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前段时间因为家里有事，匆忙回了趟老家，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没上网，攒了一大堆的事情，回来这几天就没闲着，不是码字儿就是到处跑，到今天凌晨两点半，80%的欠账算是还上了……

还在回来的火车上，就收到广西师大编辑C君的短信加电话，说《北洋岁月》一书的清样出来了，即将付印，需要我过去再看一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粗线条的人，前两本书都是把稿子“甩”给编辑再没过问，可C君说我在文字上是“锱铢必较”，真是汗，不过好在看了遍清样，发现了一个大错误，要不丢人都丢到姥姥家了。

书里有一组袁世凯葬礼的照片，其中两张是送葬队伍通过座三个门洞的歇山顶门，路边有持枪而立的士兵，还有不少围观的人群。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在图说里写道这是送葬队伍正通过中华门，BlaBla还讲了一大通。可这次看清样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中华门”上怎么没有匾？之所以会注意匾的问题是不久前刚比较过不同时期大清门/中华门匾的样式。如果是中华门的北面，倒是没有匾的，可这样的话送葬队伍的行进方向就有问题了，袁的棺椁是从新华门出，沿长安街往东，过长安右门，到天安门转南，过中华门、正阳门、前门箭楼然后到达火车站的，所以队伍不可能从南往北穿过中华门。再仔细看，这么大一根华表我之前竟然没有注意！还有照片最右边露了一“小脸”的石狮子，呵呵，照片的拍摄地点和方向终于可以确定了：是在天安门金水桥前向西拍摄的，远处那座门是长安右门，送葬队伍才还没有抵达天安门广场呢！

错把长安右门当作中华门的那张照片

《辛丑条约》的签订有张很常见的照片，是大清和西洋十一国代表在谈判桌前的合影。最近一篇文章里要用到此图，重新翻出来准备写说明，按照计划是把坐在桌前的各位代表都介绍一下，坐在桌子左边和对面的都是十一国代表，右边坐着的是中国代表，一般文献都说中国代表是李鸿章和奕劻，顺便再把这两位大员因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而骂个狗血淋头。其实在李鸿章的右手边，法国公使鲍渥的左手边还坐着一个中国人，只是因为坐在角落，有些版本的照片里看不清，没有人提。我找到一张能看清脸的，经过比对，确认这名参加谈判的是联芳，并在《穆莫日记》中得到佐证。

联芳的生平很少有资料提到。辜鸿铭写的《张文襄（之洞）幕府纪闻》里有很简单的几句“惟前外务部侍郎升任荆州将军联春卿留守名芳，前在北洋为李文忠僚属十有余年，历办要差。”；《那桐日记》里多次提到联芳，特别是日俄战争时期；《曾惠敏公（纪泽）日记》里关于中法战争的善后有提到联芳；《晚清七百名人图鉴》里说“联芳，字春卿，属汉军镶白旗。毕业于同文馆。1885年任北洋武备学堂监督。1901年署外务部右侍郎，1903年授外务部左侍郎。1910年任荆州将军，旋以病去职。”从以上找到的这些资料看，联芳早年学习法语，后一直在满清的外交口工作，从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到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6年李鸿章访问欧美、1901年的《辛丑条约》谈判、1904年的日俄战争，可以说是外交口的重臣，但是在已知文献中却鲜有记载，可谓低调，我找了一些他参与过的外交事件照片，按时间罗列如下，希望他的名字不要被历史遗忘。

1868年蒲安臣使团合影，红色箭头所指即联芳，估计那时候应该20岁上下

1896年李鸿章在俄国下榻处的合影，红色箭头所指即联芳

1896年李鸿章在彼得堡的中国使馆，红色箭头所指即联芳

1896年李鸿章在德国，红色箭头所指即联芳

1898年德国亨利王子访华，红色箭头所指即联芳

1898年德国亨利王子访华，红色箭头所指即联芳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谈判现场，红色箭头所指即联芳，完全隐没在黑暗中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谈判现场，这个版本里联芳就清楚很多了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谈判现场，这是一幅画作，很难辨认出联芳 的容貌

老年的联芳，估计在1910年左右

《紫禁城》杂志今年第三期刊载了一篇文章“李鸿章的八种形象”，文章很好，可是里面的配图我有些含糊：有一张李鸿章和两个外国人合影，说是1896年他环球访问时在英国和时任首相兼外相沙士博雷以及副外相寇松的合影。这张照片在互联网上很常见，我以前也没有注意过是怎么注释的，只知道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下册里有个“李鸿章晚年外交”小专题，里面选了好几张他在德、英、美等国的照片，对这张照片的文字注释是李鸿章和格拉斯通及格拉斯通之子格理的合影。格拉斯通是前首相，也是当时英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我凭着这么一点儿印象和朱老师blablabla说了把半天，还答应写篇东西“以正视听”，结果，现了大眼了……

经过我一番考证（其实没花太多时间），李鸿章的英国之行的确是见了沙士博雷和格拉斯通，并且都和他们有过合影。不过，格拉斯通只是两颊有胡子，下巴上可是干干净净，不似照片里这位，下巴上的胡子也不短，找到两个人的肖像一看便知。我还翻看《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和当时的英文报纸，都表明这张照片是在沙士博雷伦敦的家中拍摄的，同一场景还有一张李鸿章的单人照。这张合影还被收录在1913年William Francis Mannix写的Memoirs of Li Hung Chang中，并被作为前扉一幅重要的配图。

“研究”这张照片之余，我还把上图的这套画册中这个专题里其他几张照片看了下， P253中两图应该都是在俄罗斯，卡纸上的照相馆名都有“москва”（莫斯科）的字样；P254上图是在德国。

书上的说法不可尽信，特别是现代人写的，除非有很确切的考证；互联网上的说法更不可尽信，多数都是不管对错就抄来抄去，也不注明出处。看来以后每条引用自己都要先去证实一下才用了，免得再贻笑大方。

我被误导的那张合影，左边老头是沙士博雷，右边的年轻人是寇松

当时的英国前首相格拉斯通的肖像

时任英国首相兼外相的沙士博雷肖像

最近又看到一张梁时泰1878年（光绪四年）拍摄的李鸿章坐像。虽然和之前见过的那张上色版以及生和照相馆的CDV版内容一样，但是梁时泰的题记内容却不一样。上色版的题记是：“光绪四年，岁次己卯，暮春三月念七日，时在津门照于本衙西花厅。梁时泰敬照并志。”这一版的题记是：“光绪四年，岁次己卯，暮春闰三月下澣照于本院公余处，庽津杏花邨，梁时泰敬识。”（“澣”通“浣”，“下澣”即官逢下旬的休息日，亦指农历每月的下旬）对照这两版题记，照片的地点就是在天津李鸿章衙门（直隶总督衙门）的西花厅拍摄的；拍摄时间记载一致，可以确定就是光绪四年三月廿七日，换算成公历即1878年4月29日，再过几天这张照片就拍摄133年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庽津杏花邨”。“庽”通“寓”，就是指住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梁时泰在天津照相馆的位置！可惜查了半天没发现天津现在有叫“杏花邨”的地名。

之前那张手工上色版

新发现的不同题记的版本，图片来源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上色版梁时泰题记局部

新发现这版的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