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汽车

夜晚下班高峰的时候站在北京任意一条主干道的天桥上,红色尾灯和白色前灯汇成的两条“光河”,以及停车场般的现场感,已经不会再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感到震撼了。据统计,2014年全国的汽车保有量是1.4亿辆,北京的汽车保有量537.1万辆,居全国第一。最近在媒体上也经常可以看到有关实行机动车按照单双号出行的讨论,以前总是听说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现在的北京快成为车轮上的城市了,北京和汽车,又有哪些故事呢?

参观颐和园内的德和园,会看到展品中有辆老爷车,这是北京的第一辆汽车。关于这辆车有很多传说和轶闻,如这辆车的来源普遍被认为是1901年由袁世凯呈进给慈禧太后的,关于车型,《北京志·颐和园志》里说:“在1976年,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的三位工程师来到颐和园,看到这辆车,确认为是1899年该公司生产的第二代奔驰”。实际上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根据一张1945年驻华美军参观颐和园时拍摄的照片来看,这辆车当年在展出时官方提供的说明牌上写着“前清光绪二十九年两广总督德寿呈进”,如果那时的官方说法准确的话则为这辆车的来源正了名。此外,这辆车不是德国产的“奔驰”也已经有了定论,根据车身两侧的脚踏板上文字判断,应为美国产的“图利亚”(Duryea),而根据笔者搜集的资料看,这辆车应该是图利亚公司1902年生产的型号。这家图利亚公司也是大有来头,是美国第一家设计生产现代意义上汽车的公司,由图利亚兄弟(弗兰克和查尔斯)1893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奇科皮创立,1898年倒闭后弟弟弗兰克又与他人合组新公司继续生产图利亚汽车,公司经营到1924年被出售。关于慈禧太后这辆车的使用,《北京志·汽车工业志》载:“因司机无法按慈禧的’圣谕’跪着驾驶,慈禧不愿’屈尊’乘坐。”这辆车很快便被闲置了,辛亥后被转至颐和园陈列,后残破不堪,1976年被臆测加装方向盘(原车使用的是操纵杆控制方向,不是方向盘,复原位置亦不同。)“修复”,展出至今。

北京的第一辆汽车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使命,但时隔不久,北京的大街上跑起了汽车。1907年1月31日,法国的《晨报》提出要举办一次“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这在当时是激动人心的冒险之旅,欧洲各国的赛车手们热烈响应。大赛的启事在该报上刊登后,立即引起了来自欧洲各国赛车迷们的热烈响应,共有40个车队报名参加这一赛事,但最终用船把汽车运到中国,再转运至北京的只有5个车队,分别是意大利队,由冒险家博盖赛亲王和他的司机埃托尔以及记者巴津尼组成;荷兰斯帕克队,由查尔斯·加达德和让·泰利斯组成;法国的康特队,由奥古斯特·庞斯驾驶一辆三轮车参加;迪昂一车队,由乔治斯·柯米尔驾驶;迪昂二车队,由维克多·科林昂驾驶。在当时的条件下,车队的后勤工作很难满足需求,因此比赛路线是大体沿着电报线规划的,方便媒体报道和车手求援,燃油也是由骆驼提前运至比赛路线上各点,如果车辆发生故障,要么看选手的本事,要么就听天由命了。比赛的起点在北京的使馆区,也就是现在的东交民巷,当车队出发后行进在北京城里,围观百姓第一次看到汽车的表情,幸好有记者巴津尼拍摄的照片填补了我们想象的空间。五支车队历经艰险,62天后意大利车队第一个抵达巴黎,荷兰队、迪昂一队和迪昂二队随后抵达,由庞斯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途陷入沙漠导致赛车损坏,最后退出比赛。

进入民国,北京的汽车渐渐多了起来,主要用于政府官员或富商的座驾,是身份的象征,老百姓乘车出行还得靠人力车。尽管如此,汽车的应用环境已经和现在没有太大差别了。比如1917年为调停府院之争,张勋率部队乘火车北上,到了前门车站,即换乘汽车前往南池子的宅邸,沿途道路封锁,禁行其他车辆和行人,北京现在也还时常有临时的道路管制,可见这种“封路”的传统自打北京刚流行汽车的时候就有了。有汽车就要有加油站,那时候石油产品都是英美企业垄断,如美国标准石油、英国石油等,北京最早的加油站是自助式的,就设在东交民巷口。

北京最早进口的汽车有左舵的美国车、德国车和法国车,也有英国的右舵车,靠左行驶还是靠右行驶这样的问题并不特别困扰当时的司机,因为自清代起,清政府就有明确要求。据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外城总管厅定颁布的《管理大车规则》第四条“往来都要顺着道儿左边走。”,虽然这些“交通规则”当时是针对“大车”的,即“马车、轿车、敞车,凡用骡马驴牛拉的都是大车。”,但汽车在北京城日渐多起来之后也沿用了这些规矩,1934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的《陆上交通管理规则》中即明确规定左侧通行制。直到抗战期间,大量的美援汽车进入中国,这些习惯了开左舵车靠右行驶的美国大兵十分不习惯,常常发生交通事故,因此国民政府于1945年8月颁布《改进市区及公路交通管理办法》,规定自同年10月1日起实行汽车靠右行驶,北京的几处牌楼上都挂起了“车马改靠右行”的横幅,自此国内的车辆就都是靠道路右侧通行了。

