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合成照片的再讨论

2008年写过一篇博文,叫《一张造假的老照片》。其实现在回头看看,“造假”用的不合适,应该换成“合成”。老话重提是因为前几天在一个小型的看片会这张照片又被展示出来了,我当时指出了这是合成的,大家还感到很惊讶。正如我上篇博文里提到的这张照片的破绽,很多朋友早就有质疑,但是最先发现这些合成素材的却是另外一位网友,我只能算借花献佛。

扫描自《1900年的北京》封面,合成的照片,看实物照片会发现画地上影子时留下的笔触痕迹

大背景来自穆莫相册中一张由北向南拍摄的天安门

骑马的人也来自穆莫相册,就是最左边这位,而且他也不是盛传的“瓦德西”

两边站立的士兵来自穆莫相册中的这张照片,就是站在前面这两位。这张照片是从德国使馆往大门外面看,正对着德国使馆大门的是沙蒙夫妇的北京饭店

摄影史发展至今,我总结合成的手段主要分三种或者说是经历过三个时期。

一、硬底版时期(1900年以前)。因为底版没法分割,因此只能把洗印出来的照片经过裁减和拼接,甚至九十把很多张CDV照片摆(堆)在一起拍张“大合影”。

很多张蛋白照片裁减、拼贴再翻拍后的合成照片,大约在1890年代

二、软底片时期(1900年至今)。可以在同一张底片上多次曝光,或者像郎静山那样裁减、拼接底片,再制成新的底片,成为集锦作品。

郎静山的一张集锦作品,由两张底片制作

三、电子时代(1988年至今)。1988年,Photoshop软件的诞生,使每个人都有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想想我用的第一台数码相机只有30万像素!时间过的太快了。

用Photoshop合成的摄影作品

 

西什库教堂百年

光绪十四年(1888年),西安门内的西什库教堂建成,神父和修女们从蚕池口教堂迁到这座新教堂。1900年,这里成为除了使馆区以外另一个重要的战场,义和团和清兵对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尽管被围困的神父、修女和信徒们最终得救,但是教堂的建筑遭到损毁,后又加盖一层成为现在的模样,1958年经过“献堂献庙”运动,教堂又遭受了新的磨难。关于西什库教堂的历史,不用细说,网上一搜一大堆,我感兴趣的是这座北京最重要的天主教堂在历史长河中变化的细节所反映的历史事实。

1890年前后,启用不久的西什库教堂

1900年冬,经历了庚子事变的西什库教堂

1900年夏,刚“解放”不久的西什库教堂,门前的工事还没有清理

1900年夏,西什库教堂的上面插了各联军国的国旗和一个大十字架(怀疑来自南堂)

1909年德国人拍摄的西什库教堂,已然整修完毕

2011年3月我拍的西什库教堂

目前可以找到的最早的西什库教堂的照片大概就拍摄于1890年前后,因为看建筑细节很干净,周围的树也还没有长大;到了1900年,经过战火的洗礼,教堂正立面千疮百孔,破损较明显的是圆窗、圆窗东侧的砖墙、西侧碑亭的鸱吻;尽管在庚子事变结束后教堂得到修复,并加高一层,但是重建后的碑亭鸱吻换了,别的没有太大变化;而现在,正立面的几尊圣像和以前不一样、正门上的十字架没有了、两尊石狮子换了、三座尖塔上各增加了一个天使。

仔细观察庚子事变后西什库教堂正立面上的弹孔,都集中在比较高的位置,也就是说开枪的清兵或义和团都瞄的高,似乎没有把枪口对准守卫教堂的30名法国水兵和11名意大利水兵。从另外一张1901年的航拍照上看,教堂前实际上是无险可守的,水兵们的公事就在教堂的正门前,尽管有资料说当时有3500人在北堂避难,但他们多是妇孺,没有武器的,那么多清兵和义和团围攻,竟然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拿下这里,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清政府并不想真正攻下西什库教堂。现在很多史料都显示在庚子事变中,慈禧太后主导的清政府一直摇摆不定,最后真的开战了,围攻使馆了,还有庆亲王等人偷偷送信送食物。墙上这些弹孔的分布我想也可以作为当时清廷立场的一个佐证。

1901 年法国人的航拍照片,可以看出西什库教堂前根本无险可守

四个时期西什库教堂圆窗的比较,看得出庚子前后玻璃花窗的修复还是按照原来的图案

四个时期碑亭鸱吻样式的比较,庚子前的皇家味儿重,更漂亮,后来的就很民间的感觉

拱门上的十字架连枪弹都扛先来了,现在却不知所踪

月台前的石狮子,现在的这个好丑!

