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池口教堂

八年多前(真的很久,和抗战差不多了),我年少无知,少见多怪,网上看到张照片于是便写了篇博文“老照片里的蚕池口教堂”,其实里面就一张照片。虽然在那张1870年代早期的照片里的确能看到蚕池口教堂(实际上就是远远看到一个房顶),但现在看来时实在low。上一篇博文笔记了1878年蚕池口教堂内部的为教宗庇护九世举行的安魂弥撒,我正好借机整理了一下这些年看到的有关蚕池口教堂的照片,今天做个小总结,那些远远看到个教堂屋顶的照片就不选了。

关于蚕池口教堂的历史,被引用最多的史料就是樊国樑(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Duperron C.M. 1837-1905)撰写的《燕京开教略》,1905年救世堂印。这本书是根据其1897年出版(首版限量版,后多次再版)的《北京:历史与记述》(Pe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的中译铅字线装本。樊国樑1862年7月14日抵京,即在蚕池口教堂传教,因此他的记述应该比较可靠。蚕池口教堂的建立,是康熙皇帝因耶稣会士洪若、刘应“进金鸡纳”治好了自己的疟疾,“酬西士钟爱,于降生后一千六百九十三年,洋历七月初四日,召吾等(指洪若等人)觐见,特于皇城西安门内,赐广厦一所。此月十一日,地面官将房院交清。然杂乱芜荒,不堪居住。皇上饬工部鸠工修葺,颇称惬志。至洋历十二月十九日,一律完竣。即将新建小堂,献为恭敬吾主死于十字架、救赎普世之用,名之为救世堂。此即北堂之来历也。”传教士们并不仅仅满足于此,“法国耶稣会士等,即思再恳皇恩,另赏隙地,建盖大堂。康熙三十八年,张诚、洪若、刘应奏承其事,皇上命予所请隙地之半,又助银两物料甚多,越四年而大堂告成。”“祝圣大堂时,仍名为救世堂。”幸好当时有“传教士寄西洋信函,述其大堂局格甚详”,又有“中国老铎德名柯儒望者”,据他描述,“大堂前有院落一所,围以游廊,壁上绘有圣教各等圣像。大堂两旁,有宽敞房屋十间,左五间,为保守者学习要理之处;右五间,为道长聚会之所,兼充客厅,厅内悬有法国王类思第十四位(即路易十四),与西班牙国王,及英吉利王之写真。堂长七丈五尺,宽三丈三尺,高三丈。堂内无明柱,贴墙有半圆柱十六楹,彩以绿色,柱顶雕有花草,柱顶之上,复有半圆柱十六楹,每柱各高一丈二尺。壁间俱绘圣像,圣像旁,俱有诗词对联。堂之窗牖,左右各六,皆系圆顶。堂内北墙之上,仍绘真堂之形,户牖玲珑,无不肖形。”“堂之前面,镌有’敕建天主堂’五字匾额一方。”“正祭台后,建有观象台一座,较堂脊略高数尺,为窥测天象,及藏书之用。正台左右,尚有小祭台若干座,其更衣所,则在堂外正台之旁,有门相通。大堂东院,乃铎德修士之住宅,皆依中国式样建成。院之南首,有园圃数亩,内建宅舍。此时奉教妇女,不得随意进堂,即于此处诵经敬礼。”

乾隆京城全图中的蚕池口教堂,也是第一代蚕池口教堂

樊国樑绘制的康熙年间蚕池口教堂平面示意图

至于“蚕池口教堂”名称的来历,樊国樑在书中说“(救世堂)园之城垣,与皇后亲蚕之宫殿相接,地名蚕池口,即此故也。”众所周知,先蚕坛位于现在北海公园的东北角,怎么跑到西安门内紧挨救世堂去了呢?据刘文峰等人著,学苑出版社的《北京先蚕坛》,亲蚕是中国农业社会统治阶级的重要祭祀仪式,明代定都北京后,嘉靖帝决定在安定门外稍西建亲蚕坛,让皇后率公主及内外命妇前去采桑叶,同时在西苑的西北角空地建织造堂,用来最终完成织造郊庙祭服的任务。嘉靖十年(1531)三月,新的蚕坛建在西苑万寿宫东侧。清雍正时,虽然将明的蚕坛改建为祭祀雨神龙王的时应宫,但蚕坛西墙外明末清初形成的地名蚕池口却保留下来。老北堂,即救世堂因此也被称为蚕池口教堂。

