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前段时间得着一本书，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清末浮世绘——点石斋画报精选集》。《点石斋画报》是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于光绪十年（1884年）在上海创办的一份新闻画报，根据当时《申报》登载的新闻加以描绘，成为故事画面，石印发行。取材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细腻地呈现了十九世纪的万千风华，是一部图像版的世纪剪影。

书中第一篇“社会万象”选的第一张图是个留着长指甲的中国人在吹笛子，题为“长爪饰观”，旁边的文字大意是说古人里指甲长最有名的就是李贺了。李贺，唐代诗人，字长吉，被称作诗鬼。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曾经提到“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可见长指甲同“细瘦”、“通眉”是他最大的特征。然而李贺的长指甲后世人都没有见过，不过当时怡记洋行的书记洪先生也有很长的指甲，据说从降生到四十二岁（新闻报道时），左手小拇指、无名指、中指都没有触损过，“形如旋螺，曲长三尺许”，如果拉直了有“七尺三寸”！这位洪先生是晋江人，名逢春，字国翰，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精通音律，“花间压笛，月下吹笙”，而且吹奏的时候三个长指甲不紧不慢，“迎风兰草未足比其苗条袅”……

《点石斋画报》中的洪先生

虽然《点石斋画报》里已经画得很详尽了，但那毕竟是画，有艺术创作的成分。我在Keystone发行的一套立体照片中找到一张类似的长指甲照片，可谓直观，当然也够惊人！据文字说明，这位老先生姓丁（Dr. Ding），在福州教书。

在福州教书的丁先生

这位丁先生不同于那位“洪君”，三个长指甲都在右手，但是，拥有这样的长指甲肯定都是没法劳动的。古时候“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莫说通过乡试的举人，即使最低等级的秀才也是不劳动的。士，在清代的社会结构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行使执法官的权利。百姓去衙门告状，二话不说是要先挨一顿板子的，P民就应该安心过活，怎么可以告状，怎么可以扰了老爷的清静？！有纠纷也是应该先由宗族内部或村子内部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重担就落在了秀才、举人这些“士人”的肩上。他们在宗族或村子内部都有很高的威望，不需要劳动，地主都是这样诞生的……因此，他们会有这样的长指甲就不奇怪了，不劳动光荣，这是身份的象征！

马克思爷爷说“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吾深以为是，至少，让我留那么长的指甲肯定会崩溃……

几个月前有三张玻璃立体照片在国外拍卖，三张照片的影像我之前都未见过，仅能判断出是北京，拍摄时间较早，大概在1860年代。后来这三张照片均以每张两千多美金的价格成交！这些照片是什么时间由谁拍摄的，我在朋友Bennett的新书中找到了答案。

Bennett是研究亚洲（中国、日本、朝鲜）早期摄影史的专家，并且是十九世纪老照片的收藏家，有着惊人的收藏，已经有多本著作面世。这次他新书的内容重点在1911年前的中国摄影史，先期出版的这册关注的时间段是1842-1860年。

话题重新回到那三张玻璃立体照片上。杜宾上校（Colonel Charles Dupin,1814-1868）全名Charles Louis Desire Dupin，出生在法国南部Tarn的Lasgraisses，毕业于一所著名的军事工程学校，1836年10月12日成为法军第66步兵团的一名中尉，1859年11月17日被提升为中国远征军地图测绘部门的头头，不久便随军前往上海，到中国不久后就被提升为上校。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他取道日本回到法国，回国后即发行了一套共计三十张的玻璃立体照片和同样内容的一套大尺寸蛋白照片，拍摄地点涉及上海、烟台、天津、通州和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像比较常见的都是费利茨·比托（Felice Beato,1832-1909）所摄，而杜宾上校照片的出现对还原那场战争，还原那个时候的中国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尤显珍贵。

