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古代官制》，里面有一段关于廷杖的介绍：廷杖始于元代，明代则使用的更为普遍，无论高官巨卿，将相王侯，只要触怒皇帝或者有过失，就可以拖下去痛打，打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臂戴袖套，手执木棍。监杖的司礼太监宣读完命令后，旗校就用麻布兜将犯人的肩脊以下部分束起来。用绳子捆住两脚，四面牵曳，犯人俯卧，让大腿受杖。这时，左右厉声高喝“搁棍”，就有一个执棍搁在犯人的大腿上；喝声“打”，就开始用刑。每打五棍，就换一个人打。如果要置犯人于死地，监杖人就喝令“着实打”或“用心打”，受杖人就无生还的希望了。正德以前，凡受杖的不必剥去衣裤。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时，把犯人的衣裤剥去受刑。
像我这样年纪的孩子，小时候没挨过父母打是极少见的，其中打屁股又是最常见的“刑罚”。据我了解，在我周围的小朋友，打屁股的刑具都是常见的家庭用具，比如痒痒挠、苕帚疙瘩、竹尺等等，“受刑”的时候多趴在床上，褪去裤子露出屁股，一下一下还是挺让人难忘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看书涨姿势，这打屁股在过去衙门里、朝堂上就叫廷杖了。廷杖的老照片并不鲜见，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猎奇的心态，令外国摄影师爱拍这个，当然基本上都是摆拍。除了廷杖的照片，外国摄影师们还热衷拍摄其他中国的酷刑，比如枷刑、站笼、蹲笼、斩首、凌迟等等。但毕竟这些外国摄影师接触的中国酷刑还是少，能见到拍到的都是公开的部分，还有很多逼供的恶刑是摄影师们看不见拍不着的，于是这部分市场真空就由外销绘画来填充了，《刑罚图》是中国外销画的一个重要品种。广州是知名的外销画产地，因为那里曾经是中国对外交流的唯一窗口；除此之外，上海的土山湾油画学校也是一个外销工艺品的基地，只是其内容皆是宗教相关，并无《刑罚图》这样的内容；再有就是北京了。说来北京并不像广州、上海那样靠海，对外贸易的需求几乎是零，但是北京是天子脚下一国之都，鸦片战争后外国使臣咸来驻扎（产生需求），加上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具备生产能力），北京也诞生了外销画家，有据可查的有周培春、周其亮两位，其中又以周培春的影响力大。周培春画的那套《刑罚图》共32页，每种刑罚还配有一段文字说明。外销画的制作谈不上艺术创作，大都是作坊里流水线式的加工，每个品种都有固定的模版，是一种线描稿，周培春的画师们会将宣纸或丝绢（广州的外销画还很流行用通草纸）蒙在线描稿模版上临出轮廓，再自行上色。周培春那套《刑罚图》里有三幅“打板子”的图，分别是“打问板之图”，刑具是短板，是刑部衙门刑讯逼供时所用；“打黑鞭子之图”，刑具是长鞭子，是“杖在旗之兵弁或误差使或因不法”；“打板子之图”就是较常见的那种打屁股，“其人犯杖责之罪，罚落时，令其伏于地，脱去其裤，露臀，一人坐于脊背，一皂按住两腿，一人持毛竹大板向其臀杖之，或六十、八十、一百不等，其犯臀肉飞烂，血流于地。”文字读着都疼！与明朝记述的不同，清代不再用麻布裹身，而是用两人按住，是人力成本低了吗？
明显地摆拍，裤子都没脱，回到明正德以前了吗？好在那根毛竹大板应该是真的
1901年德国人拍的，戴帽子的三位是八国联军占领区内的“警察”。虽然这次人犯裤子被脱，但是看行刑者和人犯之间的距离，很不适合挥杖，摆拍的可能性非常大！
周培春所绘的“打问板之图”，这么短小的板子能让人犯招供吗？
周培春所绘“打黑鞭子之图”
周培春所绘“打板子之图”
从这两张图可看出当时外销画的模版作业，人犯和压脚压脊背的皂吏出自一个模子
新加坡是现在还将“打屁股”入刑的文明国家之一，刑具是短鞭，人犯要脱光，绑在斜立着的A字形架上，用特殊的护具挡住腰及大腿，只露出屁股，真的是两下就皮开肉绽，绝对能让人犯铭记于心，网上有视频，想感受的可以去搜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