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 研究和讨论老照片及中国早期摄影史

万水千山京滇路

拿到王苗等策划，冯翔撰文，杨浪主编的《万水千山京滇路》已经两个多月了，这个周末终于有时间仔细翻看一过，有些感想记录。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各省政府都对未来的建设和发展热情高涨，地处西南边疆的贵州省也制订了具体的建设计划。贵州多山地丘陵，交通阻塞，是历史上经济一直不发达的主因，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依然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省份。如今世界排名前几位的特大桥都在贵州，从侧面也可以相见当年交通的艰难。据当年贵州省路政局制定的《贵州全省马路计划大纲》，规划了以贵阳为中心的贵东（贵阳到玉屏）、贵西（贵阳到盘县）、贵南（贵阳到独山）和贵北（贵阳到桐梓）四条公路，分别可以连接湖南、云南、广西和四川，其中贵西和贵东两条公路连接起来可以打通从缅甸到湖南的通路，是京滇公路的一部分。所谓“京滇”，即从当时的首都南京到云南昆明的汽车公路，横贯苏、皖、赣、湘、黔、滇六省。但是由于政治、经济、战争等因素，京滇公路的贵州段工程进展缓慢，比如湖南段在1930年底便已通车，湖南省政府还曾催促贵州尽快推进。意外的，红军的长征成为加速这条公路建设的主因。1934年，红六军团作为红军的先遣队进入贵州锦屏县。为了追击红军，蒋介石对黔湘公路的修建非常关心，拨款拨人，催促贵州省政府尽快修建。最终，黔湘公路，京滇公路的最后一段在1936年底勉强通车。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规划中的三座桥梁还没有建，需要乘摆渡船才能过河。无论如何，京滇公路的开通意义非常，对沿途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所助益。比如对云南来说，在这条公路开通之前，从昆明到南京的最便捷路线是在昆明乘坐滇越铁路到越南海防，再乘海船到香港，经上海到南京，这条公路开通后至少不用出国再回国了，当时媒体评价称这是“东部与西南联络公路之唯一干线”。在抗战中这条公路的滇黔段与滇缅公路相通，成为国民政府西迁之后的重要补给线；这条公路全线通车后不久便爆发卢沟桥事变，故宫文物西迁也是走了这条公路的大段，可以说，京滇公路在抗日战争中维持国民政府的运转、西南地区的稳定以及对前线战事的支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国民政府当时对这条公路的开通非常重视，在尚未通车的1936年9月，蒋介石就令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组织行政院京滇公路周览会，以沿该公路考察和宣传，“ 俾实现宣扬中央德意，慰问民生疾苦，开发边疆实业，及发展交通之目的”。经过四个多月的筹备，组建了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褚民谊为团长，卫生署海港检疫处处长伍连德为副团长，共180人的考察团。这些团员分为国防、内政、经济、土地、教育、交通、工业、农矿、水利、司法10组，携带预备沿途展览的表现中央建设的图表、蒋介石的照片、出版物等，还有宣传蒋介石和建设成就的有声电影，于1937年4月5日，分5个车队从南京中华门出发，经过艰难的跋涉，于4月29日抵达昆明。这些团员肩有考察各项事业，撰写调查报告与发展方案的任务，而摄影是记录的重要手段。实际上，在团员中已经有专业的摄影师，比如中央通讯社的徐兆镛，而当时许多学者和官员也都是摄影爱好者，比如经济学家，也是立法院立法委员的卫挺生、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遂、参谋本部杨焜、地理学家胡焕庸、植物学家裴鉴等等都带了自己的照相机，也拍了不少照片。周览团抵达镇远后，当地政府组织迎接，苗族同胞表演舞蹈，团员们纷纷拍照，“团员见苗民盛装异饰，争摄取照相，或假苗女之银冠冠而摄者，或寄苗女同摄者，纷纷蚁动”，从胡焕庸留下的照片中就能看到很多带有人类学田野考察视角的内容。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何遂：学界此前关于京滇公路的研究已经很多，引用的图像资料也非常丰富，但是何遂拍摄的相关照片一直存放在南京博物院的库房内不为人知，直到在2016年的一次清点中才被发现，是新材料。也正是因为这批照片，成为开展《万水千山京滇路》项目的契机。

周览团第二队同车团员在南京出发时合影，蹲在前排从左至右分别为立法院立法委员，经济学家卫挺生、中国地理学会严德一、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史维新；第二排从左至右分别为《申报》记者秦墨哂、中国旅行社胡士铨、参谋本部杨焜、立法委员，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遂、立法院立法委员王曾善、实业部长伍无畏、中央通讯社记者徐兆镛、植物学家裴鉴、浙赣路运输处长曾世荣、地理学家胡焕庸，其余戴帽者是公务人员

2024年9月，曾经在京滇公路周览团同车的裴鉴、胡焕庸、曾世荣、秦墨哂、何遂等人的后代，以及几位记者相约重走了京滇公路的贵阳至昆明段。同年10月，世界华人摄影联盟又策划了重走京滇公路的人文摄影计划，组织了二十多位摄影师，兵分八路，赴皖、赣、湘、黔、滇、川实地采访拍摄，最后从数万张照片中选出三百多幅，编辑成了这本画册。摄影与历史地理是绝佳搭档，用摄影记录京滇公路的重走，不仅与八十多年前的各路专家兼业余摄影人相呼应，更是一种致敬。书中还收录了很多历史照片，甚至同一地点的过去与现在，比如贵阳的甲秀楼，旧影中一片萧瑟，新照中灯火辉煌。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曾经被大山阻隔的村落，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市，贵州九百多万贫困人口已经全部脱贫，放眼世界，中国的面貌天翻地覆，实在令人惊叹！

胡林翼是否在场

有一张被认为包括湖广总督官文在内的湖北官员合影在网上流传数年，先后有两位朋友问过我合影里是否有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他们这么问肯定都倾向于肯定的答案，毕竟以胡的职务应该在照片中，不过我不能确定。最近在读《赵烈文日记》时找到一条线索，顺藤摸瓜，算是能给出有胡还是没有胡的确切答案。

这张照片最早以木口版画的形式出现在俄理范（Laurence Oliphant）著，1859年出版的《额尔金伯爵出使中国与日本纪行：1857–1859》（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 58, 59）中，系湖广总督官文带领下属去额尔金乘坐的“狂怒”号（HMS Furious）军舰上回拜时在甲板上由额尔金的秘书，摄影爱好者威廉·乔瑟琳（William Jocelyn）所摄，时间则是1858年12月11日。这个拍摄日期在中方的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曾被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派去随额尔金一行负责沿途与地方政府交涉的黄为燮在回程后呈给上海道台吴煦的报告中说，咸丰八年十一月初六，也就是1858年12月10日，额尔金一行在武昌拜会了官文，第二天官文等人回拜，英国人施以礼炮，并设宴款待。

考胡林翼的行迹，咸丰八年七月十一日他的母亲汤太夫人在武昌病逝，他八月十一日扶柩回籍。本该守孝的他，因为李续宾部在三河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不得不赶回湖北处理军务，于十一月十三日登舟出发，八天后才抵达武昌。因此，从时间上看胡林翼不可能出现在这张照片的外交场合中。两江总督何桂清上奏折报告同意额尔金的舰队往汉口，咸丰皇帝震怒，朱批何的奏折训斥，想来湖广总督官文应该有所听闻，对英国人的到来持抵制的态度，甚至希望他们只在汉口上岸，不要去总督衙门所在的武昌，还暗中不让百姓和英国人做生意，不卖给他们米面肉等生活物资。因此英国船队初抵汉口后，湖北布政使罗遵殿、按察使庄受祺、武昌知府如山等人就立即找到黄为燮商量对策，怎么才能不让英国人上岸。期间并没有胡林翼参与，而且在说到对外国人的态度时，罗遵殿提到胡林翼曾说英国是敌国，不能和太平军划等号，必须用敷衍的态度。这也说明胡林翼当时不在武昌。

这张照片摄于“狂怒”号的甲板，该船是一艘明轮船，由于明轮及船中部连杆部件的侵占，甲板空间有些局促，因此在合影中通常会一字排开坐着的重要官员却排成了“品”字型，把居中的最高等级官员（通常来说）挤到后面去了。之前一直认为坐着的三位官员居中的是湖广总督官文，其形象与《平定粤匪功臣像·官文》也比较像。如果湖北巡抚不在，布政使和按察使都应该出现在这张合影里。查布政使罗遵殿和官文都出生于1798年，如果居中的长胡子老者是官文，相比之下另两位坐着的官员面相显得太年轻了。当然，面相看着比实际年龄小也不是不可能。这张照片拍摄两年后，太平军攻陷杭州城，已经改任浙江巡抚的罗遵殿仰药自尽。

总之，这张湖北官员的合影中应该没有胡林翼。

部分福州乌石山石刻

去福州乌石山寻找汤姆逊所摄旧迹，被山上的摩崖石刻深深吸引，拍摄了几张照片。虽然还有很多没有拍，但拍摄的这些我都按照清郭柏苍和刘永松编撰《乌石山志》中的记载以及我所看到的现状做了整理，有几通是书中没有记载的，也有编者当时没认出来现在能看清的，字体、尺寸和位置的记载随《乌石山志》，权作游乌石山的边角料记录如下。

第一山
摹米芾行书，字径二尺，镌天王岭。
米芾
行书，三寸。

黃氏鱗次台後，山東西界於路，南接古寺，荒閒應久。大明正統乙丑仲冬，孫瑛追述祖子濟公進士先誌詠花石巔真融溫潤藏玉且堅好補雲管霞雨苔春老錦紋子重神喬鐘莫有自然竹梧巢間黃世瑛句。
楷书，镌天王岭

智叔時甫遊遊侍行崇寧四年九月十日。
行书，径三寸，镌天王岭。

光緒戊申子買園於此，朝夕種植其中，即景題句：家藏山第一，門對塔成雙。鳴琅陳瓊

尚書右司郎中張汝賢按察福建，元豐乙醜孟冬二十一日，與朝議大夫轉運副使陳紘，朝議大夫知福州謝卿材，承議郎轉運判官蔣續，宣義郎按察司管勾文字王谹，會議長樂台。
楷书，径五寸，镌山麓。

