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门外英国公墓

几个月前在美国看到两张1945年拍摄的照片,是北京西侧城墙一处豁口外的院子,院子里是一片墓地,还有一座小教堂。根据不远处的月坛和阜成门可以推断出这处豁口就是现在的复兴门所在,当初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规划在城西今三里河一带建设新的行政区,连接旧城和这个“西新市街”的主要道路之一就是从这个豁口通出去的,也就是现在的复兴门外大街。那这个院子是什么地方?

复兴门外西南角现在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肯定没有墓地和教堂的遗存。按说北京的教堂都数的出来,当然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确实从没听说这个位置还有教堂。前些天我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北京东单德兴堂印制的北京地图上发现,城墙以西,月坛以南赫然标注着一个区域,写着“英国坟地”。这么看位置是不会错了,就在现在复兴门外西南角的位置曾有座“英国坟地”,墓地内还有一座小教堂。遗憾的是我在网上搜了搜都没有更进一步的介绍,直到昨天@HK兄传给我一份1876年在香港印制的《北京旅行指南》,里面的地图里也在同样的位置标出“English Cemetery”正好有一段这座英国公墓的介绍:

Not far from the Hsi-pien-men, to the north, is the English Cemetery, a plain, neatly kept ground; a monument was here erected for the victims of the campaign of 1860.

很明显,这座墓地至晚在1876年已经存在,而且最早一批安息于那里的人和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关。遗憾的是没能找到更多资料,这些“受害者”是当初被羁押受刑而死的巴夏礼的同事还是攻打北京时战死的英国官兵(我偏向认为是前者);这座墓地又是何时被平毁都成了有待继续考证的问题。

复兴门外的英国公墓之一

1945年拍摄的“复兴门”外英国公墓

复兴门外英国公墓之二

1945年拍摄的“复兴门”外英国公墓

1908年北京地图中的英国坟地

1908年北京地图中标注的“英国坟地”

1950年代建设中的广电总局大楼,右侧红框中是尚未拆除的小礼拜堂,图片源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站

后记,再补一份东西,纯转不评论:

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关于清理在华外国人坟墓的请示

国发〔1974〕119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国务院同意外交部《关于清理在化外国人坟墓的请示》,现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清理在华外国人坟墓,是一项情况复杂、政策性强的工作,请你们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做好计划,逐步实行,慎重处理。对少数情况特殊的外国人坟墓、公墓、需处理时,报国务院审批。

附:

外交部关于清理在华外国人坟墓的请示

1974年11月16日

国务院:

近两年来,外国驻华使馆和其他外国人不断要求查找,察看在华外国人坟墓。

外国人在华坟墓的状况,近些年来变化很大。据京、津、沪、黑龙江等九省、市初步调查,文化大革命前夕,外国人坟墓约有5万多座,分属英、法、美、德、意、日、苏(俄)及亚非拉40多个国家。除一部分是国际友人、苏联红军和朝、越等国烈士外,大部分是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华官兵、传教士以及外侨、外商、外国驻华机构人员及其亲属。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激于义愤,已平毁的外国人坟墓约60,有不同程度损坏的约30。保存较完整的约10(主要是国际友人、知名人士、友好国家的外侨及苏联红军、朝、越等国烈士墓)。

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对外国人坟墓未进行清理,现在,有些外国人公墓现场破烂不堪,杂草丛生,墓碑丢失,或已种上庄稼。也有些中国死人埋进外国人公墓。因此,近年来,我们对外国人要求察看坟墓,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均予婉拒。长此下去,对外可能造成不良影响。

鉴于外国人在华坟墓成份复杂、年代远近不一,又已大部分破坏,我们考虑可按“八国联军墓应平毁,外国友人坟墓应予有条件保留”(1996年9月外交部通报)的精神,对外国人在华坟墓做一次清理。经商中央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市,具体意见如下:

一、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坟墓,应予平毁,清除现场痕迹。

二、外国神父、牧师、修女墓,除个别身份较高、影响较大者外,一般已破坏者,应予清除;保存完整者,也可暂不处理,待以后用地需要,借机平掉。

三、国际友人、知名人士及其亲属,苏联红军、朝、越烈士及其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外国烈士,解放后外国驻华机构人员(包括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及其亲属的坟墓,应予保护。已损坏者,酌情从简修葺。修整后加强管理,防止破坏。