现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在手机上按几下就有车来接的年代,进入电力汽车的充电桩开始全面铺开的年代,开车坐车都越来越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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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在颐和园展览的慈禧太后的汽车已经残破不堪,右前轮的轮胎已经快被割干净,右后轮已经 只剩下轮毂,座椅上包的皮子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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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参加“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的意大利车队正通过东四牌楼,好奇的人们在围观这辆不需 要用牲口拉就能自己走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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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参加“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的法国迪昂车队正准备穿过德胜门向北出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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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参加“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的迪昂车队正被拖出一片泥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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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借“调停”之由来京的张勋在前门火车站下车后即乘坐专车疾速驶往南池子的宅邸,一路由 “辫子兵”把守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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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位于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美国标准石油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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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国民政府改汽车靠右行驶后,直到1948年北平西长安街牌楼上还挂着“车马改靠右行”的横幅

北京烤鸭

如果你认识一位外国友人,恰巧他将造访北京,欲尽地主之谊的你想请他搓一顿,品尝北京的特色饮食,让友邦人士感受下我大中华深邃的饮食文化,我想,备选名单里一定有烤鸭或涮羊肉,如果想照顾外国人分餐制的饮食习惯,那多半就只会选择去吃烤鸭了。

烤食鸭子的做法历史悠久,唐代《朝野佥载》就有这样的记载:“张易之为控鹤监,弟昌宗为秘书监,昌仪为洛阳令,竞为豪奢。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起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即回;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那个时候还是烤活鸭子的做法,实在不人道。到了宋代烤鸭已经是很流行的吃食了,比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有“燠鸭”、“炙鹅鸭”的记载,《宋氏养生部》还提到一种烤鸭的做法:“炙鸭,全体用肥者,熬汁中烹熟,将熟油沃,架而炙之。”顺便一说,“烤”字据说是1946年齐白石创造的字,《说文解字》、《康熙字典》里都没有这个字,在此之前都用“燠鸭”或“烧鸭”的称呼。关于烤鸭的来源,一般的说法是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宫内后厨创立了用炭火烤鸭的做法,及至迁都北京,这一做法也被带到北京,并在民间流传,那时候还叫“金陵片皮鸭”。这一说法和北京最早的烤鸭店便宜坊的历史大抵契合:来自山东荣城的几位老板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在北京的米市胡同创办老便宜坊,清咸丰五年(1855年)老便宜坊的烤鸭厨子又在前门外鲜鱼口另起炉灶,创建了鲜鱼口便宜坊,成为现在现代便宜坊烤鸭的起源地。1930年代便宜坊还在《京报》、《益世报》上登载过广告:本坊自金陵移平三百余年,首创焖炉烧鸭烧鸡,精制各种菜谱,屡承中外士媛交相赞许,认本坊所烧鸡鸭为中国第一美味,深合卫生美旨,是以欧美杂志,均有记载……广告说的清楚,便宜坊的做法是“焖”,即炉子有门,秫秸燃烧将炉内加热到一定温度后灭火,再将鸭子放入炉内并关闭炉门,凭借余温将鸭子焖熟,这样鸭肉的油脂和水分损失少,肉质细腻腴美。北京另一家知名的烤鸭店是全聚德,创始人杨全仁是经营生鸡生鸭出身,积累资本后开了这家烤鸭店,并请到清宫御膳房的孙师傅,带出了宫内的挂炉烤鸭技术。炉子没有门,用果木(多用枣木或梨木),以明火烤炙鸭身,期间用挑杆儿规律的变换鸭子的位置,使之受热均匀,这样烤出来的鸭肉皮脆肉嫩。过去鸭子在烤之前,伙计还会拎着鸭子让客人检验新鲜程度,并且用银签子扎扎鸭身,检查鸭的肥瘦,像我们现在去店里吃海鲜前要先看看是否新鲜一样,如今去烤鸭店吃鸭子已经没有这道工序了。北京烤鸭之所以脍炙人口,除了做法外,更重要的是选用了北京本地产的填鸭,通体白色且肥大,脂肪含量高烤出来自然好吃,不够现在人们追求健康饮食,端上餐桌的鸭子都是瘦肉型的了。所谓填鸭,即养鸭人将莜麦面和其他饲料混合捏成短条状,每天定时将这些条状饲料填进鸭腹中,这些鸭子基本上丧失了自己进食的能力,也少运动,光长肉了。鸭子烤好后,师傅会当着客人的面儿熟练快速的将鸭肉片下装盘,鸭架则可以用来熬汤。常见的吃法一般是用筷子挑些甜面酱在荷叶饼上,再放上鸭肉、大葱丝和细黄瓜条卷而食之;也有抹蒜泥和甜面酱,再放葱丝细黄瓜条;还有不放葱蒜,用鸭肉蘸白糖的吃法。无论哪种吃法,焦酥的鸭皮入口即化的感觉都是令人终身难忘的体验。