六尊圣像都换了,我选的这个位置现在是圣保禄像,不知道以前是谁

最后补一张我拍的教堂内部精美的玻璃花窗

 

火德真君庙牌楼今昔

热爱北京的朋友都知道毛说过的一句话“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这句话是说梁思成、林徽因的。这句话的对错,现在讨论已经没有意义。转变旧中国到新中国需要魄力和远见,但是一个“拆”字又怎么能对得起几千年的文化遗存?

从1954年1月开始,北京的牌楼被大规模拆除,引用王军先生《城记》一书的资料如下:
1954年1月8-20日,历代帝王庙景德坊被拆除
1954年3月15-25日,东、西交民巷牌楼被拆除
1954年4月中旬,打磨厂西口、织染局西口、船板胡同西口、辛寺胡同南口四座小牌楼被拆除
1954年8月21-25日,东、西长安街牌楼被拆除
1954年12月9-20日,大井砖牌楼被拆除
1954年12月21-26日,东、西四牌楼被拆除
1955年1月8-14日,大高玄殿牌楼被拆除
1955年6月12-21日,前门五牌楼被拆除
1955年11月,金鳌、玉蝀牌楼被拆除
……

在以上资料中没有被记载的,还有北海万宁桥北的火德真君庙牌楼,这座牌楼的近照比较少见。《日下旧闻考》里说“火神庙即唐火德真君庙,在北安门万宁桥北路西……元至正六年修,万历三十三年改增碧瓦重阁焉。前殿曰隆恩,后阁曰万岁景灵阁,左右辅圣、弼灵等六殿。殿后水亭望北湖。”1949年以后,这里一度成为解放军防化兵招待所,也曾供公安局交通队家属使用。火德真君庙的主体建筑基本保存完整,山门向东,在庙的东南角,门内外原各有一牌楼,朱家溍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说外侧牌坊额曰“离德昭明”。山门为单檐歇山顶,黄琉璃瓦绿剪边,面阔、进深均一间。进入山门后为钟鼓二楼(现已不存),再向西为一灰瓦绿剪边配殿(现已不存),穿过了这座配殿,庙才转为南北向。在最南端为倒座的隆恩殿,面阔三间,单檐歇山顶黑琉璃瓦绿剪边,供奉隆恩真君王灵官。往北便是主殿火祖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前接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的卷棚悬山抱厦,黑琉璃瓦绿剪边,供奉南方火德荧惑星君,即通常所谓之火祖、火神。火祖殿内原悬有乾隆皇帝御笔之匾及对联,匾曰“司南利用”,联曰“菽粟并资仁,功成既济;槐榆分布令,序美惟修”。另外,此殿顶还有一漆金八角蟠龙藻井,精巧无比,在京内并不多见。在火祖殿前东西两侧,有配殿二,正是《日下旧闻考》里所说的“左右‘辅圣’、‘弼灵’等六殿”,“辅圣殿”及“弼灵殿”又各与一座配殿相连。火祖殿之北为斗姥阁,面阔五间,硬山顶,黑琉璃瓦绿剪边,上下两层,原悬有乾隆御匾“妙统辰枢”,斗姥阁前东西两侧,又有东西两配殿,均为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前出廊,硬山顶灰瓦绿剪边,为六配殿中的最后两座。斗姥阁北为最后一进的“万岁景命阁”,俗称“玉皇阁”。“万岁景命阁”面阔三间,硬山顶绿琉璃瓦剪边,原悬有乾隆御匾“紫霄香案”,阁前东西两侧均连有二层的折廊与东西两座配楼相接。两座配楼均为三开间硬山顶,灰瓦绿剪边。在“万岁景命阁”两侧的连廊下,各有一掖门,直通庙后一水亭,可观什刹海烟波,可惜早已不存。2008年奥运前,因地处中轴线旁而有机会得到重修,如今已经是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道观了。