迢邇烏山景，巍峨自古今。登臨一玩久，清趣滿胸襟。富峪李讚題
楷书，径二寸半，镌石天北。

大明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季冬十二月十又五日，監察御史縉雲樊獻科、邀吏科左給事中宛豐郭汝霖來飲。越三十九年庚申孟春正月初五日，汝霖又邀獻科來飲。時汝霖以航海待渡，獻科按閩歷四載，冬將別去，山川不改，光景如梭，獻科因舒嘯記之。
草书，径五寸，镌石天北。

正德癸酉夏月吉，河黃仕明、馮仲良、林叔明、馮宗廣、陳允亮、張尚武、趙文范、馮公器偕蒙市舶府公公尚委督蓋造清虛亭、鄰霄祠、光遠枋等處，至七月既望落成下山刻石為記。

萬曆丙申四月念六日，經歷陳德言、照磨陳世芬、檢校張希載邀游，睹先大夫遺跡，有感，遂成二律：
首夏移尊傍石台，萬家煙井望中開。江分九曲通遙島，地擁三山接上台。取醉便成河朔飲，裁詩誰負大夫才。不堪苔蘚埋遺跡，讀罷令人思轉哀。
烏石山頭一振衣，萬峰茜削映斜暉。平崖吊古人何在，華表尋仙鶴未歸。按節有聲傳父老，承家無計愧輕肥。空余此日思親淚，泣斷寒雲濕不飛。
不肖男問辨百拜書。
楷书，径三寸，镌石天北。

城繞青山市繞河，市聲南北際山阿。雲來雲去三晡雨，霜後霜前兩熟禾。東郭農人報豐稔，西皋老子亦婆娑。肩輿到處皆名剎，時與高人醉踏歌。

大德二年立秋日同雪岩總統飲烏石之道山亭，濟南趙文昌題，住山□烏石□□摹刻。
行书，径三寸，镌石天上。

雪岩總統沙羅巴、海岩總統苑吉祥、雪庵宗師李溥光，大德二年四月望同登絕頂。
楷书，径五寸，镌石天上。

嘉靖乙酉，涇縣教諭橫州張璽，典閩藩文衡事竣，舊知縣丞陳明重九日速登烏石，偕鄉士夫雲岑陳燁、懷麓葉性、九竹郭轔紀游。
楷书，径三寸镌石天北。

趙州孟誠伯真、京口蔣天則、元用來游閩中之烏石山，莆田鄭枃子經書石，廣信章容元度勒字。
隶书，径六寸，镌石天北。

致仕僉事九十翁李叔誼，又偕致仕吏部右侍郎王克復、翰林檢討龔福、廣東右布政使謝瑀、按察副使翁晏、僉事陳廷玉、貴州右參政林迪、左參議鄧珙、鄒平、教諭王佐、合州同知高圭、蘇州府知府李廷美同游，有明弘治壬子秋九月望後一日題刻。癸丑秋又偕浙江左參議謝琚、蘇州府通判藍通重游。
楷书，径四寸，镌石天北。

蓬壺分得片雲奇，影出遙天海色移。繞麓煙霞扶雉堞，當空日月落鴉池。塵藏孤逕含幽邃，水抱諸峰入望疑。我欲登臨憑作賦，越王台古正淒其。西蜀內江王三錫。
草书，径五寸，镌石天北。

成化癸巳九月九日，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林聰季聰、同福城耆英，廣東按察司副使張文從周，貴州按察司僉事李叔義文宜，光祿寺寺丞潘東孟陽，雲南布政左參議王英孟育，封戶部員外郎黃穉孟仁，溫州府知府邵銅振聲，撫州府同知丘鑒仕輝，臨川縣知縣姚洪志大，懷應府孟縣儒學教諭李忠思誠，登高至此。
楷书，径五寸，镌金刚迹东。

貴州僉憲陳輝伯煒，雲南參議王善師舜，水部主事鄭文季友，南康太守劉麒伯禎，監察御史羅澤宗本、林文秩禮亨、弟審理文秸嘉亨，選部主事洪英實夫，金部主事陳復鼎初，張衍理文，光祿署丞林生子儀，翰林修撰陳棖叔剛，刑科給事中姚銑孟聲、弟銴孟文，本府學教授陳從景著，福州中衛百戶朱成克誠，進士廖伯、牛師冉、鄭亮汝明，儒士戴侃宏齡，釋性源，宣德甲寅仲春望日，同觴詠於此。
楷书，径五寸，镌金刚迹东。

天秀岩
楷书，径一尺，双峰梦下
至正甲辰四月題。
楷书，五寸。

薛立岩岩一片峰，銀鈎倒掛玉芙蓉。居人何處窮遺墨。薛老當年此寄蹤。嘯詠祗留明月在，摩挲應被古苔封。卻同姓氏緣非偶，異代風流得再逢。山居之暇，尋倒書薛老峰感賦。時萬曆丁未秋，福唐薛夢雷。
楷书，径五寸，镌天秀岩下。

薛君和招同林謹任、陳泰始、洪汝臣諸公集薛老莊分得東字：名園開宴集群公，河朔風流此日同。檻外林光連百雉，天邊江影落雙虹。峰傳薛老人何在，尊入平原酒不空。莫向鄰霄台上望，煙塵今正起□東。萬曆已未夏葉向高。
草书，径四寸，镌天秀岩下。

至正貳十五年正月三日，戶部侍郎王叔璵、員外郎張閭伯、高留守、司經歷曹德輔、閩省檢校董公著同登，唐觀、李習從行。
隶书，径五寸，镌天秀岩后。

東壁亭記
福城之三山，閩山其一，即烏石山也。至正二十四年，平章政事燕赤不華摹勒皇太子所賜“忠孝文武”於石，亭是山之陽而建焉，名其亭曰“東壁”;亭之西有岩，名曰“天秀”，又亭其樹曰“望海”。“望海”之西又亭焉，曰“東升”。“東升”之西台焉，曰“清泠”。門其南曰“春明”、曰“天秀”者，狀其景之勝也。曰“清泠”者，即其氣之肅也。曰東、曰海、曰春，皆因儲皇之恩賜而起也，於是，山巔海隅煥焉，若重光之照臨，莫不敬嘆欽羨於仰瞻之下，不惟平章公“忠孝文武”之名可垂永遠。凡宅於茲者，皆將以是自勉也，不可以不記。朝散大夫、江西等處左右司郎中揭汯記並書。
楷书，径二寸，镌天秀岩后。

程公辟、陳述古、沈公儀、湛仲謨、劉執中、杜伯通、馬損之，熙寧元年冬游。
楷书，径七寸，镌华严岩东。

至正三年癸未重九，福唐劉順老偕子德生、懋生、願生、恩生、志生，為大祖拂塵。莆田鄭枃、永陽梁說同拜。
隶书，径三寸，镌华严岩东。

飲嵐
隶书，径一尺五寸，镌清泠台西。
廣陵禹之鼎
二寸。

般若台。大唐大歷七年，著作郎兼監察御史李貢造，李陽冰書
大篆，径一尺，原镌华严岩，旁有“住持僧惠摄”楷书五字，后毁，现易地重刻。

洪武甲子秋九月九日，福建衛指揮使、昭勇將軍武昌吳邁，同昭勇將軍、福建都衛指揮使瀟湘趙祥游南山烏石，坐清泠台，時天門揭曉，海宇澄秋，望闕懷忠，後天下樂，悠然之趣得焉，於是乎登。偕行福州府都僧綱釋善旭識，台西講經論沙門德洽勒石。
楷书，径六寸，镌清泠台上。

洪武已未孟冬既望，龍虎將軍、福建都指揮使、滁陽趙奉，資政大夫、福建等處承宣佈政使括蒼陳銘，通奉大夫、福建等處承宣佈政使司、左參政太原張機，安遠將軍、同知福建都指揮使司事祈陽王誠，同游烏石山，登般若台，觀李陽冰篆，歷覽古蹟苾蒭，釋德洽謹識，住山釋道啓刻石。
楷书，径四寸，镌清泠台右。

淳祐十年九月，柯山趙希浄、郃莆趙時願、林叢、桂衢徐士廉督浚河之役，凡八百三十丈，旬日竣事，會兩司屬僚觀焉。是日，風高氣清，太守宴而眾賓歡，因識道山亭之石。
隶书，径三寸镌道山亭畔。
事黃循父敬書。
八分二寸。

淳祐十年秋先重陽十日，眉山史季溫與建、張毅然莆、趙時願會於道山亭，杯茶清話，不減登高之樂。
隶书径五寸，镌霹雳岩下。

王簡卿、趙履節、徐清伯、寶慶丁亥仲秋下浣同游烏石山寺。
楷书，径一尺二寸，镌霹雳岩下。

咸淳天子親郊之歲，九江吳公實帥閩江，東西之仕於閩者趙若遂、範宜損、趙必岊、繆君寶、章魁、孫邵鬥、陳松，以正月癸卯會拜於道山堂，序列以齒。
楷书，径五寸，镌霹雳岩下。

咸淳已巳正月七日，三山鄭文龍、建安舒文舉，廖時修、清源連端懋、三山趙崇錥、延平廖邦傑、清源劉縝、莆陽劉強甫、建安趙崇伳、□陽方景傳、建安夙師靖、三山□□、清源曾於善、莆陽趙若琮、清漳楊思謙序拜於道山堂，時陽岩先生洪公帥鄉部以饋來。期不至者，清源趙崇郛、建安翁燧。
楷书，径二寸镌霹雳岩下。

