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老照片

在柯达公司推出提供底片冲印的服务之前，十九世纪的摄影师们外出拍照需要携带底片、药品等大量物资，还需要带着便携式的暗房，是件非常辛苦的事。1877年还在银行工作的柯达公司创始人乔治·伊士曼计划带着相机去西部旅行，结果被复杂的工艺和繁重的物品吓退，这也成为促使他改变摄影工艺，建立柯达帝国的初始动力。1954年8-9月合刊的加拿大版《柯达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反映当时伊士曼的狼狈：他左手拎着三脚架和一个大箱子，右手拎着一只提桶，里面装着几瓶化学药品，肩膀上扛着几根用来支撑帐篷的木杆，木杆末端挂着一个装着硝酸银的大瓶子，身后背着一个卷起来的帐篷作为暗房之用。旁边还有人问他：“乔治，你这是要去露营吗？”他回答说：“不，我只是想去拍几张照片。”另外还有一名行人好奇地说：“这个人带了这么多东西却没有带锅！”当然，那个时代的摄影师不会像漫画里描绘的那样把所有的物品都背在自己身上，要么是雇人来背，要么是装在马车上，马车可以充当空间宽裕的暗房，过夜的时候还是临时居所。

2013年的时候在eBay上看到一本大约摄于1890年代的风景册，地点涉及北京、曲阜、宜昌、上海、南京、九江、杭州、广州、香港等地，其中有一张照片的主体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山顶有一座重檐六角亭，亭子各面由砖石砌成，照片左侧有一道蜿蜒的城墙从山脚通向山顶，城墙下有一位外国人面相和打扮的摄影师在拍照，除了围观的当地人外，还有一大一小两名穿着洋裙的女子。因为这张照片记录了19世纪“外国”摄影师在中国的活动，因此我比较留意。但是照片里的古城我没有去过，对其中的景物完全不熟悉，而且卖家翻拍的质量很差，细节缺失，我没办法判断拍摄于哪里，便搁置了。没想到十几年过去，那本相册（或者说同样内容的一本相册。虽然存在这种可能，但我认为几率很小）被拆散后出现在即将举行的国外某拍卖会上，我终于又看到了那张照片，并且依然不知道摄于何处。也许是上天留意到我的困惑，扔给我一条线索，帮我解开了这个疑问。

经年人文活动的积淀，以及清代两位皇帝南巡的加持，围绕西湖的山水之景成为杭州的重要文化财产，并最终凝析为十几个具体的景点。从清末到民国，杭州的活佛、就是我、二我轩、月溪等照相馆都围绕这些景点进行创作并制作了相应的照片商品，尽管他们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大家倒也都活得不错，说明西湖风景照片册的消费市场足够大，能容得下这些照相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本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摄制的《西湖风景》册，大约摄于1910年前后，其中除了断桥残雪、花港观鱼、三潭印月等常见的内容外，还有一张照片标注为“湖山魁星阁”，这在同时期其他几家照相馆的西湖风景册中都不曾见到（至少我没见过）。从地形看，现在的杭州没有照片中的“魁星阁”，也没有右边背景中露出的古塔，这很可能不是杭州的风景。于是我有了一个问题，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在哪里呢？

最近看《勉喜斋主人日记》找到一条线索，终于在之前做过的两段笔记间建起了联系，确定了一组19世纪60年代照片中的三拱石桥是曾经建在吴淞江上，属黄渡镇的千秋桥。

拿到王苗等策划，冯翔撰文，杨浪主编的《万水千山京滇路》已经两个多月了，这个周末终于有时间仔细翻看一过，有些感想记录。

摄影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照片的修改已经见怪不怪了，甚至有些人无法接受把未经修改的照片发在社交媒体上。在这样的认知下，人们似乎对历史上新闻摄影作品的修改也变得宽容，甚至颇有几分吃瓜看戏的心态。如果摒弃政治层面的解读，再看这些照片的确会解锁一些新的视角。

去年有幸参与了辛亥革命元老何遂遗存照片的考证工作，输出的“成果”用到文章里印了几本小册子。对我来说仍有遗憾，有些考证不彻底，几张合影里的人物没能认全。不过随着新材料的发现，遗留的考证工作又有新进展，可以稍稍减缓一些自己的愧疚感。在新的考证进展中，有一张照片是1917年北洋政府派到欧洲的一战观察团部分成员合影，在网络上比较常见，不涉及个人隐私，分享在这里权当是我的工作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