四、上述三项以外的其他一般外国人坟墓,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无人办理登记、祭扫或查找的,作为无主墓,已破坏者,予以清除,保存完整者,可暂不处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有代理人办理登记、祭扫或查找的,作为有主墓、暂予保留,如因用地需要迁移,应按一般迁葬手续办理。

五、施工中挖出的无主外国人尸骨,应立即深埋,不得随地乱抛,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六、平毁外国人坟墓或公墓,应报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并抄送外交部备案,但平毁对外影响较大外国人坟墓或公墓,需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提出意见,报国务院审批并抄外交部。平毁外国人坟墓,事先要做到周密准备,注意当地外国人反应,并做好完备的记录备查。

七、开放城市和地区,凡属应保留的外国人坟墓,清理后一般可允许外国人察看,不便让外国人观看的坟墓或墓区,应立上禁区标记。要求查找已清除的外国人坟墓,可告查无下落,如要求察看,可视情婉拒。

临时来华访问的外宾和旅游者要求察看坟墓,由接待单位上省、市、自治区外事部门审批;外国驻华使馆、领馆及其他常驻我国机构人员申请察看外国人活动范围以外地区的坟墓,由管理申请的单位上省、市、自治区外事部门审批。

八、今后,在华死亡的外国人,一般应按我国现行做法,实行火化,骨灰也按我国现行管理办法处理。在尚无火化条件的地区死亡的外国人,暂依当地中国居民习惯做法处理。

根据宗教信仰死后不实行火化的外国人,可按其宗教习惯处理。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研究执行。

1900年上海的三个瞬间

1900年对中国是个值得记忆的年份,这一年中华帝国的首都再次沦陷外夷,这一年之后,穷途末路中的清政府开始尝试政改。当义和团运动在华北风起云涌的时候,饱受天平天国摧残的江南士绅决议共同维护上海的稳定,避免列强借口入侵;及清帝对十一国宣战,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东南互保章程》,明确“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因此这一年的夏天,京城炮火纷飞,上海却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于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来到上海。

利卡尔顿生于纽约,原是一名中学教师,同时是旅行家、发明家和摄影师。他曾经环球航行5次,拍摄的国家超过40个,旅行总里程约30万英里。1900年他受雇于Underwood & Underwood图片公司前往远东拍摄立体照片。这种照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人们通常在聚会上观看和交流,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娱乐项目。立体照片的拍摄,是利用大脑立体成像的原理,以两个模拟眼距的镜头同时拍摄两张照片;观看时则借助专门的观片器使左右眼分别看到对应的照片,大脑便合成出有层次的立体影像。鉴于立体照片特殊的鉴赏方式,这种照片选择的内容通常是有大景深或有众多拍摄对象的场景,以体现其“立体”的优势。从里卡尔顿的日记和他所拍摄的照片来看,他并没有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生活,他一直是以西方文明的标准来审视这个古老国度和她的人民,他具有同情心,但也有很多不解和无奈。利卡尔顿很幸运,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来到一个特殊的国度,用他拍摄的数百幅立体照片侧写了中国的一个转折点。

利卡尔顿于1900年1月到达香港,从那里出发先后到了广州、上海、宁波、苏州、汉口、南京、烟台、天津,最后于1900年10月到达北京。他在中国拍摄了数百张立体照片,其中上海的部分很有代表性,透过利卡尔顿的镜头,我们能看到上海这个城市在世纪之交、在新旧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与衔接,仔细阅读这些照片,似乎也能看到大清帝国过去、当前与未来。

“正思考中,我们的轮船已经靠岸了。第一件事就是看紧行李。路边停着很多人力车,有专门载人的也有专门拉货的,还排着一队独轮车,这在西方国家是新奇的事物,我们决定感受下这‘时髦’的交通工具。在前往位于租界的酒店路上,有平整的马路、精美的现代建筑、电气街灯、有音乐亭的公园,我们为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看到这些而感到惊讶。”

这是利卡尔顿抵达上海第一天的日记,“惊讶”一词留给了那些他熟悉的事物被移植到遥远的中国大地上所带来的巨大视觉冲击。这几乎是那个时代所有初到上海的外国人共同的感受,而最能传递这种感受的记录方式,就是在展示西方文明产生的影响的同时,穿插各种典型的中式场景。