到这里,诸位看官是不是和我一样强咽口水,急着穿衣出门去自己心仪的烤鸭店爆搓一顿呢?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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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北京某养鸭场,鸭农正把一只鸭子放入大竹筐中,降低它的运动量以催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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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的鸭饲料被填进鸭嘴中,这样可以保证45天内鸭子长成足以上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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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烤鸭在入炉之前都要先提供给客人挑选,这几个美国大兵一定是看上中间最大那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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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坯入炉,需有规律的变换鸭子的方向。旁边还挂着几只待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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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鸭出炉后展示给这几个外国客人看,桌上已经摆上了荷叶饼、甜面酱和大葱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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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美国大兵对刚出炉的鸭子很满意,冲着伙计伸出大拇指说“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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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计还在熟练的片着鸭子,这些美国大兵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卷了,看他们的手法应该是这里的常客了。桌上还有一只待片的,6个人吃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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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兵们握着大把法币结账,最右边这个人拿了三千元,如果不找零的话这顿饭大概花了一万八千元

影像价值的转换

1900年在中国发生的庚子事变,西方媒体描述之的核心是被困在使馆区(主要在英国使馆内)和北堂的神父、修女、信徒们是如何被解救的,我们所说的“八国联军”对他们来说是前往北京解救同胞的“远征军”。人道主义的精神和保护人权的行动,这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在当时的西方世界看来,妇女、儿童和老人被围困,没饭吃没水喝,遭受炮击、火攻之苦是极不文明的。我们现在看IS斩首人质感到的恐惧、鄙夷和谴责与百多年前西方人看我们当街斩首人犯的感受差不太多。历史的细节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只想片面的举一例说说影像的价值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及转换。

被困在使馆区内外国人的生活以及抵御清军、义和团攻击的情形,有不止一个人拍摄过,拍摄者都不是以此为生的专业摄影师,都是恰巧有相机在手又愿意对这一事件进行记录的人。我们比较常见的照片主要来自美国的凯利牧师(Charles A. Killie)和翟兰斯(Lancelot Giles, 1878-1934)。翟兰斯拍摄的照片在当时除了放入他的书中(《北京使馆被围记》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 A Diary)以外并没有大量售卖,而凯利牧师则是在被解救后挑选了50张照片洗印制成影集,感兴趣的人支付不多的钱就可以购买(50张全套20个鹰洋,单买8×10英寸每张75分,6.5×8.5英寸每张50分,3.5×3.5英寸每张20分),而且教会人员还有折扣。在凯利牧师拍摄的照片中,有阵亡后覆盖着星条旗的美国军官遗体、有烈日下英国使馆内无精打采的妇孺、有被义和团放火的翰林院、有几乎被打成筛子的使馆建筑、有“远征军”初抵英使馆时众人的喜悦,总之这些照片记录的很完整很集中也很感人,可以想见当时这些照片传播到欧美国家时观众们的情绪。把被困人质的生活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我想这是凯利牧师的初衷,他在按下快门的时候只想到也许有一天人们会了解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以及展现的勇气。在此时这些照片的属性还维持在传播正能量上,但很快,这些照片有了新的属性。

凯利牧师的这本相册现在市场上有流通,只是比较少,我曾一度认为那本相册就是这50张照片的样子,直到我遇见一个更完整的版本:这本相册还附有一本英文的目录。目录中对照片的拍摄地点、照片的尺寸以及版权都做了说明,我更关注上面几句红色文字的注释:这些照片在中国和英国的复制及销售权从凯利牧师转移至上海的鸿发洋行。

鸿发洋行(Brewer & Co.),根据1911年英文版的《上海旅行指南》(Shanghai :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to the chief objects of interest in and around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记载,地址在南京路31号,这和那份目录中的地址相符,具体在南京路和江西路的路口拐角。这间洋行主要经营精装本的英文书及中国、日本和远东的重要出版物。

凯利牧师拍摄的相册在当时应该是非常受欢迎的,属于“重要出版物”,鸿发洋行一定是颇有远见地看到其中的价值,获得了这本相册在中国和英国复制、销售的权利。在鸿发洋行这里,这些影像又被附加了一份商品的属性,成为商人赚钱的工具。像当时的上海,以及广州、厦门这样开放比较早的城市,大家可能都比较现实,没有那么“讲政治”,否则也不会在义和团席卷北方的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邮政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商量出个《东南互保条约》,当然这和南方曾饱受太平天国运动的摧残也有关。

总之,影像在传播的过程中,随着关注度的增加,可能会在拍摄者的初衷之上附加商品的属性,甚至最终完全沦为流通和“增值”的工具。当下,可能很多艺术品都处在这样一种尴尬(也许很多人根本不觉得尴尬)的境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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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炮兵上尉雷利在前门上遭暗枪击中身亡,覆盖着星条旗躺在正阳门城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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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烈日下英国使馆内无精打采的妇孺,没有人知道这场灾难会何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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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点燃了与英国使馆一墙之隔的翰林院,想烧死“洋鬼子”,使馆里被围困的人们正在救火。最后没烧到使馆,反倒把翰林院内的珍贵藏书,如《永乐大典》几乎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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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使馆内几乎被打成筛子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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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的人们见到第一支进入英国使馆的远征军时都兴奋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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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册所附的英文目录封面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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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里有关复制和销售权利转让的涂改部分

早期美国海军的摄影师

虽然我儿子才三岁,但是他们已经很喜欢各种军、民用飞机、军舰和汽车的照片了,似乎男生喜欢机械和电子的东西是种天性。说到军用飞机和舰船的照片,如果说美军的看起来最“邪恶”,我想应该不会有人反对,而这些照片中,至少是这些装备在应用中的照片,绝大多数都是由服役于美军的军方摄影师拍摄。美国海军最初没有专职的摄影师,需要摄影记录时一般由舰长雇请商业摄影师随船。