天章台
篆书，径二尺三寸，镌道山亭左。

陳休齋曾來
隶书，径六寸，镌天章台侧。
淳熙丙申秋。
隶书，径三寸。

至正壬辰冬，余以柏府之命如廣海，經三山，止神光寺。明年正月朔，寇逼郡城。是日，與廉使許希文共守南門，董督備御，越二十六日，建、邵分憲僉事郭繼先率援兵南下，賊遂敗潰宵遁。迄秋，余自廣回，復假禪榻之寓者彌月，凡山川之形勝，民物之殷庶，無不在心目間也。噫，人生等浮漚，世事如轉蓬，是以登茲山而增慨，撫故實而興嗟。後之紀斯游者，亦必覽是而有感焉。至正十三年良月九日，前大興府尹、海道都漕運萬戶燕山李世安識，時侍行吏吳人葛思讓也。
楷书，径二寸，镌天章台侧。

佛登天

壽山福海嘉慶五年春日，楚僧寄塵書。

大宋福州社壇銘：後牧民，天乃食。維社稷，作稼穡。風雨雷，贊生殖。協時日，祭有秩。歲庚午，夏率職。即坤維，胝壇域。地汙隘，制匪式。爰廣新，古是則。辛未春，工告畢。齋有廳，器有室。暘若雨，事咸飭。後之人，敬毋歝。元祐六年三月，溫陵柯述撰，王裕民書。
楷书，径五寸，镌邻霄台后。

或問社奚銘，予謂祭主敬，不敬如不祭。社稷歲再祭，所以為民祈報，而政莫先焉。予守茲土，視其壇地汙且隘，不足以行禮，乃廣而新之，壇壝器宇，靡不周備，敢不以告於後之人。於是勒銘於壇之東南烏石山之頂，前為亭，曰“致養”，以其當州之坤焉。柯述仲常。
楷书，径五寸，镌邻霄台后。

禪觀西景
楷书，径一尺二寸，镌邻霄台后

天空
径一丈二尺，镌邻霄台下。

海阔
径一丈二尺，镌邻霄台下。

天为斯文留后死，山分片石待先生

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1870年在福州乌石山上拍过两张照片，其一是一名男子蹲坐在巨石前，远处可见于山白塔的一角、南门、屋舍以及田野（以下简称甲照）。其二是一名男子站在高台上，远处可见福州的郊野、闽江与群山（以下简称乙照）。汤姆逊在自己的书中为乙照所列的标题是 “Open Altar of Heaven”，实际上这座“天坛”一名“清虚台”，俗称“进香台”，更多是被称为“邻霄台”。在台下的石壁上刻有宋元祐六年时任福州太守柯述所撰的《大宋福州社坛铭》和《或问社奚铭》，说明这里曾被作为福州的社稷坛。查明万历四十一年的《福州府志》，福州的社稷坛原在城南七里，唐迁于南涧寺东，伪闽迁于乌石山，元初迁法海寺北。说明自伪闽到元初，福州的社稷坛都设在乌石山顶。两张照片中的巨石随着1951年“福建军区气象台”，也就是福建省气象台的前身设立在山顶而被平毁。

原来的景物已经灭失，我一直谋划着能去现场考察。今年8月下旬有个机会去福州，三天时间里我两上乌石山，顶着33摄氏度的高温在山上绕来绕去找地标，终于得偿所愿，确定了甲乙两照的拍摄地点，甚至还达成了一日登三山（乌石山、于山、屏山）的成就。福州主城区不大，全程骑共享单车足够了。从汤姆逊拍摄的邻霄台照片看，台下山坡上刻有“天空”二字。此刻石尚存，与附近的“海阔”二字同题于康熙壬子秋八月。“天空”二字右上角有落款，但已漫漶难识，仅能看出是“XXX题”。有学者认为“海阔天空”四字是清康熙年间丁忧在福州老家的山西道御史萧震所题，另有一说认为漫漶的四字是“靖南王题”，平定三藩之乱后被凿。无论如何，根据这处摩崖可以推断出邻霄台曾经的位置。在甲照中，从石头上的摩崖石刻可知此为桃石。据清郭柏苍、刘永松编撰的《乌石山志》，在邻霄台东矗立着两块巨石，一名桃石，一名李石，“皆象形云”。桃石比邻霄台还要高，但古人“以桃石不可登”，便以邻霄石为巅。根据右下角向上伸出的一块尖牙状石头，可确定其曾经的位置。

乌石山上有很多历代的摩崖石刻，我“往复尽饱所观”，拍摄了一些照片。也许有人会把这些石刻比作今人的“到此一游”，我觉得仅看到这一层似乎略显浅薄。且不说这些内容的文献价值如何，单是篆隶草楷行的字体就非常漂亮，远不是那些粉笔或钥匙刻画的“到此一游” 可比。苦于有些异体字不认识，我找来《乌石山志》比对观看。其中所载萧震《邻霄亭记》中作者将乌石山与杭州吴山并列比较，说他“常以足测两山高下”。巧了，我也“足测”过吴山多次，山上的每条小路我都走过。两座山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发音相近（乌石山也简称乌山），都位于城西南角，山上都有很多摩崖石刻，甚至都有仿刻米芾的“第一山”，都是很有文化底蕴的小山。不过萧震认为乌石山“石自下至顶，各拔地起，岸然特立，吴山无有也。”这条评价比较主观，乌石山上的岩石主要是滚圆的花岗岩，吴山上是瘦皱的石灰岩，一个“唐”一些，一个“宋”一些，各有千秋。萧震还说吴山只能“观潮及江”，而乌石山“可望海之近岛。夫水至海上止，观至海而大矣。”从地图上看，吴山到杭州湾出海口的距离似乎比乌石山到闽江口的距离要近，只是杭州湾无岛而已。从乌石山望海只有东南一个方向遮挡较少，而吴山到海之间似乎没有没有更大的遮挡。且吴山海拔98米，较乌石山高出十几米，理论上可以看得更远。当然，比较山高无太大意义，毕竟现在城市发展，四周高楼林立，树木茂盛，站在两座山顶都看不到海了。

左为杭州吴山的“第一山”，摄于2021年12月16日，右为福州乌山的“第一山”，摄于2025年8月19日

刘禹锡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觉得，历代留下的摩崖石刻，无论作何内容，同样可使山“名”，乌石山和吴山都是如此。萧震说乌石山就是一座小土包（先抑后扬的写法，原文作“培塿”，这座山海拔仅84米，从山脚到山顶不用走多久），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总是为文所载。“夫物之盛衰，数也。物之所以盛衰，人也。能见盛衰，以传于后世，文也。”这些刻在山石上的文字也是“文”的一种。《乌石山志》中说“盖以树木亭榭终古必敝，唯石为最寿”，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敬惜字纸”的虔诚已不复存在，古人低估了今人改造自然的能力，或者说在“改天换地”的决心下“革命”的彻底程度。但是在一切波澜归于平静后，还是要说中国话写中国字当中国人，但被毁的文只能在故纸堆中找寻了。衰与盛，“不在数与邦之人，而在扰民之人也。”

说回照片，甲、乙两照我都很喜欢。首先声明，对图像的阅读虽然有学术方法，但依然是件主观的事情，我只是谈谈自己对这两张照片的理解。甲、乙两照中都出现了一个人，而且都只占画面非常非常小的部分，与之相对的，桃石和邻霄台的尺寸都要大很多。并且，这两张照片中的巨石似乎都是远眺时闯入视野的外来物，整个构图（叙事）都处在一个更加庞大的背景（语境）中。这种巨大的反差直观展现了人在自然界中的渺小，自然对人是一种压迫性的存在。同时，可以从两照中刻在巨石上的文字，乙照中随巨石之形开凿出的阶梯，以及邻霄台上的石供桌和巨大的石香炉，又能看到古人利用自然的行动，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汤姆逊作为十九世纪来华的外国摄影师，虽然不会说汉语，却能与镜头里的中国人有良好的沟通；虽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可能并未触及皮毛，却能用摄影把中国文化里最核心的一些特质展现给（欧洲的）观众。在同时代来华的外国摄影师中，他绝对是佼佼者。

被修改的照片

摄影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照片的修改已经见怪不怪了，甚至有些人无法接受把未经修改的照片发在社交媒体上。在这样的认知下，人们似乎对历史上新闻摄影作品的修改也变得宽容，甚至颇有几分吃瓜看戏的心态。如果摒弃政治层面的解读，再看这些照片的确会解锁一些新的视角。

看到这些文字的朋友也不必立刻义愤填膺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某个国家或政权，摄影的某个面向就是作为宣传的工具存在，美国在南北战争期间就有通过修改照片进行宣传的先例。

虽然我不认同修改照片的行为，但是如果暂时收起严肃的历史观，很多修改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毛因为长期吸烟而导致牙齿变黑，因此发布给公众的照片就要稍微经过“美容”，做出亮白的效果，现在手机上的一些滤镜有过知无不及。还有，某个政治人物从队伍里被清除后，要在照片上也进行物理的清除。自从摄影诞生之后，就有男女情侣分手后把曾经与另一半合影剪掉的情况，实现在照片层面的“分手”。前几年还有新闻报道称出现了一种专为离婚的人处理婚纱照的新职业。普通人可以对不再爱的人照片下手，领导也是人……还有一张毛在九大讲话的照片，图片编辑抹去了背景中的其他人。这样修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主体更突出。网上经常能看到求P掉自己照片里周围人的情况，本质差不多。

下图是原照，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后的毛，孟昭瑞摄，局部，上图是正式发表的照片

右图是原照，1937年6月23日，左起：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在延安合影，海伦·斯诺摄。在1949年以后的一些使用场合，博古被从这张照片中抹掉了

除了抹除，也有添加的案例。我之前发过一张毛、刘等人接见解放军代表的照片，可能周正好没被摄入镜头，或者因为别的原因他没出席，但又必须向公众传达他也在现场的信息，于是图片编辑就另找了一张周的照片，剪下来贴上去再翻拍，创造了周在现场的照片。现在很多图像处理软件都有所谓“蒙太奇”的功能，简单说就是同一场景一次拍摄多张照片，然后合成出一个完美的瞬间。比如拍摄大合影的时候，总会有人闭眼或东张西望，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把不同照片里的完美表情集中到一张照片里，合成出一个尽管实际不存在但是完美的瞬间。

