔斯·坎米奇(Henry Charles Cammidge, 1839-1874)拍摄的。基于:两张照片的拍摄角度太过一致、克莱尔相册中上海的照片多为坎米奇1867年拍摄,我推断图A也是坎米奇1867年所摄,当然这个需要看到原照才能确定。

第一次看到图A时我就做了考证,只知道是上海郊外,唯一有用的线索是图中放大的那部分桥联,依稀能辨认出是“犹念北门××一(十?)”,最后无果而终。这次看到克莱尔的注释说这是上海嘉定附近的“Pan-oh”桥,又多了新的线索,查了查资料,可惜还是没能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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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995年德文版介绍克莱尔的书中插图,注释为“Pan-oh”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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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同角度的另一张,只能隐约看到最近这处桥联的几个字

发现几个甲午战争的新人像

一个案子,假以时日,当分散的线索终于可以关联起来的时候,真的非常令人兴奋。

2009年的时候在某Dealer处看到一组蛋白照片,其中一张卡纸上正反两面都贴有照片,一张是梁时泰1880年代拍摄的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大门及主楼,有他的签名,这张比较常见,另外一面是一组中国官员和两个外国人的合影,中国官员坐在前排,两个外国人站在后面,更重要的是每个人旁边都写了注释,中国人的注释应该是姓,外国人的注释可能是姓也可能是名,其中一个外国人名字有字母“ö”,可能是德裔。合影里的这些人中一个看起来很像盛宣怀,但注释写的是“Yan”,除此之外其他人都很眼生。于是我脑中留下了这张照片(1:Hou; 2:Liu; 3:Yan; 4:Tiang; 5:Tsing; 6:Lai ???; 7:Tsou; 8:Schnell; 9:Möllendof)和一个可能是梁时泰所摄的疑问,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后来结识了姜鸣老师,他是研究清代中国海军的专家,他同我谈起1886年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在会办大臣李鸿章的陪同从北京出发,在通州乘船经天津前往烟台,检阅了北洋水师,此行有中国摄影师梁时泰和德国摄影师来兴克“照相二纸”,而且还为当时在场的很多官员拍摄了照片。除了一张醇王、李鸿章和善庆的合影,我当时能马上联想到的两张可能是梁时泰此行拍摄的照片,一张是在天津直隶总督府外停着的帅船,一张是在烟台某炮台的全景照。当时也没有深想,只是留下一个梁时泰拍摄过北洋海军相关照片的印象。

上个月,姜鸣老师发了两张照片给我,并打电话很兴奋地说故宫出版社新出的一套《西洋镜里的皇朝晚景》明信片中第八辑《清末官员》实际上是出自名为《王大臣官弁亲兵照像》的相册,正是当年醇王视察北洋水师时给众官员拍摄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合影,根据原注释照片里的人物是直隶候补道刘含芳、分省备用道罗丰禄、分省备用道黄建笎、直隶津海关道周馥、江苏候补道张翼、直隶候补道潘骏德、直隶候补道袁保龄、天津府知府汪守正、直隶候补道盛宣怀,人物如何对应,姜老师想听听我的想法。这六个人站了两排,但每排的人数不一样。照片原注释的人名官职不是按照官阶写的,因此应该和各人的站位相对应。这些人中我立刻能认出来的只有盛宣怀,虽然他年老之后的照片更常见;其次是罗丰禄,比较常见的照片是他后来留着胡子,不过我正好看过一张他没胡子的时候与一位法国驻华官员的合影;再有就是周馥,比较常见的照片也都是1900年以后在山东的照片,胡子都白了,微笑的样子一点儿没变;袁保龄是袁世凯的叔叔,这个也很好认。另有两人虽然能找到可资对比的照片,但不能百分百确定,如张翼在1901年随载沣赴德国“赔罪”时曾有一张合影,无奈我手里的资料分辨率不够高;刘含芳网上能找到一张据说是他的照片,但看起来完全不像。我把可以确定的人名用黄色字标注在照片上,根据过去中文的书写习惯:从上至下,从左至右,猜测照片中人物和注释的对应关系可能如红色箭头所示,如此可以得到其他几位的名字,只是没有更多证据佐证。尽管得到一个不是那么敢肯定的答案,我还是把我的看法告诉了姜老师。

