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楼广场的变迁

前段时间有网友在微博上贴了张照片:灰色的天空下,一个人站在钟楼广场上,面对钟楼背对镜头,脚下是一堆碎地砖。这张照片甫一出现便在网络上即引起网友的激烈讨论和转发,很多人怀疑,甚至质疑为什么要“拆毁钟楼广场”,最后,官方澄清这是一场误会,只是钟楼广场在更换地砖而已。

现存的钟鼓楼是乾隆十年(1745年)重建的,但其址作为钟鼓楼早在元至元九年(1272年)就已经开始了,这里附着了太多人们的记忆和感情。钟楼上悬挂着明永乐年间铸造的,现存体量最大,份量最重的古代铜钟;鼓楼上有一面主更鼓和二十四面小鼓,其中现存的主鼓直径近两米,由整张牛皮蒙制。在清乾隆时期,每天寅时和戌时分别要进行两次报时,先敲鼓后鸣钟,分别称为“亮更”和“定更”。定更时城门关,交通断;亮更时,城门开,是为“晨钟暮鼓”。在北京城的人们熟悉北京站和电报大楼的《东方红》乐曲之前,钟鼓楼是北京城最重要的报时中心。

对于之前提到的站在钟楼广场碎地砖上的照片,网民有如此激烈的反应也很容易理解:钟鼓楼在北京的中轴线北端已经矗立了几百年,这里承载了太多的感情、回忆、历史和文化。几百年来,虽然高大的钟楼和鼓楼在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两楼之间的小广场却一直在变化,这可以在一系列老照片理出线索。

目前已知最早的钟鼓楼照片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由法军中负责地图勘测的查尔斯·杜宾上校拍摄的,他站在安定门附近的城墙上,为钟鼓楼拍摄了一张合影。到了1870年,借助约翰·汤姆逊拍摄的照片,我们有机会看到那时的钟楼广场:车轮在地面的泥土上留下深深的车辙,两边民居的地基要比广场高,说明在汤姆逊前去拍照的年代这里就是经常积水的区域。至于积水有多严重,可以1890年代的照片上看出来:广场西北角有座简易的石桥,桥洞大概有半人高!尽管当雨后积水时钟楼倒映其上很美很安详,但这无疑会另周围的居民和过往行人不易通行,更不卫生。民国成立后,政府发起卫生运动,钟楼广场的积水情况终于得到改善。1925年,在鼓楼下成立了“京兆通俗教育馆”,建有传播科学和文化知识的固定陈列馆,展出矿物标本、海洋动物标本、昆虫标本、两栖动物标本和鸟兽标本,还有矿山模型、油井模型、石膏做的人体骨骼模型等,另设有图书馆和代人写字处;钟楼则改建为教育馆附属的电影院,钟楼广场也被开辟为“民众商场”。别看面积小,这座“民众商场”与当时的天桥齐名,是固定的集市,也是平民娱乐场所。场内的东南角和西北角各设有一座固定的茶社,分别叫“第一民众茶社”和“第二民众茶社”,据说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曾在第二民众茶社的剧团学过艺。据常人春先生说,这里还有卖药丸、吞宝剑、拉洋片、变戏法和耍狗熊的表演,“每逢过年,锣鼓喧天,声传遐迩。”少不了的还有各式北京特色小吃,如扒糕、凉粉、灌肠、豆汁、爆肚、炸糕、驴打滚、茶汤、油茶等等,每个摊子都在长案和板凳旁支起遮阳伞;孩子们则总是围在卖蜜饯杏干、螺丝糖等零食和卖木刀、面具、万花筒等玩具的摊位前,好不热闹。

城市要发展,百姓的生活条件需要改善,更换地砖很正常,是值得欢迎的好事,但那些承载着北京人感情的建筑和物什不应该简单地拆除或扔掉,因为这毕竟是历史,是文化,是北京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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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知钟鼓楼最早的照片,1860年由杜宾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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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汤姆逊拍摄的鼓楼和小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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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代佚名摄影师拍摄的钟楼和钟楼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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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代的钟楼广场,从后面的简易桥可看出这里积水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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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在钟楼上看鼓楼和钟楼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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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钟楼上的大钟,远处可见鼓楼上的大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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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后钟楼广场被开辟为市场,地面也整饬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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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莫1930年代拍摄的钟鼓楼,美极了!

