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与友人在泰山

前天为考证一张照片中人物,从图书馆借了《徐世昌日记》,主要看他辛亥之后到当上大总统中间这段的日常,不仅解决了问题,还顺带解决了另一张还没有着手处理的照片,辨认了其中的大部分人物。跑题一下,我一直很反对在公共图书馆的书上折页和写画,不过有时候也有会心一笑找到知音的感觉。一次是翻看《广州大典》,这是一套520册的大套装,想查的几篇文章所在首页都有两个小小的折角,说明可能有两个人与我感兴趣的内容一样;还有就是这次借的《徐世昌日记》,里面提到的人名都是姓加字号的形式,前面的某位读者用很细的铅笔轻轻地将部分这样的人名在空白页作了注释,大大降低了我阅读的难度,很是暖心。

来兴克为李鸿章、张佩纶翁婿拍照

研究张佩纶的朋友们都知道,目前已知,有并只有一张可确认是张佩纶的肖像照,来源是其孙女张爱玲的收藏。同时,关注李鸿章照片的朋友们也注意到,有一张李鸿章穿补服的坐像照背景和道具与张佩纶这张一样,很可能是两人在同一天由同一位摄影师拍摄了肖像,但仅此而已,何时何地由谁拍摄仍是未知。我今天在翻资料的时候,看到华辰拍卖2003年秋拍的邮品钱币专场卖过一张李鸿章的便装照,背景和道具与前面说的两张照片完全一样,而且,在卡纸下方左边印着“ALBERT REISING”,右边印着“TIENTSIN”,即摄影师和拍摄地点的信息,这正好可以与我之前对在天津从事摄影活动的德国人来兴克的考证(具体可查看旧影志网站上的文章:来兴克是谁?)相符。

再谈珍妃的照片

有一张被认为是珍妃的半身像照片流传甚广,相中女子穿着斜襟外套,梳旗人女子的两把头(这个两把头是假发),装饰了蝴蝶和花卉形状的发钗,头右侧有一条流苏垂下。我曾经从发型和摄影技术的传播两个角度入手,撰文分析这名女子并非珍妃,甚至不是满人,而是一名青楼女子[1],并多次在讲座中分享过这一观点。[2]我并不是第一个质疑这张照片真伪的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冯荒和王国华两位老师就先后撰文讨论过。冯荒老师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张照片上“贞贵妃肖像”的题记,认为“尚有待进一步考证”。[3]王国华老师也认为这个题记有疑问,但转而认为1930年《故宫周刊》“珍妃专号”[4]里刊登的照片为真。[5]对此我也曾经考证过,实际上那是婉容皇后的奶奶。前几日有位网友在微博上称在上海有正书局于清末出版的《海上惊鸿影》发现了这张照片,书中标注这名女子叫“黄云仙”[6],证实了我之前的分析。至此,关于这张照片的讨论似乎可以结束了,但照片中的女子是如何从“黄云仙”变为“珍妃”,图像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是如何被扭曲的,还有讨论的空间。

1949年解放军的几种轻武器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博”)在B站的小号“军事博物馆小助理”一直在发布介绍馆藏文物的小视频,每期都有专家讲解,在众多专家讲解的节目中,我只看由原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管理系芦继兵主任和“军事博物馆讲解员、著名军事专家、轻武器专家、海军大校,两栖战专家、海军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海洋迷彩服设计者、中国海军陆战队创始人之一、中国海军陆战旅首任旅长的杨南镇”讲解的[1],其中芦主任主要介绍坦克装甲车辆,杨大校主要介绍轻武器。我想了下只爱看他们两人节目的原因,可能是这两位的讲解更偏重事实与科学,对我来说更能增长知识,而且被讲解的对象都是他们曾经研究、操演甚至分解过的,是第一手的感受与评价,更让人信服。遗憾的是芦主任录的节目不多,杨南镇大校就不同了,几乎每天都有更新。军博收藏的轻武器基本上都有故事,以从历次战争中缴获居多。杨南镇大校提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很多缴获的武器都投入到解放军的武器序列中被重新利用,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一事实在历史图像中能找到很多印证,比如1949年苏联政府派到中国的摄影队拍摄的图像中就曾出现很多种缴获(这些武器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中国装备解放军部队)来的武器,其中绝大部分杨大校都介绍过了,暂列如下,权作我的学习笔记。

温秉忠

注意到一位老照片里的人物很久了,他总是出现在与端方或南京有关的照片中。最早是考证一张端方与其他官员的合影 [1],他站在中间靠后的位置,特征很明显,两撇八字胡,戴一副小眼镜。尤其是那副眼镜,因为反光的原因,总是让我联想到很多动漫里的人物,比如《新世纪福音战士》里的碇源堂……前阵子有位网友在我的公众号后台留言询问一张照片里的人物是谁,里面两个人中有一个就是他。不过我手头的资料有限,考证的工作实在无从下手,直到前天帮朋友查一份英文资料的时候出现了转机。

1897年张荫桓的欧美之行

1897年6月22日,清晨的伦敦灰蒙蒙一片[1],上午11点15分,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皇室成员的陪同下走出白金汉宫[2],在护卫下乘上皇家马车准备前往圣保罗教堂,此时阳光穿破云层,投下一道道光线。[3]庆祝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的游行活动也由此拉开序幕。游行的队伍长达6英里,由皇家近卫军及其它皇家部队、军乐团按特定次序组成,游行路线两侧站满了围观的市民,甚至道路两边建筑的阳台上、窗前、房顶上都站满了人,据说当时有约300万人[4]涌入伦敦参加这一盛会,欢呼声、马蹄声、军乐声交织在一起,伦敦成了一座鲜花之城。[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