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西部影像记：初至西部（一）

前段时间看到一篇介绍岷江百合（Lilium regale）的文章，这种在西方被称为“帝王百合”的美丽植物，原产于四川西部的岷江河谷，1911年由英国植物猎人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1876-1930）成功引种到波士顿，从此进入西方人的花园。

威尔逊曾四次深入中国内陆，在他采集到的约4500种植物、65000份标本中，有三种曝光率特别高，几乎所有关于“植物猎人威尔逊”的搜索结果都会谈及，其一是前面提到的岷江百合，其二是小学就已听闻其名的“活化石”珙桐，第三种叫“全缘叶绿绒蒿”，这个看起来很有学问的名字让我去做了进一步的搜索，由此发现了另外一个名字，A. E. Pratt。

安特卫普·埃德加·普拉特（Antwerp Edgar Pratt，1852-1924）是一名英国博物学家，他于1887年4月至1890年10月在中国内陆考察收集动植物，期间两次进入川西高原地区。一篇文章说是他发现了全缘叶绿绒蒿并将之介绍到西方，于是有威尔逊这样的植物猎人前来采集引种——我后来发现这里有误，当然这不是重点。普拉特回到英国后，于1892年出版了他在中国的旅行经历To the Snows of Tibet through China，书中包含24张照片，展示了他行程中的一些主要地点：宜昌、三峡、嘉定府（今乐山）、大瓦山、峨眉山、打箭炉（今康定），以及打箭炉周边的壮丽山景。照片都很普通，只是那个时期常见的旅行照片，取景的角度与现在去到那些地方的游客都基本一致；但是在他的文字记述中包含了一个跟摄影有关的很重要的细节：1889年7月8日，他在打箭炉为在此传教已有二十五年的法国神甫Félix Biet（中文名毕天荣）拍摄了照片，并答应将洗印出来的照片寄给神甫的朋友和家人，神甫很开心，因为“毫无疑问地，这是照相机第一次来到这里”。这一记述部分地补全了一个我们一直想弄清楚的问题：在1871年约翰·汤姆逊拍摄长江三峡之后，谁是一下个把照相机带进三峡、以及进一步地带入西部腹地的人（汤姆逊只上行到夔州，今奉节县）。

在那之后我尝试着继续在19世纪后期活动在川滇藏地区的外国人的出版作品里寻找线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不过这一段时间的资料收集已经足够整理出一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照相机在中国西部地区行走的路线图，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就凑几篇文章将之发布出来。这些记录肯定还不完整，所以普拉特有可能是川江–岷江这一线路上拍照的先驱，也有可能不是，从1871到1889年之间有十八年，从宜昌到康定直线距离也有九百公里，在这不算小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上，也许还有尚未被发现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将来如果出现了，随便填上一块空白都很好。

接下来的内容会分成好几个章节，考虑到网络文章适宜的长度，大概需要一些时间来连载完成。部分配图画质很渣，渣到只有放在供手机阅读的文章里才勉强算张照片；还有一些照片即使放大到印刷尺寸也平淡无味，因为它们原本是探险家、考察队、各种驻华机构人员在一个未经探索的地区旅行见闻的一部分，很多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新鲜了。概括来说在1870年到1910年代这四五十年间，那些带着照相机在西部游走的外国人，几乎都属于前述那几种职业构成。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威廉·桑德斯或托马斯·查尔德这样能以商业手法拍摄地理和人文景观的职业摄影师进入西部，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西部地区早期的摄影作品，大多只是一些会玩并玩得起照相设备的人顺手带出来的福利。照相机在当时探路西部的外国人那里也不是标配，毕竟山高路远，激流险滩，我巍巍大西部，在今天走个穿越也要费点力气的。