彩色照片中的北京

色彩总是被用来描述人们记忆中对北京的印象。有人说老北京是灰色的,因为百姓的房子多是灰墙灰瓦,冬天的天空也是灰色;有人说红色才是北京的色彩,因为这里拥有许多宫苑殿宇,宫墙的红色是最具代表性的颜色;也有人说老北京是绿色的,因为旧时的京城几乎院院都有树,到了盛夏满眼都是绿荫,一同留存在记忆里的还蝉鸣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摄影术最早被发明时还不能用来真实地记录色彩,再绚丽多彩的美景,在照片上呈现的也只是不同层次的黑白两色。然而这难不倒有创意的摄影师们,在摄影术传入中国以后,那些当时已经熟练掌握西画技法的广州外销画家们,成为最早学习摄影术的中国人,同时他们结合自己的特长,开始为照片手工上色,这多少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些有色彩的过去中国的形象。

摄影术的发展促使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制作彩色照片的方法。到1907年,法国卢米埃兄弟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彩感光底片,而法国银行家阿尔贝·肯恩则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因而决定制作一套地球档案,用影像的方式把世界记录下来。他向世界各地派出了摄影师,并将中国纳入他自己的拍摄对象。

1909年初,肯恩和他的司机兼摄影师阿尔贝·杜帖特来到中国,他们携带了大量的摄影耗材,其中包括4000块黑白玻璃底片、约3000米电影胶片、一百多个用于录音的蜡筒,以及几百张卢米埃彩色玻璃底片。于是在彩色照片诞生两年后,北京就把她的色彩留在了照片上。不过遗憾的是这些照片今天已无缘得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被德国占领,肯恩保存的“地球档案”所有影音资料被当局没收,二战结束后这些重要的资料又被前苏联当局接管,直到2000年才归还给法国的肯恩博物馆,但其中一些资料已经失踪,包括1909年在中国拍摄的彩色照片底片和记录声音的蜡筒。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除了这批拍摄于1909年的彩色照片,肯恩还于1912年向中国派出了另外一位摄影师斯蒂芬·帕瑟,他在中国停留了两年,拍摄了大量彩色照片,而且这些照片都保留至今。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尽管此时共和已经建立,但曾经天子脚下的北京,留辫子的人依然很多。照片里的北京,天是蓝的,树是绿的,湿润的泥土微微泛着红色;街头的百姓,多是蓝色的粗布褂,脚穿白袜黑鞋,生动得仿佛穿越而来。在这之后,彩色底片因价格昂贵而并未普及,摄影技术的发展朝着器材更轻便、曝光时间更短的方向发展,一时间彩色照片技术放缓了前进的脚步,自此直到1940年代,竟再未有过老北京的彩照。

在技术上重回黑白的时代,老北京的摄影师们也重拾黑白时代的风尚,为照片手工上色,技术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令照片的上色更为生动,好的作品宛若一幅幅精致的油画。尽管色彩的选取有主观和艺术再创作的成分,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那一时期彩色北京的资料。

1930年代,柯达公司和矮克发公司分别推出彩色卷片,这种轻便的彩色底片在之后的数十年里真正丰富了整个世界的色彩。1945年,美国LIFE杂志的摄影师迪米崔·柯塞尔来到北京,他拍摄了日军投降后北京的很多照片,这些照片里的北京,丰富而真实,一个个尚未远去的场景迎面而来,她的色彩也正是人们记忆中的颜色,在熟悉的灰、红、绿之外,更有一种时间沉积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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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恩地球档案团队摄影师斯蒂芬·帕瑟拍摄的永定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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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瑟拍摄的北京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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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角楼的手工上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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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阳门箭楼上拍摄的前门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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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东照相馆拍摄的慈寿寺塔前骑骆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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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摄影师迪米崔·柯塞尔拍摄的景山上喝茶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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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摄影师迪米崔·柯塞尔拍摄的正在听回音壁的人

