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2010年5月份福建教育出版社发行了一本新书《中国德奥战俘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学通、古为明两位老师编著的，这本书的素材来自1919年中国“俘虏情报局”编印的《中华民国八年俘虏起居写真集》。这本书最初来自一个网友的推荐，后来我在图书馆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因为有一组困惑了我很久的照片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看过一本相册，内容主要是北京，根据记录的事件判断拍摄时间在1916-1919年之间。其中有一组外国士兵在万寿寺生活的照片，其中还有中国人。外国人旅游的照片很常见，以寺庙为宿舍的照片可很少见。看了《中国德奥战俘营》才知道，1917年中国加入协约国，虽然没有和德、奥在正面战场遭遇，但实际上他们在中国领土的士兵就是我们的俘虏了，这些人主要是使馆和领馆的卫队。让骄傲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向当时没什么国际地位的中国投降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奥国驻华使馆的卫队就转向荷兰投降，然后由荷兰政府委托北洋政府接收这批“战俘”，有些事情就是这么滑稽。经过一番外交上的折腾，“1917年9月13日，156名奥地利和匈牙利人在30名荷兰人、一营中国警察和两个骑兵连的押送下，徒步前往指定的西苑收容所。”1918年，西苑收容所迁到长河边的万寿寺。战俘们居住的地方主要在万寿寺西路的行宫，他们在那里享受着最人道的照顾，不仅有很好的伙食，还有酒吧，有自己的乐队，可以打网球、踢足球、滑冰等等，完全不能让人联想到这是战俘的生活。

我看到的这组照片，正是1919年荷兰公使贝拉斯（Jonkheer Frans Beelaerts van Blokland）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探望奥国战俘时的一系列场景。

荷兰公使在视察万寿寺西路的奥国士兵

荷兰公使（前面穿大衣者）在视察万寿寺的俘虏收容所

西路前正殿内的奥国士兵

荷兰公使走出西路前正殿，这里1982年被烧毁，后重建

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荷兰公使走过东路的月亮门

连接西路和中路的亭子，自西向东拍摄，花盆很精致

万寿阁，1937年因电线短路被焚，2003年重建

西院后照楼下的大合影，战俘人数是正好是最多时的162人

前段时间在博文“北洋岁月”里用了张辫子军进京时的照片，ourbj兄问照片里那个“圆池子”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水井，而且看到过正在打水的照片。今遵兄嘱，找到那张正打水的照片了，不过，在整理照片的过程中我发现前门附近至少有三口井。

第一口井是最常见的，在瓮城外靠近城墙，就在前门东车站出来进城的拐角处。

第二口井在前门城楼的东北角，棋盘街东南角。

第三口井在前门城楼的西北角，棋盘街西南角，和第二口井左右对称。

从找到的照片推测，这三口井都是用来洒水压尘的，不是用来饮用的，很有可能是咸水井。什么时候开凿什么时候封闭，没有查到资料。

在Google Earth里粗略标了下三口井的位置，黄点所示

1917年6月14日，张勋和他的辫子军进京，从前门东车站出来进城转弯处的水井

照片出自1927年赫伯特·怀特《燕京胜迹》，水井位置同上

前门城楼东北角的水井

大概是1912年左右的中华门和棋盘街，中华门好像正在挂“中华门”的匾，那个时候水井围栏还是铁的

从后面的牌坊和建筑看，我觉得这口井应该是在前门城楼的西北角

虽然博客这种形式不方便讨论，但是应故纸园丁兄的建议，补贴一张正在洒水的照片，话说，这当年都是警察的分内。

正在洒水的内一左区“环卫工人”

刚接触老照片不久，我看到一张民国时候的肖像照，卡纸上压印的照相馆名号是“K.T.Thompson 同生照相”，我当时就想，这个“同生”可能就是来自“Thompson”的音译。后来见的多了，发现这个“同生”很不一般，不仅拍摄过民国的风云人物、演艺界的名人大腕，还拍摄过京张铁路工成、孙中山移灵等重大事件，还为《京报》、《新闻报》提供的新闻照片等等。

