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人是谁？

以下考证“第四个人”是谁的文字仅是我的主观判断和个人观点，尽管我认为自己没有看错，但仍缺乏足够的证据，无法形成逻辑闭环，不能说盖棺定论。要考证的这张照片很常见，在讲到博古，或者1937年延安的政治氛围时大多都会引用。但是一般只会提及照片中的三个人，即周、毛、博，门内右边的那个人却鲜有人指出是谁。以前有好几位朋友问过我，但我都没有去考证。最近集中整理了1935-1944年摄于延安的照片，对于这个问题有了些想法，抛砖如下。

照片里的第四个人同毛一起站在屋内，倚着门框，左手拿着一摞资料，右手拿着一听咖啡。我的思路是，能和周、毛、博以这样的姿势和状态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可能是与他们同一级别的政军干部，据此可以缩小排查范围。此外，他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戴眼镜。用排除法比对当年在延安的戴眼镜高级干部，虽然方法笨，但是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根据年龄和五官的相似程度，我比对了陈赓、徐梦秋、陆定一、张闻天等。陈赓的上嘴唇比“第四个人”薄；徐梦秋在长征中双脚受伤截肢，不能站立；张闻天的眼睛比“第四个人”小；陆定一在1937年的照片里看着面相要小很多。也许是我列的对象清单太短，最后竟没有结果。

以上是用人脑比对特征的方法，不过我一向反对以“像”或“不像”来作为辨识历史人物的关键证据。如果能找到其它佐证还好，如果不能，就像我前面说的，只能算作个人观点，只能是抛砖。对于“第四个人是谁”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专业的党史研究人员一定有正确答案，毕竟厘清基本史实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错了：假设“第四个人”是张闻天、陆定一级别的政军干部，不可能这数十年来无人认领，很可能他不是那么知名，但在照片中的场景里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明确指明第四个人是谁的出版物或论文，一方面可能是我找材料的能力还不行，一方面是可能相关研究者不认为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只要有周、毛、博三人就够了。

判断第四个人是谁，顺着上面“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思路，即从照片中的场景出发确定事件发生的背景，继而寻找线索。这张照片是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的照片遗产之一。1937年，作为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会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主编的拉铁摩尔与在燕京大学执教的托马斯·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 1900-1979）试图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前往延安采访的机会失败后，决定冒险偷偷前往延安。后来他们的队伍又加入了《美亚》（Amerasia）主编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与其妻子艾格尼丝（Agnes），并经已从延安采访返回北京的斯诺牵线，获得了进入延安的保证。他们四人先前往西安，在“游山玩水”数日后，借口要去更远的地方观光，避开了阻挠与监视，于6月18日一早经北门出城，21日晚6点抵达延安。巧合的是，他们在抵达后偶遇了斯诺的夫人海伦。24日下午，拉铁摩尔一行从延安离开。本来斯诺希望自己的妻子能随四人小组一起回来，但是海伦考虑到拉铁摩尔一行是以旅行为理由出城的，回去的时候多了一个人容易引起怀疑，而且一辆小车坐四个人，加上行李已经非常拥挤，于是海伦一直到9月7日才离开延安。此次采访毛、周、朱等人的记录主要由毕森负责，并于1973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有张星星等译，沈阳东北工学院1991年出版的《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以及李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1937，延安对话》两个中译本。根据毕森的记录，我认为这张照片应该摄于6月23日，这一天他们还采访了周恩来和朱德。在拉铁摩尔留下的同一批照片中，有一张毛泽东在窑洞内正接受访问的情景，而且他与“第四个人”所在照片里的状态一样，都敞着外衣没有系扣子，应该摄于同一天。从左下角顺时针分别为艾格尼丝、拉铁摩尔、贾菲、毛泽东和被拉铁摩尔标注为翻译的人，缺席的人是毕森，他正站在自己的座位上拍照。照片中的翻译戴着军帽，看不到脸。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拉铁摩尔在为照片提供的说明里也没有指明“第四个人”是谁或什么职务，这从侧面也说明“第四个人”并非重要的政军干部，不能抱怨国内引用这张照片的时候只提到三个人，毕竟拉铁摩尔就没有说那是谁。拉铁摩尔在回忆这次访问时曾说在前往延安的路上担心过自己将扮演翻译的角色，这会占据他的大部分精力，以致采访过程只能在脑中残留一个朦胧模糊的印象。所幸最后延安方面有翻译在场，拉铁摩尔称赞在延安遇到的翻译都堪称出色，可以让他轻松自如地体验整个采访过程。

检索1937年毛、周、朱等领导在延安接受外国人采访的材料，我发现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和海伦的《红尘》中都提到在采访毛泽东时担任翻译的吴亮平。用《吴亮平传》中1929年他的照片比对，我个人认为非常像，特别是眼睛、鼻子和嘴唇。吴亮平（1908-1986）是浙江奉化人，1919年考入上海南洋中学，后在大夏大学肄业。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不久，他被选为上海学联总务部长，同年在恽代英的推荐下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被编入翻译班，后又进入教员班从事教学工作。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他的俄、英、德文水平都有很大成就，翻译了很多马列著作。1929年，吴亮平经欧洲回到上海，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0年将《反杜林论》译成中文并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同年11月被捕。1932年吴亮平出狱后辗转抵达中央苏区，因《反杜林论》的中译本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吴亮平经过长征抵达陕北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1936年在保安的街上偶遇毛泽东，被拉去担任接受斯诺采访时的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的成功从侧面也反映了吴亮平翻译工作的成功。

从以上分析来看，虽然我没有找到吴亮平直接参与拉铁摩尔等人对毛泽东采访的文字记录，但是有照片的比对，及1936-1937年他在延安的翻译经历，我相信吴亮平就是“第四个人”，期待日后有更新的证据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