有资料记载的美国海军雇请的第一位摄影师是小艾列法莱·布朗(Eliphalet M.Brown, Jr),他在纽约经营摄影和版画创作的生意。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率领“萨斯奎哈纳”号(USS Susquehanna)、“密西西比”号(USS Mississippi)、“萨拉托加”号(USS Saratoga)、“普利茅斯”号(USS Plymouth)四艘军舰驶入日本江户湾,打算与日本商谈开国的问题,这些漆成黑色的巨大舰船震动了日本官民,日本人称之为“黑船来航”。1854年2月21日佩里舰队再次深入江户湾,同年3月31日,两国签订《日美神奈川条约》。对“黑船来航”事件,日本人并没有觉得是奇耻大辱,或者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倒很感谢美国使其尽快走上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如今每年在佩里登陆的地方,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久里滨,都会举行“黑船祭”纪念这件事。小艾列法莱就是佩里当时雇请的随军摄影师,与他同行的还有柯里尔(Currier)和艾福斯(Ives)两个助手。当时小艾列法莱使用的是达盖尔银版法,工艺复杂,曝光时间长,1853-1854的两年时间里共拍摄了四百多张照片。这些照片没有怎么纪录美军的行动,主要都是日本的风土人情,是日本最早的照片。但遗憾的是最后保存下来的屈指可数,所幸其中一部分被转制成版画发表。

19世纪美国海军在亚洲的另一次重要“开国”行动是针对朝鲜,同样也是雇请的摄影师,不过这次是一位在日本开设照相馆的英国人,也就是赫赫有名的菲利茨·比阿托(Felice Beato, 1832-1909)。1868年,美国商人普雷斯顿(W.B. Preston)将一艘帆船改装为武装商船,命名为“舍门将军”号(General Sherman),满载货物前往平壤,但朝鲜当时并未开国,双方发生冲突,最后该船被朝鲜军民烧毁,所有船员死亡。1871年美国驻上海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 1828-1894)受美国政府之命前往朝鲜商讨开国和“舍门将军”号被杀船员的赔偿,由亚洲舰队司令约翰·罗杰斯(John Rodgers, 1812-1882)率领“科罗拉多”号(USS Colorado)、“阿拉斯加”号( USS Alaska), “帕洛斯”号(USS Palos)、“莫诺卡西”号(USS Monocacy)、“贝尼西亚”号(USS Benicia)等五艘军舰护卫。1871年5月26日,美军在富平府的勿淄岛下锚。1871年6月10日,双方交火,4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从草芝镇登陆,与朝鲜守军交战。朝鲜史书记载“异船大炮,飞如雨柱,陆贼鸟铳,乱如雹下”。朝鲜巡抚中军鱼在渊率京军抵抗,在白刃战中战死。美军击毙了250名朝鲜士兵,占领了草芝、德津、广城等5座要塞。但朝鲜村民组织义勇队,于6月11日夜袭美军阵地,偷袭成功,美军放弃了5座要塞退回勿淄岛。此役有3名美军死亡,10人受伤,3艘军舰被击伤。经过20多天的对峙,美国政府称还不适合在朝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于是美军决定在美国独立日前撤兵。1871年7月3日,美国军队撤离朝鲜,史称“辛未洋扰”,也有人称之为“第一次美朝战争”。比阿托此行也携带了一位助手沃莱特(Woollett)。与小艾列法莱大多拍摄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不同,比阿托一直都在跟随美军行动,拍摄了很多战斗场面,比如广城镇刚陷落后满地朝鲜守军尸体的情形,都极为震撼(至少在当时是)。当然,比阿托去朝鲜的时代已经是湿版技术比较成熟的时期,较达盖尔银板法曝光时间短,也有能多次洗印的玻璃负像(就是底片)。极具冒险精神和商业头脑的比阿托回去后立即将这些底片洗印装订成册出售,大赚了一笔。这批在朝鲜拍摄的照片约47张,尽管当时卖出了一些,但完整的版本已经非常非常稀见,甚至美国政府作为档案收藏的版本也不完整,只有极少数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有。经过交叉比对,我很幸运的把所有实物都看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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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肖像,盐纸照片,1856-1858年间,美国摄影师马修·布拉迪(Mathew B. Brady,他是美国海军第一位指定的军方摄影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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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日本人制作的佩里肖像版画,对比照片看还是很有神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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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海恩创作的水彩画,也曾转制为版画,画中小艾列法莱正在日本拍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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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绘制的小艾列法莱正在使用“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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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世极少的小艾列法莱在日本拍摄的银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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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世极少的小艾列法莱在日本拍摄的银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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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世极少的小艾列法莱在日本拍摄的银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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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阿托1871年在“科罗拉多”号上拍摄的朝鲜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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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舰上的官兵,他们靠着的那门炮在DC的Navy Yard还能看到同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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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舰长们在研究地图,右二即美军亚洲舰队司令约翰·罗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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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城镇刚被攻下时遍体躺着朝鲜士兵的尸体,类似的一幕比阿托1860年在天津的大沽炮台也拍过,不过地上躺着的都是中国守军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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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一堆酒瓶子和一份英文报纸的朝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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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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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官兵和抢夺来的帅旗