前面举的这些例子都在“可理解”的范围，但是有些照片的修改动机实在有些用力过度。比如石少华曾经拍摄过一张白洋淀妇女聚在一起缝制军衣的照片，我看过的其中一个发表的版本被图片编辑把前景中两名女子的发型都改了。左边的女子被去掉了鬓前的几绺头发，右边女子的发型则粗暴地从披肩长发改成了齐脸短发。如果是为了让支援前线的爱国妇女看起来更干练，为什么远处其他几名女子的发型不修改？

这还不算我见过照片里最夸张地改动。前段时间在找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资料，注意到在此次战斗中荣立一等功的孙玉国在1969年党的九大会场上与毛握手的照片存在两个版本，被修改的版本甚至改变了透视关系。照片中孙玉国居于右，向左隔着会议桌与毛握手，林坐在毛的旁边位于镜头的远处。原本由于近大远小的原因，离镜头最近的孙玉国占据画面的尺寸相对大。最后发布的版本竟然用暗房的手段把毛和林的形象放大了，且缩小了孙玉国的尺寸，形成一种很奇怪的视觉效果。让我联想到一些古代绘画里会用不同大小的人物表现等级差异。更奇葩的是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39周年的战友联谊会上，众人还公开展示了这个被修改的版本，难道大家都没看出什么异样吗？如果一定要给这种修改找个理由，可能是当时正值国内个人崇拜的高潮，几年后一架三叉戟客机摔在温都尔汗，给中国上上下下带来的巨大震撼降低了个人崇拜的热度，尽管仍然有修改照片的情况发生，至少不会疯狂到去改透视关系了。

上图是原照，1969年4月24日，孙玉国在九大会场上与毛握手，下图被改了透视关系

老兵向珍宝岛纪念馆捐献毛接见孙玉国照片的报纸复制品，可见用的是修改后的版本，2008年3月15日，中新社发，卢沙摄

第四个人是谁？

以下考证“第四个人”是谁的文字仅是我的主观判断和个人观点，尽管我认为自己没有看错，但仍缺乏足够的证据，无法形成逻辑闭环，不能说盖棺定论。要考证的这张照片很常见，在讲到博古，或者1937年延安的政治氛围时大多都会引用。但是一般只会提及照片中的三个人，即周、毛、博，门内右边的那个人却鲜有人指出是谁。以前有好几位朋友问过我，但我都没有去考证。最近集中整理了1935-1944年摄于延安的照片，对于这个问题有了些想法，抛砖如下。

照片里的第四个人同毛一起站在屋内，倚着门框，左手拿着一摞资料，右手拿着一听咖啡。我的思路是，能和周、毛、博以这样的姿势和状态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可能是与他们同一级别的政军干部，据此可以缩小排查范围。此外，他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戴眼镜。用排除法比对当年在延安的戴眼镜高级干部，虽然方法笨，但是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根据年龄和五官的相似程度，我比对了陈赓、徐梦秋、陆定一、张闻天等。陈赓的上嘴唇比“第四个人”薄；徐梦秋在长征中双脚受伤截肢，不能站立；张闻天的眼睛比“第四个人”小；陆定一在1937年的照片里看着面相要小很多。也许是我列的对象清单太短，最后竟没有结果。

以上是用人脑比对特征的方法，不过我一向反对以“像”或“不像”来作为辨识历史人物的关键证据。如果能找到其它佐证还好，如果不能，就像我前面说的，只能算作个人观点，只能是抛砖。对于“第四个人是谁”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专业的党史研究人员一定有正确答案，毕竟厘清基本史实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错了：假设“第四个人”是张闻天、陆定一级别的政军干部，不可能这数十年来无人认领，很可能他不是那么知名，但在照片中的场景里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明确指明第四个人是谁的出版物或论文，一方面可能是我找材料的能力还不行，一方面是可能相关研究者不认为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只要有周、毛、博三人就够了。

判断第四个人是谁，顺着上面“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思路，即从照片中的场景出发确定事件发生的背景，继而寻找线索。这张照片是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的照片遗产之一。1937年，作为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会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主编的拉铁摩尔与在燕京大学执教的托马斯·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 1900-1979）试图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前往延安采访的机会失败后，决定冒险偷偷前往延安。后来他们的队伍又加入了《美亚》（Amerasia）主编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与其妻子艾格尼丝（Agnes），并经已从延安采访返回北京的斯诺牵线，获得了进入延安的保证。他们四人先前往西安，在“游山玩水”数日后，借口要去更远的地方观光，避开了阻挠与监视，于6月18日一早经北门出城，21日晚6点抵达延安。巧合的是，他们在抵达后偶遇了斯诺的夫人海伦。24日下午，拉铁摩尔一行从延安离开。本来斯诺希望自己的妻子能随四人小组一起回来，但是海伦考虑到拉铁摩尔一行是以旅行为理由出城的，回去的时候多了一个人容易引起怀疑，而且一辆小车坐四个人，加上行李已经非常拥挤，于是海伦一直到9月7日才离开延安。此次采访毛、周、朱等人的记录主要由毕森负责，并于1973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有张星星等译，沈阳东北工学院1991年出版的《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以及李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1937，延安对话》两个中译本。根据毕森的记录，我认为这张照片应该摄于6月23日，这一天他们还采访了周恩来和朱德。在拉铁摩尔留下的同一批照片中，有一张毛泽东在窑洞内正接受访问的情景，而且他与“第四个人”所在照片里的状态一样，都敞着外衣没有系扣子，应该摄于同一天。从左下角顺时针分别为艾格尼丝、拉铁摩尔、贾菲、毛泽东和被拉铁摩尔标注为翻译的人，缺席的人是毕森，他正站在自己的座位上拍照。照片中的翻译戴着军帽，看不到脸。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拉铁摩尔在为照片提供的说明里也没有指明“第四个人”是谁或什么职务，这从侧面也说明“第四个人”并非重要的政军干部，不能抱怨国内引用这张照片的时候只提到三个人，毕竟拉铁摩尔就没有说那是谁。拉铁摩尔在回忆这次访问时曾说在前往延安的路上担心过自己将扮演翻译的角色，这会占据他的大部分精力，以致采访过程只能在脑中残留一个朦胧模糊的印象。所幸最后延安方面有翻译在场，拉铁摩尔称赞在延安遇到的翻译都堪称出色，可以让他轻松自如地体验整个采访过程。

检索1937年毛、周、朱等领导在延安接受外国人采访的材料，我发现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和海伦的《红尘》中都提到在采访毛泽东时担任翻译的吴亮平。用《吴亮平传》中1929年他的照片比对，我个人认为非常像，特别是眼睛、鼻子和嘴唇。吴亮平（1908-1986）是浙江奉化人，1919年考入上海南洋中学，后在大夏大学肄业。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不久，他被选为上海学联总务部长，同年在恽代英的推荐下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被编入翻译班，后又进入教员班从事教学工作。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他的俄、英、德文水平都有很大成就，翻译了很多马列著作。1929年，吴亮平经欧洲回到上海，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0年将《反杜林论》译成中文并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同年11月被捕。1932年吴亮平出狱后辗转抵达中央苏区，因《反杜林论》的中译本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吴亮平经过长征抵达陕北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1936年在保安的街上偶遇毛泽东，被拉去担任接受斯诺采访时的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的成功从侧面也反映了吴亮平翻译工作的成功。

从以上分析来看，虽然我没有找到吴亮平直接参与拉铁摩尔等人对毛泽东采访的文字记录，但是有照片的比对，及1936-1937年他在延安的翻译经历，我相信吴亮平就是“第四个人”，期待日后有更新的证据出现。

一战中国观察团军官合影考

去年有幸参与了辛亥革命元老何遂遗存照片的考证工作，输出的“成果”用到文章里印了几本小册子。对我来说仍有遗憾，有些考证不彻底，几张合影里的人物没能认全。不过随着新材料的发现，遗留的考证工作又有新进展，可以稍稍减缓一些自己的愧疚感。在新的考证进展中，有一张照片是1917年北洋政府派到欧洲的一战观察团部分成员合影，在网络上比较常见，不涉及个人隐私，分享在这里权当是我的工作记录。

这张照片由英国陆军情报部门的布鲁克中尉（John Warwick Brook）于1917年11月6日摄于法国的巴波姆。但是没有标注照片里的中国军官都是谁。一般情况下，我的方法是先从文字档案入手，确定都有谁参与了这次活动，然后再找到这些人的照片去一一比对。然而，这第一步就遇到了困难。北洋政府先后派出了三组军事人员：第一批是观战团团长，陆军的唐在礼、参谋本部主管陆军的何遂、郑桓，以及主管海军的沈鸿烈和海军部的郑礼庆。第二批是海军部的林国赓和徐祖善、陆军部参事陈宽沆、陆军部军衡司魏钟奇、傅嘉仁及谘议员陈廷甲。第三批是海军部另派往英国考察的陈绍宽。在这三批考察人员以外，参与观战团活动的还有先期在欧美考察军械的陆军部少将韩麟春，后来驻法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如吴晋等）。这几组人交叉组合考察了不同的地方，所以难以确定1917年11月6日考察巴波姆战场的中国军官都有谁。另一个困难是很多人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没有留下，或者说我没找到可靠的用作比对的照片样本。具体到这张照片，除何遂外我只能确认郑桓，他与何遂都来自参谋本部，共同考察了很多地方，两人的合影比较多，何遂当年在照片上都有钢笔写的标注。本以为考证会止步于此，直到又发现了新材料。

2024年11月16日，近几年致力于家史整理的何遂之孙何迪先生发来一张1918年2月6日《诚报》的截图，上面以“游历西欧战阵之中国兵官”为题目刊载了布鲁克中尉拍摄的那张合影，最重要的是，在照片下方写着“中国陆军观战团至西欧战阵游历之图。图中所示者有陆军少将陈宽沆，少校郑桓、何遂，上尉陈廷甲、魏钟奇、傅嘉仁”，也就是说，可以根据这篇图文报道可以把6名中国军官的名字都确定下来，大大缩小了考证的范围。遗憾的是人名顺序与照片中人物的站位没有对应关系，当时我没能找到何遂、郑桓以外四人的照片，无法比对，考证再次中断。