在南京路上,利卡尔顿被一间豪华的茶馆吸引,他说“这间屋子装饰着漂亮的镜子,豪华的木雕和讲究的字画。桌子上都镶嵌着大理石,桌架和凳子都是楠木制成。屋子里悬挂的巨大的玻璃宫灯,晚上这里会被照得很亮。那个小伙计身后有一面很好的法国平面镜,他手里端着一大盘甜食。”为了突出照片的立体效果,利卡尔顿把桌椅和茶客置于一条纵深线上,并挑选“法国平面镜”作为这条纵深线的终点,使得透过观片器可以体会丰富的层次感。同时利卡尔顿还提到,“当客人进来随意找个地方坐下,小伙计会立刻端上一盘甜点和水果,很快一小杯茶就会摆在客人面前。这些茶被享用完,客人并不会马上离开,他们会在这里坐上一会儿和朋友或邻座讨论一下时事。所有在这里消费的都是有钱有闲阶层的人。”这些茶客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上阶层的代表,他们中的许多人关心时局,心怀国富民强的愿望,却又害怕变革和动荡,这个时代背景下的茶馆里,大概都有一种如同话剧《茶馆》的微妙的氛围。

利卡尔顿还在上海拍摄了一名被关在站笼里的囚犯。“这个声名狼藉的河盗杀了很多人,最后一次作案是剜出了一个男人的眼睛。”摄影师选择的构图是置表情轻松的囚犯于前景,麻木的看热闹的民众于背景,透过观片器观看,这种强烈的视觉冲突尤其明显。此外摄影师还提到一段轶事:这名囚犯虽然死期将近,却不忘向摄影师收费以要求自己的权利,并且“第一天,五十美分可以随便拍照,第二天涨到了五块鹰洋”。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可以透过进入其监狱来判断。贪婪暴虐的强盗和残忍的刑罚,所展示的无疑是中国社会最为阴暗的一个侧面。

拍摄于上海郊区一所教会学校的女童则是一幅较为明亮的侧写。“这些年轻的教友在做哑铃操,小的站在前排,大的站在后排,她们都在认真高兴地做着练习。这里没有缠足,没有脏兮兮的脸,没有污秽的衣服,从优雅的学校到虔诚的美国教师,一切都井井有条。” 在利卡尔顿看来,这些接受西式教育的儿童,足以代表现代文明在普通中国人群体中的播种与萌芽。排成方阵的被摄对象也能体现立体照片的优势,通过观片器,稚嫩而充满朝气的儿童鲜活地从照片中跳脱出来,呈现的效果与普遍传统而呆板的中国人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南京路的茶馆

南京路上的茶馆

站笼里的犯人

声明狼藉的河盗张掌华在站笼里

上海教会学校的女童

上海教会学校里做哑铃操的女孩子们

伊撒博拉和她的北京图文日记

“9月21日,早上7点抵达通州,早餐后,于8点半骑马前往北京城。通州是一座城墙围起来的城镇,城内还有一座塔。穿过城镇,沿着石板路就能抵达北京,一路上有很多座陵墓和石碑,还有驼队、送葬队伍、独轮车和遮天蔽日的尘土,城墙很高,很多层的城楼非常壮观。穿过一条很长的街道抵达旅馆,尘土、壮美的景色以及有趣的事物交织在一起。在酒店又用了早点,那里有很好的房间。杰克出去寄信后与何天爵先生(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一同回来,坚持要我们搬到使馆去住,在那里喝了很棒的下午茶,然后洗了热水澡,接着晚餐,然后上床睡觉。”

这是伊撒博拉·斯图尔特·加德纳1883年抵达北京第一天的日记。这位著名的旅行家184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她与丈夫约翰·洛威·加德纳二世(爱称“杰克”)都家境殷实。婚后他们住在波士顿,过着幸福的生活,但他们唯一的儿子两岁时不幸夭折,伊撒博拉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在医生的建议下,杰克带着她去欧洲旅行,这让她恢复了健康,也让她爱上了旅行。在游历了大半个地球后,他们决定前往远东。1883年5月21日他们乘火车从波士顿出发,29日抵达旧金山,6月18日抵达日本横滨,游览日本后于9月6日抵达上海,9月11日到达烟台,14日到达天津,21日到达北京。