伊莲娜·贺伯诺和中国

在1949年以前来中国的女摄影师中,我最喜欢两个人的作品,一个是德国人小莫(赫达·莫理循,Hedda Morrison, 1908-1991),另一个是法国人伊莲娜·贺伯诺。

伊莲娜·贺伯诺(Hélène Hoppenot, 1894-1990)最初从事歌唱事业,婚前姓德古拉赫(Delacour)。1914年12月她结识了年轻的法国外交官亨利·贺伯诺(Henri Hoppenot, 1891-1977),1917年2月两人结婚。婚后伊莲娜放弃歌唱事业,改为夫姓,并于1917年随丈夫前往瑞士伯尔尼,接着又搬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亨利在那里担任大使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 -1955)的秘书。保罗不仅是位外交官,还是知名的文学家,他1895-1909曾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去过上海、福州和天津等地,他热爱中国,曾在1949年的《费加罗报》上撰文称“不管怎么说,一个人长期跟中国人生活在一起,都难免对其产生欣赏喜爱之情……”正是受保罗对对中国的热爱之情的影响,伊莲娜对中国非常向往,她说“我多么希望有天能到中国看看,所以我开始公开地谈论这个愿望,希望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我看着从那儿带过来的照片,试着倾听北京的心跳,试着感受天坛或紫禁城的颜色。”终于,1933年7月16日,亨利收到去法国驻华使馆工作的任命,准备前往北京。伊莲娜的愿望实现了,她在日记中这样描写了自己的心情:“……我简直不敢相信,中国!那令我热烈地梦想着,甚至以为永远去不了的国家,他们真的要送我们上那儿去吗?我的心是否足够年轻?年轻的像我过去一样,足以承受这么深的爱恋?感谢诸神!”1933年10月6日,贺伯诺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维欧莲娜从马赛乘船出发,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最终抵达上海,接着又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于1933年11月11日抵达北京。冬日的北京令伊莲娜非常兴奋,她在日记中写道:“这儿干燥的空气令我心醉,放眼所见,处处令我深深着迷。我还记得那一幕,我走过长长的月台,兴高采烈,激动地颤抖着,我走上天桥,从另一边下来,在城墙的拱门下,我彷佛被吞噬了一般,已经冷冽的寒风从我身上扫过……我对自己说:这就是北京!而我不是在做梦……经过巨大又昏暗的六国酒店后,沿着花园的墙边前行,突然之间,我看见两只白色的石狮子,一道像极了凯旋门的入口,我已经站在公使馆的台阶前…… ”看得出来他们是在前门火车站下的车,那时候的法国公使馆在东交民巷和台基厂大街路口的西北角,而原来的六国饭店就在这个路口往南一点儿路东。这位法国外交官夫人对中国的热爱,驱动她拿起相机,以女性的视角和审美记录下她眼里的中国。在中国,她还有了一个中文名字“艾莲”。1937年亨利被调回法国,伊莲娜也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难过的她在日记中写道:“1月6日。最后的几小时,与我所最珍爱的最后的相处。沐浴在阳光下的紫禁城。心碎。担心我快乐的人生——快乐自在的时光,终将在此结束。”

幸运的是,伊莲娜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没有默默躺在某个箱子中接灰,1946年她挑选了80张在法国出版了作品集《中国》(CHINE),并且由最初点燃她对中国热情的保罗·克洛岱尔作序。2013年11月,她的6大本装祯精美,内容涉及中国、朝鲜、日本等远东城市的相册在法国的拍卖会上以3万1千欧元的价格售出。衡量一个人作品的价值肯定不能只参考拍卖价格,要看是否承载着拍摄者的记忆以及这记忆关联的感情,她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倒是比较认同:“在我看来,能否帮助记忆是衡量好照片的标准,严谨地按下快门,抓住的那一刻将永存未来。”我想我之所以喜欢小莫和伊莲娜这两位女摄影师的作品,就是因为她们真心热爱中国,在她们的每一张照片里都能体会到那份炽热的深情的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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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伊莲娜(右)和友人Maryse Hilsz在南京明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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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草帽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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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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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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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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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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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小鸟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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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郊外

HP_092013年拍卖的那6本伊莲娜的相册,传统的中式装裱,有趣的是小莫正式的相册也是这样做的

立体照片的观看

八十年代国内很流行过一阵要用红绿眼镜看的立体电影,后来又归于平静。自从电影《阿凡达》大火之后,现在的电影又一窝蜂上3D了,只是观看用的眼镜从红绿镜片换成了偏振镜片。

老照片也可以看立体的。老照片是收藏品,是文史资料,但立体老照片除了这些特点外还有很强的实用性,可以上手把玩,通过专门的工具才能观看出这些照片的好。立体照片是一个简单,但有趣的发明。利用大脑产生立体感的原理,拍摄时模仿眼距的两个镜头分别拍下照片,观看时左右两眼分别观看(观片器中间有个部件会将左右目光隔开,如手持式的观片器中间就有一块小木板)对应的像,两个像在大脑中再合成立体的一个像。这种形式的照片,或者说照片的观看方式火了好些年,据说二十世纪初,欧美上流阶层聚会时大家一起分享和观看立体照片是件很流行的事情。总有朋友让我写一些立体照片的基础知识,我也经常看到有人抱怨立体照片看不清楚、太暗或没看出立体效果来,实际上都是观看的方法不对。