杜宾坐像

以下是这三张照片

具体地点未知，应该是在城墙上看城外
上图局部
由西南向东北远眺钟楼和鼓楼
上图局部
在内城北侧城墙上向南望钟楼和鼓楼
上图局部

上个月知悉我一个朋友也收藏到两张杜宾上校在中国拍摄的玻璃立体照片，很期待看到实物。

最近从两个不同的委托人处收到了原是一组的李鸿章照片，分别是李鸿章、李翰章家男丁合影和李鸿章、李翰章兄弟合影。

1896年3月，清廷命李鸿章为特使赴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鸿章在离开上海赴俄前，和兄长李翰章话别，两兄弟家的男丁拍下了这张合影。左坐者为李鸿章，右坐者为李翰章，站立者左起为李国燕、李经叙、李经迈、李经羲、李经方、李经畬、李经述、李国杰、李经澧。

李鸿章、李翰章两家男丁拍摄合影后，年事已高的兄弟俩又单独合影一张。

两家男丁合影那张照片我在没见到实物之前一直以为是蛋白照片，但是见过3次实物后，认定这张照片应该是早期的明胶照片，这次见到李鸿章、李翰章两兄弟的合影更确定了原版即明胶照片的事实。普遍认为明胶照片是1900年进入中国的（都是德国人的产品），没想到当时的上海的照相馆如此开放如此先进，在1896 年就已经能熟练洗印明胶照片，看来以后的断代需要小心了。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列强各国在华的种种特权和各项赔款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内忧外患导致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姿态，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籍以加强皇权，挽救大清的统治。在新政方面，清政府多次派出王公大臣组成考察团赴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学习，以图在军事、政治、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和维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摄政王载沣颁布上谕：“著贝勒载涛、毓朗、陆军部尚书铁良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准其酌量由各旗营兵丁内拨取精壮，尽数认真训练。”载沣为了加强军权，在原皇家卫队的基础上，从新军中抽调骨干，组建新的皇家禁卫军，主要由贝勒载涛专司训练。可是对于新式的军事技术和管理，年轻的贝勒缺乏经验（载涛时年21岁），必须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因此在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派出载涛为首的陆军考察团和载洵为首的海军考察团赴日本、欧美等国考察。可惜两位贝勒的学习心得没来得及深入推广，已经风烛残年的清政府就遭遇1911年的辛亥革命而垮台，这也使得此次考察现在变得鲜为人知，即使在国家档案级的《清史稿》中也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甲子，管理军咨处贝勒载涛请赴日本、美、英、法、德、义、奥、俄八国考察陆军。”[1]。秦风老照片馆收藏有一组载涛考察团在奥匈帝国布达佩斯和当地军政官员的合影，以及部分考察团员的签名照，品相上乘，殊为珍贵。至于考察团的构成、什么时间出发、什么时间回国等细节都没有明确记录，我们只能在当年国内外的报纸中找到一些记忆碎片，尝试拼接出整个过程。

关于这次出洋考察的报道，最早见于《大公报》宣统二年正月二十四日（1910年3月5日）号，报载“禁卫军（载）涛、（毓）朗两贝勒以禁卫军第二期现今将次成立，所有规制仍多未能善，查各国御林卫制以日俄两国为最美，议决拟明春特派专员分赴日俄两国检查一切，以咨参仿。”[2]两日后的《大公报》又载：“闻军咨处于日前咨照外部，请用正式照会与各国公使声明，此次军咨大臣涛贝勒带同参赞随员等前赴各国考查军政，请回转致各国该政府，届时务希照待云云。”[3]说明在1910年3月8日这天，清政府已经确定了考察计划和随员，并正式照会即将前往的各国驻京使馆。又隔一日，《大公报》报道说“兹闻贝勒行期有定于二月念二日放洋之说”[4]，可估计出此次陆军考察团的出发日期是宣统二年二月廿二日，即1910年4月1日。摄政王监国载沣一直坚定地认为军权应该集中在皇权手里，而袁世凯把持新军，他只能重点培养新禁卫军，因此对此次出洋非常重视，于3月12日对载涛“训论多时”[5]，要求他“于出言行事，尤当顾全国体，勿伤邦交等”5，并交付载涛手谕和致各国皇帝及大总统的国书，还谈到1910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他赴德国为克林德之死向德皇致歉的种种遭遇，而且分别召见了每位随员，并分别交以手谕。载涛虽然年轻，但很务实也很有抱负，为了“务求实际”，不“过事炫耀，以致贻人口实”[6]而削减了自己此次考察的一半仆从。关于考察团员的组成，从《大公报》[7]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8]的两则报道中可知除军咨大臣载涛外，另有16人，分别是首席随员李经迈（Lord. Li Ching Mai）、哈汉章（Gen. Ha Han Chang）、良弼、文华、姚宝来（Col. Yao Pao Lai）、彭灿昌（Capt. Pang Tsan Chang）、刘恩源（Lieut. Col. Liu En Yuen）、田献章（Col. Tien Haien Chang）、张庆桐、程经邦、唐宝潮、徐致善（Col. Hsu Chin Shan）、桐昌（Major. Tung Chang）、江绍沅（Lieut. Col. Chang Shao Yuan）、吴为予（Dr. Wu Wei Yu）和谭学夔。

