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 第 25 页 – 研究和讨论老照片及中国早期摄影史

一张照片背后的联合国故事

泰和嘉成拍卖今年秋拍有个老照片和名人墨迹的“合体”专场，其中也有些可说道的。Lot412是一张蒋介石签署公文的照片，看起来蒋公很高兴签完字正欲起身。于我，这张照片不新鲜，而且，我知道还有一张是他握着毛笔正签字时候的照片。之前，我也从没把这两张照片当回事儿，中华民国总统吗，签个公文不很正常吗？！前不久我在美国看了一份1945年的中华民国档案，里面也有上面提到的两张照片，而且，还有第三张，是这张公文的特写，看过才知道，原来这三张照片记录的是一件对中国非常重要的事件。

1939年在美国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第一次提出“联合国”这个概念，以创立一个新的世界性组织，后来二战逐渐白热化，直到1942年的《大西洋宪章》，“联合国”一词才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公约中。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在旧金山召开了50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会议（U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zition），并在会议结束时签订了《联合国宪章》，同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严格说是中华民国）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参加这次会议中国派出了11人的代表团，分别是首席代表，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中华民国驻英国大使顾维钧、国民参政会主席王宠惠、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魏道明、中华民国前驻美大使胡适、中国民主社会党代表张君励、中国青年党代表李璜、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大公报》总编辑胡霖和高等顾问施肇基。从我查到的档案照片看，参加签字仪式的共有8人，代表团中宋子文、胡适和施肇基没有参加签字。虽说按照正史说我们曾经被联合国欺负，也总在联合国的重大事件上投弃权票，但能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也不是随便哪个国家能做到的。扯远了，这种国际公约只有代表签字没有盖国玺肯定是不行，所以宪章带回国后由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签署了批准书后才送交联合国。这三张照片正是纪录蒋介石对这一公约签署批准书的过程。能和美苏英法“平起平坐”了，“民族独立”眼看就能实现了，老蒋能不高兴吗？！
照片很客观，是对某一场景在某一刹那的客观记录，但也很主观，因为时间是流动的，而记录下的只是一个薄薄的时间切片，正如苏珊·桑塔格说的，“照片既是一片薄薄的空间，也是时间。”所以，单就记录的一个事件来说，单张照片难免有“以管窥豹”的情况，像这张老蒋签字的照片单看好像没什么，实际上记录的可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与泰和嘉成2014秋拍Lot412同样的一张照片，老蒋签完字正欲起身，看起来高兴极了！

在时间线上比上一张略早的照片，周围的人都在注视着老蒋签署文件。这套文房看着不错！

前不久我刚看到的这组照片的第三张，公文的特写。镇纸上的图案是白石老人画的荷花。

经过PS处理后的批准书特写

1945年5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国际组织联合国会议期间（从左至右）英国外相安东尼·伊登、美国国务卿小爱德华·斯特蒂纽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在看报纸，斯特蒂纽斯正在念一段艾森豪威尔的部队抵达荷兰的新闻

1945年6月26日，中华民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圆桌旁是第一个签字的顾维钧，后面站立者从左至右第2人起分别为《大公报》总编辑胡霖、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中国民主社会党代表张君励、中国青年党代表李璜、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华民国驻美公使魏道明、国民参政党主席王宠惠

1945年6月26日，吴贻芳在签字。后面从左至右分别是魏道明、王宠惠、顾维钧、胡霖、董必武和李璜

1971年11月16日，乔冠华（左）和黄华（右）第一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出席联合国会议时放声大笑，Mel Finkelstein摄

老照片的新创作

最近，澳大利亚摄影师Jane Long利用Flickr上的经修复的罗马尼亚摄影师Costica Acsinte上世纪拍摄的照片底片重新创作了一批摄影作品，温馨而充满想象力。相比之下，把老照片修复后直接放大输出就称为“当代艺术”弱爆了。

