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银版照片

最近发现的一组照片可能要改写上海的摄影史,甚至中国摄影史。

通常认为,从发现的实物来说,中国最早的照片是法国人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在1844年拍摄的。他作为法国政府前来中国与清政府谈判条约(《黄埔条约》)的拉萼尼使团一员,于1843年12月12日乘船离开法国,次年8月15日抵达澳门,大概到了10月中旬才开始拍照片,11月生了病没有继续随团,最后回国。因此他拍摄照片的地点大都与法国使团1844年8月-10月的轨迹重合,也就是澳门和广州,换句话说,中国最早的照片拍摄于澳门和广州。上海作为第一批五个开放的口岸城市之一,从发现的实物来说,最早的照片是法国人李阁郎(Louis Legrand)于1857年(按他1857年8月15日刊登在《北华捷报》上的广告开始算)拍摄。

而奥地利维也纳的利东画廊最近发现了一组共9张达盖尔法银板照片可能将改变上述已被传播数十年的观点,这还要从法国派到中国与清政府谈判的拉萼尼使团说起:于勒·埃及尔并不是这个使团中唯一携带照相器材的人。这个使团的成员分乘三艘船来华,其中埃及尔和团长拉萼尼同乘最早出发的“西耶纳”号(Syrène),最后出发(1844年2月20日)的“阿基米德”号(l’Archimède),也就是最后中法双方签署《黄埔条约》的地点,的船长帕里斯(François-Edmond Pâris )也带着一套照相器材,当然也是达盖尔法的,由海军部提供,启程后不久他还拍几张照片,后来嫌麻烦就改手绘了。[Géraldine Barron, “Entre tradition et innovation: itinéraire d’un marin, Edmond Pâris (1806–1893),” PhD dissertation (Paris: 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2015), 186-189.]他在航海日记里还提到船上的另一位乘客,同样是使团成员,法国毛纺工业的代表隆铎(Natalis Rondot, 1821-1900)也有达盖尔法照相机,路上就拍了不少,甚至1844年11月15日他还想要给时任两广总督,也是代表清政府的谈判代表耆英拍摄肖像,后来他随使团曾于1845年10月-11月在上海逗留。综合上面的分析,以及这组银板照片中的一张是上海城隍庙,因此利东画廊认为这组照片的作者很有可能是隆铎,拍摄时间在1844-1845年之间(如果这些照片都是隆铎所摄,除去这张上海的照片外,还有几张拍摄时间更早,可能能到1844年)。

利东画廊根据历史资料谨慎地给出了上述推论,严格来说证据链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按说艺术品的收藏都讲究流传有序,特别是像这种以前没怎么露过面的新资料应该能追溯到源头,落实拍摄者和拍摄时间,但是以我的经验,画廊如果从头到尾没有提来源和委托方,倒是增加了上面那段分析的可信性。退一万步,假设以上分析不成立,抛开摄影师是谁这个问题,单从摄影工艺的发展与传播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些照片我认为也是足以改变上海摄影史,甚至中国摄影史的。第一种成熟的,可被商业化并被传播开来的摄影工艺就是达盖尔银板法,但这种工艺还是太复杂,更重要的照片不可复制,传播(分享)的效率大打折扣,直到进入1850年代湿版法的流行,以及负-正系统的出现才改变这一状况。试问,假设你是一个将要去古老神秘的东方旅行的摄影师,会带着复杂的昂贵的没法复制的达盖尔法相机还是容易的廉价的可以大量复制的湿版法相机?从这个角度来说,仅凭这些照片是银版法的工艺就可以推测出其拍摄于1850年以前,即使只是这一个粗略的判断,就已经比已知的李阁郎要早了,也就是说这组照片中的那张城隍庙照片是目前已知上海最早的照片实物。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这组照片中的三张将亮相本届Photo Shanghai的利东画廊展位,有机会近距离观看。

期待更多摄影史研究的新材料面世。

上海城隍庙豫园里的石桥和建筑,10.8×8.1cm,1845年
一艘船上的两个中国男子,10.8×8.1cm,1844-1845年
一名欧洲男子的坐像,推测为隆铎本人,10.8×8.1cm,1844-1845年

以上图片均由利东画廊提供,隆铎的资料引用自利东画廊的考证文章。

以上图片均由利东画廊提供,另外6张分别是两名中国男子、一名中国女性坐像、在甲板上的中国男子、一名外国海军军官、一名外国传教士、一名外国女性坐像,隆铎的资料引用自利东画廊的考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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