立体照片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有很多分类,比如,按照片洗印工艺可以分为达盖银板照片、蛋白银盐照片、明胶银盐照片和(丝网或胶版)印刷品;按基底的材质可以分为金属、玻璃的和纸的;按规格来分也有不同的尺寸。不过,讨论观看方式,我们只按照基底的透光情况来分,即透明、不透明和半透明。为了比较好的解释,我针对这三种情况手绘了三张示意图。

透明的立体照片一般是用玻璃来作基底,照片显影在玻璃板上,因此观看的时候要让光线穿过照片,经过透镜进入眼睛。这种玻璃立体照片的观片器一般是木制暗箱的样式,保证光线只从一个方向射入,而且通常会在观片器的背面装一片毛玻璃,光线通过毛玻璃产生漫反射,使通过玻璃立体照片的光线柔和均匀。所以,这样的立体照片需要对着光源看才有好的效果。

透明立体照片的观看方式

不透明的立体照片一般是用硬纸板作基底(达盖尔银版法本来就是不透明的,就不在此举例了),照片洗印裁剪后粘在纸板上,或者直接印刷在纸板上。观看的时候要让光线照在照片正面,反射后通过透镜进入眼睛。所以,要让照片的正面对着光源才能有好的效果。这种观片器现在最常见,结构最简单也最轻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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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明立体照片的观看方式

还有一种半透明的立体照片,照片洗印裁剪后只有四周一圈粘在纸板上,照片背面的纸板掏洞,利用纸的透光性让光线从纸板的洞照进来,穿过照片再经过透镜进入眼睛。往往只有蛋白银盐照片能这么做,因为这种照片的相纸都很薄,可以透光。而且照片背后还夹有一张涂着不同颜色的薄纸,就像多个颜色滤镜的组合。这样,在没有彩色照片的年代就可以欣赏到彩色照片的效果了。这种立体照片有个专门的名字tissue stereograph,我译作“罩色立体照片”,以前写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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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透明立体照片的观看方式

不同形式的立体照片,只要对应上面的观看方法就能欣赏到最好的效果。以下是一些过去西方人观看立体照片的场景和几种观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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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立体照片的一家人,左边女子用的是箱式的观片器,里面有个旋转的架子可以放很多张,通过转动侧面的旋钮换片,上盖打开是为了进光,说明他们看的是不透明的立体照片。箱式观片器还有两人可以同时看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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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箱式观片器合影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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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欣赏立体照片的夫妇。手持式的观片器,最普通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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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Jacob Spoel的油画,右边的四位女士正在欣赏立体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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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美国人J.F.Mascher申报的达盖尔法立体照片观片器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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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式立体照片观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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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观片器,另附有一个放大镜可观察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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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手持式观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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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观片器。看玻璃立体照片或罩色立体照片的时候就把上盖关上,看不透明的立体照片时就把上盖打开保证光线进入

金山宝藏寺

昨天那篇说到《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P104不是书中所说的“大钟寺”,我当时猜应该是西山寺庙之一。刚才翻资料,发现这座寺的另一张照片,可以确定是西山的宝藏寺。

宝藏寺位于金山山麓,距董四墓很近。明代初建,后几经重建,保存至今。我之前看到的那张宝藏寺摄于1880年代,华芳照相馆(AFong)的“版权”。对比阿道夫相册中的那张照片,华芳照相馆的那张要多两通碑和一个香炉。庙观一般会在重建、扩建,或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才会树碑立传,查资料发现从1860年到1890年正好宝藏寺有两次扩建,同治八年(1869年)建设客堂三所,光绪七年(1882年)寺院重修,而阿道夫是1868年离开北京的,时间正好对的上,也说明华芳照相馆那张宝藏寺应摄于1882年以后。

用跳跳虎的话说:一件迷案又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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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相册中的“大钟寺”,实为北京西山的宝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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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芳照相馆拍摄的宝藏寺,黄圈内是较阿道夫相册中那张多出来的两通碑

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

话说,若论在买书这件事上,我绝对算行动派,绝不会拖延症,绝不会顾忌价格,哪天我买不起书了一定就是破产了……跑题了,昨天一收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阿道夫·克莱尔相册选辑的消息我就立刻下了订单,今天上午收到,这会儿看完了。码这些字算是个书评吧。虽然我不是很认同这本书的书名,但还是用书名作了标题。

先说好的。作为一本老照片的画册,这绝对是要向同好们推荐的,印刷质量是1995年瑞士版绝对不能比的。画册尺寸29 x 25.9 x 2.5 cm,重1.6kg,完全是一本画册该有的尺寸和分量,图版很大,细节清晰(比如上海城墙外包城砖的堆砌样式一目了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欣先生做了很严谨的考证,参考了不少资料,应是一位有很多共同语言的同好。最最令我惊喜的是书后附录了阿道夫在中国部分的日记,翻译严谨,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

再说说遗憾。有遗憾很正常,特别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难免有错漏。被别人指摘我也会脸红,不过,作为一个同好,有不少可以讨论然后互相提升的地方。

