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到20世纪前三四十年西方人在中国的生物采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一些早一点的论述，在梳理这一时期外国考察队或个人在中国进行的与博物学相关的活动的时候，通常都循着鸦片战争后国门打开——外国势力从多个方向进入——动植物资源为外国人掌握的叙事逻辑。如果单是把自己当作被采集一方来看，事情的经过确实如此，这相当于自家后花园被外人随意出入，采花捕兽掳珍禽，换了谁都不高兴的。但是这样的视角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所以在一些更全面的著述和文章里，我们可以知道几乎每一批标本都有明确的去向，植物学家、动物学家们基于收集来的资料撰写了大量的专著，这些研究成果合并建立起一个世界性的生物资料网络，并且很多标本或移栽到国外的活体至今还在研究中使用。更新一些的观点，则把原先被置于基础层面的采集活动放到一个能有所延伸的视点上，去探讨那些在以科学菁英为中心的结构里处于远端的实地采集者在科学事业和文化传递中的功能。这些新的语境帮助勾画出一幅更加完整的近代博物学活动的背景，促使那一批又一批的考察队、博物学家、传教士、公职人员翻山越岭搜寻记录的，有帝国和贸易扩张的野心，也有完善现代知识体系的科学精神；个人的荣耀也是一种巨大的激励，试想一趟考察也许能发现几十个新种，某一种也许会以你的名字命名，皇家学会的刊物里有专文介绍你的成就，有时候还有真金白银或爵位的奖励——那是一个博物学拥有无上荣光的时代，每一个投入其中的人都有收获桂冠的机会，于是那些够学识又够胆量的人就纷纷出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