康熙末年的“礼仪之争”导致康熙皇帝在全国禁教,“京都之北堂,亦改为病院矣,其各堂之圣像圣龛,尽遭焚毁。”这只是蚕池口教堂悲惨命运的开始,雍正八年(1730),“京师地震,南北二堂,亦被损伤”。“降生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皇上降旨,惟令籍没北堂,将地基卖与某官于姓为业,价银五千两,较所值不过十分之一。其大堂则令拆毁,大堂前悬有’敕建天主堂’五字匾额,至是以黄缎包裹,交内务府,收寄于库。于姓殁无后嗣,堂院转售于宗室某人。宗室于大堂故址之上,复建房屋,令眷属婢妾,寓居其内,清洁之区,几成牢苙矣。至咸丰十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年,法国与中国互订合约,归还其堂,传教士等,扫除荒秽,惟见法国皇上,类思第十五位,所赠之铁栏杆,与堂前之石座铁球两架,依然尚在,即以大堂旧基上之屋舍,权为小堂而祷祀焉。”

1860-1864年之间,在蚕池口教堂原址南侧的屋顶上向南偏东拍摄,可见原教堂区域入口大门,这张照片的局部被转刻为版画登在1864年的Le Tour Du Monde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政府在中法合约中特意写明清政府应保证传教士的传教权利,不应没收其教堂,已经荡然无存的蚕池口教堂终于迎来了春天。“同治三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洋历正月初九日,北堂甫经修完,忽而被火,住屋即焚,延及书库,赖有修道学生等,极力扑救,始得保存……不数月后,即新建洋楼一所,规模宏敞。其修道院等屋,亦陆续修迄。院落落成,孟主教复欲于旧北堂地基,起建主教座位之大堂。有法人布里耶者,晓于工料,画堵为式,钟楼之上,亦有双塔高耸。奈恐总署指摘,将图承验总署。总署大臣,请减低其塔,而钟楼之高,犹得九丈焉。同治四年,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洋历五月初一日,孟主教大开磐础之典,法使白尔德米,与总署大臣崇厚等,皆行亲镘涂灰之礼,以示协力赞助之意。此堂虽未建于原址,而堂之名称,仍照康熙四十二年,降生后一千七百三年所建之北堂,名为救世堂。堂之局格乃照圣教第十三世之时样建成,计长十五丈,栏杆内宽九丈二尺,堂深宽六丈四尺。同治五年岁杪,即降生后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洋历正月初一日,大堂落成,孟(振生)主教祝圣大堂,而祀祷焉。”

重建第二代蚕池口教堂的大功臣孟振生主教

1871年约翰·汤姆逊在游览北京期间拍摄的1866年落成的蚕池口教堂正立面

1873年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蚕池口教堂正立面,门口可见第一代蚕池口教堂遗存的路易十五所赠石座铁球

1878年的蚕池口教堂内景。还有多张教堂内景,其中一张可很清楚地看到堂内的巨大管风琴,只是照片授权的原因无法放出。

从蚕池口教堂西侧的院落向东看,远处是大堂,左边的二层建筑即1864年“新建成洋楼一所”

蚕池口教堂的重建,其中还有一件趣事,即中国第一座动植物“博物馆”的建立。孟振声主教从法国带回一位传教士,“有达味德,华姓谭(即法国遣使会教士谭微道,又译达维德,Jean Pierre Armand David, 1826-1900),邃于博物之学。抵华后,遍游名山大川,收聚各种花卉鸟兽等物,以备格致,即于北堂创设博物馆一所,内储奇禽计八百余种,虫豸蛱蝶,计三千余种,异兽若干种,植物金石之类,不计其数,皆博物家罕见者。馆开后,王公巨卿,率带眷属,日来玩赏者,随肩结辙,不久名传宫禁。有言皇太后亦曾微服来观者。”

博物学家谭微道

就这样,蚕池口教堂一直挨到光绪十一年(1885),慈禧太后提出用西什库一块地交换蚕池口教堂,于是在1887年蚕池口教堂完成搬迁,至1902年,蚕池口教堂及附属建筑始拆。

1901年时任德国公使穆莫相册中的一张蚕池口教堂照片,当拍摄于1900年夏末庚子事变结束之后不久

1901年法军摄影师拍摄的蚕池口教堂

1901年法军摄影师在热气球上航拍的蚕池口教堂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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