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老照片

广州华林寺五百罗汉堂的马可·波罗像

 广州西关西来正街一带，隋代以前曾是珠江岸。相传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印度的高僧菩提达摩东渡来到中国传教，在珠江登岸，并在登陆处建西来庵。后世信徒尊奉达摩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因而称其当年登陆地为西来初地，这也是“西来正街”的名称由来。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寺内建大雄宝殿，改西来庵为华林寺，成为广州佛教四大丛林之一。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该寺住持抵园和尚奉诏建设了宽31米、深44米、总面积为1364平方米的五百罗汉堂，大门前左右分立一尊金刚，堂平面呈田字形，从门直入，北边神龛供奉有三宝佛，西面神龛供奉地藏王，东面神龛供奉一尊木雕的千手千眼观音立像，回廊供奉五百罗汉像，如真人大小。

砖砌公路与胡杨林

辽宁美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摄影文献》上册P294页刊载了一张照片，是王复尊拍摄的“开发塔里木盆地”。远景时茂密的胡杨林，近处烟尘弥漫，士兵和群众热火朝天地对付着胡杨林，把它们变成树枝木片，装上拖拉机运走。这本是一幅描绘1960年代新疆建设兵团建设新疆的劳动场景，却让我联想到最近刚看到的另一条“新闻”。

血馒头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四张圆明园法慧寺琉璃塔照片

圆明园三园之一的长春园北，原有一座法慧寺，寺西跨院内有一高台，台上建有一座五彩斑斓的七层琉璃多宝塔。据记载，塔高七丈三尺五寸，黄金彩翠错落相间，飞檐宝铎层层周缀。乾隆年间共建有五座琉璃多宝塔，分别位于清漪园（今颐和园）花承阁、玉泉山西大庙、香山昭庙、热河行宫须弥福寿寺，再有就是在长春园法慧寺，五座塔中惟法慧寺琉璃塔最高大精美，也是惟一被彻底毁掉的一座。法慧寺琉璃塔塔刹为铜包金，塔身覆以五色琉璃，上三层檐自上而下分别是蓝色、黄色和绿色，中层双檐自上而下分别为紫色和蓝色，下层双檐为黄色。因为外覆琉璃，使得此塔在1860 年英法联军施放的大火中幸存，是为数不多的躲过火劫的中式建筑。可以想见，当摄影师穿过杂乱的废墟和灌木之后，猛然看见树丛之后壮丽精美、五彩斑斓的琉璃塔时的激动心情。1900 年后，这座塔被彻底毁掉。

梁时泰作品的不同签名

摄影术是舶来品，早期在华从事摄影的主要都是外国人，但是好学的中国人中很快就有人通过接触洋人而掌握了摄影术，并能以此为生。1870-1890年代除了在香港、澳门、广州一带较活跃的赖阿芳（Lai AFong）外，内地的华人摄影师要数梁时泰最知名了。据1987年版《中国摄影史 1840-1937》中介绍，“光绪初年，广东摄影师梁时泰由上海来天津开业。”，没有更详细的文字。从现存梁时泰作品中，能看出他和官方的关系很好，曾为醇亲王奕譞、李鸿章、访华的美国总统格兰特都拍摄过肖像照，还和军方关系密切，拍摄过清军的布阵和站队，另外他应该能用外文（英文或法文）和在津外国人沟通，比如他应邀拍摄过天津英租界的戈登堂、天津法租界领馆和访津的美国军舰。 在19世纪中国活动的摄影师中，在作品上有签名意识的主要有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而且他们的签名样式固定，比较容易辨认。梁时泰也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姓名，但形式却多种多样，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写在底片上的，有些在照片上的，广告意识非常强，汗……在他的签名样式中我选了几种较常见的贴出来，算是一个小小的总结。
英文花体签名“See Tay Photo”
中文签名“梁时泰照相馆” 中文签名“梁时泰照映” 中英混合签名“时泰 SEE TAY PHOTOGRAPHER TIENTSIN” 题在照片上的签名“梁时泰敬照并志”

射箭的中国人

我喜欢冷兵器，寒光闪闪的刀剑比黑洞洞的枪口要来的恐怖。刀剑只是近身兵器，要想制敌于“千里”之外，冷兵器里还要看弓箭或者弓箭的变种——弩。清代皇帝一直强调不能忘祖的表现是学习骑马射箭，现在看来这样确实能够延续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却大大延缓了科技的发展：明代已经在大力发展火器，但是到了清代就被中断了，直到人家闯到家里才开始变革。

