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录到创作——中国艺术摄影的诞生与发展

6月16日,传是拍卖中国当代艺术专场过后,今年春天拍卖季的影像部分就结束了。影像收藏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市场也很有“钱途”,只是现在还很混乱,藏家们不很确定要买些什么东西,多花钱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一直在推广一个概念:影像收藏的版本很重要,要收就收原版照片。这里的“原版照片”比较粗略的概念是指用原底片洗印的照片,而不是翻拍、或打印机输出的。打印机输出的的不是不可以卖,只是价格实在不能和暗房制作的比。就好比手工刷的版画和机器印的版画价格能相提并论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收名家的作品,特别是代表作,才更有价值。此次传是拍卖的中国当代艺术专场选了几件不错的小品,都是大家的作品,比如郎静山、吴中行、卢施福、陈传霖、钱万里,而且都是原作,版本较好,希望他们能有个好的拍卖成绩。图录中在这部分拍品前,我写了篇短文,贴在下面,与各位藏家共勉。

从记录到创作——中国艺术摄影的诞生与发展

文/徐家宁

从摄影术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手段。

图像是认识世界最直接的窗口。将眼之所见变成可以保存并传递的某种实物,一开始显然只需要一种技术上支持。西方绘画中光影的处理,中国绘画的笔法的皴擦,都属于技术的范畴。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到创作者们可以对技术运用自如的时候,于细微之处植入精神,于方寸之间制造变幻,使更多内容得以传递和表达,思想性、艺术性开始浮出纸面,画作因此传世,艺术因之不朽。

摄影作为一种依托于现代科学的技术成果,首先被赋予的自然是实用主义特质。对眼睛所产生的视觉图像进行完美复制是欧洲艺术家们几十个世纪以来不懈的追求,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艺术家们一直在寻找能精确表现一点透视的好办法,这是一种技术上的探索,是达成艺术这一最终目标的手段。小孔成像的原理给艺术家们追求的“视觉合理化”提供了一个科学的途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摄影术,正好满足了“对具象的如实记录”这种唯物的欲望。早期的西方摄影在各种试验性的探索之外,人物肖像、建筑外观、自然风光始终是拍摄的主体,照片这一实物被赋予了具体化的功能——记录和展示。至今摄影依然肩负着这两种最基本的职能,只是它在记录时纳入了更丰富的内容,在展示时不再局限于描绘表象了。这其中的演进,可以看作是在摄影术被熟练运用之后,对内容的审视和对摄影的功能的全新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摄影的艺术性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中的一个方向。

在早已被摄影深深影响的今天,摄影是什么?是记录,更是表达,这种认识在早在摄影刚刚为人们所了解、尚未脱离绘画的影响成为单独的艺术门类时,就已经形成。摄影术的发明人之一,英国人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1800-1877)在他《自然的画笔》(The Pencil of Nature)一书中说:“一抹随意的阳光,小路上的一道投影,一棵经历沧桑的橡树,一块布满青苔的石头,都能够拉动情感以及想象的列车。”艺术性的表达正是将各种情感加以形象化,因而以表述具体形象为基本功能的摄影术,天生就具有被用作艺术创作工具的潜能,人们何时发现,如何去利用,是摄影史中可探讨的问题,而艺术与摄影的结合这件事本身,在摄影术诞生的过程中就已经设定在属性里了。

不过在摄影术诞生的欧洲,由于传统美学与艺术的根基十分深厚,以机械和化学为手段的摄影能不能算作一种艺术形式,在摄影发展的早期有过争论。机械产品与创作、精确的现实与艺术之间似乎理应有一道界限,为证明这条界限的存在与否艺术理论家和摄影师各自进行论证和尝试,最终的结果,应该是摄影师从得到广泛承认的艺术中汲取了养分,大胆的画家也从照相机制造的影像中获取了内容——一个皆大欢喜的双赢局面。

在中国,当摄影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被引入时,没有任何理论或见解来限定它在“留此存照”之外是不是还能表达点什么。但是随着摄影师在技法上的逐渐娴熟,以及对影像的视觉美与东方美学的融会贯通,摄影术自带的艺术表现这一属性,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攒之后,就充分展示出来了。