Flickr上经修复的Costica Acsinte的作品链接：
https://www.flickr.com/photos/costicaacsinte/

Jane Long在脸书上的主页：
https://www.facebook.com/janelongphotography/

修复前的底片

玻璃底片修复（去污）中

1937年英国大使遇袭

1937年8月26日，时任英国驻中国大使的许阁森（Sir Hughe Knatchbull-Hugessen, 1886-1971）与随行人员分乘两辆悬挂米字旗的黑色轿车，从南京出发前往上海，计划和日本公使川越茂会晤。大约下午两点半，位于太仓西北8英里处，车队突然遭到两架日本飞机的袭击，第一架飞机先是用机炮猛烈扫射车队，第二架飞机接着还投下了一枚炸弹。许阁森背部和肝部中弹，伤势严重，立即被送往沪西宏恩医院抢救，后转往英国本土治疗，所幸逃过一劫。事后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向英国女王正式道歉；对袭击者施以应有的惩罚；日本当局保证采取措施不再发生此类事件。日本公使亲往医院探视许阁森并致歉，但辩称英国车队上的国旗太小，飞行员没有准确辨识而导致误击。

明眼人都看的出来，两架飞机先是机炮扫射然后炸弹袭击，哪里是“误击”的节奏，分明是对重点目标的“斩首行动”。当时日英两国并未开战，虽然双方在东南亚一定会有利益冲突，但日本政府还不至于立刻挑衅英国给自己多找个对手，目标一定不是许阁森。实际上蒋介石在事发前计划前往上海给国军打气，关于怎么去成为幕僚们争论的焦点，最后白崇禧得知许阁森也准备去上海，故建议蒋同行，料定日本人不敢袭击英国政府的车队。本来蒋已同意此方案，没想到当晚蒋又改了主意，觉得堂堂一国元首躲在英国大使的车里有失身份，故放弃了同行的计划，躲过一劫。

袭击发生后，蒋也意识到自己身边一定有日本人的间谍，经过侦破，最后揪出了一系列间谍，审判后很快被执行死刑。

遇袭前许阁森和家人合影，左二是其妻子Mary Gilmour，左三是次女Alethea，左四是长女Elisabeth

香山林亚九

在中西交通的历史上1793年是极具标志性的，马戛尔尼勋爵代表英王乔治三世，率领庞大的使团，携带含有当时最先进科技成果的礼物来到中国，以为乾隆皇帝贺寿的名义试图建立两国间正式的贸易关系。从图像的角度来说，使团中的随行绘图员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绘制了大量客观、精确的素描和水彩画，这在之前欧洲派往中国的使团或传教士中都是没有过的，让西方世界在摄影术还没有被发明前可以更准确的看见中国。其实，这一年除了外国人的西来，还有中国人的东去。

瑞士商人、旅行家查尔斯·塞缪·康斯坦特·德·罗贝克（Charles Samuel Constant de Rebecque, 1762-1835）曾经在1779-1793年间三次前往澳门和广州经商，据说他很熟悉中国，甚至有个绰号叫“中国通”（le Chinois）。他在1778年的备忘录中写到自己有个11岁的中国仆人名阿（亚）九（Akao），他“聪明、温厚而且活泼。”（He is intelligent, good natured and lively.）他把阿九带往伦敦后，八卦的伦敦市民都对这个中国人产生了好奇，一度成为上流社会的谈资，甚至英王乔治三世也曾打听过此事。

关于阿九，我没能找到更多的文字资料，但是他1793年在伦敦时候，画家亨利-皮埃尔·丹卢（Henri-Pierre Danloux, 1753-1809）曾为他画了一幅肖像。丹卢曾经是位在法国上流社会很受欢迎的肖像画家，他的客户非富即贵，因为受法国大革命的牵连而流亡英国。这幅画又被雕刻师约瑟夫·格洛泽（Joseph Grozer, 1784-1798）制成铜板画。这幅画的左上角看似奇怪的符号难不倒中国人，原文应该是“香山林亚九”，只是被不懂中文的雕刻师“照猫画虎”描下来了。这也比较符合英文记载中的说法：“Euhun Sang”＝“香山”；“Lum Akao”＝“林亚九”。“香山”曾是广东的一个县，1925年为纪念国父孙中山而改名为“中山”，大体上是现在中山市、珠海和澳门一带。

照片上阿九的额头和鼻子，尽显两广人士的特征，可见丹卢对人物特征的把握很准确。这是摄影术发明前的一张肖像，但我看到的第一眼马上就想到汤姆逊拍摄过的一张广州的六品官员，两人的穿着、姿态和表情，都很接近。