同生照相馆的创始人叫谭景棠（1876-1915），也有资料说姓“唐”，“景”写作“京”或“锦”，“棠”写作“堂”，不过据其子谭正曦认定的写法应该是“谭景棠”。以前我总结过中国摄影史的发展在地理上是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很多早期开设照相馆的中国人都是广东人，谭景棠也是，他是广东香山县人，和国父同乡，曾加入同盟会。有资料说他最早是在上海的四马路，也就是现在的福州路开设照相馆，尽管那条路早年时候集中了不少书馆、妓院，是开设照相馆的理想场地，不过我没有找到实物证据，倒是他在上海北四川路2052号的印铭比较常见。顺便一说，现在也没有北四川路的说法，原来是指武进路以北这段四川路，同样是集中了不少“娱乐场所”；还有，1987年版的《中国摄影史》里说同生在上海的店址是“门牌三千零五十二号”也属谬误，明显是将“二”看作“三”。尽管同生一直在上海经营，且号称上海照相馆业的“四大天王”之一，王开照相馆的老板王炽开也曾在上海同生任摄影师，但其在北京也有很多业务，比如最知名的《京张路工摄影》两册。可能谭老板觉得上海的照相业竞争太激烈，而北京的照相业又太不发达（当时），遂决定在北京开设分号，店址设在廊坊头条40号，时间大概是在1910年左右，后来温章文在他的对门开设了北京另一家著名照相馆——太芳。在我能找到的同生北京照相馆的资料里，最早的一张是1912-1913年间法国摄影师斯蒂芬·帕瑟（Stéphane Passet）拍摄的北京廊坊头条街景，他当时正为伟大的肯恩执行“地球档案”计划，门口的招牌上清晰地写着“同生照像，由上海分此”。这感觉很像80年代的美发店，多写着“温州师傅”或者“广州技师”，说明是从最好的地方来的。上海开埠早，十里洋场，照相业发达，而北京地处内陆，照相馆少的可怜，打出“由上海分此”的招牌肯定吸引人，当时京沪两地照相业的发展差距也可见一斑。后来，中央公园内的绘影楼也被谭掌柜租下来作为同生的分号。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早期中国照相馆的选址（其实现在也一样），很重要就是人流，要么是娱乐场所，比如上海的四马路、北四川路，或者更集中的南京路，要么就是旅游景点，比如中山公园内，还有以前我写过的设在北京农事试验场（今动物园）的镜真照相馆。1915年谭景棠病逝，其子谭正曦接管照相馆的业务。1926年少谭掌柜承租了王府井南口华利面包房的店面，开设了同生美术照相部，采用先进的弧光摄影，这样就可以不受制于光线条件，并能更好的营造光影效果，拍摄更漂亮的人像照片了。我本来收集了一张有“同生美术照相部”印铭的照片，一时找不到了，没法贴出来。少谭掌柜最出名的作品是1926年孙中山先生移灵照片册，他作为孙家选定的摄影师记录了从北京到南京移灵的全过程。1953年，少谭掌柜把同生多年积累的照片资料捐给了新华图片社，曾经辉煌一时的同生照相馆正式终结……

关于同生照相馆的英文写法，还有一点小疑惑：比较常见的都是“K.T.Thompson”，这个好理解，“K.T.”是“景棠”的威妥玛拼音首字母，“Thompson”可能是老谭掌柜的英文名，可是我还发现一张写作“Y.K.Thompson”的照片，是唐绍仪和他的第三任夫人吴维翘的照片，照片卡纸上的名号仍然是“同生照相馆”，地址也是“上海北四川路2052号”。唐绍仪和吴维翘是1913年结婚，他1938年被刺，也就是拍摄于1913-1938年间，地点是他们在上海的寓所；他把胡子刮干净主要是在1920年以前（不蓄须是他对吴维翘的保证）和1934年回老家寓居之后，从他的年龄看应该是前者，也就是这张照片拍摄于1913-1920年间，不知此时上海的同生照相馆由谁任摄影师，谭正曦的名字缩写也不符“Y.K.”。是印错了？这么知名的照相馆似乎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况且是给大人物拍照。费解。

帕瑟镜头下的廊坊头条，可见同生的招牌“同生照像，由上海分此”

韩朴老师blog里的图片，同生对面就是太芳

黄兴送章宗祥照片，上海图书馆藏

女性肖像，上海图书馆藏

北京同生的作品，上海图书馆藏

写着“Y.K.Thompson”的同生照片

其实这个题目并不贴切，因为这里我关注的时间段还没有“天安门广场”的概念，只是现在的天安门广场这片区域在1873-1920年间的变化，选用的老照片是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几张，另外拍摄角度接近，偏差太大的也没有选。

