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正阳门城楼，位于北京城中轴线上、内城最南端，曾经在北京诸城门中最高大雄伟。历史上的正阳门命运多舛，曾经五次发生火灾：第一次是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四月；第二次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三次是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一日；第四次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五次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这最后一次最是遗憾，本来正阳门城楼已经躲过了六月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的火（仅箭楼被焚），不想八月某日英军中的印度士兵在正阳门城楼内做饭时引燃了城楼……现在真应该让阿三赔我们钱！

摄影术是1860年进入北京的，正好赶上这最后一次失火，我的朋友HK曾经在某网站发过一贴，是正阳门从1870年代的样子到1900年被烧毁到重建到1906年重建后的连续影像，非常震撼!

正阳门城楼五次被烧五次重建，这最后一次重建最艰难。庚子赔款已经掏光了大清朝的国库，哪有足够的经费重建正阳门的箭楼和城楼？加之正阳门原来的建设图纸在1900年的战火中被焚，为重建工程又增加了不少困难。负责重建工程的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和陈璧（时任顺天府尹）去各省化缘，勉强凑足银两和材料，又找来永定门的图纸，依样放大，最终历时四年，于1906年新城楼建成。

1880年代的正阳门城楼，在箭楼上向北拍摄
1907年后重建的正阳门城楼，在箭楼上向北拍摄
1924年正阳门城楼，从箭楼向北拍摄。瓮城内冷清不少，不知从哪里淘换来两个石狮子摆上了

正阳门城楼重建前后的区别不少，对比我手里的老照片，主要有以下几处不同：

1、重建后的城楼廊柱不一样。可能1900年的时候已经很难找到足够好的木料，为了保持（或者增加）承重，每根柱子两边加了支撑。

2、檐上的脊兽数量变了。重建后每层檐上都是九个脊兽，但是看失火前老照片虽然脊兽已经有残，但怎么看也不够放下九个。当然这个纯属猜测，需要考证内府档案才行，毕竟脊兽数量是规制，一般不会随便改动。

3、尺寸变了。其实这是一句废话，因为即使按照同一张图纸修建两座房子也不能保证尺寸完全一样，更何况用的图纸不一样了。从照片上，不仅城楼重建，而且门楼下的城基（至少是外墙）重修了。我本来想变态的数一数失火前后城砖的层数，虽然图片够大够清楚，但实在费眼，放弃了。

另外说个题外话，1900年正阳门箭楼和城楼失火，有照片记录过箭楼失火的过程，也有箭楼被烧毁而城楼健在的照片，唯独没有正阳门城楼失火时的照片，可惜……

又想起个题外话，明代故宫的华带牌只有汉文，到了清朝改成满汉对照，甚至还有蒙汉对照，1915年袁世凯又抽风改多数华带牌为汉文，下面这张图可以看出变化。

位于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可能是中国最有名的饭店了，历史悠久，很多西方人写的有关北京的游记或回忆录都有提到。在北京饭店的官方网页上有这样一段历史介绍：
（http://www.chinabeijinghotel.com.cn/cn/history.html）

北京饭店位于东长安街与王府井商业街交汇处，是著名的五星级百年老店，始建于上世纪初。1900年，两个法国人在东交民巷外国兵营东面开了一家小酒馆，并于第二年搬到兵营北面，正式挂上“北京饭店”的招牌。1903年，饭店迁至东长安街王府井南口，即饭店现址。1907年，中法实业银行接管北京饭店，并改为有限公司，法国人经营时期是北京饭店的最初辉煌期，从建筑风格到内部设施都标志着饭店成为京城首屈一指的高级饭店。随着抗战胜利，北京饭店由国民党北平政府接收管理，一度成为专门接待美军的高级招待所。直至1949年北平解放，北京饭店的命运才随之出现转折，当时隶属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北京饭店，成为新中国国务活动和外事接待的重要场所，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1954年和1974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饭店相继进行了两次扩建，先后建起了西侧大楼（即现在的C座D座）和新东楼（即现在的A座），在继续承载更多大型的国事宴请和重要会议的同时，也一度成为北京城内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标志建筑。在新时代，北京饭店依然是重要国事活动和会议的首选场所，它在承载着酒店功能性和特殊政治身份的双重使命中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上文提到“北京饭店”的招牌是1900年挂上的。请允许我在这里矫情一下：这“北京饭店”最初开设的时候是只面向西方人的，用的是西文名字，而且是法文（Pékin Hotel），直译过来的确可以作“北京饭店”，那当时的中文招牌一定就是“北京饭店”四个字吗？正好为今年的秋拍征集到一张照片，是1900-1901年间这座饭店的门面，如下图：