哈特菲尔德和摄影蒙太奇

摄影术的发明人之一塔尔博特（Henry Fox Talbot, 1800-1877）在1844-1866年之间出版了第一套以照片为插图的著作，即《自然的画笔》（The Pencil of Nature）六辑，书中的一个观点即利用光影产生的化学变化来记录（描绘）自然。摄影技术和摄影理论这一百多年来始终在发展，但无论是纪实摄影还是艺术摄影，摄影术都是一种用来表达的工具，在艺术家手里就是画笔，在思想家手里就是书籍，在政治家手里就是扩音器。在有创意的摄影师手里，每张照片都可能成为创作的素材，成为表达的一部分，有的人是一组照片来讲故事，有的人是用多张照片合成一张照片来讲故事。真正的大师，合成照片都是在暗房里实现，现在PS普及了，只要有想法，普通人也可以在电脑前捣鼓出些东西来。photomontages，即合成照片的英文写法，王瑞老师在《摄影百科》中将这个词译作“摄影蒙太奇”，我更喜欢这个译法，虽然“montages”是直译，但“合成”似乎着重在拼合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蒙太奇”则将重点放在拼合的过程，更像是一种有思想有表达的创作，而非简单的集合。

说到“摄影蒙太奇”，可能多数人马上就会想到郎静山，郎老利用暗房技巧，对照片进行缩放、遮罩、拼贴，用他的话说就是“集锦”。创作出来的作品有着传统中国画的韵味，契合了国人的审美。如今，也有不少人试图炒作他的作品，意将他的集锦作品作为中国影像收藏市场的指标。不过我想说说一位差不多和郎静山同时代的做摄影蒙太奇的外国摄影师约翰·赫特菲尔德。

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 1891-1968）出生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施马根多夫（Schmargendorf），原名赫尔穆特·赫兹菲尔德（Helmut Herzfeld），他的父亲是一名社会主义作家，母亲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但是在他八岁时，他和他的哥哥及两个姐姐都被遗弃了，后来他跟着哥哥进了一家印刷厂打工；1908年进入慕尼黑的皇家巴伐利亚工艺美术学校学习艺术。1917年他为反对当时在德国的“反英游行”而改成了英文名约翰·哈特菲尔德，同年他加入柏林的达达主义俱乐部，次年加入德国共产党。达达主义产生于一战后，初衷就是“反艺术”，无论艺术的标准是什么，达达主义就反对什么，这种“反艺术”的诗歌和创作反而成为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在德国，达达主义者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动用一切形式反对战争。1919年在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 1871-191）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遇害后，哈特菲尔德因参与支持他们的罢工而被所服务的电影公司解雇。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哈特菲尔德和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 1893-1959）创办了以讽刺时政为主的杂志《破产》（Die Pieite），同时他开始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摄影蒙太奇”作品，这份报纸只经营到1924年。此后他的作品大都发表在德国的《工人画报》（Arbeiter-Illustrierte-Zeitung，简称AIZ）上，这份报纸创办于1924年，在1933年纳粹接管德国后不得不迁往布拉格，后又迁至巴黎，直到1938年。也正是在《工人画报》结束在柏林的编辑那一年，一个星期五的早上，党卫军闯入哈特菲尔德的公寓，他跳窗逃跑，前往捷克。在捷克沦陷后哈特菲尔德又流亡英国，二战结束后定居东德。战后他的日子也并不和平，因曾经流亡英国而被东德的秘密警察组织“史塔西”怀疑并被监视，最后病逝于东德。

哈尔菲尔德的创作高峰在二战期间，他在《工人画报》上发表了大量讽刺纳粹、讽刺轴心国和反对战争的摄影蒙太奇作品，其中不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作品。将摄影术作为工具，哈特菲尔德的这些蒙太奇作品，甩出郎老那些风花雪月的作品不知多少条街，在世界摄影史上，相信他会被铭记的更久。