4月1日，考察团抵达日本东京[9]，在日期间载涛一行参观了日本的热气球侦查部队，徐致善（元甫）和田献章（凯亭）还乘坐了热气球进行无地面系留的空中飘行，成为最早乘坐热气球的中国人。[10]4月16日晚，考察团乘坐日本客船集友丸号（Chiyu Maru）抵达夏威夷的檀香山。迎接载涛一行的是驻檀香山领事梁国英、美国政府官员法瑞尔先生（Gov. Frear）和第5骑兵队及第20步兵团的一对士兵，并将考察团护送至领事馆。4月17日，在正式参观了领事馆后，美军致鸣21枪的欢迎礼，然后由舒勒上校（Col. Schuyler）陪同前往旧金山。[11]4月28日，载涛一行抵达华盛顿，并于当晚参加了塔夫脱总统（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宴会[12]。5月1日，考察团抵达纽约，仍由舒勒上校全程陪同[13]。纽约是此次考察团美国之行的考察重点，因为西点军校就在纽约州。5月2日上午九点三十分，考察团乘专列离开纽约，不到十一点，火车到达西点车站。载涛穿一件蓝色丝质长衫，头戴黑色瓜皮帽，李经迈也一副中式打扮。西点军校总监斯科特上校（Col. Scott）及其副官查尔斯上尉（Capt. Charles）身着笔挺的军装在车站迎接，由盖•亨利上尉（Capt. Guy V. Henry）属下第10骑兵队的一组黑人士兵担任护卫。据《纽约时报》载，哈献章将军对美军的军容赞不绝口。考察团对西点军校兴趣浓厚，希望能够全面了解，美方也表示不会让载涛一行失望。他们首先参观了旧兵营（old barracks），格兰特将军、李将军都曾在那里居住过。载涛从一个走廊转到另一个走廊，几乎每个房间都进看看。从旧兵营出来进入主楼，那里是博物馆，载涛不懂英文，李经迈为他指认了格兰特将军的毕业证书。载涛一行还观看了骑兵学员的马术表演。载涛一生非常爱马，表演结束后他向斯科特上校表示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还表示希望在中国也建立一所这样的军校。还有一个插曲是载涛被问到了辫子的问题，他表示要征求兄长（载沣）的意见，也许回国后就会剪掉辫子。果然载涛回国后不久就在贵胄学堂推行剪辫子，成为大清朝最开始剪辫子的地方。下午考察团一行还参观了驻扎在纽约的第71步兵团，载涛在靶场试射了美国陆军的步枪，第一枪脱靶，他微笑着摇摇头，重新上膛再次瞄准，一枪击中靶心，赢得了陪同的美国官员和在场士兵的赞叹[14]。5月3日晚，考察团出席了美国亚洲协会（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举行的宴会，席间李经迈和哈汉章都用英语作了演讲，特别是哈汉章将军关于中国军队发展方向的演讲另美国人很感兴趣[15]。5月4日，纽约市长盖纳（Mayor Gaynor）为考察团举办了宴会。5月5日晨，考察团一行乘坐美国客船乔治•华盛顿号前往英国。然而还在海上航行的时候，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1841-1910）于5月6日病逝。5月16日载涛到达法国西北部的瑟堡港，被通知将代表大清政府参加国王的葬礼[16]。5月18日，，国王盛大的葬礼在伦敦举行，尽管下着瓢泼大雨，但仍有上千人守候在国王灵柩通过的街道旁，欧洲王室几乎都聚到了西敏寺，载涛一行也出现在报纸上的来宾名单里[17]。当考察团抵达德国的时候德皇还在英国逗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英皇爱德华七世的外甥），因此由德国皇太子接待了载涛一行[18]。考察团在德国考察了飞艇，6月3日载涛甚至亲自登上帕赛伐尔49型飞艇（Parseval IL），由洛文菲德将军（Gen. Lowenfeld）陪同飞行了20分钟[19]。离开德国后，考察团一行又来到奥匈帝国，从秦风先生收藏的这批照片看，考察团至少于6月27日至29日在契斯佩逗留、考察，大概于7月11日从奥匈帝国返京[20]。