甲必丹

3月12日马航MH370失联,到此时此刻还没有确切消息,实在令人心焦,这几天网上各种消息和猜测满天飞,令人疲倦,但最令人生气的是马航方面总是没有确切的消息,从昨天起竟然请来巫师帮忙找飞机,各种不靠谱的行为实在令人无语! 马来人的不靠谱让我想起2012年某拍卖会上的一张照片,一群男子排在一座两层建筑前,中间有几个穿朝服的人,貌似是出席一场开幕礼,标注为“清代官员合影”。其实这张照片不不是在中国大陆所拍,根据照片中建筑两边灯笼来看,一边写着“黄府”,一边写着“三世甲必丹”。“甲必丹”是马来语“Kapitan Cina”的音译,简单直译过来就是“华人队长”,是葡萄牙、荷兰等国统治印尼、马来西亚等地时推行的侨领制度,华人治华人,选出的华人领袖即称甲必丹,具有一定司法权,甲必丹不能解决的纠纷才会上报殖民地当局,因此其地位也相当于地方官。1935年以后,甲必丹制度在马拉西亚废除。 照片中这家“三世甲必丹”的黄家,我没能查到具体所指,但看相纸大概是1880-1890年代,极有可能是位于马拉西亚中部吉兰丹(Kelantan)唐人坡的黄宰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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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上那张“清末官员合影”实际上是黄姓甲必丹出席一次开幕礼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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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笼上文字的特写

 

 

 

 

 

 

 

 

梁时泰在津开始生意时间点的推断

梁时泰是中国早期摄影史上著名的摄影师,虽然我们的“史书”里没怎么提到这个人,但他拍摄的很多天津、醇亲王家族的照片经常见,国内媒体少有人为他署名……对于梁时泰的摄影水平,我个人觉得一般,和他同时代的其它中外摄影师比起来并不出众,但他照片的“后期”做的不错,修片、上色都很精细。19世纪70年代有些室内肖像常要修整背景,比如要去掉背景布上的褶皱什么的,就需要把背景都抠掉或者干脆换上别的图案。常用的方法是用另一张玻璃板(这里主要是针对湿版、干版等摄影方法)蒙在底片上,用毛笔在要遮挡的地方涂上颜色,两张玻璃板夹在一起洗印照片,用现在的说法也就是全手工的实现PS里蒙板的功能。那时候仔细干这活的中国摄影师不多,边缘粗糙,甚至重叠的照片很多,但是完全看不到梁时泰这样粗心的作品,每一笔描绘都很谨慎小心。所以抛开照片的拍摄水平不说,他作为服务行业的一员,工作态度绝对值得点赞。可能,也许正是由于他这份细心,李相、醇王这些当时中国的重要人物才成为他忠实的客户。

判断一名摄影师何时在一地开始从业,常用的手段就是翻查其在报纸上登载的广告,比如,Bennett先生就通过梁时泰1876年5月29日登在《申报》上的广告推断这一年他从香港把照相馆生意迁到了上海,但他又是何时结束上海的生意而迁往天津的呢?