约翰·哈特菲尔德肖像

战争和尸体，富人的最后希望, 1932年

希特勒行礼的意思：小个子要大礼物, 1932

阿道夫，超人：吞金咽锡, 1932年

读资产阶级报纸的人会变的又聋又瞎：远离这些头脑僵化的绷带, 1930年

模仿秀，1934年

中国，觉醒的巨人，遭了入侵者的殃！1937年

这就是他们带来的救赎！1937年

今天你能从电影上看别的国家的战争，但要知道：今天接受别人夜斗，明天死的就会是你！1937年

德国夜间的自由之声，29.8波段，1938年

“我厌恶集体安全！我邀请每条小鱼们和我单独签订双边协议”，1938年

大连名称的来历

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大连为什么叫大连（真是一句废话），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组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拍的中东铁路的照片，里面都称大连是“青泥洼”。可是Beato1860年拍的照片里就有“Dalien Bay”这样的称呼，为什么会有“大连”－“青泥洼”－“大连”这样称呼上的变化呢？后来和王溪同学聊到这个，作为一个大连人，他说有个版本是最早去大连的山东移民看到海岸边的山很像褡裢，所以就称此地叫“褡裢”，后来转变为“大连”，不过他最后也说没有考证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今天翻看Robert Swinhoe（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担任英军的随军翻译）1861写的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 Containing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Chinese Character，第二章一开头就是介绍英军在前往大沽前的休整地——大连湾，特意提到“Dalien”称呼的来历，他请教了当地村子里的人，有两种说法“a series of bays united”和“girdle-bay”，显然第一种说法好像不是那么有说服力，而“girdle”直译过来有个意思就是“腰带”，正好“褡裢”也有两种形式，一种大的搭在肩膀上，一种小的围在腰上，那这种小的不就是“腰带”吗？！

所以，我比较偏向于“大连”的说法来自“褡裢”。

奥丁湾的由来

前阵子美国Cordier拍卖行以41万刀卖出一本Beato的相册，成为圈子里的谈资。这笔交易可以佐证我的“现在几乎没可能在老照片拍卖会上捡漏儿的观点”。其实我关心的并不是价格，而是其中一张标注为“Odin Bay”的照片。

照片的背景很简单，就是英法联军中的英军从香港出发准备进攻大沽时曾在大连湾停留（1860年6－7月法军是在渤海口南边的烟台停留），Beato拍了两张驻军的情况，都是多张蛋白照片拼接而成的全景照。在Beato存世的照片中，很奇怪，这张奥丁湾的照片很少，公立博物馆里只有3张，市场上流通的更少，2013年B公司卖出一张，再就是刚才提到的美国那家小拍卖行卖出一张。Beato拍的这两张照片一张标注是“Talien Whan Bay”，这个好理解，现在也有“大连湾”这个地名；但是另一张的“Odin Bay”就令我费解了，因为现在大连附近没只有这个地名，是哪儿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今天看Henty Knollys编的Incidents in the China War of 1860: Compiled from the Private Journals of General Sir Hope Grant里面提到了答案。格兰特将军6月26日抵达“奥丁湾”后的日记写着“the cavalry and artillery on the east, near the entrance, at a place called by us Odin’s Bay, after the name of a vessel commanded by Captain Lord John Hay. On the north was the 2nd Division under Sir Robert Napier at Hand Bay”，也就是说以海军上将John Hay（1827-1916）的坐舰H.M.S Odin（奥丁号）来命名的，且原文中用的是“Odin’s Bay”而不是Beato写的“Odin Bay”，这样就容易理解且不会误解了。“奥丁号”1847年在朴茨茅斯下水，是一艘蒸汽动力的护卫舰，来中国之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1865年除籍。命名的问题解决了，那这个奥丁湾又是现在的哪里呢？我根据格兰特将军的描述和GE的图像，认为应该是现在的北石洞、北沟一代对应的大孤山湾。Beato从北往南拍摄，照片中左边远处的大山是大孤山，右边的村落可能是小关家屯，上屯的那座水库原址可能曾经就是格兰特提到的流入奥丁湾的小溪，这条淡水河为英军的休整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Beato所摄奥丁湾全景右一部分

右二部分

右三部分

右四部分

天津海光寺最早的照片

天津的海光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必须会提到的地名，一方面这里是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签署地，也是中国近代兵工厂的发端之一（海光寺机器局，又称西局子的所在）。关于海光寺最早的照片，我见过的最早的也是在1868年以后，即西局子已经建立以后。而最近看到的一张照片似乎可以把这个“最早的”时间往前拨动一点儿。

