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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时候征集到两张照片，是清末一个大户人家的灵堂，通过挽联的内容我确定这是时任上海道台冯焌光的灵堂。后来同样内容的照片在市场上又出现过多次，因为这两张照片都曾被刊载于《远东》（The Far East）中，说是刊载，实际上是把洗印出来的照片粘在书中，所以照片在市场上才相对多见。今日获赠赵大编辑省伟的新书《〈远东〉杂志记录的晚清1876-1878》，其中对《远东》杂志的正文进行了翻译，发现其中有被我忽略了的冯焌光肖像。

2009年底接触到一张清末的蛋白照片，内容是在高处拍摄的，典型的中国南方乡村景色：拍摄位置是在一座桥上，河道蜿蜒向前，河左岸是大片的农田，河边有七棵大树（好像是杨树，也可能是银杏），河右岸是鳞次栉比的民居，而且靠河岸多是米行，如“恒丰花米行”、“源记花米行”，让人联想起小学课文里的《多收了三五斗》。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什么地方，实在没有线索，只知道是1870年代（根据相纸和照片的影调判断）的中国南方，我猜是上海、苏杭、南京一带的可能性大些。

在桥上拍摄的中国南方乡村风景

1876年8月号的The Far East杂志上登有一张照片，是一个盛装贵妇端坐在椅子上，小脚，不是青楼女子，从头饰看已婚，按说应该是某有钱人家的阔太太，但是左、右手中指各戴有四枚戒指，很俗！（一般这么戴戒指的都是青楼女子，也许这姑娘是后来从良的。）旁边的茶几上有个西域风格的水烟壶，一摞书，一盒洋火，一个小盅，一套茶碗，还有一盆水仙。水仙盘样子怪，侧面好像有很多孔，但是肯定不会是孔（否则会漏水的）。照片的背景被修整掉了，而且手艺有点儿糙，人物和水仙的边缘还不清晰。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是“MERCHANT’S WIFE, SHANGHAI 商家妇人”。 The Far East杂志是一个深深爱上日本和中国文化的英国人布莱克（John Reddie Black, 1827-1880）1870年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最初是双周刊，1873年7月改为月刊。1874年出版社从横滨迁到东京。1875年8月停刊。杂志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日本及中国的风土、时事，最大的特点是里面的配图全部采用照片粘贴的方式，也就是说每册杂志里都有十张左右的蛋白照片，并且这些照片都配有说明文字。不过，比较遗憾的是杂志里没有提供这些照片摄影师的信息。 2009年国内某拍卖会上我见过这张照片的另一个“未经裁减”的版本。两张照片的内容一样，只是拍卖会上这张右边的影像有缺失，系底版的影膜破损所致。可能这张照片在修整背景的时候出了错，因此在The Far East杂志上刊登的时候就做了裁减。 最近又发现一张CDV照片，背面是上海的“义生昌照相楼”，在四马路（即福州路）192号。正面同样是一个盛装贵妇坐在椅子上，虽然和The Far East杂志上的那张不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两张照片的拍摄风格出奇的一致，而且，尽管地毯和桌布都不相同，但是茶几上摆放的水仙盆、西域风格的水烟壶还有小盅都是一样的，可以断定The Far East杂志上的那张贵妇照片出自这家“义生昌”照相馆。另外，作品能够被收录到这本杂志中说明这家照相馆的在1870年代的上海还是比较活跃的（杂志里收录的照片目前已知的有William Saunders, L. S. Fisher等的作品）。