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环球旅行经过中国,他先去了香港,然后往广州,再乘船前往上海,之后去了天津和北京,在北京本欲求见年仅7岁的光绪皇帝,最后没见着,恭亲王代表皇帝见了格兰特。在天津的时候,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和格兰特亲切会面并宴请了使团一行。期间由中国官方指定的摄影师拍摄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比较常见的,在直隶总督行宫内拍摄了两人的坐像合影;另一张比较少见,是几天后宴请使团是双方的全体合影。作为李鸿章或者他的“秘书”团队,必然有一份“政治上可靠”,能胜任这种重要的外交场合的摄影师名单,1879年这个档儿,上海的照相馆业已经很发达,不乏出色的摄影师,同时北京也有不少摄影师。但是无论从上海还是更近的北京调摄影师过来似乎都不如在天津本地找摄影师。上面提到的两张照片都出自梁时泰之手,说明他当时(1879年)极有可能已经在天津从事摄影活动,而且从多张梁时泰为李相拍摄的肖像也可看出李相很信任他的水平。至此,虽然只是猜测,但我仍然偏向于相信1879年梁时泰已经在天津开始经营照相馆了。直到前段时间ebay上一张李相和格兰特合影的出现,这张照片内容并不稀奇,但照片背面贴有时泰照相馆的标签,地址赫然写着“在上海洋四马路 NO. 401, Foochow Road, Shanghai”。一个在天津发展的摄影师为什么要在自己的作品上注明馆址在上海?我觉得,标注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小,倒是极有可能梁时泰初到天津不久,还没有具体的经营场所,因此贴的是自己在上海的地址,这似乎也可以推断出,梁时泰是1879年来的天津,同时上海的业务也没有结束,两地的工作在重叠展开。

General Grant with Li Hung Chang in Tientsin

ebay上那张格兰特将军和李相在天津的合影,李相的帽子和脸还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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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上那张合影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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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背面时泰照相馆的地址

给美军送万民伞

万民伞,是过去官员离任时地方上的百姓乡绅颂扬其政绩的礼物,表示像伞一样荫庇百姓,上面因绣着赠送者(即出资人)的名字而称“万民”。这样的礼物不是所有官员都能收到的,如果“外国侵略军”收到万民伞,就更稀奇了。

看过一组照片,很明显拍摄于庚子事变结束不久,在先农坛的具服殿前,中国官民向八国联军中的美军统帅查飞将军赠送万民伞。当时随便搜了搜,没发现具体的背景资料,今天突然又想起这件事,灵感闪现,在当时美国远征军给国会的报告中记录了此事:1900年10月9日下午三点,一个中国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携两顶红色丝绸制成的万民伞,以及鼓乐队前往先农坛拜会查飞将军,并在具服殿前举行了赠送仪式,一位官员还用流利得体的英文做了演讲,说道这两顶伞虽然并不值钱,但却是对美军官兵在北京维护地方治安,公平友好地对待地方百姓的感激和表彰。

这件事情我没在中文档案中找到记载,但美国军方的这个记录倒还算详细。总之,向外国占领军赠送万民伞这件事情很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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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万民伞的代表团到达先农坛具服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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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民伞在风中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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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飞将军和中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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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仪式的美国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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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具万民伞,可见“泽被”二字及捐资者姓名

先农坛今昔

前几天往先农坛走了一趟。过去农业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命脉,明清皇室设有专门的祭祀场所,明成祖从南京迁都北京后,即仿照之前的规制在北京城南,中轴线以西,相对天坛修建了先农坛。虽说先农坛的修建是国家重视农业生产的具体表现,但坛内供奉的大神是太岁,太岁殿也是先农坛内面积最大的院落。每年仲春亥日皇帝都会亲临先农坛,在具服殿换了衣服,去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劳作,行籍田礼,然后去庆成宫庆祝一下。籍田收获的粮食会在收谷亭晾晒后存放到神仓。庚子事变的时候先农坛为美军所占,作为指挥部和主要部队驻地(还有一个联队在午门前广场)。进入民国后先农坛渐衰败,外坛墙被拆,坛内树木被标卖,多处土地被占用,后又改为城南公园。49年后先农坛仅存的部分亦被育才学校、药研所占用,直到80年代才开始腾退和修复。现如今,先农坛仅存的内坛主要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使用,算是得到有效的保护。虽然,历史上先农坛开始被破坏始于1900年美军的占据,但这个时期也是其开始留有影像的时期,或者说先农坛最早的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拍摄的,因此,要图说先农坛的“昔”,必然要引用那个时候的照片。新拍的照片就是这次去拍的,还有好些新旧对照,就不一一罗列了,另外还有些许遗憾,育才学校进不去,所以具服殿有几个角度拍不到,只能等以后有机会了。

