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一）

普拉特的书虽然名叫To the Snows of Tibet through China，但实际上他只到达了藏区的边缘，他甚至都没有走到巴塘，也就是前面几组来到打箭炉又继续往前走的西方人——古柏、吉尔、匈牙利伯爵Béla Széchenyi等人被迫改道或折返的地方。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藏都保持着一种西人勿近的姿态，自1846年法国传教士Évariste Régis Huc和Joseph Gabet不到一个月的短暂停留之后，直到1904年再没有西方人踏足拉萨。所有从四川方向上过去的外国人都会在巴塘被拦下，从青海、新疆或南边英国属地进入藏区的几组人在穿过人烟稀少的高原地区后，走到离拉萨不远的地方就会被发现并驱离。所以现在能看到的跟西藏有关较早的照片基本上属于两种来源，一是藏人在英属印度那边的照相馆里拍摄的人像，二是1904年英国人武力入侵西藏期间John Claude White的作品。但其实1904年之前进入藏区的探险家也有不少带着照相机，只不过照片或底片的实物去向不明或未见公开，游记或报告里的插图画质又很差，因而在以照片或影像本身为讨论对象的情景里常常就被忽略了。不过在本文这个题目里图像的质量可以不予考虑，只要能证明有照片存在过就行。

最早一组带着照相机进入青藏高原地区的人很可能是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的队伍。普热瓦尔斯基在中国西部的四次考察中，第一次（1870-1874）、第四次（1883-1885）都到达了青海南部的高原地区，第三次（1879-1880）最远走到拉萨北边270公里的那曲附近。1889年出版的第四次考察的报告中包含一些由照片转制的插图，其中一张是德曲的河口，位于现青海省玉树地区称多县境内。这一片地区现在被称做三江源，北边的黄河源头和中间的通天河流域一直是普热瓦尔斯基考察的重点，他一、三、四次的考察都到过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不过德曲这张照片是书中唯一一张拍摄于青藏高原地区的照片，时间大约是1884年6月上旬，余下的就是1885年在新疆拍摄的照片，内容主要是罗布泊（喀拉库顺）和民丰（尼雅绿洲）附近的居民。

继普热瓦尔斯基之后，下一组带着照相机进入藏区的外国人应该是1889-1890年法国探险家邦瓦洛特（Gabriel Bonvalot）和亨利王子（Prince Henri d’Orléans）的考察队。一般资料里提到这支考察队的时候都将之归于亨利王子名下，但实际上在这个二人组里邦瓦洛特是更有经验的探险家，他从1880年代早期就开始研究中亚，1886-1887年在帕米尔高原一带考察；时年22岁的亨利王子此前只有两次在孟加拉和尼泊尔的狩猎旅行。亨利王子的父亲，1830-1848年在位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之孙罗伯特亲王资助了这次跨越欧亚大陆的旅行。他们1889年7月从巴黎出发，经莫斯科、伏尔加河、卡马河、乌拉尔山、鄂木斯克，进入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在塞米伊补充了接下来可能再买不到的欧洲产品后，往南到达扎尔肯特，这里距离新疆伊宁只有大约100公里了。9月6日他们到达伊宁，在这里遇到了比利时神父De’Deken，后者正打算回欧洲，得知他们的计划后，就决定跟他们一起南下走海路返回。神父中文很流利，随行还有一个中国仆人，此外他们找的翻译曾经为普热瓦尔斯基工作过，所以这支队伍接下来的路线十分明确，他们几乎没有走任何弯路，离开伊宁后，经库尔勒、若羌，翻越阿尔金山之后，就直奔西藏而去了。

亨利王子一行选择的进藏路线稍微有点不寻常。他们翻过阿尔金山之后，基本上就到了青海境内，一般从青海这边去拉萨，为主的路线是进入柴达木盆地走到格尔木，然后沿着跟现在109国道以及青藏铁路差不多一致的路线往西南方向行进，这也是之前普热瓦尔斯基走过的路线。亨利王子一行没有这样走，他们过了阿尔金山就直接往南了，这条路线确实很直，但是很不好走，中间要穿过可可西里的荒原，从海拔5000多米的山口翻越唐古拉山，然后经过湖区到达之前普热瓦尔斯基被迫止步的那曲附近。他们1889年11月20日左右离开通往格尔木的大路，1890年2月13日到达距拉萨已经不远的纳木错，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走完了这段直线距离大约800公里的路程。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收集到一些青藏高原上特有的动物标本，但是这一路线的选择和如此慢的行程很可能不是出于科学考察的需要，而是为了避开汉藏官民的视线。如前所述，当时藏人在西藏境内发现西方人一定会将之驱逐，那些从上海或北京过来的外国人能一路走到巴塘，手上至少也是有一张清政府颁发的护照，上面写明此人到内地旅行的目的，要求“大清各处地方文武员弁验照放行”等等，而这个东西，据邦瓦洛特在书里说，他们是没有的。

2月15日他们在当雄附近的山上被官方拦下，这里距离拉萨只有60公里了。接下来就是询问和协商的过程。几乎所有被拦下的外国人都表示无论如何都不回头，有些靠搬弄强权，有些靠卖惨，亨利王子这一行人比较偏后者。他们跟喇嘛和驻藏官员说宁死也不原路返回，因为前面走过的这段路实在是“糟糕透顶”，几个月下来全员又病又乏，用来驮运的牲畜大量折损，还死了两个仆人。他们现在的诉求只是去巴塘，计划经云南到越南然后回国。在反复确认了他们真的既不是俄国人也不是英国人之后，到3月18日，他们终于得到了需要的物资补给，获准继续前行去巴塘。在滞留当雄的一个多月里当地的喇嘛和驻藏官员对他们都很友好，因为当时西藏地方上严防的主要是英国人和俄国人。按照邦瓦洛特的说法，当地官员这时已经知道彼夫佐夫接替1888年去世的普热瓦尔斯基，带了一支三十人的考察队在西部地区活动，如果被拦下的是彼夫佐夫，地方上的反应将是“拘禁”，因为1879年普热瓦尔斯基进藏的途中曾与藏民发生冲突，开枪打死了几十人。除了坚决不接受原路返回的提议，其他场合下考察队跟当地官民相处也都挺愉快的，他们在这期间拍了不少照片，还给前来与他们沟通的一队官员拍了合影。

6月7日他们到达巴塘，走的是经那曲、索县到昌都的北线，然后6月16日到达理塘，24日到达打箭炉。他们在打箭炉逗留期间，前文介绍过的英国博物学家A·E·普拉特正好在打箭炉一带采集昆虫，亨利王子便将自己沿途采集到的植物标本交给普拉特，托他带到上海再转运回国。在打箭炉的旅店里他们还遭遇了盗贼，据普拉特的记述，损失了大约三百两银子的财物。由于他们没有护照，地方官员对此不用担责也就不怎么上心，财物自然是没有追回来了。7月16日左右一行人启程南下，经富林（汉源）、宁远（西昌）、昆明、蒙自、老街，9月23日到达越南河内。此时越南已经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河内所在的越南北部地区在法语中的名称是Tonkin，因而考察队返回欧洲后，邦瓦洛特于1892年出版的游记就名为De Paris au Tonkin à Travers le Tibet Inconnu，书中配图相当多，大部分都是由照片转制的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