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国的移动暗房

在柯达公司推出提供底片冲印的服务之前,十九世纪的摄影师们外出拍照需要携带底片、药品等大量物资,还需要带着便携式的暗房,是件非常辛苦的事。1877年还在银行工作的柯达公司创始人乔治·伊士曼计划带着相机去西部旅行,结果被复杂的工艺和繁重的物品吓退,这也成为促使他改变摄影工艺,建立柯达帝国的初始动力。1954年8-9月合刊的加拿大版《柯达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反映当时伊士曼的狼狈:他左手拎着三脚架和一个大箱子,右手拎着一只提桶,里面装着几瓶化学药品,肩膀上扛着几根用来支撑帐篷的木杆,木杆末端挂着一个装着硝酸银的大瓶子,身后背着一个卷起来的帐篷作为暗房之用。旁边还有人问他:“乔治,你这是要去露营吗?”他回答说:“不,我只是想去拍几张照片。”另外还有一名行人好奇地说:“这个人带了这么多东西却没有带锅!”当然,那个时代的摄影师不会像漫画里描绘的那样把所有的物品都背在自己身上,要么是雇人来背,要么是装在马车上,马车可以充当空间宽裕的暗房,过夜的时候还是临时居所。

常熟虞山

2013年的时候在eBay上看到一本大约摄于1890年代的风景册,地点涉及北京、曲阜、宜昌、上海、南京、九江、杭州、广州、香港等地,其中有一张照片的主体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山顶有一座重檐六角亭,亭子各面由砖石砌成,照片左侧有一道蜿蜒的城墙从山脚通向山顶,城墙下有一位外国人面相和打扮的摄影师在拍照,除了围观的当地人外,还有一大一小两名穿着洋裙的女子。因为这张照片记录了19世纪“外国”摄影师在中国的活动,因此我比较留意。但是照片里的古城我没有去过,对其中的景物完全不熟悉,而且卖家翻拍的质量很差,细节缺失,我没办法判断拍摄于哪里,便搁置了。没想到十几年过去,那本相册(或者说同样内容的一本相册。虽然存在这种可能,但我认为几率很小)被拆散后出现在即将举行的国外某拍卖会上,我终于又看到了那张照片,并且依然不知道摄于何处。也许是上天留意到我的困惑,扔给我一条线索,帮我解开了这个疑问。

海宁孔庙学宫

经年人文活动的积淀,以及清代两位皇帝南巡的加持,围绕西湖的山水之景成为杭州的重要文化财产,并最终凝析为十几个具体的景点。从清末到民国,杭州的活佛、就是我、二我轩、月溪等照相馆都围绕这些景点进行创作并制作了相应的照片商品,尽管他们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大家倒也都活得不错,说明西湖风景照片册的消费市场足够大,能容得下这些照相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本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摄制的《西湖风景》册,大约摄于1910年前后,其中除了断桥残雪、花港观鱼、三潭印月等常见的内容外,还有一张照片标注为“湖山魁星阁”,这在同时期其他几家照相馆的西湖风景册中都不曾见到(至少我没见过)。从地形看,现在的杭州没有照片中的“魁星阁”,也没有右边背景中露出的古塔,这很可能不是杭州的风景。于是我有了一个问题,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在哪里呢?

胡林翼是否在场

有一张被认为包括湖广总督官文在内的湖北官员合影在网上流传数年,先后有两位朋友问过我合影里是否有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他们这么问肯定都倾向于肯定的答案,毕竟以胡的职务应该在照片中,不过我不能确定。最近在读《赵烈文日记》时找到一条线索,顺藤摸瓜,算是能给出有胡还是没有胡的确切答案。

部分福州乌石山石刻

去福州乌石山寻找汤姆逊所摄旧迹,被山上的摩崖石刻深深吸引,拍摄了几张照片。虽然还有很多没有拍,但拍摄的这些我都按照清郭柏苍和刘永松编撰《乌石山志》中的记载以及我所看到的现状做了整理,有几通是书中没有记载的,也有编者当时没认出来现在能看清的,字体、尺寸和位置的记载随《乌石山志》,权作游乌石山的边角料记录如下。

天为斯文留后死,山分片石待先生

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1870年在福州乌石山上拍过两张照片,其一是一名男子蹲坐在巨石前,远处可见于山白塔的一角、南门、屋舍以及田野(以下简称甲照)。其二是一名男子站在高台上,远处可见福州的郊野、闽江与群山(以下简称乙照)。汤姆逊在自己的书中为乙照所列的标题是 “Open Altar of Heaven”,实际上这座“天坛”一名“清虚台”,俗称“进香台”,更多是被称为“邻霄台”。在台下的石壁上刻有宋元祐六年时任福州太守柯述所撰的《大宋福州社坛铭》和《或问社奚铭》,说明这里曾被作为福州的社稷坛。查明万历四十一年的《福州府志》,福州的社稷坛原在城南七里,唐迁于南涧寺东,伪闽迁于乌石山,元初迁法海寺北。说明自伪闽到元初,福州的社稷坛都设在乌石山顶。两张照片中的巨石随着1951年“福建军区气象台”,也就是福建省气象台的前身设立在山顶而被平毁。

被修改的照片

摄影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照片的修改已经见怪不怪了,甚至有些人无法接受把未经修改的照片发在社交媒体上。在这样的认知下,人们似乎对历史上新闻摄影作品的修改也变得宽容,甚至颇有几分吃瓜看戏的心态。如果摒弃政治层面的解读,再看这些照片的确会解锁一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