Tai Sui Temple now and then

太岁殿院落

Shen Cang now and then

神仓,收谷亭从没墙到有墙再到没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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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Cheng Temple now and then -2

庆成宫,遗憾的是日晷的晷盘没了

影藏岁月

年前带家人去了趟香港,主要是去迪士尼乐园,我自己的私心是至少看两个老照片展,一个是海事博物馆的《晚清碎影》,一个是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影藏岁月》。时间短任务紧,带两个小朋友去博物馆实在不方便,好在《晚清碎影》的展览内容大都看过,且海事博物馆就在8号码头,从我们住的尖沙咀乘天星小轮去港岛很顺路;历史博物馆虽然离住的地方不远,但离开前一天折损一辆童车,加上我们两个大人被他们弄的实在精疲力尽,我只好在离港前几小时一个人跑去历史博物馆匆匆看了展览。 这个展览我期待已久,因为自从去年得知Terry Bennett把他大部分收藏卖给梦周文教基金会后,就一直有传言说2013年底要在香港展出这批收藏。Terry收藏的质量怎么样我就不做评价了,读过他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三卷本的人心里都有数。此次的《影藏岁月》展览内容是香港历史博物馆的收藏和部分梦周文教基金会(即Terry的前收藏),主题正如展览副标题“香港旧照片”那样,用影像的方式,从庆典、风俗、娱乐、饮食等方面介绍了香港的发展史,非常精彩,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花费了很多精力做了详尽的考证。当然,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讨厌,挑了他们的一个错误并留了言。 最后,展览图录一定是不能忘记买的,厚厚一大本,含金量很高,就是背回来差点儿勒断我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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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藏岁月展览的图录和门票

美国早期的军用航拍摄影简史

1783年9月,法国人查尔斯·拉塞尔教授(Professor Charles de Rozier)和他的哥哥派拉特(Pilatre)乘坐一只氢气球飞行了4公里,成为人类首次气球载人飞行。摄影术发明后,人们又把照相机带到了空中,以上帝的视角俯拍大地。世界上公认的第一张航拍照片是法国作家、艺术家纳达尔(Nadar,真名菲利斯·托纳通 Gaspard-Félix Tournachon, 1820-1910)于1858年拍摄的巴黎街道。很快,摄影术这一写实的技术就被应用到军事上,航拍照片被用来绘制地图和侦察,如1862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联军就利用热气球侦察敌军动向。在民用方面航拍摄影也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如测绘、灾害救援、环境监测等,此外不同时期同一地区的航拍照片可以作为研究景观变迁的最直观资料,甚至还有艺术家利用航拍摄影来进行艺术创作。航拍摄影发展的初期,摄影师主要在地面速度相对较低的热气球上拍摄,因此对相机的要求不高。但是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飞机成为更合适的航拍平台,这要求航拍相机需要有更迅速的快门机构、曝光时间更短的底片和变形最小的镜头。推动航拍摄影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即来自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航拍在军事的应用上达到第一个高峰,航拍技术也因此得到迅猛发展,德、美等国都推出专门用于航拍摄影的军用相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柯达公司的K-1航拍相机,这款相机结构紧凑,性能稳定,使用内置底片仓和6英寸底片。