  • P79并非“嘉兴”,而是上海的嘉定,是嘉定汇龙潭内的宾兴桥和文昌阁
  • P104不是北京的大钟寺,应该是西山的庙宇(我看像八大处)之一。
  • P114并没有在山本赞七郎的出版物中出现过,特意翻了一遍他1899、1901和1909年的出版物,没有,而且山本来京的时间要晚三十年呢。
  • 凡是照片下面写着“H.C.C/67”的都是英国摄影亨利·查尔斯·坎米奇(Henry Charles Cammidge, 1839-1874)于1867年拍摄的。亨利出生在英格兰约克郡,1861-1866年在中国海关工作,后来就去作专职摄影师了,上海、苏州、杭州他都去拍过照片。阿道夫相册中的这些亨利拍摄的照片应该是他刚“下海”时的作品,和他后期的签名样式都不一样。
  • 厦门的几张,个人浅见都应该是朱利安·休·爱德华(St Julian Hugh Edwards, 1838-1903)拍摄的。朱利安1861年来华,以厦门为基地在周边地区拍摄照片,在中国待了三十多年。
  • 北京的几张照片多为德贞所摄,如P110,这张照片在另一家博物馆收藏的德贞相册里有。
  • P186和P188都是福州同兴照相馆的作品。
  • 附录P230关于“夏宫”的一段描述看起来就是指现在的圆明园,阿道夫可能没有去清漪园。
  • 附录P234注1译作“西苑”就行。

非常感谢这个项目里的每个人,谢谢他们的付出与辛苦,当然,我想李欣教授应该会很享受这个考证的过程,总之,这是一本非常值得向同好们推荐的画册。最后贴几张我觉得有意思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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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封面,今天上午拿到的。亚马逊上的图不知道是不是出版社提供的,也不说拿本干净的,全是手印。其实新书很干净,就是选的纸容易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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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Charles Cammidge的签名以及拍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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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一张被破坏的江南佛寺,弥勒佛只剩头像,看着很诡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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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我还看过另一张此佛寺的照片,大概1880年代,损毁更严重,我一直怀疑这里是上海的龙华寺,只是缺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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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白鹿洞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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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巧我看过另一张类似角度的,年代要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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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一张玉泉山照片,远处可见华藏海塔,这张里的华藏禅寺很完整,比俄国摄影师鲍耶尔斯基1873年拍摄的要早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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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在清漪园时代,现在排云殿牌楼的位置是东、西、南三座牌楼,经过1860年的大火后西面这座还很完整,其东面额“归指三明”。这张我以前在某博物馆见过,一直没能查到相关额名的资料,这次借出版的机会集思广益也许能有结果

阿道夫·克莱尔和他的中国照片

早上一睁眼,就发现我的微信被一个150年前到过中国的瑞士人刷屏了,没错,就是阿道夫·克莱尔(Jakob Adolf Krayer-Foerster, 1834-1900)。这位当时受雇于一家英国公司在中国采购丝绸的商人坐了58天的船于1860年4月19日抵达上海,除了1864年回过一次英国外,多数时间都住在上海,在1868年10月离开中国前游览了杭州、苏州、无锡等地,对,都是当时中国主要的丝绸产地。在他的遗物中有一本相册,是中国、日本以及美国的照片,所幸一直保存完好并传到了他的曾孙女手里,更有幸的是这本相册里的内容1995年在瑞士出版了(Als der Osten noch fern war)。今天被刷屏的这条微信就是澎湃新闻报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挑选了相册中的91张照片新出版了本画册。
其实,对于关注早期摄影史在中国的传播,或早期来华摄影师的朋友们大都知道他,特别是他那本相册里的部分照片2002年的时候曾在国内展出过,是瑞士驻华大使馆的项目,而且当时最“惊艳”的照片是一张远眺杭州西湖和保叔塔的照片。华东师大出版社这个版本我还没拿到手,暂时无法评价,不过我还是觉得《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这样的说法不太妥。这本相册中的照片大多都不是阿道夫拍的,是他“收集”的,比如那张上海外滩的照片就是约翰·汤姆逊拍摄的,收录在他的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画册第三卷中(有裁剪);还有崇文门外大街那张在东洋文库收藏的相册Views of China里也有,个人浅见应是华芳照相馆“所摄”(AFong,不是阿芳本人所摄,具体是谁改天讨论)。综上,说这些照片代表了阿道夫在中国的所见就不十分准确了。
其实像阿道夫这样的早期来华生活、经商,最后带回去一些中国的照片并保存至今的外国人并不鲜见,那些照片有些进了博物馆,有些散落在交易市场,有些还保存在后代手中,而阿道夫最大的优势在于他自从到中国后一直在写日记并完整保留下来,这为很多背景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确切的佐证。另外选择今年出这本书我想还有政治层面的考虑,今年是中瑞建交65周年,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项目。
不管怎样我还是比较期待华东师大出版社这本画册,这是一个很好的有关中国老照片的出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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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根据阿道夫相册中照片在瑞士出版的Als der Osten noch fern war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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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的版本,封面设计看出花心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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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相册中的上海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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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逊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里的上海外滩,有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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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相册中的崇文门内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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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文库藏Views of China相册中的崇文门内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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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相册内的福州万寿桥,华芳照相馆和同兴照相馆都在相似位置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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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惊艳”的那张杭州照片,应该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杭州照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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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桌旁左二即阿道夫