在布达佩斯拍摄的这张合影中，前排左二是哈汉章，左三是李经迈，左四是载涛，左七是良弼；二排左四是田献章，左六是程经邦；三排左三是唐宝潮，左六是刘恩源。

载涛（1887-1970），清末贝勒，满洲正蓝旗人，和硕醇贤亲王奕譞第七子，光绪皇帝同父异母弟，宣统皇帝胞叔。号野云，善画马，京剧票友。光绪十六年（1890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同年晋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光绪十八年（1902年）承袭贝勒爵。光绪二十四年（1908年）加郡王衔。清廷新设禁卫军后，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宣统元年（1909年）管理军咨处事务。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五月派任赴英国专使大臣。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任军咨大臣；其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被溥仪任为禁卫军司令，同月复辟失败。1918年被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31年1月，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49年后，历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70年在北京逝世。

李经迈（1876-1938），安徽合肥人，字季高。李鸿章三子。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出使奥地利大臣，次年授光禄寺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归国，历任江苏、江南、浙江等地按察使。宣统二年（1910年）以随载涛往日本、欧美等国考察军事；次年署民政部右侍郎。辛亥革命后退居上海，密与宗社党人往来。1917年张勋复辟时被授外务部左侍郎。

良弼 (1877-1912)，爱新觉罗氏，字赉臣。满洲镶黄旗人，清末大臣、宗社党首领。清初睿亲王多尔衮之后，大学士伊里布之孙。光绪三年(1877年)良弼生于成都，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侍母极孝。及长，寄籍湖北，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选送赴日留学，入成城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回国，入练兵处，次年升该处军学司监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补军学司副使，八月袁世凯延揽其为调充陆军第八标统带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任军学司副使，并主持保定陆军学堂校务，同年新军在河南彰德举行会操，任北军审判长，其间充任考试陆军游学毕业生襄校官、提调官等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兼参议上行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获选修订法律馆咨议官，参与编撰新律；同年新禁卫军成立，授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实际负责管理禁卫军。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清廷“从良君弼等之建议”，仿日本参谋本部设立军咨府，以统筹全国陆海军事宜；十月擢升禁卫军训练大臣。宣统二年(1910年)随载涛出国考察军政，同年秋参与组织滦州秋操。武昌起义后，良弼既反对起用袁世凯，又反对革命。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袁世凯进京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良弼被夺去统领禁卫军实权，同年12月9日授军咨府军咨使，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1912年1月12日，良弼与溥伟、铁良等组织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1月26日良弼议事毕回家，在家门口遭四川武备学堂毕业生彭家珍向其投掷炸弹，炸伤左腿，几日后伤重而亡。