Kodak K-1aerial camera

Kodak K-1航拍相机

一战之后飞行技术进一步发展,飞行器的速度也大幅提高。原有的航拍相机不再能满足使用要求,终于在1920年代一款航拍相机的发明确定了美军航拍照相机的标准,这得益于天才人物,发明家谢尔曼·费尓柴尔德(Sherman Fairchild, 1896-1971)。谢尔曼出生于美国纽约的奥尼昂塔,是家中的独子。他先后在哈佛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但是没有取得任何学位。其父是IBM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第一主席,他在其父去世后继承了IBM的股票,并在离世前一直是IBM股票的最大持有人。在大学期间他就已经开始从事自己的发明事业,其中在哈佛时他发明了快门和闪光灯的同步系统,这为他以后发明航拍照相机奠定了基础。1917年美国军方为新的航拍相机进行招标,他将快门帘幕设计在镜头中,用以减小快门速度对影像变形的影响。美国军方给了他7000美元的预算,但最后研制成本高达4万美元,美军只留下两套相机作为训练用,他慷慨的父亲帮他买了单。1920年,谢尔曼创办了费斯柴尔德航空相机公司,并继续完善他的设计。后来美国军方订购了他设计的K3航拍相机,并将其作为军用航拍相机的标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谢尔曼设计的航拍相机更加先进,针对不同的任务有不同的型号,如K17、K18、K19B、K20、K22、F56等。

K17主要用作制图和侦察,底片为9×9英寸,可安装6英寸(f/6.3)、12英寸(f/5)和24英寸(f/6)光学镜头,使用A-5或A-5A底片盒可拍摄大约250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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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7

K18用于高空侦察,使用9×18英寸底片,安装24英寸光学镜头(f/6),使用A-7底片盒可拍摄约45张照片,使用A-8底片盒可拍摄约245张照片。

K18 aerial camera

K18

K19B用于夜间照相,安装12英寸(f/5)镜头,底片尺寸9×9英寸,使用A-5或A-5A底片盒可拍摄大约250张照片。

K19B aerial camera

K19B

K20用于低空侦察,使用4×5英寸底片,配备6英寸镜头,使用20英尺的底片盒可拍摄约50张照片。

K-20

K20

K22用于高空侦察,可安装6英寸、12英寸、24英寸的镜头,甚至可安装40英寸的镜头,底片尺寸9×9英寸,使用A-5或A-5A底片盒可拍摄大约250张照片。

K22 aerial camera

K22

F56主要使用24和40英寸长焦镜头,底片尺寸7×7英寸,使用A-1A底片盒可拍摄大约200张照片。

K56 aerial camera

F56

其中K17、K19B、K22使用伊斯特曼航拍安全胶卷,型号A-5和A-5A,胶片长度200英尺;K18使用的胶片型号是A-7(75英尺)或A-8(390英尺);F56使用A-1A型号胶片(120英尺);K20则可通用普通的4×5英寸胶片。这些军用的航空相机都非常重,如K17在安装了A-5胶片后重30磅,加上12英寸镜头则达到55磅,加24英寸镜头则要75磅,因此这些相机在飞行平台上都需要安装在特殊的支架上。

在这系列相机中,K20是盟军中使用最多的型号,1941-1945年间由纽约的福尔摩·格莱弗莱克斯公司(Folmer Graflex Corp)生产了15000台,除美军外,英国空军也曾装备。K20相机快门寿命1000-16199次,快门时间有1/125, 1/250, 1/500三档,配备6 3/8″ f/4.5可调光圈镜头,胶片分20英尺和200英尺两个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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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美军航拍相机及附件的合影

你眼里的我和我眼里的你

前一阵子友@刘杳 在微博上晒出两张图AT我,是《文靖公遗集》中的两页。文靖公即宝鋆,曾任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这两页中有他对“泰西照像人”“未士丹忱”(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为自己和同僚董恂、毛昶熙、沈桂芬、成林等人拍照的记录,甚至简单描绘了汤氏的面容。巧合的是,汤姆逊也把他给这几位当时清廷大员拍照的事情写进他的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两厢对照,读起来很有趣。

其实,他们如何记录和描写并不是我想表达的重点,我想说的是,对于中国摄影史的研究或梳理,Terry Bennett先生已经从他的角度用他的方法做了大量工作,给中国的研究者搭了个很高的台阶,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擅长(熟悉历史和语言)来继续盖这个高楼,比如,方法之一就是去翻那些古人的诗词,应该会有新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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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靖公遗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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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靖公遗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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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逊I一书中关于那次拍照的记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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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逊I一书中关于那次拍照的记录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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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的三名大员,从左至右分别是沈桂芬、董恂和毛昶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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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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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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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鋆,汤姆逊透过镜头观察他的时候他也在观察汤姆逊,真有趣!