在这张1901年法国人拍摄的照片中,拍摄位置较高,应该是站在永宁桥上,旁边的几根望柱已经损毁。地安门北大街热闹非常,路两边有人吃饭的地方也有牲口吃饭的地方。对比现在的照片,山门外的牌楼没有被复建,从牌匾上的“离德”二字可以佐证朱家溍先生所忆非虚。如果仔细观察,在山门前的台阶旁还能看到原来牌楼柱子的遗迹。

1901年法国人拍摄的地安门大街,是一张少见的火德真君庙牌楼近景照片

现在的地安门大街,永宁桥上的望柱都被补齐了,庙周围正在拆除其他建筑

 

天津鼎章照相馆

前几天某拍卖公司有一本介绍民国时候北京风光的小开本画册,一百多页,没有注明出版者,估价1000元。这本画册,论质量,图片小(虽然每页一图,但是留白很多);论品相,曾被水泡,封底一角已经缺失。尽管如此,我倒是很看好这本画册,因为这是天津鼎章照相馆1930年代拍摄发行的,作为中国摄影史上的近代著名照相馆,他们的画册不多见。果然,最后这本画册以13440元人民币成交。

这本画册的封三是鼎章照相馆的一则广告,我用手机翻拍了一张,可惜摄像头差+手抖,虚了,我凭记忆补全了看不清的字,记录如下:

汉初济南伏生,曾口授尚书于晁错,古法未绝如缕。今日读其书,不知其面。麟经左传,永垂鉴戒,马班汉史,仅见文章。及以骚人墨客,处士名流,精神不朽,面目何存?即或偶有传真,未必各得妙肖。于是咸推今日之照像为无上之法焉,不止可留真面目于百世,且能改装布景,融意所适。同业者虽林立,其中优劣不同,鼎章开发廿余年,日求精进,故每于拍照后,其中必经之手续,虽百忙中,不敢稍为减略,出品俱在,无庸赘述,承蒙惠顾无任欢迎。

其中“济南伏生”是说秦汉之际的济南人伏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携《尚书》逃回济南,秦灭后,汉文帝听说伏生“善治尚书”,就派晁错去请教,伏生因此口授《尚书》于晁错。“马班汉史”中的“马”指司马迁,“班”指班固。

这个广告得大意就是 :1、摄影可以留真,是好的;2、鼎章是同业者中最认真的。读起来很有趣。

据资料载,1875年广东人黄国华在天津开办的恒昌照相馆,由宁波人王子铭任摄影师并主持打理;1904年天津盐商王奎章买下恒昌,并易名“鼎昌”,继续由王子铭主持。1912年王子铭去世,由学徒出身的王润泉、李耀庭(一说李鸿亭)接管“鼎昌”,合伙经营,又易名“鼎章”。鼎章照相馆一直以拍摄名人肖像(如孙中山、黎元洪、周信芳等)和新闻事件(如1917年天津水灾时拍摄的相册《水灾图》)出名。《中国摄影史》中还引用了天津《中华画报》2卷103期的评论:“每一会场,无不见鼎章号中人奔走拍摄于其间。照得准、洗得快,以倪汝福、倪焕章为新闻片中之最努力者,其认识新闻,有时竟胜于各报摄影记者。”

1949年,曾经辉煌的鼎章因为欠所得税(!!!),资不抵债而被迫关门。1955年重新开张,成为当时天津唯一的国营照相馆。山西太原也有一家“鼎章照相馆”,不过没发现和天津这家店有关联的资料。时值今日,天津鼎章照相馆仍在经营,原来位于和平路24号的店面已经被拆,现在迁至和平路50号3楼。

拍卖会上天津鼎章照相馆出品的那本画册封面

我用手机翻拍的封三鼎章广告

 

交错的时空

今天去北海公园拍照被围观了……

被围观了,竟然还有个外国人!