先说这张照片是不是海光寺。从周边环境、大殿形制来看，参考其他的一些海光寺早期照片，很像。其他的海光寺照片在进山门后左右两侧还有钟楼和鼓楼，这张照片里没有，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提到该寺的具体的扩建内容和日期，但不排除是后来添建的，主要是山门、天王殿、正殿和后殿的形制太接近（一样）了，后期的添建完全合理。此外照片卡纸上有当时写的注释“天津 Treaty Temple, Tientsin”，这个字迹和格式我还见过别照片，应该是当时写的无疑，在《天津条约》签署之后英国人也的确是称海光寺为Treaty Temple（条约寺）。再说年代，照片中没有1878年德皇送的大钟，也看不到1868年始建的西局子，反倒是是寺前的空地上摆着四驾炮车共六门炮，这个时间点必然更接近1858年签约之时，因此比较粗略的时间段可以划分到1858-1868年。这张蛋白照片尺寸9.3×16.4cm，是一个很特殊的尺寸，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用这样尺寸的底片，且他的照片（目前发现的）也大多是这样字迹和格式的说明，即德贞。他1863年来京，因此我推断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863-1868年，应该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海光寺照片了。

1890年代的海光寺和西局子

1900年代的海光寺和西局子

新发现的疑似目前最早的海光寺照片

局部，可见山门、天王殿和正殿的形制与可确认的海光寺照片中的一致

局部，可见海光寺前停放的炮车

拍摄庚子事变的俄国摄影师

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沙俄花费最少（不像其他国家那样远涉重洋）获益最大（赔款数额占庚子赔款中比例最大，占领东三省），但市场上流通的或大收藏机构都鲜见俄国摄影师在这场战争中拍摄的照片。我一直认为1900年在中国摄影史上是标志性的一年，继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后，北京城没有遗漏的，完完全全的展现在外国摄影师的镜头下，从出兵、交战、占领到最后离开，全程都有影像记录，来华的摄影师数量、他们的活动范围和被摄对象的全面都达到一个巅峰，几乎参战的每个列强国家都有派出官方的摄影师，常见的就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摄影师的作品，比如一张联军在千步廊聚集（阅兵）的照片就能看到3架照相机，算上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就有4架了。既然来了这么些个摄影师为什么俄国摄影师的作品少见呢？

华夏国拍今年春拍Lot629-664是一组标称为“山本赞七郎”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拍摄的北京、天津、沈阳等地的作品，但我知道这肯定不是山本拍摄的，他的作品我基本上都看过。从内容上看，4张照片有俄军士兵，还有俄国使馆内部及沈阳的照片，因此我怀疑这些都是出自俄国摄影师之手。前几天刚结束的海王村拍卖Lot206是本内容不错的庚子事变期间的大相册，内容同样涉及北京、天津和沈阳（相册中还有东北一些其他城市的照片），尽管相册有点儿散了，但照片品相很好，感谢范舒小朋友的认真，注意到一张照片下的俄文签名并做了简单的考证。通过比较我发现，这两组照片的相纸一样、照片尺寸相同（约22×29cm）、拍摄时间大抵相同（从1901年夏天到1901年冬天），拍摄风格也非常相近，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两组照片出自同一位摄影师之手，来源一致，至少我这么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极有可能是签名的那位俄国摄影师所摄。

再说这位俄国摄影师“Ф.И. Подзоров”，他的全名是Подэоров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Podeorov Fedor Ivanovich），即鲍迪罗夫·费德罗·伊万诺维奇。俄文太复杂，没有找到太多他的资料，只知道他和家人1868年从芬兰移民至远东，1897年在海参崴开设照相馆，除了拍摄人像，还制作以风景为内容的照片明信片。从现在发现的资料看，他拍摄过旅顺、沈阳和北京（雍和宫），这也和之前提到的两组照片吻合（也有雍和宫）。从照片卡纸上看，他最早还拍过银板照片，1909和1910年作品曾获奖，这从他蛋白照片的洗印质量也看得出，总之还是个不错的摄影师。

相对欧美日的摄影师，俄国摄影师在中国活动的资料要少得多，按说这不应该，作为邻国，来一趟要容易的多，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发现。