悲情总督——裕禄

最近读老吏所著清代野史《奴才小传》里有这样一段： “厥后联军陷大沽，据北仓。裕禄闻警，握短枪至厅事，对胸自击。枪发，踬地乱滚，气未绝，其仆负之走。途次，死焉。顾仓猝不得棺，以板合为柩，以面糊于板。又不得衣衾，仅就其所穿血渍之纺绸衫裤以殓之。殓时，而蛆虫生矣。” 十九世纪的两次鸦片战争让清帝国元气大伤，国库空虚，税赋频加，百姓生活日窘。铁路、轮船、电报等西方先进科技进入中国，缩小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同时也使大量农民失地，手工业者失业。加之各国的教会组织在华传教一味追求信众数量而不关心信众素质，在民教涉讼事件中胁迫地方官员袒护教民，做出不公证的裁决，吸引了不少为躲避法律制裁的国人，加剧了社会矛盾，使这种矛盾逐渐转化为针对“洋人”、“洋教”的暴力活动。1898年前后，鲁、直两地一直在民间分散着的结社逐渐扩大，特别是义和拳组织不断发动民间的反“洋”运动。清政府内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保守派和维新派的矛盾加剧，很多有识之士远避他国，统治阶级内耗增加。帝国主义国家的胁迫更加削弱了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和决策能力。使得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的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摇摆不定，旧官场的各级官员同样跟着左右摇摆。 义和拳兴起之初即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清政府起初并未觉得这种“设坛练拳”的民间结社对国家政权有什么影响 ，“抚”的意见占上风。山东巡抚张汝梅主张“化私会为公举”，“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试图使义和拳为国所用，从民间组织整编为团练。待毓贤升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拳更加纵容，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授义和团“毓”字旗，使得大小教案频生。从张汝梅到毓贤的“抚”让各国在华教会颇为不满，特别是在山东有切身利益的德国，他们不断向清政府施压，促成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主“剿”，对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大力镇压，镇压迫使义和团向直隶转移。袁世凯到任山东仅半月，清政府又命令各省督抚在办理教案时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味弹压，“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对义和团的态度忽又转到“抚”的风向。这种“抚”的态度更加剧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同大清帝国的矛盾。1900年1月，驻华各国使馆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全力镇压义和团，3月又照会总理衙门不剿义和团则派兵舰来华武力干涉。清政府迫于此又在山东、直隶张贴告示严禁义和团。在政府的摇摆不定中，地方官员自然不敢对义和团大肆镇压，多呈谨慎的观望态度，这使义和团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并逐渐向北京靠近。1900年5、6月间，从大沽派出的联军部队更激化了矛盾，清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对义和团的“抚”，以期让他们对付八国联军，同时义和团被允许进入京城，并进据保守派大员们的宅邸设坛，端亲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军机大臣刚毅家里都有团民入住。然而面对由先进武器装备的近万名联军士兵，靠画符、念咒抵御刀枪的义和团民无异于螳臂挡车，清政府军队一样也无力阻挡联军的进攻，很快大沽失陷、天津失陷、北仓失陷、杨村失陷、蔡村失陷、通州失陷、北京失陷，最后是两宫出逃，耻辱的《辛丑条约》签订…… 在这场运动中，有人欢喜有人愁，很多官员因为站错队，因为摇摆不定，因为没有立场而家破人亡，裕禄就是其中之一，文章一开始即野史中对裕禄自杀的记述。 裕禄，字寿山，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抚崇纶之子。以刑部笔帖式捐生入仕，一直做到刑部郎中，后迁任热河兵备道，累迁安徽布政使。同治十三年（1874年）擢升安徽巡抚。光绪十三年（1887年）迁任湖广总督，后调两江总督旋又回迁湖广。湖广总督任上因反对修建卢汉铁路而被降职。光绪十五年（1889年）徙为盛京将军。光绪十七年（1891年）因平定热河骚乱而受到嘉奖，但后因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而调任四川总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因荣禄的升迁而补缺，代之为直隶总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杨村兵败自尽。 从这份《清史稿》中的简历可以看出裕禄出身世家，刚过三十岁就升任安徽巡抚，后来除了反对修建卢汉铁路和甲午战争中的失利，在仕途上可谓平步青云，应该深谙官场之道，并且有一定的政绩、军绩。他在任安徽巡抚期间，前江南总督李世忠因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有降敌行为而被罢职居家，非但没有低调过活，反而骄奢跋扈、恣意妄为，引起民愤。裕禄以商讨公事为由将李世忠招致行署中，酒席间突然命人将其拿下斩首，但仍体恤其家属，百姓官员皆称道。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官员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却摇摆不定，在运动初期缉拿过地方上的义和团首领姚洛奇，后期又对义和团的巫术所迷惑，对“恭迎”的“仙姑”长跪不起，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称兄道弟，还为此二人上书请饷。特别是在大沽炮台失守后还谎报军情说杀了多少洋人云云，真是很难想象是这样为官多年的大员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正史中关于裕禄的简介仅在《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二》中有寥寥数百字，其余有关他的记载大都出现在野史之中，而且多是讲他迷信拳匪、畏战自杀。 重新回到1900年的8月，八国联军占领大沽后，很快和攻陷北仓，向北京逼近。面对八国联军的凶猛攻势，清帝国军队接连败退、溃不成军。直隶总督裕禄率部退至杨村，布置防守。8月6日，帝国军队在杨村布置的防线又被轻易突破。裕禄听闻联军部队将至，深知大势已去，持手枪对胸自击，中弹后没有立刻毙命，而是倒地后痛苦地打滚。仆人背着他混在溃逃的士兵、百姓中间，没走多远就发现裕禄气绝，慌乱间找不到棺材，只好用几块木板草草拼凑了事，穿着带血的衣服就入殓了。等到下葬的时候，尸体已经腐烂生蛆…… 秦风老照片馆旧藏一套1876年7-12月号美国人J.R Black编辑发行的英文杂志《The Far East》，主要以图文方式介绍中国、日本的风土人情和时事政治。其中在1876年8月号上贴有一张照片，英文标注是Lieut-Governor of Nankin，系时任安徽巡抚的裕禄，这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张裕禄的肖像照片。照片中的裕禄，头戴官帽，着万字八宝纹褂，上身微侧，端坐于椅上，眼光炯炯有神，自信的平视远方，双手合于胸前，没有官场气，只有踌躇满志，联想其后来的境遇，悲哉…… （原文刊载在第六十七期《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