明以降，天安门以南是由天安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和红墙围成的一个T型区域，大明门南是棋盘街，再往南是前门城楼。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第一次为洋人入侵的时候，这个区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主要是东侧的东江米巷开始设立各国使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正阳门城楼被焚，这一区域的貂皮巷也一同遭殃，东江米巷易名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开始占地扩建；1902年两宫回銮，清政府搞了面子工程，很快把棋盘街的朝房修复了，大清门也粉刷一新；1910年代，东交民巷西口北的法国医院不断扩建，已经成为了这一区域的标志性建筑，1915年在朱启钤的主持下，中华门北的千步廊被拆除，棋盘街也改作花园；1958年天安门广场改造扩建，周围的红墙被拆除；1954年中华门被拆除，1976年在原址上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昨天看新闻，说天安门广场要建祥云图案的永久绿化带……

北京城内外首善全图中的这一区域

1873年托马斯•查尔德在前门城楼上中轴线偏东向北拍摄的，大清门三门紧闭，中间只有皇上和皇后能走，没有重大活动不开

1880年代佚名拍摄，这个区域很祥和安静，貂皮巷倒是热闹非凡

1900年前门失火后，北侧的朝房、貂皮巷的很多建筑都成了断壁残垣

1902年两宫回銮，棋盘街南侧的朝房被紧急修复，嘎嘎新

1906年山本赞七郎拍摄，皇帝和西太后回宫了，棋盘街继续被封闭

1910年代初，出自《北京写真帖》，千步廊还没有拆，那排新修复的朝房被拆，东交民巷西口的法国医院建立

1919年，千步廊已经没有了，棋盘街彻底成为花园，法国医院扩建

上个月某拍卖会上有本1934年的《中国苏维埃》，俄文的，里面有张插图很有趣，墙上本来用石灰写着“红军优待俘虏，士兵不杀士兵，红三军宣”，但是被国名党的宣传部门改作“国军优待俘虏，士兵专杀红匪，二二年宣”，只是把“红军”的“红”改作“国”，把“不”改成“专”，最后一个“士兵”改作“红匪”，涂改的很粗糙，但是宣传的意思都变了。还有一则，是日本朝日新闻社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里的，是伪政府的宣传标语“百姓困苦国家焦土在国民党的抗日”。从一个侧面能反映出那个时候抗日战场上跟日本人正面干的主要还是“国军”。有不少1937年到1948年的老照片里有标语，有日本人写的，有国民党写的，有共产党写的，现在读起来也很有趣。

标语有没有用？我没经历过那样的年代，甚至我出生的时候文革也刚结束。不过，我想这些标语对老百姓来说可能不太起作用，“士兵”到底是杀“士兵”，这本身对军人来说就是悖论，士兵就是要打仗的，没武器、没流血牺牲还要士兵干什么？对老百姓来说有能怎么样，老百姓只知道打仗就不会有太平日子，可能会没命，一方打赢另一方，无非是把税交给谁的问题。现在已经二十一世纪了，信息不断爆炸的时代，以前只有报纸和收音机，现在有电视和互联网，特别是“围脖”，无论是哪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马上就能知道。这两天联合国在打利比亚，老百姓逃，可各国记者都扎堆儿往的黎波里跑，那边有导弹爆炸这边马上就能看到；还有前几天日本海啸，我看NHK的直播，海水就那么冲上来，房子、汽车、人在海啸面前都是那么无力。在这样的信息时代还怎么能轻易的相信标语？！

1934年俄文版《中国苏维埃》里的插图，被修改的标语

《支那事变画报》里伪政府的标语

3月12日，是国父的逝世纪念日，又是植树节。

1912年袁世凯上台之初，孙中山把发展“民生”作为新的志业，他提倡发展铁路、发展农业，认为防止水灾、旱灾的重要手段就是植树造林，北京北三环边的双秀公园就曾是孙中山创办的树苗培育处。1914年11月中华民国颁布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森林法》，1915年7月，政府又规定将每年清明为植树节。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为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国民政府把每年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

孙中山坐像

孙中山坐像

1923年3月12日，植树节上的女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