初至西部（一）

首先确定一下本文即将展开的“西部”所指的范围。从摄影术在中国的传播方向以及1920年代以前外国摄影师总体的活动范围来看（此处省去复制粘贴两万字），“西部”在这里就简单地指宜昌以西的中国领土。外国人一直想打开通路的“扬子江上游”的几个省份，川、黔真的是道路艰难；滇、藏虽然在边界上，但由于地方上并不怎么理会《天津条约》后清政府给予英法两国人的进入内地游历传教的特权，想要进入和通过也很不容易。西北这一片，虽然陕西、甘肃、新疆处在通往中亚和俄罗斯的传统路线上，但在六七十年代时常有动乱发生，并且这片地区距离通商口岸路途也相当遥远，因而也不是那些主要活动在沿海一带的商业摄影师和业余玩相机的摄影爱好者特别想要去的地方。

不过正如前面提到的，早期带着照相机去西部的外国人主要是探险家和各种驻外派遣人员，这些人前往中国西部的旅行，大多都带着某种任务，不管是出于科学、商业还是政治军事上的目的，这些精心组织起来的探险队在路线的选择上比一般的旅行者大胆得多，很多队伍的目标就是探索地图上的未知区域，为此他们在人力和财力上都有充分的准备。已知最早几组带着照相机拍摄西部地区的人都是1870年代初某支有政府或军队背景的远征队的成员，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是队中都有至少一个科学方面的专业人士，沿途考察地理地质环境，收集动植物标本，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也观察当地人的生活，描述各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些行为在过去现在都很不受欢迎，但资料本身对于正逐渐发展起来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是极好的。

1870年，英属印度殖民官员福赛思（Thomas Douglas Forsyth）受当时的印度总督伯克（Richard Bourke，“Lord Mayo”）的指派组织了一个探险队，从印度旁遮普邦的贾朗达尔出发前往新疆莎车，目的是与当时控制喀什噶尔的阿古柏建立联系。探险队的另外两名主要成员是1868年就走过这条路线的茶叶商人罗伯特·肖（Robert. B. Shaw）和医务官乔治·亨德森（Dr. George Henderson），后者也是加尔各答植物园的主事。福赛思的队伍先行，亨德森于5月12日从拉合尔出发，在巴尼霍与福赛思会合后，经斯利那加、格尔吉尔到达列城，这时刚从英国赶过来的肖追上了他们。然后经班公湖，过空喀山口后进入阿克赛钦盆地，沿喀拉喀什河行至赛图拉，向北翻越昆仑山，经桑株、叶城，于8月23日到达莎车。他们在这里逗留了14天，于9月5日启程返回。

亨德森是这次探险活动的旅行日志的作者，即1873年出版的Lahore to Yarkand. Incidents of the route, and natrual history of the countries traversed的第一部分，沿途的照片也由他拍摄。他携带的拍摄设备是两台立体照相机，也可以拍摄4½×7¼的普通照片。书中收录的26张照片大部分是沿途的风景，其中拍摄于穆尔别克的强巴大佛十分令人瞩目。过了赛图拉，进入桑株绿洲之前，前来接应的喀什噶尔使者要求他们此后未经许可不得拍摄照片，因而从昆仑山上下来以后，只有两张拍摄于探险队在莎车的驻地的照片，拍摄对象就是他们自己。

实际上亨德森在桑株偷偷拍了几张照片，怕被人发现就躲在帐篷里点着蜡烛进行操作，然后把玻璃底板和相纸放到帐篷顶上去显影，但他的这番尝试失败了。此外沿途高海拔地区的气候环境也让拍摄变得十分困难，硝酸银溶液有时会失效，用来冲洗照片的水很快就结冰，到海拔4500米附近的地方火棉胶在塞子拔开的一瞬间就汽化了。尽管如此亨德森还是努力挑战极限，其中两张扎营的照片注释拍摄于海拔5600米（18500英尺）左右的Lak Zung和Lingzi Thang，不过从书中的叙述和照片的内容来看，实际的拍摄地点应该是阿克塞钦盆地里较低的地方，但这片地区海拔几乎都在4000米以上，所以亨德森应该算是早期进入中国的外国摄影师里面拍得最高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