1876年8月号The Far East里的贵妇像

最近读老吏所著清代野史《奴才小传》里有这样一段： “厥后联军陷大沽，据北仓。裕禄闻警，握短枪至厅事，对胸自击。枪发，踬地乱滚，气未绝，其仆负之走。途次，死焉。顾仓猝不得棺，以板合为柩，以面糊于板。又不得衣衾，仅就其所穿血渍之纺绸衫裤以殓之。殓时，而蛆虫生矣。” 十九世纪的两次鸦片战争让清帝国元气大伤，国库空虚，税赋频加，百姓生活日窘。铁路、轮船、电报等西方先进科技进入中国，缩小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同时也使大量农民失地，手工业者失业。加之各国的教会组织在华传教一味追求信众数量而不关心信众素质，在民教涉讼事件中胁迫地方官员袒护教民，做出不公证的裁决，吸引了不少为躲避法律制裁的国人，加剧了社会矛盾，使这种矛盾逐渐转化为针对“洋人”、“洋教”的暴力活动。1898年前后，鲁、直两地一直在民间分散着的结社逐渐扩大，特别是义和拳组织不断发动民间的反“洋”运动。清政府内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保守派和维新派的矛盾加剧，很多有识之士远避他国，统治阶级内耗增加。帝国主义国家的胁迫更加削弱了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和决策能力。使得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的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摇摆不定，旧官场的各级官员同样跟着左右摇摆。 义和拳兴起之初即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清政府起初并未觉得这种“设坛练拳”的民间结社对国家政权有什么影响 ，“抚”的意见占上风。山东巡抚张汝梅主张“化私会为公举”，“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试图使义和拳为国所用，从民间组织整编为团练。待毓贤升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拳更加纵容，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授义和团“毓”字旗，使得大小教案频生。从张汝梅到毓贤的“抚”让各国在华教会颇为不满，特别是在山东有切身利益的德国，他们不断向清政府施压，促成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主“剿”，对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大力镇压，镇压迫使义和团向直隶转移。袁世凯到任山东仅半月，清政府又命令各省督抚在办理教案时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味弹压，“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对义和团的态度忽又转到“抚”的风向。这种“抚”的态度更加剧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同大清帝国的矛盾。1900年1月，驻华各国使馆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全力镇压义和团，3月又照会总理衙门不剿义和团则派兵舰来华武力干涉。清政府迫于此又在山东、直隶张贴告示严禁义和团。在政府的摇摆不定中，地方官员自然不敢对义和团大肆镇压，多呈谨慎的观望态度，这使义和团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并逐渐向北京靠近。1900年5、6月间，从大沽派出的联军部队更激化了矛盾，清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对义和团的“抚”，以期让他们对付八国联军，同时义和团被允许进入京城，并进据保守派大员们的宅邸设坛，端亲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军机大臣刚毅家里都有团民入住。然而面对由先进武器装备的近万名联军士兵，靠画符、念咒抵御刀枪的义和团民无异于螳臂挡车，清政府军队一样也无力阻挡联军的进攻，很快大沽失陷、天津失陷、北仓失陷、杨村失陷、蔡村失陷、通州失陷、北京失陷，最后是两宫出逃，耻辱的《辛丑条约》签订…… 在这场运动中，有人欢喜有人愁，很多官员因为站错队，因为摇摆不定，因为没有立场而家破人亡，裕禄就是其中之一，文章一开始即野史中对裕禄自杀的记述。 裕禄，字寿山，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抚崇纶之子。以刑部笔帖式捐生入仕，一直做到刑部郎中，后迁任热河兵备道，累迁安徽布政使。同治十三年（1874年）擢升安徽巡抚。光绪十三年（1887年）迁任湖广总督，后调两江总督旋又回迁湖广。湖广总督任上因反对修建卢汉铁路而被降职。光绪十五年（1889年）徙为盛京将军。光绪十七年（1891年）因平定热河骚乱而受到嘉奖，但后因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而调任四川总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因荣禄的升迁而补缺，代之为直隶总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杨村兵败自尽。 从这份《清史稿》中的简历可以看出裕禄出身世家，刚过三十岁就升任安徽巡抚，后来除了反对修建卢汉铁路和甲午战争中的失利，在仕途上可谓平步青云，应该深谙官场之道，并且有一定的政绩、军绩。他在任安徽巡抚期间，前江南总督李世忠因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有降敌行为而被罢职居家，非但没有低调过活，反而骄奢跋扈、恣意妄为，引起民愤。裕禄以商讨公事为由将李世忠招致行署中，酒席间突然命人将其拿下斩首，但仍体恤其家属，百姓官员皆称道。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官员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却摇摆不定，在运动初期缉拿过地方上的义和团首领姚洛奇，后期又对义和团的巫术所迷惑，对“恭迎”的“仙姑”长跪不起，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称兄道弟，还为此二人上书请饷。特别是在大沽炮台失守后还谎报军情说杀了多少洋人云云，真是很难想象是这样为官多年的大员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正史中关于裕禄的简介仅在《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二》中有寥寥数百字，其余有关他的记载大都出现在野史之中，而且多是讲他迷信拳匪、畏战自杀。 重新回到1900年的8月，八国联军占领大沽后，很快和攻陷北仓，向北京逼近。面对八国联军的凶猛攻势，清帝国军队接连败退、溃不成军。直隶总督裕禄率部退至杨村，布置防守。8月6日，帝国军队在杨村布置的防线又被轻易突破。裕禄听闻联军部队将至，深知大势已去，持手枪对胸自击，中弹后没有立刻毙命，而是倒地后痛苦地打滚。仆人背着他混在溃逃的士兵、百姓中间，没走多远就发现裕禄气绝，慌乱间找不到棺材，只好用几块木板草草拼凑了事，穿着带血的衣服就入殓了。等到下葬的时候，尸体已经腐烂生蛆…… 秦风老照片馆旧藏一套1876年7-12月号美国人J.R Black编辑发行的英文杂志《The Far East》，主要以图文方式介绍中国、日本的风土人情和时事政治。其中在1876年8月号上贴有一张照片，英文标注是Lieut-Governor of Nankin，系时任安徽巡抚的裕禄，这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张裕禄的肖像照片。照片中的裕禄，头戴官帽，着万字八宝纹褂，上身微侧，端坐于椅上，眼光炯炯有神，自信的平视远方，双手合于胸前，没有官场气，只有踌躇满志，联想其后来的境遇，悲哉…… （原文刊载在第六十七期《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