饭店门口还有五辆“爬活儿”的黄包车

很清楚，除了墙上的“Pékin Hotel”，还有中文“京都饭店”四个字，是由于历史的缺失而导致现在“错误的”译名“北京饭店”，还是饭店在某次转手过程中更了名，这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根据上面那段北京饭店历史的介绍，大胆猜测了下饭店在搬去长安街前的旧址。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饭店”的建筑遭到破坏，因此在战事平息后迁到法国兵营北面。世界图书馆有一张的国人1901年绘制的北京地图，在法国兵营背面有个地方标注为“club”，这似乎很符合“酒馆”、“饭店”一类的作用。我把这张地图覆到Google Earth上等比例放大，位置大概就在今台基厂头条西端路北。

注意法国兵营北黄框中的“club”
Google Earth，红框内是现在的北京饭店，黄框内是疑似的北京饭店旧址

码了这些字不是要让北京饭店改名（当然人家也不会改），权当是饭后的一个谈资吧。

曾经在某网站看到一张老照片，前景是一座平面八角七层砖塔，第一级较高，有丰富的装饰，辽金风格，周围没有其他建筑；中景是很多坟茔；远景是天宁寺塔。我曾经在天宁寺塔附近的一座居民楼上住了八年，站在阳台上就能清楚地看到天宁寺塔。我喜欢天宁寺塔，喜欢中国古塔，但是从来没注意过天宁寺塔附近有这样一座塔，它不可能隐遁到水泥森林里，因为北京有那么多的文物、古建爱好者，有的话他们肯定早就考察过了，那这座塔是什么塔？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消失的？

在某网站发现的那张不知名小塔和天宁寺塔，能看到两塔中间的区域有很多坟茔

同样和我有这些疑问的还有黑龙兄，我们有过几次讨论都无果。后来在互联网上发现的一组1860-1870年间拍摄的老照片中又发现了这座塔的身影，因为拍摄时间更早，还能看到一座小的覆钵塔、一通赑屃驮石碑和城墙。

佚名拍摄于1860-1870年间

世界图书馆建立，在中国组下发布了一张1902年德国人绘制的北京地图。黑龙兄眼尖，注意到在天宁寺塔东南不远还有一个塔的标志，两塔之间是一大块坟地。我们一致认为那座不知名的塔应该就是之前照片里那座小塔。

世界图书馆里的那幅德国人1902年绘制的北京地图。左上篮圈是天宁寺塔，右下篮圈是不知名塔，中间都是坟地

昨天我翻看《日下旧闻考》，在卷三第1547-1548页有这样一段记载：

宏化寺在天宁寺东南，惟余一殿存，并寺额佛像俱亡之矣。殿后百余步有塔不慎高，然亦重檐七层，其第一层有石陷壁间，刻曰僧录司左善世大慈仁寺开山第一代住持傅曹洞宗师大机老人塔。寺西北隅林木中冢累累，遗碑尚存，大珰徐澄、王朝等所瘗也。（《行国录》）

