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键盘引发的故事

前阵子去某单位,临时要改个文件,对方指了一个空的工位给我,21英寸的iMac,挺好,我喜欢Apple的产品。不过,看了眼那键盘,我实在不想下手。倒不是我有洁癖或强迫症,只是作为一名前IT民工,计算机对我来说是生产工具,只有平时做好维护保养,关键的时候才不会掉链子,就像战士对待他们手里的枪,我不会让自己使用的键盘脏成这个样子。于是我给这个键盘拍了张照片。

被挂上墙的慈禧

慈禧太后拍照的事情,随着新材料的披露以及许多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大体上清楚了,比如摄影师是谁,拍摄地点在哪里,拍摄时间是什么时候等等。当然,单就拍照这个物理过程来说,还有很多细节值得展开,这是另外一条分支。对于慈禧太后拍照片的这个行为的意义,也有很多文章讨论,比如认为这是她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向西方示好的信号;或者是批判一个“祸国殃民”的老太太不理朝政只知道在镜头前“搔首弄姿”;也有的说老人家爱美,一百多年前拍照片就会“磨皮”了。总之,从慈禧太后的这些照片,无论专业学者还是民间爱好者都能延展出来很多内容。不过,也许历史根本没有那么复杂,慈禧太后就是某天早上醒来突然想拍照片了,拍了那些个照片也没有考虑过这意义那意义,解读都是现代人的事儿。这些慈禧太后照片的用途,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作为外交礼物由各国公使转交其最高领导人,这一点有文献支持,比如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日(1904年5月5日)《大公报》“太后照相传闻”载:“传闻,某公使夫人觐见时,言及各国君主之肖像皆许民间供奉以表其爱戴之忱云云。皇太后颇以为然……”此外《那桐日记》里也有相关记载。那桐(1856-1925)清末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琴轩,举人出身。1899年任鸿胪寺卿、内阁学士,1900年任总理衙门大臣。他历经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要的历史事件,日记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参考性。他在光绪三十六年十月六日(1904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初六日,早进内,皇太后、皇上升皇极殿,奥、美、德、俄、比公使呈递贺万寿国书,赏桐饭吃,巳刻礼毕。皇太后赠五国国主、五国公使照相各一张,用黄亭,由内务府送至外务部,桐同联侍郎送至五馆。桐复进内复命,申正归。”故宫里也留存有这样的实物,如《圣容账》里就曾记录了所有慈禧照片的保存数量。可是鲜有资料记载这些外交礼物被转交给外国国君之后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摄影师岩田秀则

大概前年的时候,浪客兄发给我一些资料,都是庚子前后同一个摄影师的作品。这些信息和我之前自己存档的“未解之谜”就像两块拼图,正好可以合在一起。为了挖出这个摄影师的身世,我满世(网)界(络)找资料。有些资料国内没有,网上也没有,于是我把线索给了朋友本田先生,请他帮我在日本的图书馆找一找。没想到发现另一个宝:反馈回来的资料里有另一位摄影师岩田秀则的信息。

总督的肖像——闽浙总督

桂良,字燕山。满洲正红旗,瓜尔佳氏。任礼部主事,员外郎,四川顺庆府知府,四川建昌道。道光七年授河南按察使,迁四川布政使历广东、江苏、江西布政使。十四年迁河南巡抚,十九年授湖广总督六月改闽浙,十二月调云贵总督。二十五年任正白旗汉军都统,二十八年授镶红旗汉军都统。咸丰元年任福州将军,二年四月授兵部尚书,三年九月调直隶总督,五年授协办大学士,六年十二月迁东阁大学士,八年改文华殿大学士。十年二月加太子太保,七月赴天津与英法联军议和。十一年入直军机大臣。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卒。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文端”。

总督的肖像——陕甘总督

左宗棠,字朴存,号季高。湖南湘阴人。嘉庆十七年(1812)十月初七日生。道光十二年举人。任兵部郎中。咸丰十一年五月授太常寺卿襄办江南军务,十二月授浙江巡抚。同治二年授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三年三月以克复杭州加太子少保。十月以浙江全省肃清太平军,封一等果威伯。五年八月改陕甘总督,六年以钦差大臣督军务。七年晋太子太保。十二年授协办大学士。十三年八月迁东阁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时新疆为帕夏占据,光绪元年再授钦差大臣督师进军新疆,光绪四年收复天山南北晋二等侯。六年入阁办事,七年九月授两江总督。十年正月以病卸两江总督任。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于福州军次,享年七十四。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谥“文襄”。

总督的肖像——两江总督

耆英,字介春。正蓝旗宗室。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初三日生。东阁大学士禄康子。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太仆寺少卿,嘉庆二十五年授内阁学士,迁理藩院侍郎,历兵部、工部、户部侍郎兼步军统领。道光九年迁礼部尚书,历工部、户部、吏部尚书。十六年降兵部侍郎,改热河都统。十八年授盛京将军,二十年改广州将军,七月以清政府首席代表与英方签订《南京条约》。同年九月调两江总督,二十四年二月改两广总督,又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二十五年三月授协办大学士。二十七年召京,二十八年十一月迁文渊阁大学士。三十年十月咸丰即位革职,将员外郎。咸丰八年英法联军犯天津予侍郎衔随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赴天津协议,因英人不见私回通州,五月以“欺谩”罪令自尽,年七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