昨天，我看着电脑桌面上这个未解决的问题，顺手在互联网上搜了下“魏钟奇”，发现上海华宇拍卖公司2022年春拍有一件拍品是1908年15名清政府派到法国的军事留学生合影，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照片上，更幸运的是其中有傅嘉仁和魏钟奇二人。看似照片上的标注和人物没有对应关系，实际上在清末民初时候，出版物上经常会用这种投影的方法来标注人名，因此，可以轻松地确定傅、魏二人的长相。以此比对1917年的合影，相隔9年，胡须茂盛了，但不影响五官的辨认，这样就可以确定照片中的何遂、郑桓、傅嘉仁、魏钟奇4人。根据文字档案的记载，照片中陈宽沆的军衔是少将，何遂与郑桓是少校，另外三人是少尉，因此根据他们肩章的样式（何遂遗存的照片中有一张他们6人在照相馆内拍摄的合影，军装的细节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确定陈廷甲。剩下的最后一人就是陈宽沆，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成立的合影中也有他（前排右一），5年的时间里胖了不少。值得一提的是陈宽沆在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于比利时遇刺身亡。

至此，这张合影中的几名中国军官就都辨认出来了，以此为突破可以辨认出更多照片中的人物。

复旦大学廿五周年校庆的两个瞬间

在我最近整理的一本私人相册中，经过考证有两张照片1930年复旦大学25周年校庆期间所摄。如今复旦的历史已经有120年，校方也将有一系列庆祝活动。把那两张照片发在这里，聊作对这座百年名校的生日祝福。

1905年，因“感宗教学术之不宜混淆”[1]，马相伯离开自己创办的震旦学院，在一同出走的师生于右任、邵力子等人拥戴下创办了复旦公学，由两江总督周馥拨借吴淞提督行辕为校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校舍被光复军占用作司令部，学校一度停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通告各省高等学校和专门学校复课，但复旦遭受校址和经费的双重困难。时任交通次长的于右任联合校友上书临时政府，得孙中山拨助复旦一笔经费，校址暂落徐家汇的李鸿章祠堂。1913年春复旦重新开学，前教务长李登辉被推为校长，成为后来复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17年复旦公学改制为私立复旦大学，开办大学本科。1918年，李登辉校长下南洋筹得15万银元，在江湾（今邯郸路校区）置地，筹建校舍。1922年新校区的建设初具规模，大学部迁入。

1930年5月17日的《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纸上都刊登了复旦大学将举行庆祝廿五周年活动的预告，称“为追念既往，策动将来起见”，学校将举行盛大纪念会。此间还有个花絮：复旦内部有反对举行盛大纪念会的声音，一度传言要取消此次活动[2]，因此在第十一次校务会议上特别对此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将三天的纪念活动压缩为一天。[3]，而10月5日的《民国日报》又报道说纪念活动将持续三日，最终，实际活动也是从10月16日持续到18日。

校庆第一天上午在图书馆（今校史馆）和子彬楼展览成绩。图书馆楼上展示学校二十五年来所获得的奖状、奖旗和锦标，楼下一部分陈列商业博物馆的标本，一部分是复旦摄影学会的影展。子彬楼的三层陈列生物学系的各种标本、仪器、药品和动矿物模型，二层陈列各种毒气强弱伤害表、防毒之种种用具，一层作为招待来宾室。这一天从早到晚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凡三千余人。下午举行篮球、排球和足球比赛，晚上有京剧表演，直到凌晨两点才闭幕。

校庆第二天上午九时是复旦学生军的检阅仪式，中午来宾在学校的合作社聚餐。午餐毕，化学系的师生在操场上施放烛式烟屏。即用在战场上的发烟装置，金属筒状外形，故称“烛形”，计40枚，同时施放，实现屏障的效果，当时“泼雾漫天，全操场为之掩蔽，不辨西东，莫测方向，恍光五里雾中者……观众无不为之骇然，叹为神奇。”[4]之后又展示了“泪气”，即催泪瓦斯。本来化学系还想展示毒气，但校方认为太过危险而否决了。1929年复旦大学成立理学院，设化学系，次年院长兼系主任林继庸又筹办国防化学专科，聘请韩祖康为教授，讲授军事化学课程，除了制造烟幕弹、催泪瓦斯和毒气，还制作手榴弹等爆炸物，并且“当众试验，成绩斐然”，王开照相馆被请去专门拍了一组现场照片。[5]据说朝鲜义士尹奉吉在虹口公园暗杀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的炸弹就出自林继庸教授之手。下午两点在体育馆举行纪念典礼，人头攒动，几无立锥之地，主要出席人员如附录。

典礼首先由李登辉校长介绍复旦的创办人马相伯，然后是马相伯致辞。比较有趣的是他以“兄弟”自称来开始讲话，这比较颠覆我对民国知识分子的印象，似乎在影视剧里那些国民党的军官讲话才会这样开场，当然，这可能是一种刻板印象。马相伯简单介绍了“复旦”名称的来历，以及对李登辉校长为学校发展所作贡献的颂扬。接着是李登辉校长发言，谦虚地让出了大家对他的赞美，称复旦二十五年来的成就是“全体董事、教职员、同学所造成。”讲话之后是授予名誉学位的仪式，其中于右任、邵力子、钱新之三人被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朱应鹏、奚玉书、季英伯、唐伯耆、毛西壁、苏莘垞、叶藻廷、郭稚良、董伯豪等九人授予荣誉学士学位。仪式结束后分别由钱新之、于右任、邵力子、毛西壁、刘泮珠、刘湛恩、李云良等人演讲，其中邵力子还当场签出八千元的支票，用以校舍建设。最后由司仪温崇信宣布奏乐散会，众人一起到大操场合影。

校庆第三天举行游艺会，时逢星期六，因此前往复旦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下午两点起在体育馆内有钢琴演奏、歌舞及武术表演，晚上在大操场施放焰火，直到凌晨两点，江湾救火联合会的消防车也一直守在现场以防不测。

以上简单梳理复旦廿五周年的三天庆典活动，回到一开始提到的两张照片。其中之一是在图书馆门前，正如《申报》上所载“悬灯结彩，施以美术之布置，灿烂辉煌，极为壮观”。[6]根据日程安排以及地上人物的影子（向东，已是下午4、5点钟左右的光景），应该是1930年10月17日众人参观完成绩展览后的情形。我根据资料中提到的来宾名单，用已知的肖像照一一比对，最后辨认出李登辉、王景岐、于右任、欧元怀、温崇信五人，标注在照片上。另一张也是摄于同一天差不多的时间，根据背景中露出的建筑一角，可以判断摄于子彬楼前的草坪，走在最前面穿一身中山装，戴眼镜的男子意气风发，一望便知是邵力子，可能刚结束参观正准备前往图书馆。

注释：
[1] 《申报》1930年10月14日号第八版
[2] 《复旦五日刊》1930年9月10日
[3] 《复旦五日刊》1930年9月15日
[4] 《申报》1930年10月18日号第十二版
[5] 《针报》1930年5月13日第三版，《学艺》1929年第9卷第10期，pp.116-123
[6] 《申报》1930年10月17日号第九版

附录：
部分参加10月17日庆典活动人员名单，根据《申报》、《复旦五日刊》、《复旦大学同学会会刊》等资料整理

职务	出席人员	备注
大会职员	马相伯	主席团，复旦创始人
大会职员	李登辉	主席团，时任复旦大学校长
大会职员	金通尹	主席团，时任复旦大学秘书长，土木工程系主任
大会职员	温崇信	司仪，时任复旦大学市政系主任
大会职员	杜绍文	记录，复旦大学新闻系，《复旦五日刊》记者
大会职员	王德亮	记录，复旦大学新闻系
大会职员	李菊时	记录，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大会职员	余楠秋	招待，时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
大会职员	章益	招待，时任复旦大学教育学系主任
大会职员	林继庸	招待，时任复旦大学化学系主任
大会职员	徐信孚	招待
大会职员	邹枋	招待，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
大会职员	陈效文	招待
大会职员	沈焕宗	招待，复旦大学新闻系
大会职员	许平	纠察，廿五周年校庆学生筹备委员会总务
大会职员	王振寰	纠察，廿五周年校庆学生筹备委员会主席
大会职员	王宏谟	纠察
大会职员	凌召明	纠察
大会职员	陶松琴	纠察，复旦大学新闻系
来宾	刘泮珠	国立交通大学代表
来宾	李青崖	同济大学代表
来宾	刘士木	暨南大学代表
来宾	欧元怀	大夏大学代表
来宾	徐象枢	震旦大学代表
来宾	王景岐	前驻比公使
来宾	徐泽予	上海市教育局代表
来宾	黄嘉惠	全国禁烟会代表
来宾	刘湛恩	沪江大学代表
来宾	宋炳炎	中央研究院代表
来宾	吴甲三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
来宾	海慕华	Egbert McGinnis Hayes（1886–1975），上海青年会代表
来宾	潘硌基	安庆复旦同学会代表
来宾	章熙尧	苏州复旦同学会代表
来宾	李云良	上海同学会代表
来宾	孙本文	时任复旦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来宾	王云五	时任商务印书馆经理
校友，获颁荣誉学位	于右任	复旦大学校董，时任中央委员兼审计院院长
校友，获颁荣誉学位	邵力子	复旦大学校董，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获颁名誉学位	钱新之	复旦大学校董，时任浙江财政厅长，上海中南、大陆、盐业、金城四银行行长
获颁名誉学位	朱应鹏	复旦肄业，时任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
获颁名誉学位	奚玉书	复旦肄业，会计师，兼任复旦大学同学会会计
获颁名誉学位	季英伯	曾任复旦中学部教员，时任校长秘书
获颁名誉学位	唐伯耆	复旦肄业，时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市北公学校长
获颁名誉学位	毛西壁	时任复旦中学部教员
获颁名誉学位	苏莘垞	时任复旦中学部注册主任
获颁名誉学位	叶藻廷	曾任复旦校庶务长，中学部教员，时任上海土地局秘书
获颁名誉学位	郭稚良	在复旦中学部工作
获颁名誉学位	董伯豪	曾任南菁中学校长，时任复旦中学部教员
校友	胡敦复	时任上海交大数学系主任
校友	周越然
校友	叶秉孚
校友	章锡木
校友	冷雋
校友	林翼民
校友	刘百年
校友	张廷灏
校友	王人麟
校友	张丰胄
校友	李秉成
校友	陆凤仞
校友	王思方
校友	徐圣木
校友	吴发来
校友	韩奎永
校友	王人麟
校友	张为铭
校友	曹仁泽
校友	习广镕
校友	吴颂皋
校友	汤彦颐
校友	丁立三
校友	夏孙焕
校友	万辉义
校友	刘保衡
校友	郑星五
校友	李炳焕
校友	冷鑑
校友	郭豫育
校友	董廉
校友	朱尔嘉
校友	吴荫松
校友	戴昌鸿
校友	葛豫夫
校友	陈仲明
校友	高辛生
校友	胡宏猷
校友	施复勋
校友	何叔沦
校友	毛起鵔
校友	吕平得
校友	袁际唐
校友	王振声
校友	李发祯
校友	汪和笙
校友	谢育才
校友	叶贻尧
校友	王庸
校友	魏海青
校友	陆大振
校友	徐文台
校友	陆树声
校友	孙寒冰
校友	吴德培
校友	李禹封
校友	许荫熙
校友	童逊瑗
校友	朱宝钧
校友	刘百年
校友	李祖桐
校友	陆思安

