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总的来说喜欢走水路。长江航道对英法两国开放后，在1858年底就有英国外交官威廉·乔斯林（William Nassau Jocelyn）来到汉口拍摄了照片。过了洞庭湖，大体上就被外国人称为Upper Yangtze，从这里到扼守三峡门户的宜昌坐船还算方便，花的时间也不是太长，1861年欧洲人探路长江上游的先行者布拉克斯顿（Thomas W. Blakiston）从汉口到宜昌走走停停用了20天（1861年3月14日至4月2日），汤姆逊走这一段用了17天（1871年1月20日至2月5日），在那个时代算是轻松愉快的旅行了。再晚几年，1878年英国商人阿奇博德·立德的“彝陵”号轮船第一次驶入宜昌港，同年招商局的“江通”轮首航宜昌，随后即开始在宜昌与汉口之间运营客货航线，自此宜昌这个城市被纳入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现代交通网络。但是过了宜昌，水道就不是那么平顺了，到1909年川江航运正式步入汽船时代之前，绝大多数经宜昌进入西南腹地的外国人都是被纤夫拉上来的。
约翰·汤姆逊毫无疑问是第一个进入长江三峡拍摄照片的人，时间是1871年2月。在他之后，1870年代还有几个有条件携带照相机的西方人穿过三峡进入四川游历，或是继续前行到云南或藏区东部，之后的出版作品中也有一些关于拍照的线索。作为马嘉理事件的后续，1876年9月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以在大理和重庆“驻寓”以“察看通商情形”，并获准前往甘肃、青海，或是由四川入藏探索连接印度的道路。1876年底，曾前往云南调查马嘉理事件的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被派往重庆，在上海他遇到了正准备去中国内陆探险的威廉·吉尔上尉（Capt. William J. Gill，又译吉为哩），便邀之同行。吉尔算是个小有背景的人物，他父亲罗伯特·吉尔是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早年在印度马德拉斯军中服役，后来在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在印度著名的佛教遗迹阿旃陀石窟临摹壁画，1856年左右开始拍摄立体照片并出版了两本关于印度古建筑和自然风光的摄影集，总之颇有名气。威廉·吉尔少年时代随父母在印度生活，成年后加入皇家工兵部队，也在印度驻扎了一段时间，后来从母亲那边的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于是这个家世好、有钱、热爱旅行探险又愿意为军队效力的年轻人先是参加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波斯考察，然后1876年5月他突然起意决定来中国的时候，他直接就去跟几位探险界的传奇人物会面取经了：他先去拜访了著名东方学家亨利·于勒（Henry Yule），于勒把他介绍给1868年探访过川西藏区的托马斯·古柏（Thomas T. Cooper，又译唐古巴），又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去见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七次考察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前往柏林跟李希霍芬学习了一个星期，然后出发去中国。1876年9月11日吉尔到达烟台，这正好是《中英烟台条约》签订的前两天，英国公使威妥玛当时正在烟台。吉尔拜访了威妥玛，然后在条约签订后与英国使团成员一起离开烟台，乘船至天津再至北京。在等待护照办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与公使馆里的一名外交官卡勒斯一起去渤海湾沿线做了一次短期考察，回到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启程南下，11月21日到达上海。
许多资料对吉尔的描述都说他是情报官，因为他返回英国后在战争部的情报部门获得了一个职位，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当他跟途中遇到的法国传教士说自己只是出于个人爱好要去川西旅行，对方也是笑而不语。不过他来中国这一趟很可能真的是自己掏钱，并且住酒店会选最好的房间，坐船也是最好的舱室。在这种有钱任性、有一个二十年前就专业玩相机的爹的人设之下，当他和贝德禄一起于1877年1月23日离开上海前往重庆时，随行带了一名摄影师的人是贝德禄而不是他，倒是有点让人意外了。
贝德禄1867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北京的英国使馆工作，精通中文。1875年2月马嘉理事件发生后，他随同公使馆二等秘书格罗夫纳（T. G. Grosvenor）、上海领事馆副领事达文波特（Author Davenport）前往云南参与调查马嘉理案。那一次去云南的路线，也是沿长江上行到叙州府（今宜宾），然后走陆路经昭通、昆明、大理、腾越、缅甸八莫，再乘船至仰光，由海路返回北京，时间是1875年11月至1876年7月。四个月后，他又一次踏上扬子江之旅，这次除了随身的两个仆役（其中一个跟过李希霍芬），他还带了一名摄影师一起去重庆。不过贝德禄自己的旅行笔记《中国西部的旅行与研究》（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1882）里没有包含从上海到重庆以及刚到重庆这一段时间的记录，所以关于这名摄影师以及拍照的情况，仅有的一点线索来自吉尔的作品《金沙江》（The River of Golden Sand，1883）。
据吉尔的记述，这名摄影师是一个上海人。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应该还没法弄清这名摄影师的身份，只是假如做一个推测的话，如果贝德禄是在上海雇了这名本地摄影师，那么他很有可能来自当时上海开业的几家照相馆。1870年代，上海已经有苏三兴、宜昌、公泰等几家照相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另一个导致我们没法深挖的原因是，这名摄影师虽然来了一趟重庆，并且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把照相机带过长江三峡的人，但不知道是器材还是技术的原因，根本没有产生任何作品。吉尔在书里记录了两件跟拍照有关的事，首先是他们到重庆后让摄影师出去拍照，一如在那些照相机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受到的“礼遇”一样，围观群众纷纷朝他们扔石头。后来他们找了一个当地的教徒去给摄影师当翻译，因为这名说上海话的摄影师和说重庆话的当地人根本没法沟通。在这个当地人的帮助下摄影师好像终于可以拍照了，但是最后“他能拿给我们看的只有一些灰蒙蒙的玻璃板，而且我后来也没听说有任何照片洗印出来。”
1877年4月26日吉尔离开重庆前往成都，5月18日北上前往松潘，6月20日返回成都，在这里他跟在上海就约好要一起去探索藏东–云南–八莫路线的麦士尼（William Mesny）汇合，经雅安、泸定、康定、理塘、巴塘，在竹巴龙渡过金沙江，翻越芒康山行至澜沧江一侧的阿墩子（德钦），再回到金沙江畔，往南经丽江、大理，1877年11月1日到达八莫然后返回英国。他是第一个前往松潘考察的西方人，也是继古柏之后第二个到达藏区东部的英国人。紧随吉尔之后，1877年7月，贝德禄也从重庆启程开始他的川西南之行，他先是到了成都，然后乘船到乐山，游览峨眉山之后，经雅州（今雅安）、富林（今汉源）、宁远（今西昌）、会理，在巧家渡过金沙江，往北行至靠近宜宾的富官（今绥江），然后从屏山乘船返回重庆。休整三个月之后，1878年1月他又出发去了一趟打箭炉（康定）。他是较早深入探访彝族地区的西方人之一，1883年获得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
插图均摘自吉尔的《金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