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照片的修版说起

有位朋友发来一张照片,民国时候的外交官王宠惠,但照片上的王博士被人为地“描眉画眼”了一番,他问我照片上的涂抹痕迹是什么,上一位收藏者家里有熊孩子?(误)在二十世纪二十到八十年代这种在照片上“涂抹”的情况很常见,这些照片都是要发表在报纸、杂志等需要印刷的媒体上的。这种涂抹有对局部的遮挡(比如简化背景)、画框(确定印刷时选定的范围)、涂黑或涂白以增加对比度,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方便制作能有更好印刷效果的印版。涂抹以简化背景、画框以圈定出版范围都很好理解,加深暗部或提高亮部都是为了增加印版图像的反差,在PS里类似的操作就是调曲线。这种方法在使用珂罗版印刷照片的技术诞生之初就已经有了,最早采用照相制版凹版印刷的摄影集,约翰·汤姆逊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1]中就在用于制版的底片上进行了尝试。有一张在南京拍摄的底片,上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天空的位置写着“Block out”,意即“遮挡”,而且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天空与山峰交界处的“遮挡”痕迹。很可能是整个画面的影调太平,只好将天空提亮,以突出地面的部分。类似这样的修正在汤姆逊的底片上还能看到很多例,从侧面也反映出汤姆逊对自己作品所呈现质量的追求,当然,这也要求出版商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支持。

厦门水仙宫遗迹

2013年6月我第一次去厦门,虽然在此之前看过很多这座城市的老照片和地图,但只有实地走一趟才能把历史和现实在空间上联系起来。我们当时住在鹭江边的一家酒店,正对鼓浪屿。在去酒店的路上我注意到路边一块巨石上雕刻的红字“水天一?”,矮油,这个地方的老照片我见过!当时带着家人在出租车上不方便停车考察,好在这里离酒店不到300米,于是去酒店丢下行李我们就直奔这块巨石。

别发书局在北京

别发书局,更正式的名称是别发洋行,英文名Kelly & Walsh Limited,是一家曾经以上海为基地的英资出版公司,喜欢老照片的朋友对这家出版公司都不会陌生,关于这家公司的论文也很多,其来龙去脉身世经历,就我能看到的,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黄海涛的《清末民初上海的西书店别发洋行》[1]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孙轶旻博士的《别发印书馆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2]两篇文章讲得最清楚。简单说来,就是书商Kelly & Co.和印刷公司F. & C. Walsh Co.在1876年合并而来。其中Kelly & Co.是John M. Kelly1868年在上海广东路创立,售卖西洋书籍、文具、报纸、烟草、彩票等为业;F. & C. Walsh & Co.是1862年Frederick George Walsh和Charles Frederick Walsh两兄弟在上海福州路创办,主营印刷及售卖外国文具。别发书局先后在日本长崎、神户、横滨、香港、新加坡、汉口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899年左右还在伦敦有了代理。这家公司不仅出版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不仅赏心悦目,也是辨识照片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北京美观》(The Pageant of Peking)、《今日之上海》(Shanghai of Today)等精美的画册,还在汉学传播的出版上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如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中国文学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se, & Gems of Chinese Literture: Verse)、《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别发书局的档案损失严重,目前只有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1947年以后原上海是社会局档案的档案以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保存的1947年以后原上海经济部的档案,因为别发书局最初注册在香港,因此香港还保存有其注册、股权等信息的档案,在我看来最宝贵的20世纪20年代那些出版精品的原稿则荡然无存。别发书局的横滨支店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被毁,汉口支店因1927年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而关店,上海总部在1949年3月开始营业清淡,至5月已完全停顿,1951年开始出售房屋,1953年彻底歇业,新加坡支店在1955年结业,香港支店在1960年代被辰冲书店收购,目前这个品牌仍在辰冲书店旗下运作。

福州船政官员合影考

前阵子在某网站上看到一张清末官员的合影照片。这张照片我在11年前写福州船政局造“建威”号下水照的考证时在网上见过一个版本,是福建省档案局的收藏,注明照片是“建威”号下水仪式上的福州船政局官员和来宾合影,非常非常模糊。这次发现了原照(虽然图片也不是很大),正好可以考证下照片里的主要人物都有谁。

被挂上墙的慈禧

慈禧太后拍照的事情,随着新材料的披露以及许多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大体上清楚了,比如摄影师是谁,拍摄地点在哪里,拍摄时间是什么时候等等。当然,单就拍照这个物理过程来说,还有很多细节值得展开,这是另外一条分支。对于慈禧太后拍照片的这个行为的意义,也有很多文章讨论,比如认为这是她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向西方示好的信号;或者是批判一个“祸国殃民”的老太太不理朝政只知道在镜头前“搔首弄姿”;也有的说老人家爱美,一百多年前拍照片就会“磨皮”了。总之,从慈禧太后的这些照片,无论专业学者还是民间爱好者都能延展出来很多内容。不过,也许历史根本没有那么复杂,慈禧太后就是某天早上醒来突然想拍照片了,拍了那些个照片也没有考虑过这意义那意义,解读都是现代人的事儿。这些慈禧太后照片的用途,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作为外交礼物由各国公使转交其最高领导人,这一点有文献支持,比如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日(1904年5月5日)《大公报》“太后照相传闻”载:“传闻,某公使夫人觐见时,言及各国君主之肖像皆许民间供奉以表其爱戴之忱云云。皇太后颇以为然……”此外《那桐日记》里也有相关记载。那桐(1856-1925)清末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琴轩,举人出身。1899年任鸿胪寺卿、内阁学士,1900年任总理衙门大臣。他历经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要的历史事件,日记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参考性。他在光绪三十六年十月六日(1904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初六日,早进内,皇太后、皇上升皇极殿,奥、美、德、俄、比公使呈递贺万寿国书,赏桐饭吃,巳刻礼毕。皇太后赠五国国主、五国公使照相各一张,用黄亭,由内务府送至外务部,桐同联侍郎送至五馆。桐复进内复命,申正归。”故宫里也留存有这样的实物,如《圣容账》里就曾记录了所有慈禧照片的保存数量。可是鲜有资料记载这些外交礼物被转交给外国国君之后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摄影师岩田秀则

大概前年的时候,浪客兄发给我一些资料,都是庚子前后同一个摄影师的作品。这些信息和我之前自己存档的“未解之谜”就像两块拼图,正好可以合在一起。为了挖出这个摄影师的身世,我满世(网)界(络)找资料。有些资料国内没有,网上也没有,于是我把线索给了朋友本田先生,请他帮我在日本的图书馆找一找。没想到发现另一个宝:反馈回来的资料里有另一位摄影师岩田秀则的信息。

总督的肖像——闽浙总督

桂良,字燕山。满洲正红旗,瓜尔佳氏。任礼部主事,员外郎,四川顺庆府知府,四川建昌道。道光七年授河南按察使,迁四川布政使历广东、江苏、江西布政使。十四年迁河南巡抚,十九年授湖广总督六月改闽浙,十二月调云贵总督。二十五年任正白旗汉军都统,二十八年授镶红旗汉军都统。咸丰元年任福州将军,二年四月授兵部尚书,三年九月调直隶总督,五年授协办大学士,六年十二月迁东阁大学士,八年改文华殿大学士。十年二月加太子太保,七月赴天津与英法联军议和。十一年入直军机大臣。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卒。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