刘香成镜头下的时代与人

这篇文章是为2025年3月22日-6月8日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举行的“刘香成镜头·时代·人”写的，澎湃编辑修改后的版本发在2025年3月24日的“澎湃新闻·快看”栏目下。以下是我的原文，放在这里算是给自己的一份存档。

此为分割线，以下为正文。

1869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从香港进入广州，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三年的行摄，用平和的视角把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展现给世界。1976年，刘香成也从广州进入中国，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同样走过了中国的很多地方，用相机记录了一段重要的中国历史和其中的人。

每次看到刘香成1980年在上海拍摄的两名滑旱冰的男子我就会联想到汤姆逊1869年在广州拍摄的两名戏剧演员（其中一个角色为男子反串）

1871年汤姆逊去拜访总理衙门，那是当时清帝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尽管汤姆逊不会说中文，但他依然想办法让恭亲王奕䜣等大员走出光线不适合拍照的厅堂，在有山有水有树的后花园中为这些帝国的股肱们拍摄了一组精彩的肖像。刘香成回忆第一次给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拍照是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当时觉得房间里的光线太暗，就说：“尼克松先生，在这里好像太没意思了，外面有柳树，有桥，有山有水，我们到外面去拍吧。他看着我，我们眼球对眼球，他说，好，我们出去。当他做出了这个决定，跟随他的保安都不敢有异议。”刘香成曾说摄影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和对方建立一种基本的互信。”高效的沟通和控场是伟大摄影家们在拍摄人物肖像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在汤姆逊活跃的年代，摄影活动还停留在对现实的摹写，而刘香成的摄影则是对现实的解构。汤姆逊对中国的关注只有3年，而刘香成对中国的关注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刘香成摄影风格的形成深受家庭和教育的影响。他1951年出生于香港，父亲刘季伯出生于湖南邵阳，是著名报人，在《大公报》任职多年，撰写社评并担任国际新闻的编辑。他母亲家是福州的名门望族，较近的一代中，如他的外叔公陈璧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曾任顺天府尹，后任邮传部尚书，致力推动新式教育、铁路建设和金融改革。刘香成3岁时，被母亲陈伟雯带回福州老家，在那里接受学前教育并进入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在这所重点学校里，尽管刘香成努力学习，用心表现，但由于“阶级成分”的不同，他是班里唯一没被少先队接纳的学生。这种被区别对待的生活让他很小就学会观察周围人的语言表达和肢体动作，以洞悉周围老师同学们的心理活动。1960年刘香成被带回香港读书，高中毕业后考入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修读国际政治。纽约是座摄影文化浓郁的城市，有各种精彩的影展。刘香成在观展的过程中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选修了摄影课，导师是著名街拍大师琼恩·米利（Gjon Mili）。从一开始刘香成就关注社会底层的人，他拍摄无家可归的女性及福利院的智障儿童。米利被这组照片吸引，并把刘香成介绍到他工作的《生活》杂志实习，指导他如何阅读照片，本质上是传授如何用摄影来叙事。1976年刘香成以《时代》周刊特约摄影师的身份回到中国，1978年成为该杂志第一位常驻北京的记者。1979年转任美联社驻北京首席摄影记者，先后常驻北京、洛杉矶、新德里、首尔和莫斯科。1996年创办月刊杂志《中》，1997-2000年任美国时代华纳驻中国首席代表，2000-2007年任美国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2015年创办上海摄影中心。

关于刘香成的摄影深受自己文化及教育背景的影响，很多评论人都有提及，比如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ips）曾经评论说：他“比外国观察者更能感知到中国日常文化的细微差别”，这与他“在西方所受到的教育提供的知识框架”一起，使他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转型时期的历史意义。刘香成说自己“在中国早年的生活使我了解了制度的必然性，而同时，我在美国和欧洲的生活经历又让我接受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受西方的教育，但从感情上，我是带着一个中国人的感情，去消化、理解这个社会，所以拍出来的东西跟西方人不一样，跟中国人拍的也不一样。”

伟大的摄影作品必定根植于摄影师熟悉的某一文化土壤，就像人们谈到纽约的视觉形象时，一定会想到艾略奥特·厄维特（Elliott Erwitt）眼中纽约人幽默诙谐的瞬间，抑或是黛安·阿勃斯（Diane Arbus）镜头下“奇奇怪怪”的纽约人。或者在谈论巴黎的形象时，自然会想到雅克-亨利·拉蒂格（Jacques-Henri Lartigue）充满想象力的抓怕，或者是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sneau）镜头下拥吻的情侣。在北京或上海，即使是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也不会有人在行色匆匆的人潮中停下来品尝爱情。更符合中国人气质的是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身体保持距离，却手拉着手，脚勾着脚，微笑着低声交谈，这才是中国人微妙、含蓄、特别的肢体语言，正如刘香成在1981年的北京月坛公园拍摄的照片那样。

还有面孔。拍摄一张什么样的脸可以代表中国人？马克·吕布可能会选夜晚在人民大会堂前站岗的士兵，那是一张典型南方人的脸。而在刘香成镜头下，1980年北京一名坦克兵的脸，是一幅很传统的中国人面孔，是一张贯穿古今的脸，能从很多古代绘画或雕塑中看到相似的五官。

刘香成在1982年拍摄过一张天安门广场上扶着巨大红旗列队的解放军士兵，乍看起来似乎因为风的原因红旗缠绕到了战士的身上，实际上是视角和透视的假象。用类似元素叙事的摄影师不止一位，比如弗瑞斯特·安德森在1991年和法新社的Goh Chai Hin在2000年都拍过天安门广场上扶着红旗的解放军士兵，从这两张照片能看出红旗和士兵的透视关系，绝不会缠绕到士兵身上。但是作为中国的观众，特别是像我这样年纪的观众，看到刘香成的这张照片立刻会联想到崔健的摇滚歌曲《一块红布》。有趣的是，崔健的这首歌创作于比这张照片晚的1988年，不知道他在写这首歌之前有没有看到刘香成拍摄的这张照片。

左图是弗瑞斯特·安德森1991年拍摄的天安门广场上扶着红旗的解放军士兵，右边是刘香成1982年拍摄的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手

刘香成曾说：“每个人都有苦有痛、有酸有甜，摄影师应该平视镜头前的任何人，怀着深切的同理心尊重每个人，不要俯视或仰视。”这让我想起摄影史上的好几位著名摄影师，比如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1920年代末为他德国同胞们拍摄的肖像，有趣的是刘香成也拍摄过一张类似叙事风格的照片。还有1935-1944年美国农业安全局组织拍摄的西部贫困百姓摄影师们，如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拉塞尔·李（Russell Lee）、阿瑟·罗斯坦（Arthur Rothstein）、卡尔·迈登斯（Carl Mydans）等等。特别是罗斯坦和迈登斯，他们两人都在1940年代居停中国，其中罗斯坦拍摄过1946年的衡阳大饥荒，迈登斯拍摄过国民政府在重庆的种种活动、政府要员和百姓生活。迈登斯还是1936年创刊的《生活》杂志元老级摄影师，这本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还创办了刘香成后来任职的《时代》周刊。刘香成在《生活》杂志总部实习期间曾阅览了其图书馆保存的摄于中国的照片，想必看过杰克·伯恩斯（Jack Birns）、马克·考夫曼（Mark Kauffman）、迪米特里·凯赛尔（Dmitri Kessel）等人，甚至可能还有卢斯的夫人克莱尔（Clare Boothe Luce）1940年代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在摄影世界观形成的初期，阅读前辈摄影师的档案极有可能会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

左图是奥古斯特·桑德1920年代拍摄的年轻的矿工，右边是刘香成1980年在北京燕山石化拍摄的年轻工人

伟大的摄影作品必然有其根植的文化土壤，而伟大的摄影师也一定会突破文化在地理上的限制，以更高的，人类文明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比如迈登斯拍摄的美国西部无家可归的灾民可以打动人心，在中国重庆拍摄的中国军民同样能令观众产生共鸣。刘香成的作品也是如此，国内的观众虽然更常看到的是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实际上他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印度、阿富汗、柬埔寨、前苏联和韩国拍摄的照片同样震撼人心。