北京是加德纳夫妇中国之行最重要目的地,他们依照1876年版的《北京旅行指南》游览了北京及周边的主要景点,停留了19天,10月10日回到上海,乘船前往香港、广州和澳门,随后去了越南、柬埔寨、缅甸和印度,次年4月回到美国。

伊撒博拉是个很用心的旅行者,并有相当的艺术天份,她为每次旅行都制作了精美的图文日记,除了照片和文字记录,还有树叶和花瓣拼贴的装饰以及她自己绘制的水彩画。她喜爱北京,喜爱中国文化,对中国的宗教建筑和佛像尤其感兴趣。虽然作为一位典型的十九世纪贵妇,除了丝绸和古董商人、马夫及随从,她几乎没有和其他任何中国人有接触,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她丰富的记录管窥百多年前的北京,体味“尘土、污秽、各种生动和有趣的事物交织在一起”的旧京风情。

在中国期间,伊撒博拉购买了大量的艺术品并带回美国,这些艺术品深深影响了波士顿美术馆的收藏方向。在他们夫妇过世后,他们的旧宅及收藏被作为以她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对外开放。

9月24日,和古董商短暂会面后带着马夫和侍童去了观象台,然后去了前门,从那里进入皇城,那里有很多黄色的屋顶。午餐后又见了几位古董商,下午3点,使馆的书记员摩尔先生带着我们去参观国子监,这是乾隆皇帝建造的一座巨大的亭式建筑,并且有座很漂亮的拱门。然后我们去了雍和宫,非常有趣的建筑,一个院子接着一个院子,所有的喇嘛都穿着黄色的“斗篷”,戴着黄色的帽子。法事还在进行,一个喇嘛站在院子里用低沉的声音念着奇怪的咒语,并用劈开的两个木片伴奏。其中一座大殿中有座非常巨大的镀金佛像,站立在挂满唐卡的圣坛之上。回去的路上我们在一间本地的茶馆停留,喝了茶,品尝了茶点,两样都非常美味。回到住处正好赶上晚饭,在街上还遇到迎亲的队伍。

9月26日,早上与何天爵先生去了外城买扇子、鼻烟壶。中午和摩尔先生去了天坛,真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开始我们还很担心是否能成行,因为很少有女性被允许进入,但我们最后还是成功的从大门进入,太棒了!

9月27日,早上9点,我们启程前往长城,先是乘骡轿,然后骑马。杰克和马夫骑马,Yu-Hai和行李乘马车,到沙河的时候已经3点了,太晚,我们不得不放弃继续赶往南口的计划,转而前往昌平州,到那里已经是晚上7点40,吃了晚饭就上床,一个很有趣的中国旅店。

9月28日,早上8点出发前往十三陵(长陵),一座巨大的陵墓,庄严肃穆。中午吃了冰冷的午餐,我在骡轿里吃了一点儿,在马上吃了一点儿。下午1点钟离开那里前往南口,下午3点半到达并在那里过夜,一个稍好的地方。

9月29日,上午5点半我们就出发了,我坐骡轿,杰克和Yu-Hai骑驴。我们在经过居庸关云台的时候停下来,好好欣赏了这座精美的拱门。到达长城已经10点,在那里吃了午餐,我们爬上长城走了一段,下午4点半返回南口,镇上一片繁忙景象。

9月30日,早上6点钟出发,但赶骡子的小伙子急着回去拿毯子,结果我让我们等了45分钟,到沙河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午饭后继续出发,晚上6点半才到达使馆。快到皇城的时候,我们遇到一队人,几个人抬着一把盖着黄布的椅子,由几名骑马的人护卫,一个人坐在椅子里,我们都尖叫起来,停在路边观看,马夫也下了马。何天爵先生认为那个人可能是皇帝的钦差,替皇上去某座寺庙办事,因为只有皇上和钦差才能坐黄色的椅子。

10月2日,一上午都在和丝绸商人及古董商人打交道,午餐后我们去了白云观,那里很大很干净也很有趣,有很多院子和殿堂,大概有200名道士在那里修行,头上带着黑色的帽子。我们在一间很干净的房间里用了茶,桌子和椅子都是红木的。然后我们去了栅栏墓地,利玛窦神父就安息在那里。回去的路上我们还去了白塔寺,那里有座非常巨大的藏式佛塔,可惜门锁着不让我们看。我们还遇到杂耍,几名男子赤裸上身抛着金属环。