哈汉章（1879-1953），字云裳，祖籍直隶河间，清雍正朝军机处学习行走之哈元生之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张之洞选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二期步兵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任湖北将弁学堂教官，后入湖北新军任职；光绪三十年（1904年）调赴北京任陆军部练兵处军令司运筹科监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新军河南彰德新军万人秋操中央裁判官长，次年任陆军部军咨处副使、陆军正参领；宣统元年（1909年）参加筹组禁卫军，任训练处军咨官。宣统二年（1910年），随载涛出国考察陆军。1911年，任清新军滦州会操西路军副总统官，参与滦州起义。1912年4月，任袁世凯总统军事顾问。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侍从武官长。1922年后，去职回原籍河间。1953年，在北京病逝。

唐宝潮（1884-1958），字俊夫，祖籍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唐绍仪之侄。1903年唐宝潮在上海广方言馆法文班学习后，经唐绍仪引介，随新任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自费留学。1905年7月，经中国公使馆介绍，由北洋海防局资助，唐宝潮考入圣西尔军校骑兵系。毕业后在索米尔的马队军官实习学校逗留一年，又去外省联队任实习军官一年，于1909年4月应召回国。1909年，唐宝潮任北洋督练公所派遣员，1910年，改任考察各国陆军专使随员，随载涛赴日本、欧美等国考察陆军。辛亥革命后，任总统府军事参议，少将军衔。1912年，与前慈禧太后御前女官、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舞蹈第一人裕容龄在法国巴黎结婚。1919年唐宝潮出任巴黎和会军事专员，同年任将军府参军，奉派参加英法比三国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大会。1928年，唐宝潮蛰居北京。1935年，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七七事变”后赋闲。1955年1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58年1月10日病故。

田献章，山东人，开平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加入禁卫军，由段祺瑞保荐为禁卫军第二协第四标标统，授中校衔。宣统二年（1910年）随载涛赴日本、欧美等国考察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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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
[2] 《大公报》1910年3月5日号缩微胶片，国家图书馆
[3] 《大公报》1910年3月8日号缩微胶片，国家图书馆
[4] 《大公报》1910年3月10日号缩微胶片，国家图书馆
[5] 《大公报》1910年3月12日号缩微胶片，国家图书馆
[6] 《大公报》1910年3月18日号缩微胶片，国家图书馆
[7] 《大公报》1910年3月19日号缩微胶片，国家图书馆
[8] 《The New York Times》1910年5月5日号
[9] 《大公报》1910年4月1日号缩微胶片，国家图书馆
[10]孟赤兵，李周书著《神鹰凌空——中国航空史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1日第一版
[11]《The New York Times》1910年4月16日号
[12]《The New York Times》1910年4月29日号
[13]《The New York Times》1910年5月1日号
[14]《The New York Times》1910年5月3日号
[15]《The New York Times》1910年5月4日号
[16]《The New York Times》1910年5月16日号
[17]《The New York Times》1910年5月19日号
[18]《The New York Times》1910年6月5日号
[19]英国《Flight》杂志，1910年6月11日号
[20]《大公报》1910年6月26日号缩微胶片，“军机处日前又接考查军政大臣涛贝勒来电一道，探之系奏称遵照月之初二日（7月11日）电传谕旨拟于六月初五由奥起节回京等语。”

原文刊载于第67辑《老照片》，照片系秦风老照片馆旧藏，博文中图片扫描自第67辑《老照片》。

另外贴几张我在查找相关资料时发现的照片，同样出自这次考察行程，但不是秦风老照片馆所藏。

载涛、李经迈一行在美国，可能是刚到达纽约
和上一张同一天拍摄，正面的是载涛，扭头的是李经迈
考察团在法国巴黎，正扭头的是李经迈
国外某拍卖会上的一件拍品，左上是载涛，左下是李经迈，右上是纽约市长宴请考察团的请柬，右下是宴会场面
载涛禁卫军戎装像
李经迈立像