摄影是用视觉符号叙事的艺术，摄影师调整构图在最恰当的一刻按下快门，这是一件难度极高，很需要技巧的事情。可以类比文学上的极短小说：作者必须用最少的字数讲述一个精彩故事，摄影师要在一个画面提供尽量丰富的信息。刘香成在跟随米利学习摄影时，说他“从不跟我说快门、光圈那些技术问题，他教我如何阅读图片……它（指照片）跟观者一定要有情感联结，他可能是个陌生人，也可能是个认识的人，但要在这张画面里找到共情和对话，要让观者进入你的画面。他不是在看图，而是在读图。”1976年星星画会的成员走上街头，马德升在北京市政府前演讲阐述自己的艺术观点，刘香成在他的身后拍摄了一张照片，不仅可以看到马德升的侧脸，还能看到下面的听众。如果从台下正面拍摄马德升，画面转为文本就是：马德升在室外阐述自己的艺术理念。而刘香成拍摄的这张照片主语可以转变成周围的观众。这张照片的主角是马德升吗？我认为不是，更需要表现和刻画的是下面那些听众，他们是马德升的听众，是将要被启发的对象，是潜在地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刘香成用一个镜头把故事讲得更全面了。在他的镜头中还大量利用了对比或隐喻，比如1980年四名北京大学的学生在通过电视观看对“四人帮”的审判，小小的电视屏幕被江青的脸完全占据，顺着她的目光望去，是墙上张贴着的巨大毛泽东像，好似被告席上的妻子跨过时空在向丈夫求助，又像丈夫微笑着倾听法庭上妻子的辩白。

同样是用视觉元素叙事，绘画也会从摄影中汲取营养，有几位当代画家“借鉴”刘香成拍摄的照片，用绘画的语言复述甚至加些调侃、自嘲，甚至批评再加工后展示给观众。刘香成1992年赢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的组照中，有一张摄于1991年8月21日的照片是莫斯科的居民打着伞走过雨中的街道，湿漉漉的柏油路映出模糊的人影（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耳旁立刻响起《我的心儿不能平静》（В моей душе покоя нет），那是苏联导演梁赞诺夫1977年导演的电影《办公室的故事》（Служебный Роман）中统计局的工作人员在雨中赶去上班时的背景音乐，男女主角正准备谈一场“湿乎乎”的恋爱。但是画面中地面上散落的各种杂物似乎又说明这个瞬间远没有看起来那么浪漫，而是刚结束了一场骚乱。实际上这是苏联解体前的“八一九”事件刚刚平息，莫斯科的居民不得不走过路障还没有被清理的街道去上班。这一看似美好实则荒诞的画面启发了俄国画家孔·特鲁科维奇（Kon Trubkovich），他加上了老式低分辨率显像管电视的效果，转制成一幅油画（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命名为《结局前的倒数第三个节点》（The Antepenultimate End）。无独有偶，国内的画家李松松、王兴伟都以刘香成的照片为蓝本绘制过油画。如果说以上几个艺术家根据照片绘制油画的例子很好辨别，还有一个很隐晦的例子。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国内开始拆除部分地区的毛泽东塑像及取消悬挂毛泽东像，刘香成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当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悬挂的巨大毛泽东像被取下时，捕捉了这一标志性的瞬间：尚未拆除的脚手架后是画像，前景是摘画的工人正在休息。艺术家王广义从这张照片获得灵感，从中抽取出画像，并把脚手架简化为横竖交叉的网状线条，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了一系列作品。

上图是刘香成1991年拍摄的莫斯科市民走过尚未打扫的“八一九”事件平息后的街道，下图是孔·特鲁科维奇据此照片创作的油画《结局前的倒数第三个节点》

左图是刘香成1981年拍摄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拆下来的毛泽东像，右图是王广义以这张照片为灵感创作的系列油画《红色方格》

刘香成的摄影回顾展《刘香成：镜头·时代·人》的题目让我想起四月影会在1979年举办的首个展览《自然·社会·人》。“自然”、“社会”、“人”这三个名词是并列关系，也是影展内容的反映。而“镜头”、“时代”、“人”这三个名词中最重要的是“人”，可以理解为是“镜头下时代中的人”。人不能脱离时代单独观看，通过个体的人可以看到整个时代，“一张图片，记录了时代某个故事的细枝末节，而很多照片的堆积便构建起一个巨大的真实”，刘香成自己曾经说过：“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它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感兴趣的是它如何在日常生活里出现……如果你拍摄日常生活，真相便自己在其中显影。如果你想报道中国的社会政治，老百姓的生活给你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材料，从标语到运动，都会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显现出来。新闻在马路上、里弄中，在方方面面的生活里，从对美的选择到物质生活的追求，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报道的天堂。当然，首先你要有这种敏感度，体会这个事情它是怎样深入生活的。”刘香成关注人，这种关注的方式就是交朋友。他去过很多国家，但不会像一些摄影师那样因为某国某地的突发新闻而去十天半个月，刘香成每去一个国家都会住下来，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在这个过程中认识朋友，聆听他们的智慧和故事，所以他总能找到可以推进的拍摄项目，并且用一种更超然的，跨越文化差异的视角记录并呈现给观众。

皮力在展览《刘香成：镜头·时代·人》的前言中曾说要想了解20世纪中国的形象，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关于中国的想象如何在海外被建构起来，有四个摄影师的记录无法绕过，分别是玛格南图片社的卡帕（Robert Capa）、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马克·吕布（Marc Riboud）以及刘香成。其中卡帕在1938年来华期间记录了中国人的抗日活动，布勒松在1949年来华记录了两个政权的更迭，马克·吕布数次来华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和变化。自然与社会的剧烈变动，加上摄影师的人文关怀（本质上是人性），便会诞生经典的摄影作品。虽然刘香成说布勒松和马克·吕布都会用法国人那种特别的布尔乔亚式的情结来看世界，但是在我看来，刘香成在中国拍摄的作品也能感受到一点这种“法式魅力”，另外还添加了一些美式的幽默和俏皮。马克·吕布1965年造访北京的中央美院时记录下雕塑系同学进行人体雕塑的一幕，1981年刘香成在这所学校的油画系记录下了人体写生的一幕。还可以将更多1970-1980年代在华外国摄影师与刘香成并置观看，比如玛格南的摄影师布鲁诺·巴贝（Bruno Barbey），他在1973年首次来华后多次访问中国并拍摄，两人有几张作品出奇得“相像”，比如刘香成在1979年拍摄了上海豫园湖心亭茶楼的茶客们，一年后，布鲁诺·巴贝也以几乎同样的机位和视角拍摄了同样内容的照片。1980年巴贝在豫园拍下一名男子给站在叶形门旁女子拍照的照片，两年后刘香成在北京的一处公园内拍摄了一幅构图相近内容也相近的照片。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南京路，这条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重新出现外国商品的巨大广告，刘香成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他在1979年拍摄了南京路上三菱汽车广告牌下匆匆的行人，一年后，布鲁诺·巴贝也在同样的位置拍摄了一张同样的照片。说到巨大的广告（标语）牌，这种宣传形式可能是中国特色，很多优秀的摄影家在中国都善于利用这些“巨构”来作为叙事的元素，要么是用来讲述背景，要么是和周围的人进行对话。比如马克·吕布1965年曾在上海拍摄过一张照片：背景是巨大的宣传“三面红旗”的壁画，以工、农、兵、学、商的形象代表社会群体正紧紧追随毛主席的头像，上面写着“在毛泽东思想红旗指引下奋勇前进”，而画面前一个衣着褴褛的人正冲着宣传画中人物前进的相反方向奔跑。1979年久保田博二在上海拍摄过一张照片，背景巨大的宣传画上是以陆海空三名士兵为代表的人民解放军，前面一名工人，用以表达有了人民子弟兵守卫边疆，大家才能安心建设祖国。在宣传画前的操场上，是两名女民兵正一脸严肃地练习刺刀拼杀。刘香成也用过类似的叙事手法拍照，比如毛泽东去世不久的1976年12月，华国锋作为接班人走上前台，在北京和上海的街头都出现了“你办事，我放心”的宣传画，刘香成在上海抓拍到一张照片，一位女士从画下走过时抬头看了看画中的人物，画中巨大的人像与真人的身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981年，刘香成再次运用这种手法在上海拍摄了一张照片，巨幅宣传画上是各行各业的工人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而宣传画下匆匆走过的行人，似乎也融入到了画中。简单地用模仿或借鉴无法评述这些作品，只能说有趣的灵魂审美相近，讲故事的手法也是相通的。

刘香成说自己很幸运可以成为一个文化艺术的“翻译者”，并且“希望我的摄影能够消解猎奇的滤镜，帮助世界理解更真实的上升期的中国，也让中国人更加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这很像一百多年前汤姆逊在中国的行摄，在他的镜头里看不到对中国人或中国文化的猎奇，更多的是一种隐形的观察，无论是在北京的胡同里叫卖水果的小贩，在宁波乡下聚赌的苦力，还是福州郊区的农妇，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位“鹘眼虬髯方广额”的外国人正用奇怪的“盒子”对着他们拍照片。我还想到抗战期间受雇于国民政府的原《纽约时报》摄影师安烈生（George Alexanderson），他在距重庆不远的璧山县采访，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没有人关注这个外国人或他的镜头，摄影师好似隐身一样，完全没有侵入性，只是静静地把这座小县城充满生机的一面展示给观众。刘香成拍摄在天安门广场上借助华灯夜读的女青年，同样是润物细无声地操作：悄悄地蹲在女青年面前，相机调到B门，心里默数了23秒完成曝光。

除了社会生活中的普罗大众，刘香成还拍摄了很多不同阶层的人物肖像。如果说他在抓拍日常生活中的人们隐藏了自己隐藏了镜头，那在这些刻意拍摄的肖像照中他则打破了第四面墙，让观众跨越空间跨越时间跨越阶级与相中人四目相对。这让我想起传奇的英国摄影师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雇于英国政府来到亚洲，1944年从印度进入中国，在成都和重庆拍摄了很多人像作品。有一张照片是成都警察局的五名警察穿着制服前后错落站在办公室，圆形的月洞门和墙上挂着的长方形展板组成有趣的构图。刘香成1980年拍摄的燕山石化的四名穿着工作服工人，身后不同形状的管道向四周展开，同样构成了一个充满几何线条的背景。比顿还为吴铁城的夫人，女画家黄卓群拍摄了一组肖像，背景是她的一幅水墨画，类似的叙事在刘香成为刘小东、曾梵志、刘野等人拍摄的肖像中也能见到。