今天我脑子里不知道哪个脑洞把上面说的这几件事串起来了。最早看到的那张疑似梁时泰拍摄的中外人士合影中,2号人物和之前疑似的刘含芳是同一个人,而且照片的拍摄时间接近,2号旁边的注释也写着“Liu”,应该可以肯定他就是刘含芳。3号虽然像盛宣怀,但注释看起来和“盛宣怀”三个字都不沾边,4号标注为“Tiang”,倒是有些像张翼的张,由此我想到这张照片可能也和北洋水师有关系,于是用两个外国人的标注“Schnell”、“Möllendof”和“北洋”为关键字搜索,果然,这两个人都是北洋水师和甲午战争中的重要人物。8号“Schnell”的中文名叫瑞乃尔(Theodore H. Schnell, ?-1907),德国人,1870年被克虏伯炮厂派往中国推销军火,后被李鸿章聘为教官,后又任旅顺炮台教习,甲午战争爆发后被调往威海担任炮术教习,以前没见过他的照片。9号“Möllendof”的中文名叫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1847-1901),他1869年来华在上海的江海关任翻译,后来在汉口海关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874年加入德国驻华领馆,并曾任德国驻天津副领事。在津期间结识李鸿章,被委以重任前往德国洽购武器和军舰。1881年离开德国使馆,次年被李鸿章派往朝鲜,一度担任明成皇后的顾问,1901年宁波病故。照片中其他几个人肯定也能考证出来,只是需要更多的线索。至此,这张合影大概拍摄于1882年以前。另外,仔细观察还能看到后面挂起来的背景布,说明当时还分着给每个人拍了照片,也许某天这些照片也会浮出水面。

有时候一张照片的考证可能要断断续续进行很多年,可能最后会有结果,也许会没结果,但于我,这个过程就是乐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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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看到的那张中外人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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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新出那套明信片我的考证

广州光塔

过去没怎么见诸报端的ISIS,在最近一年里曝出的新闻频频轰炸我的神经,前几天又把亚述古城遗址尼姆鲁德炸毁了。在中国,没有大的自然灾难的情况下,关系民生的建筑往往会存续下来,并且往往能保持最初的面貌,其次是民间的宗教建筑,在中国人被要求破除宗教信仰之前各地都保存着大量的小庙小观。而国家级的宗庙建筑,往往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候第一个被毁。虽说现在信仰又自由了,但各级政府都得靠卖地卖房子生存,保存了几百年,甚至更久的建筑(以及墓葬),在钱面前都排不上号,在推土机的铲斗前灰飞烟灭了。

广州的怀圣寺作为民间重要的宗教建筑,在最后一次重建后很久就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变化很小。怀圣寺始建于唐代,是国内现存最早的清真寺,相传伊斯兰教先知穆罕穆德派出的门徒之一,艾比·宛葛素于唐贞观初年在广州登陆,与侨居那里的阿拉伯穆斯林捐资修建了这座清真寺,为纪念穆罕穆德而取名“怀圣”。元至正三年(1343)寺被焚,7年后重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再次重建,保存至今。寺门西南角有座宣礼楼,又称邦克楼。“邦”在粤语中发音接近“光”,因此这座塔又被称为“光塔”。塔高36米,青砖砌成,外涂灰沙,内有螺旋楼梯通塔顶,塔身开有几个长方形小孔采光。这座塔据传即为唐代初建时原物。

光塔这样有特色的建筑,在清末也是吸引外国人的“旅游景点”,相应的,留下的照片也不少,我选了几张辛亥之前角度接近的光塔照片,从1860年开始,之后不到50年的时间里,只有很少一点变化。已知最早的光塔照片由Beato于1860年拍摄;到1870年代早期弗洛伊德拍摄时还大体保持原状;1870年代晚期或1880年代看月楼右边的鸱吻断了,也许是遭遇了大风;到1880年代,看月楼前装了一盏灯;1880年代晚期或1890年代早期,那盏灯被收起来了,看月楼前右边那棵一直没长大的树不见了,补种了一棵新树;1900年代,不仅恢复了门前的灯,还多了个花架,包括光塔上的那棵树,院子里的植物更茂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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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4月Beato拍摄的看月楼和光塔,应该是已知现存此处最早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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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代早期弗洛伊德拍摄的看月楼和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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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代晚期或1880年代,看月楼右边的鸱吻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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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代,看月楼前加装了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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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代晚期或1890年代早期,灯被拆了,看月楼前右边的树换成了一棵新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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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代,看月楼前的灯不仅重新安装(看起来还是原来那盏),而且周围植物更茂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