在这张联军聚集在千步廊前的照片里至少有四架照相机（红框内）

华夏国拍中的Lot633皇乾殿

Lot638俄国大使馆内

Lot648西苑大佛殿，从内容上来说这张照片价值很高，可见大佛殿后殿形制

Lot649沈阳的佛塔

Lot650雍和宫“寰海尊亲”坊

鲍迪罗夫照相馆早期卡纸的一种

另一种鲍迪罗夫的卡纸，1910年以后的版本

海王村Lot206有鲍迪罗夫签名的那张，俄国墓地

Lot206的另一张

鲍迪罗夫拍摄的北京内容的明信片，很明显也拍过雍和宫

鲍迪罗夫拍摄的旅顺，应该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前

老照片的价格及其他联想到的

最近一套照片该如何定价的问题又让我重新开始思考老照片的价格问题。

照片在市场上流通，它就是商品，就有价格。按照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生产成本决定价格，这里的生产成本就是指淘换照片付出的成本了，比如1000块钱买进的，正常情况下绝对不可能800块钱卖，那就赔了；供需关系影响价格，市场行为都是自愿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爷就是想买爷就是有钱，那成本是多少钱已经没意义了，不管多少钱都能卖掉，或者市场上本来威廉桑德斯的照片能以8000块钱成交，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堆一堆的桑德斯的照片，且有重复的内容（照片本来就是可以复制的，同样内容的一张照片几乎没可能只有一张），那势必就会把价格拉下来，比如5000块就能成交。当然这些传统的经济理论都是建立所有参与买卖这一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的，即“理性人假设”。可事实上没有多少理性的人，特别是艺术品或者说收藏圈的人，这个去看看拍卖会现场就知道了。有朋友推荐《无价》和《怪诞行为学》，我没看过，不过单就老照片的价格而言，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决定价格，即信息的透明度。比如有人买照片的原则是自己见没见过（假设买不买得起不是问题），这个就比较个人和狭隘了，世界上照片那么多，怎么可能都看过，即使都看过又都能记住？所以会出现你觉得赞不绝口没见过的照片，愿意花很多钱买，在我看来已经见过多个版本白给都不要的情况。再比如，只有我知道（或者我和对方有交集的圈子里没有第二个知道的人）一些照片在什么地方还能找得到能多少钱拿下，那理论上我就敢开出远高于成本又能让对方接受的价格。不管怎样，用传统的经济理论去解释老照片的定价是一件徒劳的事情。

从这个问题延展出去，似乎可以探讨什么样的照片应该卖的贵。我觉得首先这张（些）照片要足够好，要能够满足多数买家的需求；其次要有稀缺性，比如存世量少，比如私人影集，往往这种相册都是唯一性的，如果起拍摄的内容又比较有趣或者富含的信息量大且重要，那这种唯一性的东西不可能卖便宜了，再或者有足够的理论支持，证明某个摄影师的作品底片毁的早，作品在市场上流通的少，那价格只会越来越高，比如Beato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当然这似乎又引出版本的问题，因为洗的早晚，是否翻拍也是影响价格的重要因素，还有品相，同一批洗印的照片保存到现在，肯定是品相好的价格高。

至于现在老照片的行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很难说，至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买的人卖的人肯定想法要不一样，大家的利益着眼点差着十万八千里呢。老照片最早的定价起于何时是怎么来的已经很难考证，但就中国内容的老照片来说，也曾经历过一两千块钱一张的时候，现在关注的人多了愿意收藏的人多了价格也上去了，如何确定价格我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个比较私人，还是那句话：大家的利益着眼点不同，所以拿出来讨论或分享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现在想在拍卖会上捡漏儿越来越难了，这种拍卖信息不像知识还有个学习的过程，它传播很快很广的，现在哪怕世界上犄角旮旯的拍卖会也躲不过各种虫儿和藏家的耳目。这又可以说回到信息不透明的话题上去了，拍卖会本来就是收藏市场的顶端，最好的那部分经过层层过滤和转手，最后到了拍卖公司，到了需要竞价才能买的境地，价高者得。当然，说到层层转手和过滤，这是国外收藏市场比较成熟的情况，在国内就比较乱了，钱多人傻的太多……所以要想淘换（淘换本身就是指少花钱买到好东西）真正的好东西，还得是通过别的渠道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