纽约市长宴请考察团一行场面
请柬背面的部分外国宾客签名

请柬正面的签名，能看到时任驻美公使的张荫棠和拒绝回国终身服务于中国驻美使馆的留美幼童容揆的签名。

可怜的克里缇娜
林冠珍

我正在编《1904—1905，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这本书是根据1905年由美国的Underwood & Underwood公司发行的《日俄战争专辑》（Set of Russo-Japan War）一套完整的立体照片整理翻译的，共98张。这些照片是当时的随军摄影师，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拍摄的。摄影师有英美的，也有日本的，还有沙俄的。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对照片进行现场解说。

当我看到这张照片和解说时，心里一颤，耳边响起了苏联民歌《小路》凄婉而透着坚毅的旋律：“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我要变成一只伶俐的小鸟，立刻飞到爱人的身边……我要勇敢地为他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救他出来……”一位守望爱情，生死相许，温柔而坚强女性形象在歌曲声中跃然而出。都说“战争”与“爱情”亘古以来是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这首歌，或者说这张照片的故事，两个主题都占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也许战争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弱肉强食，生生不息。而这张照片的故事却是发生在文明社会，历史已走进了二十世纪，沙俄与日本两个强盗，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展殊死的拼杀。

战壕里的克里缇娜

她是俄罗斯姑娘，原本可以不上战场的，但是他丈夫被召去当兵了，她坚决要求跟去。她一定非常任性、执着，部队领导拗不过她，否则上战场不是过家家，怎能轻易让一小女子就这么跟去了。她成了这场战争中俄方唯一的女兵，名叫克里缇娜。上战场后改名叫哈留申，也许这个名字更男性化，更像个“兵”，是个“花木兰”。她这么年轻，脱下军装，换上布拉吉，她的腰身一定像绵柳，小巧的尖鼻子，一定很俏皮。可是她却在筑满了沙袋工事的战壕里，穿着男式军装，扎着武装带，手握钢枪，随时准备射击。我想她应该还沉浸在新婚的依恋中，还没有孩子，丈夫在哪里，哪里就是她的家，哪里就是她的安慰，哪里就是她的归宿，不然她不会这么不管不顾地跟随丈夫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来到远东战场，来到中国的土地上参与了与日本人的决斗。

我不知道当时沙俄政府是如何开动宣传机器进行战争动员的，如何让热血青年奔赴血腥的战场的。战争应该让女人走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入侵苏联，苏联人民英勇地奋起抵抗，保家卫国。反侵略战争是可歌可泣的，也有无畏的女英雄令人敬仰。著名的苏联小说《这里黎明静悄悄》，五位女战士的英勇故事，令多少读者热泪长流。她们如鲜花一样的生命，在卫国战争中化作碧血丹心。小说中写道：

“冉卡，你真是个美人鱼！”
“冉卡，你的皮肤像透明的！”
“冉卡，你真可以作模特儿！”
“冉卡，你根本不用戴胸罩！”
“不走运的女人！”基梁诺娃长叹一声，“这么好的身材，偏偏裹上一身军装——这比死还难受。”

多健美的姑娘啊，她原本享有美好的生活，有甜蜜的爱情，可是德国法西斯入侵了她的国家，她在与敌人的战斗中牺牲了。对于五个女兵的安全负有责任的瓦斯科夫准尉发出了感人心腑的悲鸣：“在战争时期，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以后，到了和平时期呢？到那时也能理解为什么你们非死不可吗？……如果将来有人质问我：这些男子汉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的妈妈保护好，而使她们饮弹而亡呢？”但她们的牺牲是光荣的，是崇高的，是值得爱好和平的人世世代代歌颂的。因为她们是在“保卫祖国”，祖国高于一切！

据小说的作者说，作品中五位女兵的真实原型是五位男兵，作者为了表现“战争”与“女人”的冲突，把男兵改成女兵，让“美的毁灭”突出俄罗斯战争文学中一个重要特征：对个体生命的关怀。

