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一个活动上看到曾在《晋察冀画报》担任战地摄影师的刘峰后人编的《刘峰抗日战争摄影作品集》，重新唤醒封存在我记忆中的一条线索，并把这条线索指向的疑问带到终点。
大概是在2007年夏天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门突然收到一封来信，信中夹了几张照片和一份剪报。照片的内容是抗战时期中国军民的抗战活动，银盐纸基，裱在深褐色的硬卡纸上，照片下方的卡纸上还有钢印花体字的签名，是一个美国照相馆的名字，剪报是2006年3月19日《新民晚报》的A12版，由其驻美记者徐逸鹏写的报道“一百四十余幅照片重现抗战历史”。委托人附上这份剪报是为了说明照片的来源和真实性。照片的内容我只记得一张，是几个民兵在顺着梯子爬炮楼，之所以能记得，主要是这张照片和剪报上的那张看起来是在同一天同一个地点拍摄的，但不是同一张照片。来信的人冒冒然把这几张照片发来是想参加拍卖，后来我们还是将这几张照片退回了。不过，关于这批照片的摄影者是谁对我来说始终是个疑问，于是我复印了那张剪报放在了我的资料夹里。终于，在看了刘峰的摄影集，我知道了那张爬炮楼的照片是谁拍的。
在那张《新民晚报》里的文章写的很清楚，这套照片出自《晋察冀边区影集》，由当时的《晋察冀画报社》制作，之所以会出现在美国，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抗战胜利后带回国的。照片被斯特朗分成“军事斗争（一）”、“军事斗争（二）”、“民主政治建设”、“冀中平原的游击队”四部分，分别放在四个天鹅绒封面的相册里。1958年斯特朗离开美国，临行前把她的个人物品都寄存在洛杉矶一座一神论派教堂内，其中就包括这四本影集。众所周知，斯特朗在那年去中国后就在北京定居，直到1970年去世，期间这四本影集一直保存在教堂的储物间内，在美国安然度过了后来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再后来，教会把斯特朗的这些私人物品拿出来拍卖，这四本影集被美国摄影师乔·史沃玆买下，并一直妥善保管。至于这些照片是怎样由斯特朗获得的，在沙飞影像研究中心的网站上说是1947年5月，“冯文彬带领解放区青年学生代表团到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晋察冀画报社提供了解放区青年活动照片数百幅，展出后又转送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带回美国宣传。”事情还没有结束，在《新民晚报》那篇报道刊发之后9年，这些照片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就在我了解到那张爬炮楼的照片是刘峰后，进一步检索《晋察冀边区影集》的资料，发现已经有人联络了这批照片的持有人，并在2015年7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将全套照片经顾棣老师考证后出版了《中国抗战：晋察冀根据地抗日影像》一书。
这些在战火中冒着生命风险由中国战地摄影师拍摄的影像，为宣传抗战而生，为宣传抗战而远赴地球另一边，最后又为纪念先烈的付出而回到中国，幸甚！
被邮寄来的照片就有这张，1944年，遂城战役后从炮楼里搬运战利品，刘峰摄
当时所附的《新民晚报》剪报，我复印了一份
2015年出版的刘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影集
美国那批照片2015年也在中国出版了