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水仙宫遗迹

2013年6月我第一次去厦门,虽然在此之前看过很多这座城市的老照片和地图,但只有实地走一趟才能把历史和现实在空间上联系起来。我们当时住在鹭江边的一家酒店,正对鼓浪屿。在去酒店的路上我注意到路边一块巨石上雕刻的红字“水天一?”,矮油,这个地方的老照片我见过!当时带着家人在出租车上不方便停车考察,好在这里离酒店不到300米,于是去酒店丢下行李我们就直奔这块巨石。

别发书局在北京

别发书局,更正式的名称是别发洋行,英文名Kelly & Walsh Limited,是一家曾经以上海为基地的英资出版公司,喜欢老照片的朋友对这家出版公司都不会陌生,关于这家公司的论文也很多,其来龙去脉身世经历,就我能看到的,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黄海涛的《清末民初上海的西书店别发洋行》[1]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孙轶旻博士的《别发印书馆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2]两篇文章讲得最清楚。简单说来,就是书商Kelly & Co.和印刷公司F. & C. Walsh Co.在1876年合并而来。其中Kelly & Co.是John M. Kelly1868年在上海广东路创立,售卖西洋书籍、文具、报纸、烟草、彩票等为业;F. & C. Walsh & Co.是1862年Frederick George Walsh和Charles Frederick Walsh两兄弟在上海福州路创办,主营印刷及售卖外国文具。别发书局先后在日本长崎、神户、横滨、香港、新加坡、汉口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899年左右还在伦敦有了代理。这家公司不仅出版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不仅赏心悦目,也是辨识照片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北京美观》(The Pageant of Peking)、《今日之上海》(Shanghai of Today)等精美的画册,还在汉学传播的出版上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如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中国文学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se, & Gems of Chinese Literture: Verse)、《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别发书局的档案损失严重,目前只有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1947年以后原上海是社会局档案的档案以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保存的1947年以后原上海经济部的档案,因为别发书局最初注册在香港,因此香港还保存有其注册、股权等信息的档案,在我看来最宝贵的20世纪20年代那些出版精品的原稿则荡然无存。别发书局的横滨支店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被毁,汉口支店因1927年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而关店,上海总部在1949年3月开始营业清淡,至5月已完全停顿,1951年开始出售房屋,1953年彻底歇业,新加坡支店在1955年结业,香港支店在1960年代被辰冲书店收购,目前这个品牌仍在辰冲书店旗下运作。

福州船政官员合影考

前阵子在某网站上看到一张清末官员的合影照片。这张照片我在11年前写福州船政局造“建威”号下水照的考证时在网上见过一个版本,是福建省档案局的收藏,注明照片是“建威”号下水仪式上的福州船政局官员和来宾合影,非常非常模糊。这次发现了原照(虽然图片也不是很大),正好可以考证下照片里的主要人物都有谁。

北江风光

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逊是我非常喜欢的摄影师,时刻关注着他作品的收藏动态,近期,英国一家拍卖公司上拍了几件他的作品集,最吸引我的是一本名为《北江风光》(Views on the North River)的相册。北江是珠江的干流之一,流经广东南雄、韶关、英德、清远、佛山等市,然后与西江相通后汇入珠三角。约翰·汤姆逊1868年11月19日与伊莎贝尔·彼得里结婚后,选择溯珠江而上蜜月旅行,也许是他被一路上的风光所打动,于是在后来又专程去拍摄,并在1870年出版了这本影集。对于一本出版物,汤姆逊没有选择当时流行的将照片转为版画再印刷的方式,而且采用了照片贴册的形式,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经过他艺术创作的北江风光。缺点就是产量小成本高,据可查的全世界公立机构收藏情况,这本《北江风光》只有三册。相比他后来用碳转印法制作的《福州与岷江》、珂罗版印刷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存世都要少。所以这次这本相册的出现对于真正的收藏家来说真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一个键盘引发的故事

前阵子去某单位,临时要改个文件,对方指了一个空的工位给我,21英寸的iMac,挺好,我喜欢Apple的产品。不过,看了眼那键盘,我实在不想下手。倒不是我有洁癖或强迫症,只是作为一名前IT民工,计算机对我来说是生产工具,只有平时做好维护保养,关键的时候才不会掉链子,就像战士对待他们手里的枪,我不会让自己使用的键盘脏成这个样子。于是我给这个键盘拍了张照片。

被挂上墙的慈禧

慈禧太后拍照的事情,随着新材料的披露以及许多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大体上清楚了,比如摄影师是谁,拍摄地点在哪里,拍摄时间是什么时候等等。当然,单就拍照这个物理过程来说,还有很多细节值得展开,这是另外一条分支。对于慈禧太后拍照片的这个行为的意义,也有很多文章讨论,比如认为这是她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向西方示好的信号;或者是批判一个“祸国殃民”的老太太不理朝政只知道在镜头前“搔首弄姿”;也有的说老人家爱美,一百多年前拍照片就会“磨皮”了。总之,从慈禧太后的这些照片,无论专业学者还是民间爱好者都能延展出来很多内容。不过,也许历史根本没有那么复杂,慈禧太后就是某天早上醒来突然想拍照片了,拍了那些个照片也没有考虑过这意义那意义,解读都是现代人的事儿。这些慈禧太后照片的用途,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作为外交礼物由各国公使转交其最高领导人,这一点有文献支持,比如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日(1904年5月5日)《大公报》“太后照相传闻”载:“传闻,某公使夫人觐见时,言及各国君主之肖像皆许民间供奉以表其爱戴之忱云云。皇太后颇以为然……”此外《那桐日记》里也有相关记载。那桐(1856-1925)清末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琴轩,举人出身。1899年任鸿胪寺卿、内阁学士,1900年任总理衙门大臣。他历经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要的历史事件,日记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参考性。他在光绪三十六年十月六日(1904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初六日,早进内,皇太后、皇上升皇极殿,奥、美、德、俄、比公使呈递贺万寿国书,赏桐饭吃,巳刻礼毕。皇太后赠五国国主、五国公使照相各一张,用黄亭,由内务府送至外务部,桐同联侍郎送至五馆。桐复进内复命,申正归。”故宫里也留存有这样的实物,如《圣容账》里就曾记录了所有慈禧照片的保存数量。可是鲜有资料记载这些外交礼物被转交给外国国君之后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摄影师岩田秀则

大概前年的时候,浪客兄发给我一些资料,都是庚子前后同一个摄影师的作品。这些信息和我之前自己存档的“未解之谜”就像两块拼图,正好可以合在一起。为了挖出这个摄影师的身世,我满世(网)界(络)找资料。有些资料国内没有,网上也没有,于是我把线索给了朋友本田先生,请他帮我在日本的图书馆找一找。没想到发现另一个宝:反馈回来的资料里有另一位摄影师岩田秀则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