这位克里缇娜可是真实的，鲜活的生命啊，她又是为了什么呢，她非死不可吗？她的战争爱情故事，不是虚构的，短暂而有些凄美，也可以说有些悲壮。她在战场上表现得也很勇敢。因她是编外人员，部队没有发枪给她。她就自觉地做战地护士，为战士们服务，做女招待，为战士们缝补衣服，毫无怨言，在战场上干这些简单而卑微的工作。她在阵地上一定是一只招人喜爱的“伶俐的小鸟”。她丈夫受重伤住了医院，她就频频往返于丈夫的病床与战场阵地之间。看来她并非全是为了爱情而来，为了追随爱人而到战场。除了照顾丈夫外，她没有忘记自己要成为一名战士。三个月后，部队终于被她的激情感动了，发给她一杆枪，使她成了一名真正的狙击手。一定是有什么信念在激励着她。也许她被洗了脑，认为沙俄强占的中国东北就是黄俄罗斯？她也在“保卫祖国”？是日本人入侵了她的“祖国”？她不知道，这场战争俄、日两国军队和战舰在中国领土、领海及周边地区恣意横行，野蛮厮杀，致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死伤难以计数。东鸡冠山下的吴家村被战火炸得只剩下五间残墙断壁，后改名为五间房村。有多少也许不富裕，但却很温馨的家庭横遭涂炭；又有多少像她一样正享甜蜜爱情的鸳鸯被罪恶的俄日炮火残杀。

随军的俄国摄影师说，在拍这张照片时，她刚刚从医院匆忙地看望了她的丈夫回到阵地，她丈夫好些了。两个小时后，一枚日军的炮弹袭击了这里，她当场被炸死。

可怜的克里缇娜更不知道，这场让她献出年轻生命的战争，最终以俄国投降而告终。 为了这场罪恶的战争，俄国投入兵力500 000人，有115 000人阵亡，146 519人负伤，80 000人被俘；，损失舰船98艘，军费开支20亿卢布。日本在英美的广泛支援下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沙皇政府在远东的惨败，损失巨大，引起俄国各族人民的愤怒，加速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最终导致沙皇专制制度的土崩瓦解。而对这场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不义之战，清廷竟无耻宣布“局外中立”，并向俄日两国发出照会，划定辽东为交战区，还颁布《日俄战争中国严守局外中立条规》，说“本国民人不得干预战争暨往充兵役”，“中国仍得与两国通使往来如常”，使国民对清政府失望之极，加快了国内革命的脚步，最终导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崩溃，中华民国成立。

这张照片的标题是“旅顺的女英雄——唯一的一名女兵” （The Heroine of Port Arthur — the only woman soldier — killed here a few hours later.）。因为把这些照片编成书时，要中英文对照，英文按当时版本实录，不便把“英雄”这个词改掉，那只代表俄国摄影师的立场，中国人是不承认的。我只好在“英雄”这两个字上加了引号。瓦斯科夫准尉说：“妇女的使命是生育，是延续生命，不是战争，不是死亡。杀害妇女是罪恶，是反人类的行为。”我感叹她如花的生命被战争摧毁了，坚贞和刚强的性格被罪恶湮没了，没人为她立碑，也不会有人替她唱赞美诗。阿门！

原文刊载自2009年10月14日的《中华读书报》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从天津攻入北京。同时对十一国宣战、一直对义和团持支持态度的中国皇室急转风向，将责任推给百姓和部分官员，同时开始在直隶等地镇压义和团及支持义和团的官员。是年八月二十一日（1900年10月14日），曾经支持过义和团的直隶候补道谭文焕在京被捕，经过短暂的审讯后，于九月初二（1900年10月24日）被判处斩监候，接着被押赴天津交给督统衙门（八国联军在天津成立的临时政府机构），于十月十六日（1900年12月7日）在天津北门被斩首，并悬首级于北门以示众。