钓鱼台

北京的钓鱼台,小时候经常在电视和收音机里经常听到“钓鱼台国宾馆”,总是有谁谁谁下榻那里或者领导人在那里接见谁谁谁。后来到北京上大学,报到那天的前夜刚下了雨,地上湿湿的,我坐302路,被挤在乘客中间只能看到一小块儿车左侧的窗户,从西客站开出来也不知道多远,突然路边上出现很多松树,被雨水冲刷后显得油亮油亮的,特别精神,听报站说到了钓鱼台,原来这就钓鱼台,就是以前总听到的一个地方,结果大门什么样都没看到就过去了。又是好多年后,接到某公司的面试通知,竟然面试地点就在钓鱼台里!虽然我们都互相看得上,但是我选了另一家对我有深远影响的公司,这是后话了。面完我也没敢在院子里多逗留,因为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一个人在里面闲逛太显眼,最后匆匆从东门出去了。当时钓鱼台给我的印象就是:地毯真好,又厚又软;服务员都很闲,看得出小姑娘们真是的无聊的很;园子里的喜鹊真肥,比外面的大几圈……在逛过钓鱼台的“今生”后,又过了好多年,我在美国看到一张照片,没想到是偶遇了钓鱼台的“前世”。

这张照片近景是一条不宽的河道,河道上有座三孔闸,过了这闸到河对面,有座人工垒起的石台,靠河这面有门,门上有额,不过由于反光的原因看不清额上的字,紧靠石台还有一座卷棚顶的敞轩,此外,河边还种着很多树。照片下方的卡纸上还贴着英文的说明,是编号845,“Hwang-Hai-Low Bridge”。这种说明是典型的华芳照相馆风格,他家1870-1880年代印行了大量中国各地的风景照片,其中北京的部分至少有88张(根据Terry Bennett先生的统计)。看这个拼法我当时觉得是“黄海楼”,但是根据说明中“大运河的支流”一说好像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地名,于是就没有深入研究。前几天看@HK 兄发给我的1876年版《北京旅行指南》,意外看到一处叫“Wang Hai Lou”的景点,位置在平则门(今阜成门)外,是一座皇家行宫,乾隆曾在那里钓鱼。

Two or three miles W.S.W. from the Ping-tse-men is the Wang-hai-lou, an artificial pond joined by a small Imperial park and residence, where the Emperor Kienlung was wont to fish. Near the pond, as well as the brook which passes into the Nan-hai-zu, are the principal grounds for shooting snipe, which are rather numerous near Peking in spring and autumn.

如此看来最有可能的就是钓鱼台了。我又在网上查了些资料,看到说“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下旨在钓鱼台修建行宫,后又在行宫西南,建造了用砖石砌就的一座城门式高台,台上石额镌刻乾隆御笔“钓鱼台”三字。在湖边建造楼阁一座,名“望海楼”,此外还建有养源斋、澄漪亭、潇碧轩等建筑。”《日下旧闻考》也说:

钓鱼台下旧有水塘,上承西山香界寺一带山水,每遇夏秋雨潦,西山沥水灌注,辙沮洳阻行旅。壬辰夏,命于香山别开引河,引卧佛、碧云一带山水亦注于此。并芟治苇塘,疏剔所有诸泉,汇成一湖。复穿渠建闸以资节宜。导流由阜成门外分支:一入西便门城渠,流为正阳门之护城河;一由外罗城南而东,为永定门前之护城河,皆汇入通惠河以济运。

这就都对上了!照片中的石台就是王公大臣观看放河灯的“望海楼”,台门额“钓鱼台”,是乾隆行宫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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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看到的那张钓鱼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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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版《北京旅行指南》中标注的“Wang Hai L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