10月5日,早上7点钟我们前往玉泉山,在那里看到一座漂亮的小塔,上面满是精美的雕塑,描述了佛祖的一生。那里的景观也非常好,能看到远处的校场上军队正在练习射击。早餐是在一座建在汉白玉石桥上的亭子里吃的。吃饭的时候还遇到两个英国人,香港总督宝云爵士和海关的布瑞泽先生,他们被打劫了,身无分文,甚至身上的衣服都是找当地的中国人借的。

伊撒博拉中国日记之一的封面

伊撒博拉中国日记之一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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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撒博拉的中文名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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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撒博拉中国日记中贴的1883年的《年神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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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撒博拉抵达北京那天的日记,有一张查尔德拍摄的前门和当天的中文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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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撒博拉游览白云观的日记,还贴着查尔德拍摄的照片和在白云观求的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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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街头的店铺,查尔德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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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查尔德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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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撒博拉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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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查尔德拍摄的玉泉山圣缘寺琉璃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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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德拍摄的香山 碧云寺

又一张梁时泰拍摄的李鸿章像

最近微博上在传一张李鸿章的坐像,手工上色,便装,卡纸上有李相的题字“大清钦差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 奉送大美前君主格”,说明这是送给美国前总统(第18任)格兰特的。很明显,这是一张梁时泰拍摄的照片,我的博客上曾经介绍过他拍的另两张李鸿章坐像。格兰特卸任总统后环游世界,1879年曾在天津停留并和李鸿章见面,两人拍了一张合影,也是梁时泰所摄。这张合影也有很多可说的,比如用光。从茶几、两人脚下的光斑来看,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梁时泰肯定用了不止一组光源,有正面的打光(两人面部都很亮),还有从上面打的光。也许你会说这些光斑都是后人PS的结果,包括被抠去的背景,对此我并不认同,PS出来的光斑不会是这样的效果。

重新说回这张新发现的李鸿章坐像,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一直强调的摄影术在中国传播早期商品性大于艺术性观点的例证。去过旅游城市,比如杭州的人都有体会,酒店、餐饮、娱乐场所的服务态度都特别好,服务项目多且细致,他们更多的为客人着想,他们挣的就是这份钱。早期在华的照相馆也是一样,特别是因竞争太激烈而从香港“败走”内地的几家,诸如宝记、时泰等,特别是时泰照相馆。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连续在(至少)两年(1878和1879年)内多次光顾时泰照相馆、天津法租界的活动邀请梁时泰拍照,甚至醇亲王奕譞早期也请梁时泰为其和家人拍摄多张肖像。名人是最好的广告,从这三张李鸿章的坐像来看,梁时泰在两张上都题了字,这种题字的照片肯定不是给李相的,大不敬啊!一定是他用来当招牌作广告的,而这张新发现的呢,李相肯定自己也比较满意,打算送人,因此梁时泰的上色非常仔细,而且还在照片四周加了西式的花纹,可另外宾有文化上的亲切感,这在其他同时期的摄影师作品上都是看不到的,这也彰显出其服务的理念,所以生意能做好啊。

梁时泰摄李鸿章坐像

最近微博上在传的一张李鸿章坐像

李鸿章和格兰特合影梁时泰1879年拍摄的李鸿章和格兰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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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时泰1878年为李鸿章拍摄的坐像

梁时泰拍摄的李鸿章坐像

梁时泰1878年拍摄的李鸿章坐像另一版本

銮驾库宝瓶的遗影

摄影,最基本最单纯的功能就是记录。一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的照片,英军的机关枪部队占据现在公安部大门偏东一点儿位置的銮驾库,随军记者拍了好些个印籍士兵在里面比划的照片,摄影师的目的是为了记录,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有意义的不是看他们“舞枪弄棒”,而是弃置在銮驾库庭院内的卤簿依仗。