最近收到一张照片，照片上附了个小纸条，上面用法文写着“Execution du Tao_Tai de Tien Tsin (Decembre 1900)”，意即“天津道台被斩首，1900年12月”。根据这段文字说明，这张照片正是谭文焕被行刑时拍摄的照片。12月天津的寒冬，北风呼啸，积雪未化，北门旁边的废墟里，谭文焕已被按倒在地，瓜皮帽滚落了一边，德国士兵和法国士兵在稍近的地方监斩，稍远处是一队中国士兵，老百姓则围在更远的地方。

没有高举的砍刀，没有四溅的鲜血，没有滚落的人头，只有洋人的窃笑和国人的冷漠，很可悲，但这就是历史。

日本侵华战争留下的照片资料非常多，多数都是相册。相册的风格也很统一，都是以“出征纪念写真帖”、“事变纪念写真帖”等为相册标题，里面收录的照片多是日本军队在华各地拍摄的纪念照或者在当地买来的风景照。虽然这些照片没有直接反映惨烈的战场，但往往很多看似平静的场景背后都隐藏着纷飞的战火……

南开大学是张伯苓先生和严范孙先生于1919年在天津创办的。虽然最初只是私立大学，但是经过众多值得尊敬和钦佩的学者们的努力，到20世纪2-30年代南开大学已经成为全国非常知名的学府之一。然而日本侵华战争的阴影已经遮住了天津的阳光，1937年7月，南开大学遭到日本军队的空袭，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毁。同年8月，南开大学同清华、北大在长沙和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在最近看到的一本这样的相册，原属于一个叫桑原益与的日本军人，他隶属的阿久井部队曾经驻守过北京、天津、济南和太原等地。相册中收录了三张南开大学被轰炸后的照片。

秀山堂残迹
秀山堂残迹
木斋图书馆，从二层的窗户还能看到坍塌的穹顶
木斋图书馆原貌，图片来自南开大学网站

有关南开大学老木斋图书馆还有一个未解之谜，就是著名的海光寺大钟。这座钟西洋式，是光绪四年（1878年）德国克虏伯铸造，德皇送给大清王朝的礼物，重13000斤，后被李鸿章安置在天津旧城南门外的海光寺。1900年海光寺寺毁于战火，此钟被日军转送英租界工部局，北置于维多利亚花园的东南角。1923年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成立，此钟又被转移至南开大学图书馆，置于思源堂西侧。1937年天津沦陷后，这口钟被日军掳走后下落不明。从这三张照片上找不到掳掠的线索。另外这口钟当年被送往海光寺后，工匠在钟上刻了整部《金刚经》，传说后来这些工匠都得怪病而死，我还以铸钟的铜材含有放射性。这个话题就不好展开了，否则会拐到印第安纳•琼斯式的冒险故事上去。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秉着“师夷之技以治夷”的理想，同治五年（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兴建造船厂，史称福州船政局。但是工作才开始不久左宗棠即被调任陕甘总督，由沈葆桢接管船政局。到同治七年（1868年），船厂建设已具规模，包括车间数十处、4座船台和1座铁制浮船坞，成为亚洲第一船厂。福州船政局不仅建造了一批先进的军舰，还培养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和军事人才，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标志性事件。遗憾的是福州船政局在时间的冲刷下最终成为一片废墟，而早期留下的影像资料非常稀少。这张新发现的照片是在船政东面马尾婴脰山上船政天后宫拍摄的船厂全景，建筑布局一目了然。船政天后宫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春兴建，同年夏至落成。1971年文革动乱中被拆毁，2009年重建。

新发现的福州船政老照片，拍摄于1870年代，蛋白照片。黄框中是福州船政学堂。（请别介意图片上的水印，没办法，遭遇好多次图片和文字的盗用了，也不注明来源……）
船政天后宫精美的砖雕，典型的岭南风格，浪漫，充满想象力！

另附上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70年（一说1871年，我认为不妥，John Thomson于1869-1870年间在福州逗留，1871年他应该到北京了）拍摄的福州船政全景，黄框中即船政天后宫。（图片来自维亚康姆图书馆）

本想研究下福州船政原址的地形，不曾想Google Earth中这部分正好被云彩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