慈禧的汽车

如果以“慈禧”和“汽车”为组合关键字搜索,结果大都指向正在颐和园德和园的“清朝帝后用品展览”,其中一件展品既“大臣”呈进给慈禧的汽车;相关的搜索结果还有这辆车的来历,说法不一,比较多的说法是袁世凯为“巴结”慈禧而进贡的;还有一些八卦,比如说慈禧觉得司机跟她一样都是坐在车里是不行的,但司机跪着开车“没法踩刹车”最终放弃使用;还有说此车是奔驰的早期型号云云,总之各种传说各种说法,有些语焉不详有些自相矛盾。我关注这辆车还要从一张老照片开始。

13年去美国看了几处收藏和档案,其中有张照片是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驻北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游览颐和园时拍了一张这车的照片。照片里的汽车已经非常残破,右前轮的轮胎部分快被割光了,右后轮只剩下车圈,前后座椅上的软包也几乎光秃秃了。由于资料的缺失和技术能力的限制,国内一些受损文物的修补往往不能遵循原来的状态,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颐和园那辆车我是见过的,和照片中残破的那辆有很多不同,且“流传”的有关这辆车的说法太混乱,我不得不自己做了些功课。

先说这辆车进入北京的年代,不少说法都是袁世凯为庆贺慈禧60大寿而进贡。慈禧出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六十大寿就是1895年,可1945年这辆车在颐和园展出时,车棚前的说明牌上给出了官方的说法:“前清光绪二十九年两广总督德寿呈进”,光绪二十九年是1903年,呈进人是两广总督德寿。德寿字且闲,号静山。汉军镶黄旗。任浙江盐运使。光绪十五年授四川按察使迁安徽布政使。二十年授贵州巡抚历湖南、江西、江苏、广东巡抚。二十八年五月迁两广总督,二十九年三月改漕运总督,同年十一月卒。德寿曾三次代理两广总督,第三次在任时间是1902年7月3日-1903年4月18日。无论时间还是操办进口汽车的能力,德寿都对的上,我没机会翻阅宫里的档案,但是我还是比较信任那时候官方的说明牌,慈禧这辆车应该是德寿1903年呈进的,也是北京的第一辆汽车。

关于这辆车的品牌,已经有前辈现场检查过此车,通过辨认“脚蹬”(其实是上车时踩的踏板)上的商标确定此车为美国生产的“图利亚”(Duryea)。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比较公认的说法是1885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奔驰)制造的,而美国的第一家(石化动力)汽车公司1893年诞生在麻州奇科皮的Duryea Motor Wagon Company,这家公司由图利亚兄弟(哥哥Charles弟弟Frank)创办,他们在最初的三年里共生产了15辆汽车。1898年公司倒闭后,弟弟Frank另谋出路欲继续生产汽车,正好Stevens Arms and Tool Company想要进军汽车业,于是双方在1901年合作成立了史蒂文斯-图里亚公司(Stevens-Duryea),这家公司的生产直到1924年被出售仍在持续,其中G型车甚至到1927年还在生产。

关于汽车的型号,我检索了大量资料,发现车身的外观在1904年发生大的变化:去掉了侧面的弧状纹路,而慈禧这辆车上的弧状纹路还在。比对各年的销售手册,车身外形最接近1902年开始生产的3缸4轮型,比如前后座的高度、前桥的样式等等,而不是之前有人说的1896年。但是这款车没有顶棚,看1945年的照片车顶棚应该不是后加的。我最初怀疑过这样的设计会兜风从而影响速度,以为是汽车进入宫廷后加的,但查阅资料发现那时候的汽车速度本就不快,这样的遮阳篷不会对速度有太大影响,且二十世纪初不少汽车都装有这样固定的顶棚,也有一些是可折叠的。图里亚有这样支杆的型号只有一款全封闭的最接近。因为这件展品现在没法靠近观察,实在不好说最初状态是只有顶棚还是全封闭。

关于这辆车的修复,小细节就不说了,几个大的不符合原装的地方有:

1、“方向盘”,图里亚的几款车大多是在1904年以后才将转杆式的转向控制换乘现在常见的圆形方向盘样,而且这本控制杆是在前座正中,即司机如果坐正中的话控制杆在裆部位置,像飞行员的驾驶杆,而现在复原成了圆形方向盘样,而且还加了两根其他的控制杆……

2、车坐原来是皮质软包,样子很像古典西洋沙发,现在变成平的了。

3、从图利亚同时代的其他几款车来看应该在车头位置还有个散热水箱,1904年以后水箱被移至车头下方,1901-1903年之间的样式还是应该在车头前。

4、据说在1976年修复的时候该车脚踏只有一个了,根据资料显示应该有4个,前座两个后座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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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驻北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游览颐和园时在查看慈禧的座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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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车身外形,主要是车座和前桥最接近图利亚的1902年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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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2月图利亚汽车的广告,应该就是这个车型,只是没有顶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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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的图利亚车身侧面就没有弧形装饰了,图片来自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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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慈禧座车上的六根支杆不是装顶棚的,可能是这种全包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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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wman博物馆收藏的1903年版图利亚,注意驾驶杆和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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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的图利亚,驾驶杆特写,不会是现在复原的方向盘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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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老爷车展上的1904年版图利亚,注意水箱和驾驶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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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老爷车展上的1904年版图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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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2012年美国拍卖会上的1904年版图利亚,最后以96250美元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