“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简单说卤簿就是皇家的仪仗队,有着严格的规定,什么时候用什么、什么人用什么都有说法,这在《大清会典》中可以找到说明。明清卤簿都有象的角色,一为导象,一为宝象,主要区别是宝象驮瓶而导象没有,宝象驮瓶取“景象升平”之意。据《钦定大清会典图》光绪本说:“鞍髹朱饰金,上载宝瓶,铜质镀金,亦饰珠宝,深一尺六寸五分,口径八寸六分,腹围五尺七寸六分,镂垂珠纹,底径一尺一寸三分,足径一尺七寸,镂朵云纹,盖径一尺三寸,冠火焰顶,座高一尺三寸。”网上有资料说内贮有火绒、火石、火镰,是满族旧俗所需,以示不忘祖先。虽然有文字有图画,可毕竟还是要靠想象,而且銮驾库被占据后遭到破坏,待联军撤离北京后,銮驾库所在被划归英国使馆,被拆平建设了英国兵营,銮驾去了哪里也不知所踪,所幸有这几张无意间拍摄的照片留存。不过,从照片看似乎宝瓶有两种规格,一种如书中所说腹部“镂垂珠纹”,还有一种光素面的,不知作何用途。

绘画中的卤簿宝象

借永昌囯王的图,绘画中的卤簿宝象

绘画中的卤簿宝象再借永昌囯王的图,绘画中的卤簿宝象

绘画中的卤簿宝象

内府彩绘本《卤簿图》中的宝象

绘画中的卤簿宝象

现代绘本《大清卤簿图》中的宝象

绘画中的卤簿宝象

《唐土名胜图会》中的导象和宝象

绘画中的卤簿宝象

《大清会典图》中的宝象

宝瓶

弃置在銮驾库庭院中的宝瓶

宝瓶

弃置在銮驾库庭院中的宝瓶,很明显右边这只是光素面

收谷亭的两张老照片

在北京诸多皇家坛庙中,以中轴线南端,东西相对的天坛和先农坛为面积最大,如今天坛变成了公园,面积和明清之际变化不大,先农坛的主要部分成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面积就小多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两坛的命运开始发生转变,天坛驻扎着英军,先农坛驻扎着美军,两坛的部分建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到了民国,先农坛很多建筑被拆除,还被辟为城南公园,后又改做体育场。总之,先农坛里建筑的变化要远大于天坛。先农坛的老照片相对要少,而且基本上都是自美军开始驻扎起,不少都已经被改造了,原状的照片更是不多。前不久看到几本相册,里面有两张先农坛收谷亭和神仓的照片,巧合的是,拍摄角度很接近,而且正好是改造前和改造后的。

从照片,收谷亭的四面被砌了砖墙,从敞厅变成一个封闭的房间,如今,收谷亭又被恢复原状,重新变回亭子;神仓东北方向的墙壁被打开了,民国时期有修复,但在四壁开了花窗,现在保持花窗的状态;神仓东侧的建筑在侧面又开了个门,现状如何不清楚,应该有修复。

收谷亭 1900年1900年夏的收谷亭,虽然已被美军占据,但还未改造,基本保持原状

改造后的收谷亭 1900年1900年冬已经被美军改造后的收谷亭及神仓

阿芳还是华芳的翻译问题

直到前几天,我才看到Terry Bennett先生的第三本有关中国摄影史的著作,而且只粗略翻了下,他有两个观点之前我自己也有总结,本来想写在博客里,结果懒,一直没有动笔。其中有一条是关于AFong的,虽然他已经发表在书里了,我还是想在博客里再说一次,权当是给自己做备忘录了。

阿芳是什么人?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我只是想说说关于“AFong”如何翻译的问题。以前我在写文字特别是写图录的时候,经常把被认为是“AFong”的作品作者写作“赖阿芳”(当然,《中国摄影史》里有说他也可能姓黎),这样翻译不准确,我认为应该写作“华芳照相馆”。

从现有的被归属为“AFong”的作品中除了香港、广州外,还有上海、北京等地,特别是北京部分,在1870年代作为照相馆的老板和创始人,阿芳是不太可能一个人把这些地方都跑遍的;当然,已经有证据证明他曾雇佣过不止一名摄影师,并和长期居留某地的摄影师合作,买断版权,以“AFong”的名义出售。也就是说现在发现的被归属为“AFong”的作品只署名阿芳一人是不合适的,对外,实际上是属这家照相馆的名字。