1842年,摄影术在诞生仅三年后就来到中国,作为一种舶来品,它在中国的传播也是由洋及中,由南向北,由沿海到内陆。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外国人开始在几个贸易口岸开设照相馆。一部分头脑灵活、专为来华商船绘制风景和肖像油画的中国画师,看到这种更快捷更逼真“画像”方式的前景,便从洋人那里学了过来,购置设备开设了自己的照相馆。这个时期摄影作品的关注点仅仅停留在记录,人们只是把摄影术当作一种代替绘画的新工具。肖像作品都是单一的布景和表情,风光照片也只是简单的呈现。青楼女子去拍肖像照,展现自己的妩媚,送给恩客或者摆在橱窗里招揽生意;官员去拍摄肖像必然是正襟危坐,用来代替名帖送给同僚或上级;照相馆拍摄风光照片则是当作旅游纪念品出售给外国人。

1880年代,摄影术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照相馆业的竞争日渐激烈,照片的消费者们也对审美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照相馆里拍摄肖像的布景越来越丰富,甚至可以“角色扮演”;肖像照从室内走向室外,把拍摄对象安置一个具体的环境中,以便做出更丰富更准确的表达;风景照片更讲究构图,摄影师不辞辛劳,努力寻找最能展现被摄景物的气魄或秀美的拍摄地点。这一时期摄影技术的发展使得摄影师在创作的过程中拥有了较多的自由度,只是发展的程度仍不足以支撑摄影师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艺术创作。

到了1910年代,大大缩短曝光时间、银盐颗粒更加细腻的赛璐珞底片被广泛使用,相机的小型化也成为趋势,自此摄影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方式,又给予了创作者们更多挥洒的空间。曝光时间缩短使得抓拍精彩的瞬间成为可能;软底片可以进行裁剪、拼接,方便在暗房里进行再创作;轻便的相机也为摄影师节省了更多的体力和精力,摄影真正进入艺术的时代。活跃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摄影师,多是经年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有着强烈的中国印记,处处透着中国式的审美情趣,形成独有的“影画合璧”风格。

作为这一时期代表人物的著名摄影艺术大师,有郎静山、陈万里、陈传霖、卢施福、吴中行、刘半农、张印泉等等。他们在上海、北京等地组织社团,如1923在北京成立的“北京光社”,最初会员有黄振玉、陈万里、钱景华、吴郁周、汪孟舒、王琴希、吴辑熙等人,后来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孙仲宽等人也陆续加入。光社正式举办过五次影展,反响空前,并出版了两辑《北平光社年鉴》,大大推动了摄影艺术的发展。1926年 和 1927年,光社的发起人陈万里和黄振玉先后南下上海,1928年初,由郎静山、胡伯翔、张珍侯、陈万里、黄振玉、黄伯蕙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华社尽管存在的时间不长,也举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影展,郎静山的集锦摄影法就是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1929年冬,陈传霖、林泽苍、林雪怀在上海成立了“黑白影社”,先后举办过四次较大规模的影展,出版了三册《黑白影集》,创办了《黑白影刊》。黑白影社思想比较开放,选择作品不拘泥于地域,题材较光社广泛,艺术形式多样,他们的活动把中国的摄影艺术创作又推动到新的高度。

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不安定的生活环境几乎中断了国内摄影艺术的发展,摄影更多的为新闻和纪实服务。到了1950年代,被称为香港摄影“三大支柱”的陈复礼、钱万里、简庆福继承前辈大师艺术摄影的衣钵,带着相机几乎走遍中国的河山大川,创作了许多饱含浓厚中国韵味的优秀摄影作品,也使得“画意摄影”、“影画合璧”的风格更进一步发展。

在进入数码时代的今天,摄影的艺术创作在技术上变得更加简便,新的尝试、新的风格层出不穷,但是正如胶片时代的光影永远细腻、醇厚、令人回味,中国艺术摄影的前辈们留下的作品,成为摄影花园里永不枯萎的常青树。他们的原始作品历经时光的涤荡,能完整保存至今的已经不多,成为收藏的焦点。这些精彩的摄影作品,是中国摄影发展的一座座里程碑,是摄影术作为艺术创作手段的体现,其中闪现着摄影大师们的灵魂,放射着他们思想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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