又说：

宏化寺遗址去天宁寺东南不半里。殿今废，诸珰碑亦无有，大机老人塔尚存。

从中描述的位置、周围环境、塔样式可以看出大机老人塔应该就是老照片里那座七级宝塔了。

在Google Earth上推测的大机老人塔位置，距天宁寺塔不到半里

最近收了一张照片，是著名的明孝陵“治隆唐宋”碑，一不小心成了帮“缩头乌龟”翻身的证据。

治隆唐宋碑老照片局部

明孝陵过文武方门，就是碑殿，殿内是著名的“治隆唐宋”碑。这通碑是康熙第三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拜谒明孝陵的时候立的，碑高3米多（现存3.85米），传为曹雪芹祖父，时任“江南织造”的曹寅所立。“治隆唐宋”是说明太祖朱元璋治理国家胜过唐、宋。看起来是褒奖之意，可大清朝是夺的大明江山，那肯定是说自己比朱元璋还厉害了。本来想多找些这座碑的资料，不想Google的搜索结果多是关于“缩头乌龟”的，因为驮“治隆唐宋”碑的赑屃头特别的短，好像缩着脖子一样。有说这是“千古之谜”的，也有比较客观的说法认为赑屃头部有伤，可能是被损毁后修补过。看到这张照片，可以帮这只赑屃洗刷“缩头乌龟”的屈辱了，人家的脖子和头原来可都是好好的，而且很典型的清早期风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明孝陵一度是交火激烈的战场，很多建筑被（焚）毁。从这张照片上看，这通碑在拍摄的时候（约1880年代）仍保存完整。借用网友cglvl拍摄、发布在百度贴吧的照片（http://tieba.baidu.com/f?kz=334259276），现在的碑已经没了碑头，碑身也曾经断为两截，不得不用砖墙固定。

现在治隆唐宋碑赑屃头部现状，网友cglvl拍摄
治隆唐宋碑现状，看得出来曾断为两截，网友cglvl拍摄

互联网上泛滥着一张清光绪帝和谭嗣同的合影（据说中立者为光绪，一旁微笑者为谭嗣同），即下面这张照片中红框中的部分，很多清史书籍也都有引用，完整版很少见，可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光绪帝和谭嗣同呢？

关于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拍摄地点和事件背景都没有记录（至少我目前没发现）。从照片上能得到的信息大概是这样：

1、照片拍摄时间为清末某冬日午后。不用说，除了有两个外国人外都穿着清代官服，而且是“冬装”，冬天里有这样短的日影，应该是午后。
2、拍摄地点在北京。背景的石狮看起来等级很高，不可能是北京以外的。

先说说谭嗣同，假设这个“微笑”的年轻人是谭嗣同。据史料载，谭嗣同生平是1865-1898年。年轻的光绪帝有意革新，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颁《明定国是诏》，附录如下:

数年以采，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来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亳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有用为无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就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谇奏，所以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将此通谕之。

在颁诏后不久，“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引自梁启超著《谭嗣同传》），“至七月（1898年8月）乃扶病入觐”，两个有同样志向的年轻人“相谈甚欢”（我的说法），“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尔后，西太后发动政变，“初十日（1898年9月25日）遂被逮”，“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斩于市”。可见从光绪皇帝接见谭嗣同起至戊戌六君子就义仅一月左右，且是在8-9月份，正是夏末秋初，以北京（或者说北方）的天气，无论如何还不至于到穿“冬装”的地步。所以这个“微笑”的年轻人不可能是谭嗣同。

那中间这个人是不是光绪皇帝呢？摄影术1860年来到北京，但是传进宫中较晚，在京摄影师的第一个活动高潮也仅仅是在1870年代中后期，而且据目前存世的照片来看也没有人有机会进入大内给皇帝拍照。再说服装，中国古代官员在服装等级上是有严格规定和限制的，乱穿可能被杀头……这些官员穿的都是补服样式，皇帝没有这个样子的衣服，而且皇帝衣服上的龙多了去了。疑似光绪帝的这位年轻人身上的团龙（蟒，图片不够清楚，不知是龙还是蟒）最多，有4个（前后各一，两肩各一），据《清史稿•志七十八•舆服二》，郡王的补服是“绣五爪行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也就是说这个一直被认定是光绪皇帝的人穿着郡王补服，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个年轻人仅是郡王衔。旁边这位老者是两团补，据《清史稿•志七十八•舆服二》应该是贝勒补服“前后绣四爪正蟒各一团”。其他几位都是方补，级别更低了。