那这家照相馆的中文名字该如何写就容易,从一些CDV照片和大尺寸的蛋白照片签名情况来看,应该写作“华芳”,具体可参见配图。

互联网就是一个放大器,好的坏的都会被放大和传播,所以我觉得应该知错就改,尽量传播严谨的正确的知识,不给让别人造成误解。

signature of AFong

AFong的签名

address of AFong

华芳照相馆CDV的背面文字

cdv of AFong

网上找的图,两种华芳照相馆CDV的背面

汤姆逊和赖阿芳的摄影风格异同

这个题目有点儿大。汤姆逊(John Thomson)和赖阿芳都是1870年代很NB的摄影师,虽说他们都是商业摄影师出身,拍照片是为赚钱的(当然,汤姆逊有更高尚的目标驱使,把照相馆和大部分在香港拍的底片都卖了),但不可否认,他们作品的艺术性都非常高,无论构图、洗印的技术在那个时代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比如爱丁堡公爵当年访(实际上是路过)港,只有他们两人受邀为公爵拍摄肖像。两人在香港开设的照相馆离得很近,是竞争对手,但又惺惺相惜(也许这个用词不准确,因为目前只能看到汤姆逊对阿芳的称赞,没见到阿芳怎么说,这算好基友吗?),汤姆逊曾经这样评价阿芳:在香港有个叫阿芳的中国人,他有着精致的品味,凭着这些作品他在伦敦混饭吃也没问题。(There is one China-man in Hong-Kong, of the name of Afong, who has exquisite taste, and produces work that would enable him to make a living even in London.)

在我看过他俩的很多作品后,还是想让他们PK一下,比比到底是谁的作品更好!恰巧,他俩的作品内容有不少相似的,很适合放在一起比较,我选了几个例子,每个例子里面上图都是汤姆逊拍的,下图都是阿芳(准确说是华芳照相馆)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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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南普陀寺大悲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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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英国领事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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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西门

约翰汤姆逊  广州英国领事馆院内 thomson-afang-4

广州英国领事馆内

这几组照片都拍摄于1860年代末-1870年代初,除了广州西门那组,都是汤姆逊拍的要早些,但相差不多,这种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在第一组大悲阁的照片里,汤姆逊没有用很常见的“正面照”,其他年代的其他摄影师都只会拍正面照(具体可见我上一篇博文),我觉得这正是汤姆逊厉害的地方,他拍的建筑照片几乎都是从斜侧方拍摄,至少要能看到建筑的两个立面,这样的照片可以传达更多的信息,我想也正是因为这点,他后来成为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人种学会的的会员。嗯,第一回合汤姆逊胜!

其次,同样的场景,汤姆逊的照片里都有活动的人物,而且表现自然,这一下就把画面弄活了。有学者认为汤姆逊这么做是为了能通过人物的高度来反映周围环境(建筑)的尺寸,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拍一个扳手和拍一个正在使用扳手的人的照片所传达的信息量是完全不同的,少了人物的活动,这些场景也就枯燥很多,所以我觉得第二回合还是汤姆逊胜!

最后,真的能看出来为什么国内国外的影像收藏市场和学者都更钟情汤姆逊。

南普陀寺大悲阁早期照片的分界线

以前写过一篇厦门南普陀寺大悲阁的博文(素饼 南普陀寺 大悲阁 老照片),讨论了几张大悲阁照片的拍摄年代。去年因为要攒一个影展,在写图说时发现早期(1900年以前)大悲阁的照片明显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870年前和后,特征很突出,但谁先谁后,因为一直没有上手更多的实物而没法确定(网上的小图很难作为可信赖的依据,因为还要靠看相纸来判断年代)。去年底某拍卖公司出现了几张大悲阁的照片,上个月我又看到另外两张,最后终于可以判断出哪些是1870年前的,哪些是之后的。

树木的生长情况通常可以作为比对照片早晚的依据,但有的时候比较困难,比如出镜的树太少或不够清楚或年代很接近,就不好判断了。我发现最大的特征在大悲阁的建筑细节上,首先是正脊上的装饰,一些(或一个时期)是宝塔,一些是骑狮(?)的菩萨(如果是骑狮当时文殊菩萨);其次是飞檐上的装饰,一些有人形装饰,一些有龙形象的装饰;再次是正门前的雀替,一些是很“简单”的龙,一些是很“繁复”的龙;最后是正门前的牌匾,一些是“法雨频施”,一些是“鹭屿灵区”。开始,只有汤姆逊拍摄的照片可以确定年代(1870年),这个时期正脊上是宝塔,飞檐上无装饰,正门前雀替是“简单”的龙,悬匾“法雨频施”;最新看到的1890年代(通过相纸判断的年代)外国人在大悲阁前的合影,正脊上是菩萨,飞檐上是龙,正门前雀替是“繁复”的龙,悬匾“鹭屿灵区”,并且这个时候在门前台阶的一侧还修了个烧纸烧香(?)的地方,实际上这个原来设在院前,这个样子一直保持到1900年以后。综合可见1870年以前大悲阁的装饰比较简朴,后来发倒很繁复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猜也许是那一年厦门遭遇了破坏力很大的台风袭击,破坏了部分建筑,后来重修了。当然这纯属猜测,需要有文字记载佐证才行。