很多人提到刘香成在摄影上的成就时，总会提到他获得普利策奖的那张照片——戈尔巴乔夫合上文件夹的一刻。诚然，这是一张非常有象征意义的重要照片，但是，首先，伟大的摄影家岂能只用一张照片概括？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发生的世界大事刘香成和他的相机都没有缺席。其次，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刘香成说他“最大的噩梦，最怕的就是这个事情在我眼前发生，我在换胶卷，因为这卷胶卷都已经曝光，没有剩下的了。”这也让他养成每个胶卷都会留下10张8张没有曝光，只为等待那神之一刻的习惯。1991年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职位的现场，他成为唯一带着照相机的人，命运必然眷顾这种“时刻准备着”的状态。

不止一位评论家用“猎奇”来定义19世纪来华的外国摄影师，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个伪命题，面对“奇”的事物，人人都有“猎”的本能。1866年，在海关洋员的陪同下，斌椿带着四名年轻人成为清代第一个走出国门的官方使团，在斌椿的笔下，记录的同样是在他眼中“奇”的地方，比如华盛顿平整的柏油路、荷兰的水坝、英国路灯。只是斌椿当时不会拍照，否则也会像现在第一次出国的人一样，用摄影记录下自己没见过没听过没吃过的东西，但是没有人会用“猎奇”来评价当时的斌椿。我认为，猎奇，更多是指一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其它文化的行为，而这种“猎奇”，无论古今，在伟大的摄影家身上都看不到。

刘香成是有着巨大创作热情的摄影师，他似乎一直在摆脱舒适圈，与外界贴给自己的标签对抗。虽然自1976年后的9年时间里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别人会把我中国的成就打折扣，因为我是中国人。”他为了摆脱自己面孔的标签，毅然在1985年去了混乱的印度，同时负责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新闻摄影，有时还要前往阿富汗记录前苏联军队在那里的行动。正如他本可以在北京享受悠闲的四合院生活，但为了启发更多的摄影爱好者又搬去上海创办了上海摄影中心。

放眼全世界，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母题，这不仅与广袤的地域有关，而且与悠久的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特质有关。在摄影术诞生之后，不断有摄影师来到中国实践摄影活动。在19世纪，与大多数蜻蜓点水般来华的摄影师不同，汤姆逊放弃了自己在香港红火的生意，关掉照相馆，卖掉曾经拍摄的底片，只为前往中国行摄，他知道这个国家有最值得用摄影记录的人和事，在中国拍摄的这些照片也成就了他在世界摄影史上的地位。布勒松在1948年首次来华后，1958年又故地重游；马克·吕布和布鲁诺·巴贝更是在一生中多次来中国拍摄，这些著名的摄影家都清楚地知道中国，更准确的说是中国的变化最值得用摄影的方式记录，刘香成也是如此。尽管他在1995年后不再作为摄影记者拿着相机冲在新闻第一线，但无论他创办杂志、在美国时代华纳或美国新闻集团担任重要职务，还是后来创办上海摄影中心，他都关注着毛时代结束后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主要工作都围绕这些进步展开，比如策划《时代》周刊中国专题的封面以及《财富》论坛在上海的举行。有件轶事值得一提，因为对中国发展的关注，或许还有摄影师的敏感，他精准地预测一定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于是在2000年找到艺术家王广义，定制了一幅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画，即《大批判·WTO》。果然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那幅独一无二的巨大画作也摆在了刘香成家客厅的显目位置。中国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每天都在推陈出新，刘香成以他摄影师特有的敏锐，以及中国人独有的哲学内核和欧美的人文主义精神，观察、思考这一切，短暂离开又被吸引回这片土地，持续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记录。用他的话说，是“用切片层层叠加的方式，讲述一个更大的故事、更大的vision（图景）。”单看年龄，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刘香成已是“古稀”之年，但交流时感觉他仍然处在创作的壮年，仍然在实施新的拍摄计划。非常期待他正在进行的“一带一路”人文系列，套改一下1981年合众国际社摄影师迈克·提勒（Mike Thieler）对刘香成说的话：刘先生，请继续努力拍摄！

德国海因里希亲王的汉口和武昌之旅

在写《张之洞与襄樊铭》的过程中查阅文献，产生了一些边角料，弃之可惜，都放在这里吧，算是德国海因里希亲王在汉口和武昌之旅的注脚。

虽然中文文献里关于海因里希亲王这次的到访所记不多，但当时的英文和德文报纸却对亲王等人的行程有很详细且及时的报道，找到的一些图像资料正好可以与这些文字相印证，按照时间线罗列如下。

1899年4月28日海因里希亲王乘坐“格菲欧”号巡洋舰抵达汉口，湖广总督张之洞亲自登船迎接。已经提前获悉亲王来访消息的汉口外侨群体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洋行都把自己的门面装饰一新，插上国旗，外滩靠江的一侧插满了悬挂彩旗的柱子。除此之外，在英租界的外滩边还临时搭建了一座不中不洋的亭子，顶端插着德国国旗，柱子都用彩布包裹。¹海因里希亲王在汉口上岸后受到外国侨民的热烈欢迎。

4月29日，海因里希亲王乘坐小汽艇在武昌织布局码头（Cotton Mill Wharf）²上岸。在湖北新军中任教习的德国人何福满（Friedrich Wilhelm Hoffmann）³带领一支由中国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前往码头迎接。为亲王准备的马车由上海运来，形制和张之洞的非常接近。由另一位在湖北新军中任教习的德国人贝伦司多夫（Friedrich Graf von Bernstorff）⁴率领一支骑兵中队护卫。从码头到总督府的路两旁都有中国士兵警戒，带领他们的是曾在戈登的洋枪队内效力的“吴将军”（General Wu）。⁵

张之洞在总督衙门与海因里希亲王会谈了约两个小时，其间供应了半中半洋的点心。

会谈结束后，双方分别乘车前往阅马场，在那里观看湖北新军的操练。这支部队主要由德国军官训练，因此请海因里希亲王前来观操也许还有别的用意。由赛德尔中士（A. Seydel）⁶率领步兵、贝伦司多夫率领骑兵、何福满率领炮兵和工兵先以方队的形式行进，然后是各部队演习，每个兵种大约半小时。记者注意到张之洞全程站着完成了检阅，并以握手，而不是鞠躬行礼的方式向军官们致意。当天日头很大，但也无法阻挡看热闹的武昌民众，阅马场北侧的蛇山上挤满了人。观操结束后，亲王被邀请到一个帐篷内休息，官方提供给他了一种加入了气泡水的茶，没想到当时就有这么新潮的特饮了！不过亲王感到很诧异，还问自己手下的气泡水是不是纯的。

离开阅马场后，海因里希亲王又乘车前往武备学堂⁷视察，在那里担任教习的福克斯（Carl Fuchs）和威耳赤（Albrecht Welzel）⁸两位中尉负责接待。记者在报道中称亲王对视察情况表示满意⁹，苏继祖在日记里说“日前德亲王亨利来鄂，谓湖北有文明气象”，不知是否指对武备学堂的视察。¹⁰

视察结束后，海因里希亲王与张之洞告别，乘坐自己的轻便马车前往城东的洪山宝塔，何福满、福克斯、威耳赤等几位德国军官的家属在那里准备了茶水和冷饮。简单游览过后，大约在下午六点半，亲王和随从乘坐汽艇返回“格菲欧”号，在汉口下榻。

4月30日上午，汉口的外滩到处彩旗飘飘，很多外国侨民，特别是德国侨民都出席了汉口德国租界的奠基活动，这是除了会见张之洞，海因里希亲王此行最重要的任务。1895年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后，清政府同意德国在汉口设立租界。在汉口的德国租界，沿江大道这一段以海因里希亲王的名字命名，西侧与之平行的街道（今胜利街一段）以其哥哥，即威廉二世的名字命名，最西侧的平行街道（今中山大道一段），也是德租界的西界，以他的爷爷，即腓特烈三世的名字命名，而东西向的几条街道则以皇室中的几位女性成员命名。1921年，汉口的德租界被中国政府收回。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99年5月15日，第19版。 ↩︎
位于武昌城的文昌门，即西南门外。 ↩︎
译名参考德国学者白莎（Elisabeth Kaske）. 晚清在华的德国军事教官概况. 北大史学, 2008(1): 303-348.在德国时任工程部队少尉，1895年10月来华，最初在南洋自强军中任职，1897年被张之洞调来训练新军，兼在湖北武备学堂任教习。 ↩︎
译名参考德国学者白莎（Elisabeth Kaske）. 晚清在华的德国军事教官概况. 北大史学, 2008(1): 303-348.在德国时任骑兵中尉，1896年来华，最初在南洋自强军中任职，后被张之洞调来武昌护军营，并任自强学堂教习。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99年5月15日，第19版。 ↩︎
译名参考德国学者白莎（Elisabeth Kaske）. 晚清在华的德国军事教官概况. 北大史学, 2008(1): 303-348. 在德国时任步兵中士，1895年4月来华，最初在南洋自强军中任职，后被张之洞调来湖北训练新军。 ↩︎
址在今中南财经大学首义校区内。 ↩︎
译名参考德国学者白莎（Elisabeth Kaske）. 晚清在华的德国军事教官概况. 北大史学, 2008(1): 303-348. 福克斯在德国时任警察中尉，威耳赤在德国时任工程部队中尉，都是1897年底来华，一同在湖北武备学堂任职。 ↩︎
“…was well pleased with the inspection of the college.”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99年5月15日，第19版。 ↩︎
苏继祖著；梁启超著；袁世凯著. 《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0.第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