考证一番，可以断定照片中的两个人是“光绪皇帝”和“谭嗣同”都是误判了，具体是谁需要更到的证据来支持。互联网是个传播的好工具，但也同样会传播和放大谬误，以讹传讹。Christies拍卖行有场清代服装的专场图录里还曾引用这张照片的局部，并注明那个郡王是“光绪帝”，其他一些错误注释的书籍就更多了。

为了解读Underwood & Underwood于1905年发行的《日俄战争》立体照片，我最近阅读了不少日俄战争方面的资料，有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

这是在战争期间，等待被转运的日本伤兵在辽阳车站等候火车，后边右侧靠着栏杆的是被雇征的当地中国人。在那样一场沙俄和日本争夺我东三省的卑劣战争中，懦弱的清政府不但没有反抗，反而专门划出一个区域供两国交战，这一区域内的无数百姓惨遭战争荼毒，这几个中国人竟然面对美国人的摄影镜头在讪笑！

平静的想想，这些年轻人的笑似乎也能理解。东北大部，特别是旅顺、大连地区，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即为日本所占，1898年在俄、德、法三国的操作下，辽东半岛被清政府从日本赎回，但是俄国紧接着就和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后趁1900年庚子国变占领东北全境，再后来日本为夺回我东北，于1904年发动了日俄战争，最后成功击败沙俄，重新占领旅顺、大连等地。也就是在1894-1904年的二十年中，清政府实际上没有对旅顺地区行使主权，而照片中的年轻人年龄估计也就在二十岁上下，他们可能对确没有太多国家的概念，即使有，可能也只是知道自己是皇上的子民。加之他们可能也没有受到过基础教育，更不会有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

尽管我为照片中这些年轻人找了开脱的理由，但是我仍然感到非常可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无知的眼神刺痛了我！

佛教有八苦的说法，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盛苦（第一次听这些是预备党员上党课的时候，后来尽管我很虔诚，最后还是被挤下去了），人生就被这八苦困扰，要修行才能脱离苦海。这最苦的就是“求不得”，看得见，吃不着，欲望啊，没法满足……

虽然到处都是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拆”字，但是北京城还残存着一些精美的古建筑。很多古建筑都是像我这样的“爱好者”进不去的地方，比如大高玄殿、礼王府、西黄寺……这些地方你能瞟得到就是进不去，求不得啊，苦啊……当然这样那些建筑也许能保留下去，比落到那些黑心的开发商手里强！有一个地方在我还是什么都不懂（其实现在也没明白多少）的傻小子的时候进去过一次，而且以后应该不会再有机会进去了，就是玉泉山。

玉泉山在颐和园西边不远，是颐和园的借景，大清朝三山五园之一的静明园。曾经里面的古建筑群不少，1949年后一直是国家领导人重要的修养和办公地点。玉泉山的老照片主要是两个时期的，一，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园内多处建筑被英法联军焚毁，清政府无暇管理，一些外国摄影师拍摄过，比如沙俄的A. E. Boyarsky(1874-1875)、Thomas Child(1873-1877)等；二、到了民国更没人管了，小莫就拍了不少，国内的好多照相馆为了出版北京的风景照片和明信片也都拍摄过玉泉山。到了1949年后基本上就没有玉泉山的照片了。

玉泉山景区的老照片看过不少，我最喜欢的就是颐和园和玉泉山中间的那块地方，曾经水田密布，一派江南景色，对我这个西北人来说很新鲜，当然现在地貌变化很大，河道改了，也看不见水田了。今天在韩素音写的（实际上就是图片说明）《China: 1890-1938 From The Warlords To World War》里面看到一张图片，是在玉泉山高处（可能是玉峰塔上）远眺颐和园，捎带上“水田”和部分玉泉山景区的全景照，由两张照片拼接而成，这个角度的全景照我第一次见。

全景，不说的话你能联想到现在的北京吗？照片中右端偏下的地方还有个城关

要想不“苦”，就要断了“欲”，我就从这玉泉山开始吧，只要里面的古建能得到妥善保护，我进不进去，看不看的也无所谓了。

照片来自1917年版日文版《北京写真帖》
佚名于1920年代拍摄，出自《亚东印画辑》
照片来自1917年版日文版《北京写真帖》

照片来自1917年版日文版《北京写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