自从看过那位国外的女摄影师的作品后,我也一直很想这样玩,同一场景不同时期拍摄的照片,把过去的人物或场景合成到现在的画面里,好像复活的历史。上次金鳌牌楼(重现北海金鳌坊)那张玩儿的不好,这回调整了色调,换了个方法,自我感觉不错。

素材一,佚名拍摄于1870年代

素材二,本人今天拍摄

 

是Kwok Ying Fung还是Fung Kwok Ying

2009年的时候接触到一本名为《China》的英文画册,所选照片都出自旅美学者Kwok Ying Fung的收藏,由费里茨•汉勒(Fritz Henle)编辑。我比较喜欢这本画册,曾先后经手过三本,都没有包封,当时还专门写了篇博文(郭英方《China》)。当时想考证“Kwok Ying Fung”对应的中文名和简历,可是找了半天都没结果,后来索性按照我的理解译为“郭英方”,前东家的拍卖图录里我也是这么写的。再后来,这个说法就流传出去了,这本书再次出现在拍卖会或市场上的时候,作者都写作“郭英方”,书的简介也来自我的那篇博文。前不久某公司的拍卖会上又出现了这本画册,图录里仍然用了我当时的介绍,不过这回书有包封,我特意看了下,其实包封上有对“Kwok Ying Fung”的英文介绍,用的称呼是“Mr. Fung”,也就是说这是位先生,姓“方”或“冯”,“Kwok Ying Fung”的写法是按照外国人先名后姓的顺序。简介里还写道他1905年出生于广州,曾赴美留学,1937年在中山大学教过书。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更多的资料,还是不能确定他名字的中文写法,如果有哪位同学了解此公,还请不吝赐教,人多力量大,说不定能有个结果。

《China》一书的封面,我是第一次见到

郎静山的几幅小品

几天生病在家,今天终于又可以写Blog了。

下午去一个藏家那里去欣赏他收藏的郎静山作品,都是比较经典的代表作,常在他的画册中出现,好几张我都是第一次看原作。看这些作品我有个小感触,郎老真的无愧是大师,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视觉语言、暗房技巧上,还有严谨的态度,每个细节都是经过仔细斟酌的。我选了三张作品简单说说。

现在国内的摄影师们用胶片机的算少数,自然用暗房洗印照片的也是少数,偶尔用一次暗房,可选的相纸种类也不多。而在胶片时代的黄金期,可选择的相纸类型非常丰富,比如德国的爱克发(Agfa)从色调上就分白色、奶色,从相纸的表面形式又分光面、半光细面、无光细点粗面等等。同一张底片用不同的相纸洗印效果都不一样,像郎老这样的大师,同样是静物作品,他会根据所要表现的效果选用不同的照片。比如这张1954年拍摄的《秋实插花》,胆瓶上插着一支带果实的树枝,斜伸向画外,焦点集中在树枝和果实,花瓶稍微在景深外,有点儿模糊。如果用光面相纸会太亮,没有清供的那种雅,而用粗绒面相纸又很难表现果实的质感,最后郎老选了半光细面,既能感觉到果实的饱满,又能表现树枝表面的粗糙。

1954年的《秋实插花》,我没有翻拍,从画册上扫描了一张

下面这张1950年拍摄的《书斋清供》也是如此,郎老这张照片突出背景光,采用大光圈,让后面的叶子有点儿虚,能看清叶片但看不到叶柄,有点儿像张开五指去挡太阳,阳光从指缝中倾泻而出,手指变得模糊了一样,显然这样的效果用光面相纸或粗面相纸都无法实现,郎老仍然选择了半光细面。

1950年的《书斋清供》,翻拍自原作

最后一张少在他的画册中出现,是用两张底片集锦而成,画面大量留白,背景的山隐在云中影影绰绰,长髯老者(张大千)坐在一叶扁舟之中欣赏湖光山色,小船在画面中所处的位置正是经典的黄金分割线。斜对着光看,郎老还在照片上用毛笔进行了修饰,长髯老者的胡子、水中的倒影都有痕迹。这样的效果用细颗粒的相纸就不好表现那种水墨画的感觉了,郎老选了颗粒较粗、表面也不是很光滑的相纸。市场上郎静山的作品不难找,但是像这样未被收录入画册、有他明显修饰痕迹的早期原作就不多见了,自然价格也更高一筹,却应该是收藏的首选。

1955年的《烟江小艇》,翻拍自原作

 