年代判断准确了,那些大悲阁的照片更珍贵就一目了然了。厦门一位藏家去年在某拍卖公司买了张大悲阁的照片,还在当地发布了一条消息称收藏到“最早”的大悲阁影像,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还有更早的可以找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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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汤姆逊1870年拍摄的大悲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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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芳照相馆(赖阿芳)1870年拍摄的大悲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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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拍摄的大悲阁,图片出自东洋文库,1870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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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拍摄的大悲阁,1870年代,这时应该刚重修过,“鹭屿灵区”的匾还未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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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1870-1880年代拍摄的大悲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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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拍摄的大悲阁,18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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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拍摄的大悲阁,1890年代,在阁前已经修建了新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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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代外国人在大悲阁前留影,佚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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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脊装饰的不同,上1870年以前,下187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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檐角装饰的不同,上1870年以前,下187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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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门前雀替的不同,上1870年以前,下187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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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牌匾的不同,上1870年以前,下1870年以后

圆明园十二兽首的身子哪儿去了

前段时间有条法国开云集团向中国捐赠曾为圆明园西洋楼海晏堂前铜鼠首和铜兔首的新闻,有不少人问这些兽首的身子哪儿去了?一般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时候只带走了兽首,“十二生肖”的身体后来在慈禧建设西苑海晏堂时重新利用了,即西苑海晏堂前执电灯的“十二生肖”。首先,这种说法没有文献支持,其次,从现存的影像资料看,慈禧这版的“十二生肖”非常粗劣,完全不可能是当年西洋楼海晏堂前的版本。

第二种说法是道光皇帝很节省,在西洋楼的水法不能正常工作后(因为中国的技工们没有掌握供水的原理,在发生机械故障后就不再施行水法了)就将这“十二生肖”拆下来放进库房。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的时候是从库房劫走了兽首。这种说法也没有文献支持,从我最近发现的一幅1860年的木刻版画上看,这一说法也不成立。1860年12月22日号的法国《画报》的《环球杂志》副刊(L’ Illustration, Journal Universel)刊登了法国远征军军官B.J(原文即缩写)的一封来稿,讲英法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的这段征程,配发了三张图,一张是英法联军攻打朝阳门时的情景,一张是上海豫园的九曲桥茶楼(原文中被注释为圆明园内的亭子),还有一张是在圆明园海晏堂前庆祝胜利的法军士兵,并且注明是根据B.J的草图所绘。虽然图中的海晏堂和真是的海晏堂有很多细部的不同,但却很清楚的绘出了完整的“十二生肖”,这说明至少在1860年10月法军占领圆明园的时候“十二生肖”还是完整的,道光皇帝移走的说法不成立。

在这幅画中除了在庆祝的法军士兵,还画有好几个中国人,他们很明显不是士兵,倒是比较像向导或来看热闹的老百姓。如果B.J的这幅草图写实,也许当时现场确实有这些中国人在,他们肯定也参加了劫掠,至少圆明园在被焚毁后更大的破坏都是中国人自己干的(这个有档案支持,也有图像资料佐证),会不会“十二生肖”的身子就是他们拿去卖钱了呢?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画中的十二生肖

西洋楼铜版画中的“十二生肖”

西苑海晏堂前的十二生肖

西苑海晏堂前粗劣的执灯版“十二生肖”

圆明园海晏堂前庆祝胜利的法军

法国报纸上在海晏堂前庆祝胜利的法军的木刻版画

法国版画中的十二生肖

版画中仍然完整的“十二生肖”

法军占领圆明园后园内的中国人 法军占领圆明园后园内的中国人

图中在海晏堂前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