山本赞七郎作品集的版本

19世纪末记录京城风貌最著名的摄影师,我想非山本赞七郎莫属。山本赞七郎(Yamamoto Sanshichiro,1855-1943),出生于日本冈山(Okayama),1882-1897年间曾在东京开设照相馆,后迁往北京,在霞公府附近重张开业。1901年后,他又在天津开设了分店。他除了给王公贵族拍摄肖像外,还经常拍摄北京的风光照。山本赞七郎受过专业训练,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加上日本人特有的执著和认真,他拍摄的北京风光照很讲究,而且流传甚广,以他作品制作的明信片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都还在印刷。现在要集中查看他的作品,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东洋文库里保存了一批他的底片(玻璃底片),内容不仅有北京,还有山西等地;还有一个途径是他的作品集(画册)。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他的作品集都名为《北京名胜》(英文Picturesque Views of Peking或Peking),按出版年份可以分为四个版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和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四个版本分别收录照片36张、36张、90张和100张;从内容上大体可以1901年为界分为两个版本,因为一些山本早期拍摄过的风景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破坏,因此同一地点会有不同的照片,比如前门大街,把这些不同时期的照片放在一起观赏、研究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另外山本的原版照片在市场上流通的也不少,价格不高,只是有些带签名又少见的品种就不好找了,价格也相对高些。

1901年版的版权页,看得出是1899年的再版

1906年版的版权页

1909年版的版权页

1899年版中的“前门三头桥”,热闹非凡的前门大街,1901年版也是这张

1906年、1909年版的“前门三头桥”,尽管已经恢复了些店铺和人流,被火烧的痕迹还是很明显

1899年、1901年版中的“卧佛寺”

1906年、1909年版中的“卧佛寺”,供桌上的摆件变了,不知道是不是被“掳走”了

卧佛寺这张的原版照片

丢失的米袋子

1912年2月29日晚8时,曹锟麾下的北洋军第三镇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发起兵变,劫掠周围商铺,并向城内行进。一开始被劫的只是周围的蔬果摊贩,待到这些军人进城与城内的变兵汇合后,发生了更严重的抢劫和骚乱,金银器店、绸缎庄、洋货店等均成为被抢的重灾区。除了这些哗变的军人,还有不少平民趁火打劫,甚至据说有警察参与其中,他们的目标则主要是米店和绸缎庄。这场骚乱自朝阳门始,下半夜蔓延到西城和北城,不仅商户被抢,东四附近的商铺甚至被焚。兵匪还趁夜出京前往天津劫掠,再次造成重大损失。3月1日下午4时,袁世凯召集了北京高级军政首长会议,下令立即采取行动制止兵乱,同时命令姜桂题率毅军(姜所辖部)随时缉捕再图逞乱的兵士,毅军四处弹压,遇见任意抢劫者,即当街击毙,另逮捕乱兵十人,斩首示众。虽然这次兵变持续的时间很短,但是百姓因此异常惊惧,其后一周左右时间内,即使白天也关门闭户,街上鲜见行人。据事后统计,京奉、京汉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三银行以及制币厂亦遭劫掠,商民遭抢劫者四千余家。

这次兵变是北洋时期的重要时间,在编《北洋岁月》一书的时候选了张被毅军当街正法的抢劫者尸体照片,今天在当年的一份英文报纸上又看到张同一场景的照片,只是拍摄的时间不同,这三个被正法的抢劫者都是被枪毙的,而不是斩首,看来行刑比较仓促,符合历史记载的“当街击毙”;尸体上还散落着他们抢来的衣服、被褥,肯定是人赃并获。如果仔细观察,两张照片最大的不同是第二具尸体旁丢失的米袋子。这些尸体被“当街击毙”,一定有“示众”的性质,第二张照片还能看到旁边有武装的军警看守,大白天肯定不会有人靠近,我猜想,一定是某个穷人趁夜里尸体无人看守,把没有被污染的那袋粮食偷偷拿回了家。

其实老百姓都是很现实的,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管你发生什么事,政局如何变。

被当街击毙的趁火打劫者,米袋子还在

别的赃物都在,唯独米袋子没了

卡什肖像经典

今天拿到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新书《卡什肖像经典》,12开本,分中文限量收藏本(400册)、英文限量收藏本(200册)和中文平装本。这本画册收录了卡什的肖像作品150余幅,都来自加拿大陈淳焘先生的收藏,他是全世界收藏卡什藏品最多的私人藏家。

《卡什肖像经典》的封面,1957年拍摄的海明威

顾维钧,1943年

微笑的丘吉尔,1941年

内封,卡什自拍像

show一下我的收藏,卡什签名的海明威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